回忆我的父亲

昨夜梦见父亲，站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着一件白色衬衫、深色长裤，一副乡下人进城的模样，只不过心中充满了虔诚和敬仰。

父亲已经过世，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偶尔翻翻相册或者查看手机图片外，就很少有他的痕迹了。他生于古宜镇大洲村洲开屯，那里瓦舍参差，碧菜畦畦。因田地少的原因，人民不得不种菜为生，早上拔菜四五点，晚上收工八九点，老百姓必须非常勤劳才能养家糊口。古人有：滩头人当官，坡尾寨人当勇（兵），大洲人挑大粪桶的说法。

父亲生于日本投降那年，因为出生时称体重时刚好六斤，没有取名前，大家都叫“六斤”，以致于记得真名韦安富的人很少，六斤这个绰号伴随走完他的人生。他一生命运多舛，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之前有个哥也被溺水身亡，是家中的独子。母亲死后爷爷又娶了后妈，后妈比较凶，所以他的童年基本没有多少快乐。

虽然出生贫困，爷爷也是农民，但爷爷见过世面，年轻时经常帮人放排下柳州、融安，或者被人雇撑船装货到各乡镇去卖，深知道没有文化吃的亏。又加上只有这个儿子，于是咬紧牙关送父亲到西游小学读书。后因三年灾害，饭都吃不上，就辍学回家帮大人干农活了。他总共读了六年书，算是本村的知识分子了。父亲最大的遗憾是个子矮小，爷爷他们几兄弟都非常高大（爷爷外号番鬼佬：洋人的意思），奶奶也很高，但是父亲只有一米六左右，因正是十三四岁，正是吃得的时候，偏偏碰上三年自然灾害，所以就停止了生长。以致后来生活稍微好点后父亲总是炒多多的菜给我们兄妹吃，要我们长身骨。搞得全东冲市场卖东西的摊贩都认识老韦。虽然辍学了，但是他那颗向往外面生活的心没有改变，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63年，全国掀起了“四清”运动。父亲因根正苗红，勤劳肯干，还有点文化，被生产队推荐给工作队，这样一干就是几年，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恰好柳州地区长途线务站到三江招人，父亲就瞒着爷爷，到邮电局报名，因干过“四清”，直接录用作巡线员。从此他就走出了农村，走到了柳州地区各县。

父亲工作比较神秘，配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部摇把子电话。工作初期也不固定，在各县都呆过。与家人是聚少离多，经常几个月才见一次面。

一个偶然机遇，他认识了母亲，其实两个寨子只隔一条河。母亲比父亲小一岁。从小心灵手巧、吃苦耐劳、人才又好，还会唱山歌和懂得一些中草药治病，算得上村里的一枝花。也读过几年书，算得上比较有文化。两人那个年代不需要什么浪漫的爱情，只是通过几次交往，觉得父亲老实，是个过日子的人，又互不讨厌，加上八字相符，于是便成了婚。婚后，母亲在洲开干农活，赡养爷爷奶奶和抚养我们兄妹，父亲则大多数时间在柳州或者融安。那时，柳州在我心中是很大的城市，仿佛很遥远、很繁荣。但是在上大学之前都没有到过。我十岁那一年我父亲才带我和母亲到融安，陪我们逛了一圈长安镇，那时才知道他在柳州地区线务站工作，半军事化管理单位，才明白为什么父亲在家时间这么少。才明白为什么越是过节他就越忙，是在保卫着通讯畅通。还看了一场叫《柳堡的故事》的电影，那首叫做《九九艳阳天》的歌曲是多么的好听，母亲应该和我有相似的感受，直到现在，我还时时听到母亲哼着这首歌的调子。

有自行车在那个年代里无异于现在的奥迪、奔驰，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没有这种配备，因此，自行车成了我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

他非常爱护这辆自行车，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每天都把它擦得铮亮。每次回家车就成了全寨人的教练车。在父亲的陪练和帮助下，这辆车成了半个村子的最初的教练车。我们因为小，只能在大人不学的时候，邀上几个小伙伴，你推我拉把它推到河边的草地上，然后顺着缓缓的斜坡，溜下去，因为人矮，上不了凳子，只能坐在三角架或者把脚穿过三角架，颤巍巍拿着车把，拼命的踩着脚踏，还经常弄得人仰车翻。

