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迷人

一

一间墙上糊满报纸的门房，一盏幽暗的马灯，一个讲鬼故事的守门人，一张张惊恐的稚嫩的面孔，这些童年时代的场景深深镌刻在记忆里，透着一股遥远年代的神秘意境和莫名忧伤。这种似乎只有世界名著才能营造的奇幻情景，让我在少年时代就想成为守门人马师傅一样的讲述者。后来知道，小说无疑是承载迷人故事的最好方式，于是，我如一块粗砺的石头一点点滑进睡莲花盛开的文学池塘。

我的第一篇小说写在小学五年级的作文本上，小说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语言文白夹杂，故事荒诞不经。我父亲偶然发现，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只是表情复杂地将作文一页页撕扯下来塞进了灶膛，灶膛的火光忽明忽暗，让中午的锅盔有些焦煳。父亲的用意很简单，学习成绩是第一的，文学是第二的，成绩好上中学、大学能吃上一口好饭，而文学既不能当饭吃，还需要粮食喂养。那天的米汤锅盔粥，吃起来多少有些艰涩。

守门人马师傅的模样和他的迷人故事却不能随那文学的灰烬消散，夜晚的风声将它们幻化为各种奇怪的鬼神形象一次次撕扯着心灵帷幔，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似乎漂泊在一种真实而又虚幻的梦境里。

相对于父亲的“文学第二”，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申绍成则大肆鼓吹他的“文学第一”观，激励学生们爱文学，最好是多出作家、名作家。

申老师是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生，上课的时候，常声情并茂地朗诵他自己的文章。他皮肤黝黑，唇厚而突出，一口白牙白得让人过目不忘。他的文章内容如今记不得了，但记得那文章里形容词如晨曦之色花红叶绿，排比句如长江之水一浪一浪，尤其是他陶醉于文学的举止神态，更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课堂上，他也常宣读我的作文，并预言我今后在文学上的发展。

我由此勤奋读书写作，想实现老师赋予的文学理想。那时，我疯狂迷恋上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心情随着爱穿黑裙子的乡村女教师与性格忧郁、喜怒无常的罗切斯特的命运波澜起伏，仿佛自己便是小说中的人物，听得见半夜的惊叫，看得见冲天的火光，闻得见烟草的味道。那种灵魂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唯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能与之相比。以后又读过让我心潮澎湃的《静静的顿河》，让我惊奇诧异的《喧哗与骚动》、让我爱不释手的《骑兵军》《米什尔街》……尽管我欣赏这些文学巨匠的才华，但再也没有体会到《简爱》给我的那种年轻时代无名忧郁的代入感了。

故事迷人，迷人的故事强化了我青春期不甘寂寞的莽撞和不切实际的理想。高中毕业，我放弃了家里千辛万苦为我寻找的工作岗位，坚持参加招工考试，成为省办企业湖北齿轮厂的首批合同制工人。工厂生活紧张而有序，充满了人情世故，也荡漾着文化气息，工作之余，我在厂乐队担任手风琴手，跟工友学习素描，当然，更多的还是写作。当我觉察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渐生衰败的气象后，我决定离开。一年后的冬天，我参军到了部队。

尽管我一直怀揣申老师的文学理想，遗憾的是，我的文学成绩乏善可陈，让他当年的预言未能成真。申老师却以我为荣，他曾在一家教育期刊发表论文，以我的文学成长为例，说明兴趣是文学创作的最好老师。

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去看他，此时他已当了中学校长。说起当年的文学记忆，我很为他具有那样的文采而最终没有成为作家可惜，极力建议他重拾笔墨刀枪。申校长听了一愣，居然因多年荒废写作而面带愧色。他轻轻旋转酒杯，不停地说，老了老了。

其实他那会儿不老，也就是如今像我这样的年龄。从他家离开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会提起笔来，开始重续旧梦了吧？

