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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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的清明是小多的第一个清明节。
这天，郑州的天空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室外的温度高达二十摄氏度以上，好像一下子从倒春寒跨入夏季。家中绿意盎然，花香弥漫，一切显得那么的静谧美好。
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发呆，突然间有种止不住地忧伤袭击心房。如果没有疫情，此时的我，应该是在小多的墓地上，和大弟一起为他扫墓。我不在乎千里奔波的辛劳，不在乎家里的孩子是否有人照料？我只想回去看看小多，为他做点什么。老早就好大弟约好：清明的时候回去给小多扫墓，顺便给他送些钱花。结果，疫情限制了我的行动，一切计划都落了空。
想起小多，我的泪水溢满眼眶。
没有人能理解我心中的痛苦和悲伤。
哪怕我的忧伤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可我却只能默默忍受，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我必须负重前行。
一
小多是我的小弟，比我小十岁的亲弟弟。去年，他因病去世时，才年仅三十五岁，留下的是年迈的双亲和他不到六岁的独生女儿。都说，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终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风轻云淡。父母亲似乎也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中慢慢恢复，把他们有限的精力用在抚养小孙女身上，小侄女在祖父母的抚养下健康茁壮地成长。小多去世对家里人所产生的影响正在消失，好像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又好像他依旧在外打工，大家都把他屏蔽了，不再谈与他有关的任何话题，生活又恢复到了从前的轨道。
唯有我，想起小多会流泪。不管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还是在欢声笑语的聚会上，也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只要想起他，泪水就会不由自主地滑落，泪腺比水龙头还要灵敏。
我说不清，这究竟是一个写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还是我与小多姐弟情深？实际上，我是一个喜欢孤独的有点凉薄的人，我承认我不太喜欢复杂的关系，和太近的距离。我与所有人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哪怕是我的亲人，哪怕是我的爱人，我都不习惯与他们亲密无间。庆幸的是因为有文学有写作这个高大上的理由，亲朋好友也能理解我貌似不近情理的做派。
小多走后，我对他更多的是内疚之心，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他会不会原谅我？在外人看来，我是无可挑剔的姐姐，主治医生夸我：“小多有你这样的姐姐，真是幸福。”在小多的生命开始倒计时的日子里，我天天在医院里陪护他，给他找最好的医生，用最贵的药，甚至还给他请护工照顾。小多去世后，我和大弟给他筹备了一个体面又有尊严的葬礼，我因为恸哭晕厥几次，老家的父老乡亲们都在夸我：“小多有你这样的姐姐，真是幸运。你是天下最好的姐姐。”
我相信夸我的人都是真诚的，决不会因为我是个所谓的作家而给予的一种奉承。何况，医院的医生也并不知道我的写作者身份，老家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一定读过我的作品。他们只是从我的行动来判断我的人品，他们用朴素的真诚，表达对我的品质的肯定。可是，他们怎能知道，他们的话让我更加心碎，更加愧疚。
小多他真的幸福吗？他真的幸运吗？不，这才是最大的谎言。我认为：小多短暂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感觉不到这个世界的温情，所以他才选择离开。这是小多去世后，我梳理了一下他的人生，得出的推论。
二