父亲为人正直、待人真诚，和同事以及寨子里的人都能和睦相处。几十年来，我从来不见他和邻居或者寨上的人红过脸、吵过架。他对我们兄妹很严格，犯错多有责罚，使我们兄妹知道敬畏。我家香火上面有一支竹鞭，在我记忆中，那是吓唬我们的，从来不见他用过一次。他总在饭桌上与我们交谈做人的道理，在外面讲一些英雄或者古代励志的故事、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陪我们做作业、甚至有时觉得他不像严父，更像一个严师益友，尽管文化不高，为了给我们释疑解惑，他也在不断学习，他最大的希望是我们兄妹都能跳出农村，成为国家的人。

父亲从小在浔江边长大，因此谙习水性，寨子前这条河哪个地方礁石有岩洞，哪个地方有石板基本一清二楚。因此，每到夏天水清的时候，他总带我们趁晚上去潜水摸鱼。鱼一般晚上都进石缝或者岩石下躲避天敌，基本不动，除了掠食鱼类外，全是瞎子。只要碰上，绝对是跑不掉的。特别好抓的是黄骨鱼和芝麻剑，它们头部两侧长有锋利的鱼刺，但是只要你用拇指住它头部，用食指和中指卡在刺的后面，它就是进退不得，尽管很滑溜，包你十拿九稳，一抓一个准。织网那更不在话下了，父亲爱水，也爱网鱼，但是渔网在那种年代是没有卖的。父亲会织网，而且是双层的，我经常见他用梭子在几条线上飞快的穿来穿去，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网眼就出来了，十多天的时间一床网就完工了。他经常带我们去游泳，一来这是必备的生存技能，二来可以为家里节省生活用水，那是没有自来水，用水都要人到井水去挑。还可以顺便在河边放上一两床网，第二天再去收。因为是双层网，沾上的鱼基本无法逃脱，每天早上回来总少不了大大小小各种鱼。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是多么的奢侈，充足的鱼类也弥补了我们兄妹油脂的不足，使我们能够茁壮的生长。

父亲对父母和母亲和我们兄妹有着深深的爱，每次回来，邮政自行车包里总少不了一些诸如云片糕或者其他的糖果给家人尝尝鲜，家中劳动力少，母亲一人要养爷爷奶奶和我们兄妹四人，所以再拼命也远远不够的。那时男女工分不同，青壮年男子一天10分，女的一天8分，母亲读过几年书，兼生产队会计，才和男劳力一样10分。在那种年代一个女人要养活一家人谈何容易？我现在记得生产队逢年过节时分物资的情景：当时在晒谷坪上按照户数铺上芭蕉芋叶，旁边用火炭或者滑石、粉笔写上户主姓名，按照分配数量放物资在上面。一次我们兄妹4人饥肠辘辘的去领东西，结果只分到四分之一个西瓜；还有一次得了一小块牛腩，而别家是一堆西瓜和牛肉。现在回想仍觉得特别心酸。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那时他工资才三十多块钱，但是家里每年超支（为了吃饱饭提前从生产队预支物资）200多元钱，全靠他微薄的薪水中弥补。为了省下钱来补给家里，到融安、融水都是踩自行车去的。甚至有几次到柳州也是坐自行车。那个年代粮食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凭粮票供应，所以父亲省吃俭用，每年均能省下百多斤粮票下来，他说58年挨饿怕了。他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粮票最后却被大哥和我耗子搬家似的偷出来去学校小卖铺廉价换包子或者馒头吃了。我想，父亲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从不说破，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当时还以为自己很聪明，现在回想，那时真的是“太聪明”了。

忘不了和父亲去山上抬木头的经历。三江县素产优质杉木，又有好的木匠，木构建筑蜚声中外。在这里，人们住的都是杉木做成的木楼，一来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资源；二来可以防止虫蛇进家；三还可以有效防止风湿病的发生。搭建木楼的柱子必须大、直，一般有十多二十米长，重量3百斤以上，这不是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需要两个人以上才能完成。从山上抬出来更困难了。那年我20岁，已经身强力壮了，父亲也46岁了，正值酷暑。记得我和父亲抬一根大大的杉木，父亲选择了抬头部。抬过木头的人都知道：抬头部的重量要比尾部的重得多。虽然抬尾部，但是那种重量仍是我不能承受之重，我一路弓着身子踉踉跄跄跟着父亲走，汗水大滴大滴往下掉。父亲看到了我的不堪，就停下来休息，歇完后再次起步时父亲仍然抬头部，而且还把肩头往后移了大约一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他承担这根木头三分之二左右的重量。而父亲年纪不在，又这么矮小，而我正值盛年。现在每每回想，每次都心存愧疚，眼泪都禁不住流了下来。

