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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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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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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

从家族墓地回来,坐在门口小凳脱去沾满湿泥的鞋,抬眼只见父亲常坐的沙发空空荡荡,自此确认,以后回家那里将不再有他怜爱的目光投落到我的身上。一个念头心中骤起,我们把父亲埋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这哪里是让他安眠,分明是一种灵魂的遗弃啊。

这感觉让我在寒冷的冬天异常悲痛,又无可奈何。让亡人远离居民生活区而归于山林,是先祖的制度安排,它让阴阳相隔不只是生死的精神阔别,也是地理方位的物理隔绝。雪飘雪融,花开花落,除非节日祭祀,黄土内外各自安好,互不打扰。这种设计,大约是想让活着的人们尽快忘记悲痛,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悲痛一旦彻骨入髓,哪里能说忘就能忘呢?

悲痛让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每一根神经又如在风雪夜里的盲童伸手找不到任何依托。

在这个冬季,悲痛直接缘起于失去亲人,痛感源却是岁月的磨砺和伤痕的累积。悲痛父亲归于寂寥之地,其实也是在悲痛自己,谁能知晓百年之后哪里能安放我们的灵魂?

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上古人类痛失亲人,知其生死却不知道如何安放亲人的遗体,更不清楚魂归何处。《孟子·滕文公》记载: “盖世上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睨而不视。”意思是上古人曾把亲人遗体弃之沟壑,隔几天路过见到动物与蛆虫食而分之,心中愧疚而不忍直视,才以土掩埋。传说古代日本、印度、朝鲜等地受物产贫瘠生活艰难之累,对待老人更有恶习,日本历史书《楢山节考》就记录了古代日本人将年满六十岁的老人遗弃深山的风俗,美其名曰供奉山神,实际上是扔掉生活累赘任其自生自灭,行为野蛮而残忍,哪里会有悲痛呢?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先祖人性的觉醒和动物性弃绝,至少早在旧石器时代。据考古发现,三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不仅掩埋亲人,还把其生前的器物一起陪葬。

可以想见,在一个傍晚,幽暗的山洞燃起篝火,火光摇曳,映照围坐的人脸,洞壁之上是放大了的悲伤的身影,原本连成一片的影子如今有了一个死亡缺口,而新生婴儿的啼哭弥合了生命的遗憾。生死离别让古人隐隐感到了一种神秘力量,却不知道来自哪里,只能把它归于上苍、神衹和逝者。

这种对鬼神的尊崇和生命的敬畏,逐渐衍生出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与文化。儒家孝道观念盛行其道后,社会对逝者更为尊重,甚至出现了“丁忧”与“夺情”的政治治丧概念。所谓丁忧,意指官员父母去世,无论担任何职,必须辞官为父母守孝长达二十七个月。而“夺情”则是丁忧制度的延伸,意为国家夺去孝亲之情,官员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夺情”是极为罕见的,明朝张居正就曾因此而受群臣抗议,皇帝动用“廷杖”之刑严惩抗议者,亦不能平息众怒。

丁忧或夺情,表面上关乎亡魂,本质上却是做给活人看,以此维护长幼尊卑的礼教和家国结构的稳固安宁。世俗文化也因此加入文明的进程之中。

我对生死离别的最初印象还在少年时代。那时,我感知世界的方式,主要依托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再就是街头水泥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神话故事里鬼神与人之间,除了有无法力神通没什么不同。神仙也开蟠桃会,也要吃喝,也有父子妻女。人鬼虽殊途,却可以投胎转世,生死循环。既然如此,一切生死离别都是暂时的,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时广播里常有似乎是著名的人物离世的消息,讣告结尾也都会发出“化悲痛为力量”的号召。我看到大人们肃穆而垂泪的表情很茫然,虽然觉得一个人昨天还好好的,从此再也看不到了的确让人忧伤,但我心里还远没有悲痛,也不知道悲痛如何能变成一种力量。

我祖父去世时,我对悲痛的力量依然模糊。那时,我在大人堆里穿插,甚至在灵棚里悄悄揭开覆盖在祖父脸上的黄纸。那时祖父穿着一身湖蓝色棉布长袍,正午晒日而熟睡了的样子。等到入棺下葬于黄土,大人们齐刷刷跪地哭泣,我意识到自此不能再见祖父,才委屈地哭出声来。一个孩子的哭,是算不上悲痛的。

我十八岁离开家乡远涉异乡,在人生的困境里左冲右突寻找不到出路,也曾数次黯然落泪,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眼泪也未必是悲痛的。