小多生于1986年7月，在他之前，父母已经有了一对儿女，十岁的我和六岁的弟弟果子。那时，父亲在陕西渭南的一家林场当场长，是一年收入三百多块的国家干部。母亲在村里的民办小学当教师，我们家住在一个有花有草的大院子里，还有一个叫琴子的保姆给我们做家务。我和弟弟吃着父亲从陕西带回来的面包苹果桔子香蕉，穿着从城里或者镇上买回来的好看的衣服，简直像生活在神仙旁边的那对童男童女。
父亲是一个颇有浪漫情怀的文学爱好者，除了上班工作，平时爱读书写东西，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作家，结果是投稿多年没有文字发表，唯一变成铅字的署有他名字的文字是一封关于咨询的读者来信。听说，他订了好多杂志和报纸，像《人民文艺》《解放军文艺》《奔流》等杂志，读得很认真，甚至连小广告都要读下来。有本杂志上介绍种植藏红花技术，父亲去信咨询，后来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不但给他回了信，而且还把他的读者来信登在杂志上。父亲空欢喜一场，同事们听说他的名字上了杂志，都以为他发表了什么大作，嚷着要他请客，他大囧一场，从此断了作家梦。
实际上，父亲还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曾经对和他只有八岁年龄差的大侄子，我的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的堂哥说过：有房有家，有钱有地，有儿有女，我这辈子也知足了，如果地球就这样静止不动，停留在此时此刻，那该多好。学哲学的大哥说，时间和空间离不开物质运动，离开物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父亲感叹说：我也知道时间和空间都不是静止不动的，我想让时间和空间停止不动，也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罢了。叔侄俩就时间空间问题谈了很长时间，大哥觉得，他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叔父，还有哲学思想呢，这让他觉得很意外。
父亲的知足常乐思想，在我小弟出生之后戛然而止了。天知道，母亲当时吃了什么药，居然觉得一个儿子太孤单，非要再生一个给他做个伴，她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在我懂事之前就暴露无遗，这也是我和母亲关系不睦最大的原因。她不知道采用什么办法，居然能瞒着所有人的眼睛，挺到我小弟出生。如她所愿，三胎生了一个男孩，但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却是她不曾预料到的，也许，她也想到过会有惩罚，但她没想到惩罚的后果如此严重。
她丢了每个月7块钱的民办教师补助，这是小事。小弟因为是超生，被罚了九百块人民币，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事是，我的父亲被开除公职，灰溜溜地回到他十六岁就离开的家乡。在外奋斗了二十二年，好不容易从一个临时工变成公家人，结果却因为我的小弟，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小多，是我当初给小弟起的名字，全家人也跟着喊这个名字，他的大名直到上学时，才被老师同学喊起。后来，在他走向社会之后，家里人喊他大名，实际上，喊小名更亲切一些，可是我们却不愿给他亲切的感觉。我父亲尽管常以读书人自居，但在给孩子起名字的重大问题上，却犯了教条主义，而不去动脑筋为孩子取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比如，我出生时，他深受《林海雪原》的影响，特别欣赏书中的女主公“白茹”，于是，就给我这个女儿取名“茹”，由于我们的张姓属于世界三大姓氏之一，因此我的名字重名几率很高，致使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费尽一切周折改了名字。大弟出生时，父亲想给他起名张飞，被我母亲坚决的制止了。母亲虽然没有系统地读过《三国演义》，但也在戏台上知道张飞这个历史人物，结局并不好，所以她强势的给她儿子取名果子，父亲只能默认。小弟出生时，被我以小多的名字喊着，得到大家的认可。当了几年没有户籍的黑娃，在上户口时，父亲给他取名良，和伟大的历史人物汉留侯重名。