九一年，我考上柳州师专，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父亲脸上笑开了花，他认为我这个全村第二个大专生为家里争了光，挑大粪桶人家终于出秀才了，因此特地弄了几桌酒席宴请亲朋，一来表示庆贺，二来想筹集一些学费。父亲还说沙塘他熟悉，他在那里工作过，因此他准备送我去学校。说真的，当时我心里是拒绝的，认为父亲土冒，但是拗不过，只能罢了。报到那天，那天朝霞满天。父亲帮我挑着行李，天刚蒙蒙亮就到了汽车站，搭上汽车，往县火车站赶去。那时的火车真的拥挤，就像我们看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火车那样，没脱几层皮你根本上不了。到三江县的客车很少有能直接在站台上车的，需要跳下站台，钻过两列货车后才能上车。客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时候，父亲就带着我钻过货车来到到客车上落客的悬梯前，然后把行李举过头，不管乘客下完没有，和一大群和他一样着急的乘客蜂拥而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火车。而矜持的我是最后才上的车，上车已经没有位置了，他让我坐在凳子上，他则站着。一路跟我讲他在柳州或者其他地方工作的故事。一路无话，除了火车到站发出的咣当声和扑鼻的汗臭，我听着听着就忘记了，眼光一直看着车窗外那飞驰而过的石山和漫山遍野的甘蔗林。

乘上学校派来接新生的校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由南到北，终于到了学校，在沙塘镇的郊外。放好行李，父亲就陪我去报名，当看到收费清单时，父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增加了军训服装费和校服费，比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总共要多出300元。我们总共带有500元下来，这是我家当时拿的出的钱财，还是亲戚朋友你十元，他五元凑得的。家里奶奶过世不久，大哥又刚结婚，处处都在花钱，家里再也拿不出任何钱来了，那时又没有微信，要靠邮政汇款，最快也要三天。现在人生地不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好在父亲突然忆起沙滩邮政所有个同事叫做刘亏用（音），也没有什么深交，或许可以去看看。为了省钱，父子一路走出沙塘，找到邮电所，刚好刘叔叔在上班，听讲这事，他二话不说，马上去银行取了300元交给父亲。要知道，这在当是是四个月的工资呀，不是小数，后来得知这是刘叔叔对父亲人品的信任，父亲一辈子乐于助人，待人和善，也是好人有好报吧。这段经历，现在仍时时记在心上，历历在目，只是当时不知道感恩，在沙塘读三年书，竟然没有去看望刘叔叔一次，实在心中无地自容。每每想起父亲帮我挑行李，送我读书的身影，不禁潸然泪下。

这些年，我经历许多岗位，由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到县领导，父亲都在时时关注。他关注，但是从来没有给我添麻烦，家中一般小事，父母的身体健康，亦隐瞒于心。特别是退休后痛风折磨着他，有时甚至动弹不得，但是他或者母亲总是按时过来帮我接送孩子，只要我们平安，他愿经历一切劫难。

于父亲，我虽做到人世之礼，却很少尽到赡养之情。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他和母亲一直住在电信局那房子里。退休后互相照顾、相依为伴。虽谈不上夫妻恩爱，但也是夫唱妇和、和睦相处。他和母亲爱听彩调，但三江新闻绝对不会错过。每每有官员落马，总要打电话给我，怕我有什么牵连。在吃饭时仍忘不了教育我们不要做违法违纪的事。包括亲戚送的东西都十分谨慎，生怕给我惹来什么麻烦。

梦中，经常梦到儿时的木楼、家人团聚的场景，也经常梦见电信局那栋两层的小洋楼。常常回忆父母都健在的时光。羊崽跪乳，鸦雏反哺，只有历尽沧海桑田，失去后才知道，原来父亲是一株大树，一株为家庭遮风避雨的大树；是北斗，永远为儿子指导正确的前进方向。只是今生无法报答，只能来世结草衔环，亦当难报父亲之恩，愿父亲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