那时正值春节放假，雨雪后的中学校园里空无人影，我独自打着手电筒，小心地择路前行，周围一切静悄悄的气氛让我心里异常落寞。

二

文学是需要同伴的，尤其初涉其途，要么会被一座座文学泰斗之高山吓退，要么南辕北辙不知路在何方。有了同伴，一路互相鼓励，不会孤独寂寞。我初中同学刘国平就是同行者之一。十五岁的他居然长着一脸络腮胡，对襟布搭扣儿的白棉布上衣，加上黑色宽边的近视镜，仿佛民国瓷器店的伙计，让人觉得时空错位。他与我一样喜爱文学，喜欢在文章里穿插文言文，读起来抑扬顿挫，那时我认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作家。他自己也认为不能成为鲁迅，至少能成为像《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那样的作家，他甚至起了个笔名以为将来之用。但他父亲不这么认为，说：“国平要是能成为作家，九儿也能。”

刘国平的父亲开了间香油磨坊，半条街都能闻到清晨霞光里磨坊散发出的焦香味道。他对国平的教育是，学好数理化才是正儿八经的事情。如果连大专、中专学校都考上不了，别说当作家，生活都成问题，只能跟着他磨香油了。这和我父母亲劝导我专注学业的观点如出一辙。

刘国平的父亲口里所说的“九儿”，是我们镇子两个著名精神病人之一，另一个是曾先生。

曾先生整日穿着不知原来是什么颜色的旧式西装，脏兮兮地在弥陀寺巷子里一边哼哼英语单词，一边从垃圾堆里寻找死猫死狗甚至老鼠。中午，他会回到自己倚墙搭建的棚子里，用一口不大的黑行军锅煮食他寻得的战利品，那时巷子里便会弥漫刺鼻的橡胶味道，很气涩。曾先生一般不和人交流，看起来对人和善，性格也开朗，快乐大叔的样子，却不知为什么会精神不正常。

九儿不同，九儿是疯子却不认为自己疯，常捏紧拳头，把拇指从食指和中指之间穿出，形成一个锥子头，突然向朝她起哄的孩子眼睛戳去。虽然孩子多半逃脱，镇子里的人们还是不忘恫吓孩子“小心被九儿戳瞎眼睛”。

国平有天告诉我他的发现，他说：其实曾先生和九儿未必是疯子。九儿在家特别安静，曾先生知道列夫托尔斯泰，还知道高尔基原来叫阿里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可夫……

国平咬牙切齿地冷笑着说：疯？怕是镇子里的人逐渐在疯。

国平说话时，眼睛里仿佛有被九儿戳中似的泪花涌动，他的话也让我长时间沉默。我在想，他能有这种惊人的发现和怜悯，更加证明他有作家的潜质。

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和刘国平按照白天的约定，各自带了馒头到他家的香油磨坊会合。刘国平的父母忙碌一天回去了，值守防盗的任务就落在他的身上。这个场所也就成为我俩专属的文学沙龙会所。

我推门而进时，国平披着大衣坐在火盆边烤火，他看见我就示意我把临街的门关上。炭火盆烧得很旺，他黑黑的脸庞被炭火映得熠熠闪光。我们围坐在火盆边，很用心地烤着馒头片。味蕾有了烤馒头片的刺激，思维随之活跃。我们开始就某个文学名著的主旨争论，很兴奋很大声地说话，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就安静下来，只听得炭火毕毕剥剥地响。

天晚了没话说了，我准备起身回去。国平突然拉着我，好像是要说一句憋了好久的话，他说：“我准备给《人民文学》投稿。”

国平的凝重神情让我一下觉得投稿这事很神圣，而在此之前我根本没动过投稿的念头。

国平说：我查了杂志地址，邮政所也打听了，二十页信纸寄挂号信两毛钱。这事要保密，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

得到我的承诺，他重重舒口气又坐下伸开手掌烤火。

我忽然有些莫名地妒忌，赌气似的跑出门，屋檐下的一只黑狗受到惊吓，嗖的一声跑远了，雪地上脚印歪歪斜斜。

自此之后，刘国平开始等回音。在他等待的时候，我也开始偷偷摸摸投稿。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时，我很想告诉他，向他炫耀，但我没有，我怕他伤心，怕他埋怨我没有像他把秘密告诉我一样地告诉他。

