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派饭

干部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首推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三同”。小时候，运动多，我常见工作队员，背着铺盖卷下乡，一待便是几个月，在驻地参加劳动，犹如普通老百姓，不足为奇。但吃派饭，惹人注目，因为农村穷，民以食为天，来客付饭费，生产队补贴。主人家伙食如何，遂成暗底的谈资。每队有派饭令牌，统一按顺序传递，有的家庭条件差，无论接待的是谁，也不能搞特殊化。

一位县领导曾率队到某生产队视察，区公所、公社、大队有关人员陪同。一行约八九人，其间一顿午饭，恰派给贫困户。那家穷得叮当响，借钱买一点儿肉，拌炒老酸萝卜等，算是待客好菜了。开饭发现，筷子不够，赶紧去屋侧竹林砍一根毛竹，领导用上新竹筷也没皱眉头。可灶台和锅碗脏，粘附鼻涕与头发，饭菜也夹生半熟，有女同志，直倒胃口，浅尝辄止。最后结账，一视同仁，每人一角钱、三两粮票，包括吃得少、饿肚子的。更要命的，食品不卫生，肠胃起反应，拉稀摆带。

当然，这是临时用餐。长期驻村干部，更以派饭为主，不过也有例外。我刚入读村小，有一位姓杨的督导队长，就吃住老师家，老师是代课的，农忙杨队长又为他代课，教我们的语文。他手持教鞭，指认汉字，大家不听讲，交头接耳。他也不生气，只是抽问时不识字，挥鞭一甩说，你们都是一群饭桶。众皆饥饿难耐，哪有白米饭吃，不禁哄堂大笑。他见教学效果不佳，索性走下讲台，围绕提高阶级觉悟，给学生讲故事，顿时听得津津有味，全场鸦雀无声。

我家也派过饭，是公社牟书记。正值春荒，家无余粮，母亲忙前忙后，也没好菜好饭。只是煮一大锅渣肠子玉米糊，就着一大盘老盐菜囫囵下吞。他不挑食，连喝三碗，末了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恍若小孩，当舔碗匠。父母抢碗，还劝吃些，他说饱了，抹着嘴角，啧啧称好。喝一杯茶，又不午休，帮我家编篾篼，竹丝柔韧，编织精细。父亲递给旱烟杆，他也不嫌弃沾有口水，吧嗒吧嗒吸起来。临别主动付费，揣给两角钱半斤粮票，父母死活不收，他扔在方桌上便跑了。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吃派饭的逐渐减少。主要是物质丰富，基本越过温饱线。上级来人多由村干部接待，不兴交生活费，每年允许用集体经费列支。我参加工作后，下乡住农民家，离开付饭资时，纷纷推脱不收，说不缺这点钱。土地承包到户，确实脱贫致富，看不上小钱了，但事关作风问题，单位有伙食补助，我只好变通执行。譬如走访辅助调查员，给钱俗气，寒酸生分，便携带一些礼物答谢。

通常，调查员客气道，哪有干部下村，还送礼的道理。我嘿嘿一笑，算走亲戚吧。这样一说，亲密无间，称兄道弟，情同手足。主人端出腊猪耳、炒花生之类下酒菜，我打开带去的酒瓶，你一杯我一杯慢饮，边饮边谈事，将情况摸清，公事办完，醉意朦胧。主人家留宿，又抵足而眠。次日告辞，阖家送行，土狗跟随，翻山越岭，依依不舍。我在农调队工作六年，与他们建立深厚情谊。后来，我调动了，当上领导，他们来找我，也从不摆谱，热情相待，排忧解难。

我退居二线后，一天傍晚，在滨江路散步，熙熙攘攘，竟偶遇牟书记。他年逾八旬，坐着轮椅，由儿子推着。其子任过县人事局长，与我熟识，我打招呼，还握住牟书记的双手，问他可否认识我，他问我是哪家的，我报亡父姓名，他恍然大悟说：“你就是廖华菁的幺儿，大田仙鹤四队黄泥坪，我还在你家吃过派饭。”我听了鼻子一酸泪如泉涌，时隔半个世纪，一顿粗茶淡饭，他还铭记在心，多么亲民感恩的老领导啊。我祝他健康长寿，思绪却飘向故乡，那偏僻遥远的小山村，父老乡亲的多情土地。

如今，乡镇领导年轻化，走马灯式更换，公路也便捷了，下村常当天往返。而干群关系疏远了，有些互不认识，从过去的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不容。尽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仍有走过场流于形式的突出表现。即使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下乡进村入户“三进三同”时，也不乏作秀的，缺少真心实意。如耕种摆拍，赠送慰问品和吃饭聊天，也照相存档，以备党建工作检查考核。

至于吃派饭，更为罕见了。纵然安排农家，好吃好喝，有烟有酒，陪客不少，也是徒添麻烦。不掏腰包，假公济私，装腔作势，沽名钓誉，不受欢迎。为捞取政治资本，也有降尊纡贵的，试图结一门“穷亲”。可当穷亲上门，逢年过节拜望，唯恐避之不及。这种官僚主义恶习，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务必整治，刻不容缓。正风肃纪，铁腕治吏，取信于民，不妨多下基层，多办实事好事，弘扬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