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 爷 的 老 秤

我成家后，随着生活的改善，搬过好几次家，换过几次家俱和生活器物，但一杆老秤，我始终带在身边。我家和邻居家从外面买来大米、蔬菜等生活物品，就用这杆老秤称一称。不用老秤过一过，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出身在一个杆秤匠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开始，就与杆秤结缘。我爷爷的爷爷从17岁起就跟人拜师，用了10年功夫习得一手精湛的制杆秤手艺。后来他回乡自己开起了制杆秤作坊，树起了我们“高家秤”的招牌。

当时有人出大价钱，私下找我爷爷的爷爷订做“昧心秤”，我爷爷的爷爷不为所动。他给后人们说，做短斤少两赚黑心钱亏良心的事必遭报应！还因为我爷爷的爷爷做杆秤一丝不苟，做出的杆秤不差毫厘，且秤的种类多。“高家秤”远近闻名，杆秤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爷爷的爷爷制杆秤的绝活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传到我爷爷这一代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杆秤逐步被电子秤所取代。但爷爷并没有歇业关门，而是通过对杆秤的改良，提高精准度和携带便捷度，降低制作成本来赢得小商小贩，占领农村和城郊市场。

我爷爷为了把祖传的制杆秤技艺留下来，给后人一份遗产和念想，他在临终前，倾其一生所学的独特的家传技艺和全部积蓄，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制成了一杆“红栒木”的计量为20公斤的杆秤。这杆秤虽计量不大，但木质上乘，器形美观，尤其是用纯金做成的杆星，在光滑漆黑笔直的秤杆上熠熠生辉，计量精准，算得上是“高家秤”的顶级招牌和一家人的最爱。

我爸接过这杆金星秤时，已是“大跃进”年代。因为我爸解放前念过私塾，有些文化，村里就安排他做了会计。那时“人民公社好”的号角吹遍乡村的各个角落，村里办起了互助组，搞起了大炼钢铁。说是每年要完成多少炼钢指标，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实现“赶英超美”。社员们家家熄了炊烟，吃集体食堂。到出工时间就在地里架起简易的炼钢炉。没有生铁，社员们就四处去找。为完成指标，村里动员各家各户搞捐献，村干部要带头。父亲把家里的铁锅、铁锤、铁犁都拿去充公了，唯独把爷爷传下来的这杆金星秤藏匿在大衣柜里，用厚厚的棉被捂着，担心被人看见后，把秤砣、秤盘收去当废铁炼了。

“大跃进”过后，村里可以种自留地了，也可以单干做点小买卖解决温饱。于是父亲拿出藏了多年的那杆金星秤，带着我大哥到集市上去卖自家产的鸡蛋和地里的蔬菜。由于我家产的东西先经过母亲的手过滤过一遍，她把个头小的鸡蛋选出来，把品相不好的菜也留着自己吃，拿出去卖的都是个比个的看了眼热的“熟”货。

父亲虽精于算计，但他每次卖东西价格公道，而且用金星杆秤过秤时，秤尾总是翘得高高的。四邻乡亲都愿意来买。不一会功夫，父亲的产品就卖完了。

没过多久，“文革”又象火一样轰轰烈烈燃烧起来。破“四旧”开始了。于是父亲再一次把那杆金星秤藏了起来。这一藏就是十年。

改革开放，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得五亩地。父亲领着全家又种起了蔬菜，办起了养鸡场。那杆金星秤又派上了用场。大哥已成家单过。这次是我跟父亲去赶集。通过这杆秤，买出的是我们一家四季轮回的辛勤劳作和童叟无欺的诚信，换回的是日积月累的良好口碑和源源不断的财富。我家盖起了洋房，开起了送货车，用上了大磅秤。虽然金星杆秤很少再用，但我们的心里始终装着爷爷留下的这杆老秤。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的就是计量管理专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市质监局工作，分管计量监督。

几年前，年迈的父亲走了。他临终前，我专程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老人家已不能说话。他示意我坐在他床前。父亲那双长满老茧和皱褶的手把擦拭得干干净净，杆星仍闪着金光的爷爷留下的那杆老秤颤抖地交给了我。他的眼里闪着泪花。我把秤紧紧地抱在胸前。此时父亲欣慰地点了点头，才放心地闭上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