我的同学国平很执拗，他又写了很多稿件，也投了很多刊物，可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小镇，他也没有等到编辑部的采用通知，甚至连铅印退稿单也没有。国平备受打击，却没有因此消沉，只是他骄傲的神情再难看到了，这让我很是怜惜。

以后我离开家乡漂泊在外多年，辗转多个省市，开始还有通信，后来联系便少了，对文学更是讳莫如深。再后来，只知道他高考落榜后还在小镇里磨香油，日子单调而重复。

有一年，我到一家报社工作，参与编辑每周半个版的专刊，我赶紧写信给国平，告诉他可以写点文章来，可能会有发表的机会。但我始终没有等到回音。

我探亲回老家，也曾专门去磨坊找他，磨坊还在，可已换了主人。听说他几年前就去南方打工去了，直到现在也联系不上。

我不能设想国平现在的生活，但我知道我跋涉半生而无建树的艰辛路途。我知道，对一个文学青年而言，无论今后从事什么职业，无论是否坚持写作，心中都会有解不开的文学情结。这是文学青年的共同梦魇。

三

我们新兵连在重庆通信学院，那时，新训队组织新兵到鹅岭公园看夜景。我一下被山城鳞次栉比的楼群与万家灯火的景象迷住了。这种景象与我家乡小镇小河淌水市井日常的场景截然不同，每一个亮灯的窗口都有迷人故事，无数个窗口形成故事的海洋。我仿佛被一双命运的大手拎起来，一下扔进这大海里。与其说眼界大开，不如说体会到一种渺小与无助。我开始思索今后的人生道路，至少要找到一块舢板，撑开一只白帆，不至于随波逐流沉入海底。

新兵下连，我被分配到缙云山脚下的东山坡连队。趴在行军床上读书写作成为我值勤训练之余的习惯。那些年，我的人生故事陆续见诸报刊，《重庆晚报》副刊的吴景娅编辑编发了好几篇散文，每次都会写一封信，让我很受激励。其中一篇散文还获得重庆市里的一个征文二等奖。

1992年春天，第三届军事文学笔会在重庆通信学院举办，我作为一名战士有幸被遴选参会。因为学院为民国政府故主席林森官邸旧址，又称林园，笔会又称林园笔会。

笔会自古就有，西山雅集、兰亭宴集之类，都是文人雅士旨在以文会友的聚会，这个传统千年连绵不绝。现代中国的各种会议里，或许也唯有笔会是最具文学意蕴的会议，文学让人淡化了尊卑贵贱，作家与新人相聚，名师为文青指点，赏读经典、游历名胜、品尝美食，到处都飘荡着轻松愉快的谈论和微笑。那时，文学青年走上文坛，许多都是参加笔会后而崭露头角的。

军事文学笔会当年在军中颇具影响力，让很多热爱文学的官兵羡慕。那届参会的老师有《文艺报》主编吴泰昌、《红岩》作者杨益言、《红高粱》作者莫言、诗人喻晓等著名作家诗人，军内的创作骨干有二十多人，都是小有所成的军官，唯有我和朱洪潭、李亚是战士，也因为是兵作者而格外引人关注。

朱洪潭是志愿兵，有个女孩一样的笔名珠珠，参加笔会后直接提干，几经奋斗当了《解放军生活》主编。李亚颇有鬼才，后被送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毕业后任《解放军文艺》小说编辑，现在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任专业作家。如今，他们仍在勤奋耕耘、著作颇丰，唯我半生致力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半仕半文，与文学渐行渐远。

当年的笔会开了一个多星期。记得有天早上，我们正集体用早餐，会议联络员跑过来对我说莫言老师找我，让我赶紧去一趟。莫言老师当时因电影《红高粱》名满天下，是很令人钦佩的大作家，许多人预言当代文坛唯莫言的作品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叫咱一个兵，受宠若惊，岂能犹豫？赶紧到他那一桌。

