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程文胜
教师是一种极具奉献精神的职业,为人师者,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或传道或授业或解惑,为伊消得人憔悴,蜡炬成灰泪始干,那份清贫高洁人生和宽厚博大情怀,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从世俗的角度看,教师既为职业,自然也会有等级,教员、讲师、教授等现代职称,也需一步一步阶梯攀爬。每天的日子也需碎银几两精打细算,应付柴米油盐、人情世故。一旦职称升上去了,八方来贺,称呼也要随之更改。譬如评任教授了还称教员,自己或旁人听了都会别扭。而碰巧升入官阶,教授职称随即让位官职,变成刘校长、方主任、秦书记。学而优则仕,传统知识分子中的官本位思想多少还是有些历史渊源的。比如杜甫当了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小官,大家便叫他“杜工部”。在这方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生活的日常是不需要用道德去刻意绑架的。
据说蒋中正听属下叫他校长远比委员长、总裁高兴,这可不是他不屑于权力、尊师重教,相反,这是他权欲熏天的驭人心术,目的在于拉拢并强调黄埔嫡系。可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师承关系怎能敌政治信仰?许多黄埔学员一脚踹开“蒋委员长”,就站到我们阵营里了。徐向前等5位元帅 、陈赓等3 位大将 、萧克等 10位上将 ,以及11位中将、16位少将,便都出身于黄埔。
尊师重教,自古有之。历朝历代备受推崇的老师当属孔仲尼。孔子因儒学儒生而被天下读书人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不仅天下儒生尊其为师,连历代皇帝也恭敬跪拜。韩愈在《师说》里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可是,天下人只奉孔子为师,真是师不如弟子吗?细究起来,也未必,主要还是取决于谁的主张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心意。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时代,选择一个好老师十分重要。帝王之家自不必说,张良、叔孙通、诸葛亮、房玄龄、张居正等人成为帝王之师哪个是等闲之辈?名门望族也是不惜重金觅良师,期望子孙师出名门。即便乡绅凡夫,也要请来秀才开馆。师门有着严格规范,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师生之谊,充斥着门生故吏的圈子文化,由下及上,由近及远,互通情况,相互提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然,一人倒霉,一窝遭罪,历史上不少著名人物遭贬谪,多是祸出同门。
民国初期,老师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的,这种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以经济收入来体现。以北大为例,教授胡适的月薪380块大洋,校长蔡元培拿到600块。鲁迅先生到北大当国文教授,月薪350块大洋。他只花了500块就在北京城买了一座四合院。经济无虞得以有体面的生活,尊师重教得以有尊严地生活。那时,师生见面,鞠躬问好,谦谦君子、莘莘学子的范儿,着实让人羡慕。
我们的开国元勋们沿袭了尊师重教的美德,但剔除了人身依附的封建糟粕。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徐特立的革命师生情谊堪称典范。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徐特立60岁生日写贺信,他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在信的抬头写的是“特立同志”,而不是“特立先生”,已经把师生之小谊上升到理想信念的同志之大爱。
尊师重教的传统后来被“臭老九”的历史称谓污名了。拨乱反正之后,又遭一切向钱看的“铜臭”围猎。辛勤园丁的神圣光环淡去,教师基本成了养家糊口的普通职业。随着教育产业化,学区房、辅导班等被广为诟病,择善而师变相为选择名校、分到优班的恶性竞争,“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执念,致使学生从娃娃开始即疲于奔命,师生关系日渐淡漠,许多人一出校门,便相忘于江湖。所以小平同志感叹:“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所幸师生之谊浓似非血缘亲情的现象尚存,它更多产生于传统手艺人和现代工厂“师徒”关系上。手艺人师徒朝夕相处,至少满三年之期。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师父传的是谋生的饭碗,情谊自然恩重如山。工厂虽没有金钱上的私相授受,师徒制却作为一种管理手段,维系着上下左右关系的平衡,师徒之间的情谊也是可圈可点的。
老师的称呼也在变异和泛化。现在嘴上言必称老师的,未必有师承关系。服务行业对顾客的称呼往往浓缩人间百象,服务员早先喊来宾为同志,以后是大哥,再就是老板,又喊了一阵领导,然后是老师。老师这个称呼很怪异,却似乎可以平衡来宾在权钱上的心理差异。
文学艺术圈里喊老师最为普遍。不管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相见时尊称一声老师,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社交辞令。好在艺术家们多自命清高,又好为人师,对老师的称呼总体上是认可的。
并不是所有老师都享受为人师者的称谓,有的人你叫他老师,他却不认你是学生,因你的资质才学不能让他骄傲,反而对他是个累赘。 菩提祖师撵走孙悟空时,就叮嘱猴子且莫向人言说是自己的徒弟。
《管子·权修》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教育事关一个民族的发展和未来,国家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而重拾健康的师生关系尤为重要。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人师表就要有新时代师者的样子,莘莘学子也要有新时代学子的样子,而师生的努力最终都要体现在育人成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纯净的师生情谊绝不是摆样子、抬轿子,而是传真知、扬正气,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应当看到,新时代的教育理念与古代互相依附、抱团取暖的师生关系有本质上的不同。新时代是奔着全民共同梦想而去,古代师生大多冲着功名利禄而去,日常表现太过市侩庸俗。而凡事一庸俗,便可耻又可笑了。
《儒林外史》就对不学无术的同门、同乡、同科之师生乱象无情讽刺,智慧又幽默。比如,吴敬梓常常信口杜撰、张冠李戴一些古今轶事、名人典故,将之编排穿插在大官鸿儒间的交谈中,一干人言之凿凿而浑然不觉其中大谬。真草包,假道学,济济一堂,被挨个儿嘲讽。吴敬梓这个糟老头子实在“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