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平伙

农闲时节，在集体生产年代，难免无聊。物资匮乏，饥肠辘辘，若有人提议打平伙，众皆欢呼雀跃起来，老队长也只好同意。会计拨拉算盘，出纳赶紧拿钱，积极分子采办，就近加工，一饱口福，纵使不过瘾，仍其乐融融。

一天清晨，春雨迷蒙，社员们以为不出工，正准备睡懒觉，不料队长口哨一吹，在岭边派工道：“男的到打田沟薅秧，女的去庄屋剥桐壳。”晌午，迟迟没有回家吃饭，我踏着泥泞去庄屋，空无一人，再跑到打田沟一看，炊烟缭绕，大人们相聚童伴家。麻子师傅掌勺，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周围不乏帮工，洗碗淘米择菜烧火等，更多的坐屋檐下，天南海北摆龙门阵，犹如走亲戚一般。

彼时，打平伙不像AA制，先由生产队出钱，按人头分配摊派，记在每户的账上，年终统一决算，从分红中扣除。所有人埋单，吃上的高兴，没吃的分摊，也毫无异议。多年以前，立的规矩如此，习以为常。然而，沿山打猎，见者一份，不速之客，亦受欢迎。那天，我即是幸运儿，在偏僻穷山沟，亲身经历一遭。

打平伙也不同于打牙祭，不一定吃得好，关键是氛围好，有淳厚质朴的乡土气息。当时，在集市割的猪肉少，只够炒两盘肥锅肉，仅塞一点儿牙齿缝，可打的红高粱酒一大壶，另有饼干、桃酥、罐头，主要下酒菜还是自备的，如腊肠、豆腐干、咸鸭蛋、鸡搞粉、包谷粑、麦面疙瘩、炒豌胡豆、洋黄豆、盐菜。酒不错，本地酿造，醇香味浓，纯度高，点得燃火，一土碗酒，轮流传递喝，不许耍滑头。大家围桌而坐，旁边有站着的，毫不计较，喜眉笑脸。

吃过午饭，拾掇桌筷，又抽一袋烟，闲聊一会儿，照样劳作，各负其责。不过，有男的在田野上打醉拳，歪歪倒倒，也有女的在院坝发酒疯，胡言乱语。雨一直下，淅淅沥沥，老队长却红光满面，满头大汗，不怕淋湿，干脆甩掉斗笠蓑衣，还带头唱起《薅秧歌》：
       “郎在田中（呃）薅秧苗（呵），

认不到稗子要姐教（哟），

薅秧哥哥瞎了眼（哟），

稗子（呃）有毛（呃）秧无（呵）毛（呵），

你二回薅秧（呵）要记得到（呃）。”

人们会意，哈哈大笑，自觉排列水田间，准确无误拔稗子，有的心猿意马，干活愈加卖力。斑鸠隐匿高树叫，“咕咕、咕咕，咕—咕—”，婉转悠扬，清脆悦耳。葱郁的秧田深处，也有游走的秧鸡，“咕噜咕噜”，我和孩子们捕捉，又飞散了。

队里有一位女知青，年轻漂亮，因为来自重庆市区，起初想家。自从参与打平伙，体验乐趣，便很快融为一体，热爱集体。毗邻村的男知青，成群结队找她玩，有偷鸡摸狗的，她还暗地教育。在她的影响下，知青们纷纷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表现越来越好。相继返城时，曾不愿离开，手牵着手，依依难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一个个热泪盈眶。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生产队解体，输出劳动力多，打平伙习俗，也一去不复返。现在，请客聚餐是常事，但大多范围狭窄，带功利性，精于算计，远不及打平伙热闹，更罕见纯粹的友情。我怀念儿时的父老乡亲们，特别是爱听广播的老队长。他最喜欢听的歌曲是《南泥湾》，唱歌的郭兰英尚健在，而他已病逝四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