莫言让我坐下，一起边吃边聊。莫言说，他昨天夜里看了我写的中篇小说了。我立刻感动，那篇小说有四万字之多，昨天晚上九点多才提交笔会的，他一定是加班看了。

现在想来，往往越是有大才之人，越是不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恰恰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特别愿意端出大师的架子，眼睛鼻子都是颐指气使的做派。倘若莫言老师当年也作伟岸状，依我那时的心气必定敬而远之，那我的人生又会走向怎样的殊途呢？

莫言老师问：“你是不是爱看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作品？”我点头称是。

“那就对了，你的小说很不赖，放在几年前绝对是优秀的小说”，莫言老师轻声细语地说，“现在西方创作理念技巧涌入，传统受到很大冲击，你要保持传统优势，再学习研究借鉴些西方小说艺术成果，一定大有希望。”

莫言老师说到这儿时，提高嗓音对一桌子的人说：“小程悟性好，从小说中看得出他能驾驭任何体裁的文学作品。”

这种鼓励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说太大了，大得难以让人承受。第二天下午，笔会组织去大足石刻参观，途中，我拿出师从电影《红珊瑚》主唱傅丽坤教授的声乐技能，在大轿子车上纵声高歌，其中专门唱了电影《红高粱》的插曲“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只是中午会餐时豪饮，唱着唱着便醉意袭来，莫言老师起身过来以掌抚背，并将一瓶矿泉水瓶拧开盖给我，令我大为感动。到大足后，众人纷纷与莫言老师留影，唯我踌躇，忽见莫言老师招手让我过去，主动与我留下一张我内心期待而口不能言的合影。

因为莫言老师的鼓励有加，大家也认为我有小才，劝我报考军校，说这样就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说不定还能走专业作家的路。莫言老师也对我说，不是说退伍后就不能搞文学创作了，而是心态状态不一定有部队这样的适应环境。笔会以后的日子，莫言老师在信中仍在鼓励鞭策。

年轻人都有热情，但往往脆弱敏感，经受挫折会消沉，受到鼓励则激情倍增。此前我曾报考军校而名落孙山，本已做好复员返乡的准备，大家如此这般一鼓励，我便重新扬起了理想风帆。

那年夏天，我再次参加了军校招生考试。秋天的时候，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就到了。那部中篇小说《民兵连长》也幸得军中名刊《昆仑》主编海波老师的欣赏而发表面世。

四

南京政治学院是那样一座美如园林的学校，古朴优雅如智者独立于小桥、沉思于竹林。我曾写了篇散文《中山北路三百零五号》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引起南政学子围观。不是这篇文章写得好，而是真情回忆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我在校学习课余基本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度过。周末时间偶尔去逛逛夫子庙，领略一下并不真实存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自习室每人配一张长条桌，我不用十六开的稿纸，而是八开的大稿纸写小说。小说好不好另说，写作的状态和气势是不能随意的。我把这叫仪式感。这种用蓝色墨水写的文字一个个填满绿色格子的行为，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爬格子。

我的同学热衷于爬格子，明里暗里也有比较。这种比较往往产生向上的引力，一方面推动写作水平向更高的台阶进军，另一方面将文学之爱更深地植于心底。

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每年都会组织学员毕业实习，我恰好被安排在解放军报文化部周末组实习，恰好报社政治工作宣传部要选调编辑。周末组组长王文斌编辑问我有没有意愿？当时，我并没有去军报社工作的奢望，觉得毕业能回原单位谋职就很满足了。我赶紧说：太有意愿了。于是，王编辑领着我，我带着我发表作品的剪报本，一起到三楼与乔林生老师见面。