多年后，父亲曾经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小多：“给你起的名字算是浪费了，历史上的张良多厉害的人物，到你这里啥也不是。”我接口说：“名字太大了，把小多压住了，叫我说可以改名为粮，多加一个米字，意变音不变，我把茹改成汝之后，真是如鱼得水。”母亲又站出来反对了，她说：“别再说改名的事了，你看看你改名，学历证、房权证都改不过来，自己给自己制造多少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一定程度上，小多的出世影响了一家人的命运，这种影响不是向好的方向变，而是向坏的方面发展。曾经两地分居恩爱有加的父母，在生活到同一个屋檐下之后，彼此之间的缺点都暴露无疑，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使得我的父母成了一对天天吵架打闹的夫妻。
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路上饥肠辘辘，本想着回家能吃上一碗热饭。谁料，刚进门就听见一阵吵闹声，接着响起了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父亲把一只碗摔在地上，母亲也立即拿起一只碗摔在地上，父亲接着又摔了一个盘子，母亲把桌子上的几个盘子都举起来摔在地上，两个人像比赛似的，把家里能用的盘子和碗都摔碎在地上，堂屋的青砖地面上满是碎片，我吓得躲在门外不敢进来，小多在院子里大哭，后来，父亲骂骂咧咧出门了。
那个中午，我像老鼠一样，躲在厨房里，啃着半个凉馒头，把半个馒头开水泡过之后，喂给了小多，母亲躺在卧室的床上继续生着气，没有人管我们姐弟仨，大弟也不知去哪里玩耍去了，没有回家。
小多是我童年时代的最大麻烦，自从他出生之后，我放学后的任务就是抱他背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逃离这个家，是我从童年开始到青年时代的目标，对那个天天充满火药味的家，还有我那有点面目可憎的母亲，只觉得厌恶和恐惧。
尽管，父亲后来开始经商，家境好转，我对那个家，还是没有任何留恋。一直到人到中年之后，我都不愿意和父母待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尤其是母亲，我们的距离如同南极和北极，永远无法融合。
三
小多是我抱着背着长大的，可我并不爱他，我把他视为我的负担和麻烦，遇到他哭闹或者我被父母训斥的时候，我就会偷偷地打他，我拽他的耳朵，拧他的腿，疼得他眼泪打转却不敢哭，我恐吓他，要是敢哭，就撕烂他的嘴。对于母亲交给我的哄小多的任务，我厌倦又无奈，所以只能以惩罚他作为发泄。天知道，童年的小多，被我这个当姐姐的揍了多少回，可他从来没有在父母面前告状，不管我如何待他，他都像跟屁虫一样跟着我：姐姐，姐姐。
二十岁那年，我家又发生了一次变故，母亲不幸患上了尿毒症，父亲带着她四处治病，生意做不成了，家里的自留地也荒了，欠下了一屁股债。那时，我上大二，大弟果子上高二，十岁的小多在村小学上学。我和大弟都住校，小多一个人在家，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他上中学的那年，母亲的病奇迹般的痊愈了，只是家中的经济依旧拮据，再也没有回到当年，人们排着队到家里借钱过年的盛况。初中毕业，小多连高中都没考上，当时我已经在市里工作了，通过关系，给他找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上学，希望他能学到一技之长，以便在社会上立足。可最终，他连技校都没毕业，就跟着别人去广州打工赚钱去了，就这样，十七岁的他走向社会。
他在广州打工八年，八年没有回来过一次，而我也从来不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关于他的消息，只能从母亲的口中和他偶尔打过来的电话了解一二，他在电子厂打工，被人骗去搞传销，赚的辛苦钱都搭进去了，后来，他又在饭店、洗浴中心、修理厂等地方干过，但都没赚到多少钱，最后又回到最初的电子厂当流水线上的工人。
他曾经在电话中向我抱怨过：每月只要发工资，咱妈就打电话要钱，叫我把工资全部寄回去。我安慰他说，家里已经不缺钱了，咱爸开了一家馒头店，老家还种着十多亩地的花木，你哥我们都有家有业了，都能孝敬父母了，你有钱了自己攒着，等到结婚时花。私下了，我也劝母亲，以后别给小多要钱，他一个打工的，能挣来几个钱？母亲很恼火：他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现在不攒钱，以后咋办？他的钱我不要过来保存着，都让他胡花了。我刚想再劝她两句，母亲又开始愤愤不平：他就个脑子笨不长记性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点工资，这个借，那个借，借到最后都不还了，说他一百遍都不改。我懒得同母亲理论，我知道争执到最终的结果是谁也说不过谁，而且还添一肚子气，划不来。小多再打电话时，我委婉的提醒他：自己挣钱不容易，不要轻易借钱给别人。小多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没有个难处呀，能帮一把是一把。小河他妈当年还给我一个馍吃呢，还有青青他奶奶让我去他家吃过饭呢，那时咱爸领着咱妈去看病，人家不少人都帮助过咱们家。
