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弥勒佛的大肚子,我就会想起家里的瓦坛。
这种大肚子的瓦坛,父亲说家里原先有两个,一个用来盛面粉,一个用来装水。装水的那个瓦坛在我小时候玩耍时被我砸烂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做过这种坏事件。问了母亲,才知道是真的。刚学会走路那会,装水的坛子是放在厨房地上的。对于一个无知的幼儿,看到啥都稀奇,手里拿着一小块砖头,趴在坛子边玩,手中的砖头还不停地敲打着瓦坛。坛子终于烂了,我也被水冲倒在地上。打那以后,家里只剩下装面粉的坛子了。
这种坛子,在我上中学时见过不少,不管是大的还是小一点的,颜色都一样,不曾有别的色。坛子的颜色跟房上的瓦片很似相,于是人们就喜欢称之为“瓦坛”。
这种瓦蓝的坛子,在我年幼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只因它的质地是土烧制,不结实,很容易碰烂,能存留下来的甚少。现如今,除非在一些乡村里偶尔还能见到。
多数的瓦坛都是素面,但我家的瓦坛却与别人家的瓦坛有点不同。大肚上凹刻着两株兰草叶子的图案,多了这几片细长条的叶子,瓦坛失去了土气,有了一丝的灵动。入口处伸展出一指高的檐,坛口用凸起的麦穗图案堆积了一圈,看上去多了几分秀气。搬动时需双手托住坛的底部,小心翼翼,一旦寻了合适的地方放好,轻易是不移动的。瓦坛的外观没啥好看的,如果用心揣摩,便能看出其中的奥秘。颜色虽然和房上的瓦相似,但其表面要比瓦光润细腻的多。不论坛子大小,高度和直径均为一比一。这种尺寸,搭配合理,实现了它最大的容积,这是制陶人聪明和才智的结晶。
为了怕我再打烂家中仅有的一个坛子,父亲就把它放在高处,不让我触摸到。这个坛子里存放着一家人一个月食用的面粉。面粉完全可以存放在别的容器里,但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个年代,小麦粉很紧缺,每个月省下一些,春节的时候就能蒸些白面馒头吃。存放在坛子里的面粉,还有一个奇特的功能,那就是夏天不会生虫。为何坛子里的面粉不生虫?父亲说坛子是土烧制作成的,透气性好,夏天坛子里面凉爽,不给生虫创造条件。对父亲的这种解释,无法考证,是否具有科学性,也不得而知。反正我从未见过坛子里的面粉在过夏天的时候生过虫子。
父亲说瓦坛里一旦装进了粮食,就有了灵性。每次过年贴春联,父亲就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下“粮食满仓”歪歪扭扭四个字,然后涂上浆糊贴在瓦坛的大肚子上,希望一年粮食的充沛和吉祥。父亲最忌讳的是过年从初一到初五这几天丢失筷子。他说,丢失一双筷子,瓦坛里就会少一升面粉。所以,从大年初一早上开始,每次吃过饭,他都要如数对筷子进行检查。我不信这些怪事,于是吃饭前先去看了坛子里的面粉,饭后,偷偷把筷子塞进火炉里烧了,再拿来一双筷子充数,然后悄悄地去看瓦坛里的面粉,是否像父亲说的那样面粉会少,结果和吃饭前看到一样,还是那么多。父亲的这种理论虽不具备科学性,但有一种美好的思想存在于老辈人的心中,正是这种古老传统的东西才使得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得以传承下去。
陶器兴盛于汉代,主要用于存储粮食,随着社会的发展,陶器逐渐被瓷器取代。陶远不及瓷结实耐用,稍不留心,陶器就会破碎。轻轻敲击陶器和瓷器,两者发出的声响迥然不同,前者,声如击木,无铿锵之音,后者,有磬之浑厚,玉之清脆。两千多年过去了,陶器虽没有瓷器妖艳美丽,但能流传至今,服务于民,足矣证明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瓦坛憨态可掬,大肚子的形象,融入了儒、佛两家的思想在里面,同时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大度包容的心态。
听母亲说,在我打烂了家中盛水的瓦坛不久,父亲跑了几十里山路赶往陈炉镇。陈炉镇自古就是生产陶瓷的地方。花了三元钱买了两口水缸,用扁担挑了回家。水缸的个头比较大,一个水缸可以容下两桶水。买一个水缸完全够一家人用水,只因路途遥远,一个水缸携带不方便,远不如用绳子绑了,一头一个用扁担挑着轻松。
二十多年以后,有个收破烂的路过门前,问及家中可有陶器瓷器。母亲说有个瓦坛。收破烂者看后,愿出五十元。父亲说,卖了坛子,面粉放哪里?最终坛子还是留了下来。家里的这个坛子,母亲擦拭了几十年,愈发光亮润泽,泛着深蓝色。
前年,农村里开始搞精准扶贫,离我家不远处的村子里,有个中年人想用豆子生豆芽,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的器皿,父亲知道后就和母亲商议,决定把家里的瓦坛送给了这个人。生豆芽最好的容器就是瓦坛,在坛子底部钻上几个小孔,增强坛子透气性的同时,也使得坛中低部的豆子不被水长期浸泡坏掉。
瓦坛在家里存放了几十年,真要送人了,母亲还是有点舍不得,当知道那位生豆芽人的家境很贫困后,母亲没有了一丝的犹豫。
家里虽然没有了瓦坛,但父亲和母亲时常会去村子里看看那位生豆芽的中年人,顺便带去一些家里常年不用的东西给他,希望他的日子过得好些,早点脱贫。
家里这个坛子的故事,今后只能存于心,留在一家人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