当时正值课间休息，回廊处几位编辑打乒乓球激战正酣，王编辑指着一个中等个头、微微有些含胸躬背的、正奋力拉弧圈球的中年编辑说：乔老爷，乔林生。

乔林生的新闻作品早就读过，他那篇荣获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京郊四胞胎从军记》更是新闻系教学的范文。但真人却是初见。我们见了面，问答了几句，我本有些拘谨，见他性情温和，也放松下来。乔编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坦诚率性，说话轻声慢语，是一个让人值得信任的人。

解放军报政工部军地组，主要采编军地结合部的新闻，同时负责《军地两用人才专版》的策划编辑。乔编辑是组长，另有卞振、张向持两位编辑。我主要在乔编辑的言传身教下完成相关编辑业务工作。

编辑编辑，编乃基本功之一，需有基于掌控全局的魄力，有那么一点举重若轻大刀阔斧删繁就简的狠心。报纸版面所限，再好的文字也得将就字数而忍痛割爱。记得一位新闻干事送来急稿赶当天的编前会，乔组长让我来编，稿是好稿就是太长，新闻干事关心版面块大块小、位置上下，一个劲儿低声央求我手下留情少砍点，我犹豫许久竟不忍落笔。乔是西北汉子，他看出我的踌躇来，爽声一笑，说：“我来！”只见他提起红彩水笔横砍竖劈，刷刷刷秋风扫落叶一般，只看得人心惊肉跳，而新闻干事的脸早已煞白。乔老爷这立马而待的功夫，着实了得。

由乔林生这样的新闻界名家指导，我进步很快。由我编辑的第一篇稿件《沙漠里的绿洲》在军报一版头条刊出。我采写的大量新闻作品也引起业内行家和读者的关注。

记得我一到报社上班，乔林生就让我着手收集全军扶贫方面的资料、进行预先研究。在他的指导下，我们顺利完成了《中国军人：为消除贫困而战》的长篇通讯。这篇通讯突破了当时军报不发整版的要求，刊发后在报社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想到如今的扶贫攻坚战，真是百感交集。

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乔林生老师不仅在新闻业务上给予我有力指导帮助，也让我在处事待人上受到很大教益。当然，我们师生也愉快合作，洪水肆虐三江的一九九八年，我们南北出击，奋战一个月，写出了反映三军抗洪事迹的全景式长篇报告文学《98’中国大抗洪》，这部书在全国率先出版，引发各方关注和好评。这本书不仅见证了我们的友谊，也把我们的名字以印刷物的形式长久地联系在一起。

五

故事迷人，年轻时精力充沛，我总想把心中的迷人故事写下来，有时两部中篇小说同时开工。几年时间，写了一连串的中篇小说如《野菊花》《无处流浪》《黑鸦掠过老镇》《1972年的爱情》等，短篇小说《阳光落在蒲公英上》《涓涓细流是沙河》《土坎上的落日》等，这些作品得以在军地名刊上发表让我似乎看到了一些文学的光亮。但那微弱的光亮很快没入浩瀚的星空里了。

我爱好文学，职业却与文学无关。我在《解放军报》社行走了两年，被选调入总部机关，一待就是大半辈子。机关常年与公文打交道，写报告、拟讲话、抓典型、编教材……渐成别人口中多有溢美的材料“高手”。文学对自己只是闲情逸致，是青春年代梦想的继续，但在领导那里则是不务正业了。

二十年前的一天，单位首长让我到他办公室，正告我精力要放在工作上，说机关干部文字能力的最高水平不是文学创作，而是让思想成果进入工作、进入决策。我很纳闷，这些年勤勉勤业，任劳任怨，何出此言？正莫名其妙，忽然见他桌上放着一本书，正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刚出版的我的一部长篇作品。我一下明白，原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暗指我不务正业。

我那时三十啷当岁，正是渴望进步的年龄，突然一下被首长批评不务正业，很忐忑。就和要好的朋友商议怎么办。朋友是老江湖了，他说，这个事从两面看，你出了书，证明有才干，他让你归心，那是看好你关心你。你舍不了爱好，那是你鱼与熊掌想兼得。出路只有一条，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我暗自称是，自此将文学的爱好转入地下，作品发表了，也是偷着乐，平平安安了一段时间。但是，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可以隐藏，发表在报纸比如《解放军报》上的文章却无处遁形。