我也知道，小多是个善良的人，可我却很少给他尊重。甚至在我结婚的时候，我都未曾向先生提起过他，以至于先生以为我只有果子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他曾经说过，你父母真是了不起，把你们姐弟都培养成材了，两个人都是本科毕业，一个写作，一个经商，从事不同领域，但都同样干得很出色。我听了很骄傲，所有知道我们姐弟关系的人都这么说，他们都会夸我父母教育有方。我们姐弟是父母的里子和面子，如果没有小多的话，确实如此。
有时候，我曾经想过，要是没有小多这个弟弟，我们家的日子该多好呀。小多去世后，我有种揪心般的忏悔，感觉他死于我的诅咒。
表面上，我对他很客气，不像母亲那样喝斥他教训他，也不像大弟那样对他冷嘲热讽，打击他挖苦他，我的做法更冷漠无情，从不邀请他来家里，哪怕他来郑州办事，我也只是把他安排在宾馆里，不想让他来我家里，我甚至不让我先生和他有见面的机会。我怕他说错了话，影响我在先生心中的形象，要知道，我一向是以书香门第的身份，在我先生那个世代经商的家族中骄傲地挺立着。一方面是因为我虚荣，另一个方面也是实际情况，毕竟我的祖父是老牌大学生，解放前曾经当过校长，而今我我们这个家族，我们这一辈人，出了六个大学生，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发展不错，算得上所谓的成功人士。一句话，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实力，我们都远远超过小多，小多是这个家族七八个孙子辈中混得最差的，没学历、没技术、没名气，当然也没钱。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小多成了我们家族中的每个人都同情却又远离的对象。一个人，你若混得不成功，别说亲戚邻居，恐怕连你的父母也不会打内心的喜欢你。我母亲和父亲吵了一辈子，也强势了一辈子，但面对她那财大气粗的大儿子，她也会很明智的闭上嘴巴，不在他面前唠叨。而我根本就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对她敬而远之，若在电话中被数落几句，我就会立即挂断电话，很多天不理不睬。晚年的母亲，唯一的发泄对象就是小多，吵骂他简直像家常便饭。即便是小多成了家，有了孩子，母亲对他态度依旧。对他做的每件事，母亲从来没有满意过，如果不说道小多，好像都没有她这个人似的。
小多生病后，母亲对他的数落更多了，大弟和我知道他病情的严重些，对他的态度都变了，我们成了天底下最好的哥哥姐姐，想用自己有限的亲情挽留他的生命。
大弟说，妈，你以后不能再说小多，他病了。
母亲说，我说他是为他为好，不让他乱吃东西，不让他乱跑乱动，我都是为他好。我当妈的能害他？
大弟说，你的方式不对，语气不好，影响他养病，反正你不能在我面前说他一句。
母亲摄于大弟平时说一不二的霸气，也不再说什么，她现在住着的是大儿子的房子，花着的是大儿子给的钱，在现实面前，她收起了年轻时的锋芒。但对我这个出嫁的女儿，她毫不客气：“果子不让我说他，你也不让我说他，他有病就排场了？成了纸糊的，不敢吹，不敢动了，再不说他，我都快憋死了。”我真想问母亲一句：“您儿子的命，和您的命谁的重要？”话到嘴边又咽下，母亲从来是不讲理的人，尤其是在儿女面前，没有道理可讲。年轻时粗暴专制，我们姐弟仨都挨过打，尤其是我这个老大，自小多出生后，就成了母亲的出气筒，每周都会挨揍一次，有时哪怕说错一句话，母亲的巴掌就会落下。
没有带好小多、学习成绩退步、多吃了弟弟的零食、或者回家晚了等等都成了我挨打的理由，童年的阴影让我的整个青春时代都没有色彩。多年后，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选择心理学专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给自己疗伤。母亲是我伤口的来源，以至于我对她产生本能的恐惧，甚至厌恶心理。老天，我这么说，会不会是一种罪过？