当年过半百,在人生长途中体验太多的喜怒哀乐,几乎每年都会与一两个师长亲友告别,尤其近年来离世的长者扎堆而去,悲痛便时时在我心头涌动。

这次老父舍我而去,心中悲痛更盛。恰如南宋林亦之所咏:“谁唱双棺薤曲悲,前声未断后声随。人间父子情何限,可忍长箫逐个吹。”

由此知道,悲痛是一种与你休戚与共、同生并行者的生生割断,既有伦理亲情的永诀,亦有理想抱负的弃绝,一旦它忽如雷电无情劈来,痛楚的感觉就会由心而生,而悲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需要调动全部身心和智慧与之相搏,此消彼长,没有胜负。只是齿龄虚长,理智越来越超越情感,纵使悲痛欲绝也要隐忍。

这种隐忍的悲痛排斥表演的眼泪,当然也拒绝鳄鱼的眼泪。

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治平二年(1065)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西北八步”一句,语气何其平缓,却有一股隐忍的悲痛。

时间是与悲痛和解的良药,也是加剧悲痛的苦酒。苏轼终于在《江城子》里崩溃,诗中如泣如诉的悲痛,仿佛才是真的悲痛,才是人们痛彻心扉的正常情感反应: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但是,这种悲痛仅仅只是对二十七岁亡故妻子的思念之痛吗?

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里说:“在逆境中,把俯视墓穴的悲痛,转化成仰望星空的情感。”读到这句富有诗意和哲思的话时,我正上高中,觉得这真是神来之笔。而现在想来,这不过是“化悲痛为力量”的另一种表达,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鸡汤”意味。

当悲痛如潮水袭来,就汪洋恣肆地悲痛,不用俯视墓穴,亦不必仰望星空,只用那潮水洗涤冲刷灵魂,然后感受潮水退去后的安宁与平和,与自己与世界寻求释然和解。至于源自内心的悲痛情感,哪里有什么高低与贵贱?

正如死去的人不能带走生活的痕迹,活着的人也不能忘却他们的身影。谁家没有留存一两件亲人的遗物作为念想呢?贵为真命天子的封建帝王也概莫能外。

据说,晋文公重耳为逼介子推出山,下令纵火烧山,介子推宁死不见,背负母亲抱柳树浴火而终。第二年枯木逢春,生出枝芽。重耳悲痛感念,以枯柳一截制为木鞋,每日相对而念“悲哉足下”。足下之屐便是重耳之于介子推的念想。

似乎清明节也缘起于此。为此君臣二人的不解之情结,以后人们便把烧山日定为寒食节,次日为清明节。

古人把祭祀亲人的时间定在清明,真是富有智慧的决定。阳春之日,万物一派生机,此时,郊游踏青的解压与慎终追远的缅怀并行,让人怎不更加珍爱生命,更加向往美好的生活?

人过五十而知天命。所谓天命即不为人力所能撼动之事,逆天而行,往往自取败亡。譬如人力可使生命活得更久,但不能让人永葆青春而长生。在这方面,耄耋之年比正当盛年者看得更深刻更通透。因为老人已知身在归途,而盛年者不知身处何方。我在路过街区时常看到一对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夫妻。有一次偶然听到他们平静地讨论生死,就像阳光平静地落在他们灿如银丝的白发上。妻子说,最好你先走,我要先走,你什么也不会做,多遭罪啊!丈夫说,我先走也可以,你多化些纸钱,在那边买房子买地等你,最好是一起走。妻子说,一起走谁办后事呀?丈夫说:人都没了,还管这些?!

后辈常在老人面前讳言生死,不知老人早已不避生死。这让我想起祖母。祖父去世之后,祖母便要求我父亲给她准备棺木。棺木做好之后,祖母让就把它停放在她起居的屋内,每日擦拭。祖母不止一次对我说,我要是死了,就睡进去。祖母还准备了一罐桐油,预备届时给棺木上大黑漆时使用。祖母在她为自己准备的棺木里沉睡了快四十年,如今,父亲也追随她而去,紧邻着她安眠于郊外的山坡,谁能说清这是灵魂的回归或遗弃?

每个人都会遇到生死离别之殇,斯人已逝,魂归故里,便是曲终人散。而我们仍行在路上,在纷乱的世界里魂不守舍而不知如何安放。

如果悲痛真能转化为力量,那就让它化作一缕清明时节的清风,时时附于耳旁轻唤: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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