首长就交任务、压担子，材料任务很重，业余创作只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这就要求我必须利索地处理当日工作，不把工作往家里带，让业余时间尽量为业余爱好所用。

在平衡工作和爱好的过程中，我养成了惜时如金的习惯，每天早上6点起床，夜里12时睡觉，看书写作的时间很充裕。经年累月也练就了一双“快手”。当年，突击28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98’中国大抗洪》一书，我和作家乔林生用时不过一个月。

我在单位负责宣传工作，曾成功组织了几个全国全军重大典型的系列新闻宣传，尤其策划参与大型话剧《生命档案》，再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刘义权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放大镜、一副白手套，默默无闻，甘当无名英雄，为党和军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军队档案人生，叫响了坚守平凡、创造非凡的崇高精神。由我撰写的话剧开场白被誉称为“档案赋”。见我工作不仅没有受业余创作影响，还对工作大有裨益，首长反过来又鼓励我，并让我倡导组织机关干部开展读书写作活动。

承蒙各级关爱培养，我一步步成长进步，如今成为“厅级干部”，尽管工作任务繁重，文学的爱好始终没有放弃。算来已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百余万字，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百战将星李天佑》等多部，获得过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长征文艺奖、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文学奖、全军抗洪题材优秀作品奖（长篇），作品收入各文选集、改编为电影、选入全国各地高考语文辅导教材。

相比专业作家，这些只算是一些小玩意儿，细算算也需些时光累积。所以，有文友以为我的主业就是创作，平时会有大块时间。其实，这都是业余时间所为，典型的业余创作。

相对于主责主业，文学毕竟是不务正业，要想各自安好，互相促进，必须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最根本的是定好位，我的想法是，如果笃定文学不走专业的路子，那就当一个票友就行。有一年，全军组织三十名青年作家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研修，总政宣传部指定总参由我参加，接到通知后很纠结。当时正负责组织全国重大典型宣传工作，一走一两个月，工作无人接手，只好放弃。当年列入那名单中的不少人都走专业的路子，如今已是声名远播。我依然甘当票友，“工学”两不误。

不务正业之业，注定不可能有大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但却能让人保持一份美好的理想和精神的纯洁，同时也能认识更多的文学挚友。有人说，大机关的人都有身份感，其实这是自己抬高自己，是错把平台的影响当成自己的能力。而且越是小官，越喜欢摆架子。我一个普通写作者，知道业余文学创作的艰辛，所以和文友交往从来只谈文事，不论工作。因为与文学爱好者交往，任何人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学爱好者，其他什么主任、局长、董事长、总经理之类官商之职，统统是自欺欺人、不足挂齿的。

六

我的同学刘笑伟回忆我们在校的共同文学追求时说，文学就像是一种疫苗，一旦打过了，你或许从未感知到它的存在，但它又时时刻刻陪伴着你，直到有一天，它在你的躯体内慢慢苏醒过来，你全身的每一滴血液中，每一处心跳间，每一个细胞里，都会有它的存在。

的确，迷人故事没有年龄，一旦与文学结缘，不论年纪大小，都将念念不忘。我特别难忘一个七旬老人的文学追求，他让我更深刻地理解文学、敬畏文学。

那年回家乡探亲，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通过我堂兄找到我。老人进屋的时候，我和家乡的几个朋友正在堂兄家边吃边聊，大家心里高兴都已略有醉意。堂兄抢着介绍说，老张是县纺织厂退休职工，早知道我的大名，又不认识文学界的人，写了一辈子也没发表一个字，特别希望能得到指点。