作为一名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我无法隐藏自己，我必须毫无保留地把我的所思所想全部倾诉出来，哪怕是心中最阴暗的不为人知的那部分，哪怕这种阴暗的自我暴露会影响了我花数十年奋斗所获得的社会影响。可是，你就是打死我，我也无法从口中说出一句：妈妈，我爱您。我说不出来，哪怕你让我在上刀山和说一句违心的话之间做选择，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刀山，而拒绝说一句：妈妈，我爱您。母亲给我的伤痛，让我永远不能从心底里真正爱她，我可以给钱，给她物，满足她的一切物质欲望，可我不能给她任何的精神上的慰藉。童年时代，我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父亲是缺席的，母亲是粗暴的，家庭是缺乏温暖的，所以那种不安全感，一直到现在都在缠着我，所幸，因为有文学这座精神高地，才让我能从容地对付生命中的一切挫折、苦难和不幸。
四
对于父母，我自认为是问心无愧的。
对于弟弟小多，我却是有愧的，甚至是有罪的。
小多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出生不易，活得艰辛。他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不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他是一个不在国家计划生育内的孩子，哥哥姐姐早把家中的指标占用了。
他就像一个卑微的小草，遭受着风吹雨打，高价彩礼，高房价，他都赶上了，这使得他一直处于挣钱攒钱还债的窘迫生活中。尽管父母给他付了大部分首付款，可每月的房贷他得自己还，而在外打工又要交房租和生活费，他不得不把生活质量降到最低，夫妻俩经常为了钱的事生气，在家庭生活中，他没有得到温暖。
他生病的消息是和他一起在上海打工的表弟告诉我的，那一天，我陪着一位居士老大姐去寺院参加活动。表弟说，姐，小多病了，很严重，医生说做手术都没有多大意义，但不做，他现在难受得要死。我给他买了一张机票，让他回南阳看病治疗。我问：什么病？表弟说，癌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而且是晚期。我不愿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欺骗自己，我是在做噩梦，我的噩梦没有醒。
昨天，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母亲死了。她活着，我没有给她精神上的赡养，她走了，我却成了最伤心的人。巨大的愧疚使得我悲痛欲绝，感觉自己呼吸都困难，晕倒在地。父亲赶紧过来扶我，有一条大黑狗扑上来咬着他的腿，我大叫一声，爸，当心呀。顿时，父亲的脸成了一片苍白，白得没有血色。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做了这样的噩梦，感觉心里很不舒服。早饭后，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得知他们平安在老家，心稍稍放下。恰巧有位老大姐约我去寺院，我就跟着去了。谁知道，就接到这样一个我不愿相信的电话，所以我宁愿自己还在做噩梦。
大弟的电话来了，他向我再次证实了表弟的电话，我哭了：我的命怎么这样苦？二十岁咱妈大病，四十岁咱爸大手术，现在小多又得了这病！咱爸咱妈咋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啊。大弟说：那就先瞒着，或者说是阑尾炎做个小手术。我说，只能这样了，能瞒多久算多久。我们商量了小多回来后住院治疗的事项，心里庆幸，幸亏有个弟弟可以和我分担。
放下电话，我一边流泪，一边在寺院门外的台阶上磕头，一阶台阶，跪下磕一次头，起来，上一阶台阶，跪下磕头，再起来，一百零八阶台阶，我磕了一百零八个头，口中念叨：南无观音菩萨！南无观音菩萨！寺院的居士们都看到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子，像精神病一样在台阶上磕头，念菩萨，上了台阶，又是一步一磕头，一直磕到大雄宝殿。她在三宝前长跪不起，疯了一般求佛：佛啊，菩萨啊，求您救救我的小弟吧！我发愿：斋戒三年，只要他能闯过这一关。一遍又一遍，泪水怎么也擦不干·····
在小多面前，我和大弟都表现得平静，告诉他，医生说问题不大，做了手术就好了，你年轻，身体恢复快。钱的事，你不要操心，我们会管你的。我给他的微信上转账一万元，说等做了手术买些营养品。他的手术做了七个小时，我和大弟守在手术外，我们俩没有交流，他木木地坐着，我拿着一本《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轻声念着，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小多被推出来，进了病房，我的心才落下。