堂兄介绍的时候，老张一直点着头。饭前我只听堂兄说有文学爱好者想让我看看稿提提修改意见，没想到竟是一位老者。出于礼貌，我邀请老张一起坐下喝酒，他立即惶恐不安地拱手谢绝，一个劲儿抱歉自己来早了。堂兄便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房间，找了一个小方桌让我们面对面坐下。

那时，春日的阳光让空气里的浮尘旋转成几根明亮的光柱，从窗口那边斜斜地照射过来，我看见老张已经谢顶，脑门上渗着细密的汗珠。老张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沓书稿摊在大腿上，双手费力地来回在稿纸上按压想把起卷的纸张抹平，他脸上挂着既兴奋又尴尬的笑意，好一会儿才把书稿递给我。

我接过书稿，只见普通带红杠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蓝墨水钢笔字，为方便修改，每两行空出一行，一大摞稿纸粗估一下约有二十多万字。我立刻心生感动而醉意全消。本想好好看看，可因傍晚还要去机场赶着回北京，只能粗粗看了十几页。张姓老人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写的是退伍军人回乡改造荒山致富的事，可流水账的叙事和差距甚远的语言，实在让人难以卒读。

我看书稿的时候，眼睛余光发现老人一直很紧张地看着，当我合上书稿看他时，老人却躲闪起来。我不忍伤老人的心，就说了几句违心地鼓励的话。

老人很激动，急切地问能不能出版，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老人说：“要不这样，我借你的光，作品署上你的名字？”

我连忙拒绝，我说，这不是署名的事情，我又不是巴金老舍，我的名字不能给作品增色，而且出版社三审制度很严格……

我说的是实话，那时出版社审稿确实很严格，不像现在随便买个书号随便找个印刷厂印个一千册就行。实在不行，还可以在网络上推送一下……

老人终于听明白我的意思，眼里的光亮渐渐淡去，他把书稿重新放回包里，沉默了好久忽然说：“这下死心了，也写不动了。也许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了……”然后，老人起身向我道谢告辞出门，他走得很慢，背好像也佝偻起来。

也许他来时就佝偻着吧，我这么想着，忽然感到心里十分难过。

这个文学老人的名字叫张炳华，一辈子我也忘不掉。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座城市、一个乡村、一台大戏，有一张张面孔、一个个生动的挥之不去的情感记忆。

这些过往的生活痕迹，构成精神世界最原始的积淀，形成性格中悲悯和敏感的部分。如果年轻，又恰好爱好文学，这些沉睡在记忆河床的物质就会觉醒、激荡、纷纷扬扬，让人产生表达的冲动和当作家的梦想。而文学的梦魇往往自此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一生一世，对于爱好文学的人而言，文学简直就是梦中留给天地人间的一句诺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没有谁能真正走出这个梦魇。

七

回头看来，我人在军旅，叙述的大多是二三十年前或是更为年深久远的故事。有一次，《解放军文艺》主编文清丽告诉我，你写点军旅现实题材的中篇小说吧。我踌躇许久，未能动笔。不是没有故事，迷人的故事如潮水常在胸间澎湃。之所以不触碰练兵备战的现实生活，我把它归于职业的自觉与敏感，担心一不留神写出让人臆测的情节，让故事成为事故。

实际上，这不过是借口，归根结底还是才情不够而懒惰有加。为了弥补这种显而易见的搪塞之词，我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题材的军旅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系列军旅散文描绘了整内务、踢正步、吼军歌、班务会等当兵生活，以作家专栏的形式推出了20多篇，受到读者欢迎。更多的还是诗歌，在我看来，诗歌所反映的当代军营的风云气象多是真实的诗意情思，与小说真实的虚构还是有区别的，至少在对号入座上不会引起麻烦。

军旅诗源于军事活动和军人生活，其思想内核则厚植于军事文化。历史地看，军事文化的核心是战斗性，是“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无悔奉献，是“孤胆身居虎牢地、万分炽热在胸中”的无畏胆识，是“男儿深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的无上光荣，是“愿以我血献厚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无私情怀，同时又是“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当代军人价值追求。我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既从宏观上感受到强军兴军步伐的波澜壮阔，也从微观上体察到部队练兵备战的生龙活虎。这些或耳闻目睹，或深度参与的生活战斗场景，自然如汛期的河流不断冲刷我的灵魂，使得我的诗歌天然带有强军制胜的士兵味道和家国情怀。对此我从不怀疑。当然，军旅诗创作广涉战争、和平、相思、爱情，但无论题材如何，我都不会远离军队的历史与现实，而去主观臆造一种生活状态，虚拟一种哲学思考，甚至宣扬一种暗黑颓丧的暴力文化。

我写军旅诗是有读者目标指向性的，那就是为战士而歌，为关心国防军队建设者而歌。这个思想基点和逻辑起点，让我的创作远离玄幻和炫技，而去追求一种现场感、画面感、动态感，直奔主题，直抒胸臆，力求以一种中国式军事文艺的美学风范，寻求读者的共情共鸣。我比较认同古人所说的两句话，一句是好诗大都“平白如话”，另一句是好诗不过近人情。白话就是一听就明白的话，最大的特色是灯下家常，话里话外、情节细节，通俗易懂，绘声绘色，听起来有趣，品起来有味。近人情则是通情达理，诗者的最高技巧恰恰不是技巧，而在对情感敏锐辨识、即时捕捉，以及缓慢醇化和释放。它要求作者对情绪波动和自然变化高度敏感和准确识别，所有这些又都基于性情，没有人的性情，也就无所谓人情了。诗歌写得既深奥又精妙不容易，写成白话而美妙且通人情也非易事。在这方面，我的双重努力并不能遂心如意。

一位评论家读了我的诗集《金铜花瓣》，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金铜花瓣》以强军号角、战旗如画、士兵宣言、红军制造、生活微光、时代歌唱为六辑，百余首诗歌的触角深入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滚滚洪流，抵达我军由弱到强的历史纵深，探寻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描绘普通士兵的生活点滴，歌唱中国梦强军梦的辉煌成就，以沉稳的哲思、饱满的诗情、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谁是当代最可爱的人等一系列时代问答。”

评论家的溢美之词让我惶恐。写诗始终是我的一个奢侈爱好，所以至今我也不敢以诗人自居。在我心里，诗人这个称谓太高贵，是读者对创作者的一种由衷的肯定和赞美，而我的能力和水平不足以与它发生关联。我在《金铜花瓣》后记里说：“三十年来，我发表了一些诗歌，朋友们看到后一再建议我结集出版。犹豫再三，我把以往发表在《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诗歌月刊》《诗选刊》、诗刊社等报刊的诗歌汇集起来，从中挑选了一百首。这真是一个荒率而不成熟的决定，因为这些作品谈不上诗歌艺术，它只是记录了我成长的轨迹，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这些诗句总体来说是记录军营生活的，我把它归类于军旅诗，起了个《金铜花瓣》的书名。”

值得一提的是，莫言老师欣然为《金铜花瓣》题写了书名，由此想到莫言老师一路提点鼓励，真是让人感动赞叹不已。

八

我当兵近四十年，再有两年就解甲归田。解甲之后归何处之田呢？这是每一个从戎一生者必须面临的问题。

我想这田便是心田，心田广阔，万物向阳生长，心田逼仄，一隅寸草难生。而文学的空间包容天地万物，自此再耗散余生三十年，也未必能耕耘出一块理想的田园。但是，夏日摇曳一片竹林，秋天弥漫一院菊香，冬日烧旺一只火炉，春天呢，鸟鸣于炊烟之上，草生于池塘之侧，朝晖夕阴，渔樵耕读，未必不是心旷而神怡的美事。

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无论潮头的风云人物，还是顺流而上的普通人生，甚至沉渣泛起的历史烟云，都在演绎独特的人生。故事迷人，迷人的故事等待发现，只看文学的眼睛是否清澈，是否不被尘土飞扬的名利迷惑。

（小说集《斑马嘶鸣》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