从二零二零年五月，他做了手术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从放疗到化疗，按疗程进行着。中间，我只去医院看过他一次，从内心我是回避着，又在现实中逃避着，我当他还在上海当滴滴司机。第三次去医院看他，在医院照顾了他十二天，那十二天，是我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我给在高校任职的大哥发信息：一个人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忍不住泪流。孩子他大舅经商，生意不能不管，大舅妈又快生了。父母年迈，又带着小侄女，除了我，无人可代。我必须顶着、挺着、扛着，生命中的这一切的一切···
仿佛是一种宿命，四十五年前，我出生后五天，祖母去世。四十五年后，家族的悲喜剧又开始上演，一个弟弟的孩子将要出世，一个弟弟却要撇下孩子离世。生与死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如影相随，无法预测，究竟是哪个先来临，盼望着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和面对生命无常的悲伤同时交杂在一起，难道上苍就是这样来成就一位作家么？
那段时间，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不停地思考一些关于人生和命运的问题，有时候觉得自己挺不过去了，只能用佛教中的因果轮回来作为精神支柱，慰藉自己。
时至今日，想起小多，我依旧充满忏悔之心。在他独自面对死神的绝望时刻，我不仅没有帮助他，而且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主治医生告诉我，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到无力回天的地步，生命处于倒计时的时候，我在独自流泪痛苦之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我说服父母放弃了继续做透析，我觉得用高昂的医疗费来延续他生命的代价没有多大意义，最后，小多被转到老家的乡镇医院，我清楚地明白，他是在熬时间而已，如医生所料，回去后才三天，他就悄悄地走了。
尽管我也愿意小多好起来，可我更相信科学，相信医生的诊断。看着小多浑身插满管子的悲惨样子，我甚至想，与其活着受罪，还不如走了解脱。
很多日子之后，我为自己当时的恶念悔恨不已，感觉是自己的诅咒害了他。我也知道那个日子终会来临，可当看到躺在水晶棺里的小多，我还是昏阙过去，我觉得自己就像刽子手，扼杀了小多的生命，愧我还是他姐姐，我算什么姐姐呀，我就是个杀人犯。
小多的女儿蹦蹦跳跳地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道，姑姑，我爸爸他睡着了，喊他也不醒，他就爱偷懒。我再也忍不住，抱着懵懂的小侄女嚎啕大哭。在为小多守灵的四十八个小时中，我不吃不喝不睡，除了眼泪和悲伤，别无其他。
小多被送进了祖坟，那是全家人商量的结果。
一个年轻的生命，变成了黄土地上的一个土馒头。
五
按照世俗来说，我和大弟是能给父母“装面子”的孩子。
从小到大，作为老大的我，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的代表，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勤快懂事。上中学时期，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被全校师生称作“小作家”。三十岁出版第一本书，以后陆续出版十余部作品，在当地的文艺界也算“小有名气”。后来，又到了省城工作生活，亲戚邻居提到我，都是赞不绝口，我父母也会含着笑谦虚几句。
大弟大学毕业后，先在事业单位工作，后辞职经商，年纪轻轻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从经济方面作为衡量的标准，他俨然算是成功人士，企业家，人大代表等荣誉环绕，说起他，父母颇有面子，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大弟在市里给他们买了一套房养老，又把乡下老宅收拾妥当，父母的晚年因为有个企业家儿子而过上了相对有尊严的生活。
说到底，我的所谓“作家”的身份，是父母的面子，而大弟给予他们的则是真正的里子。大概因为这些，母亲把不成器的小多当作唯一的发泄对象，经常在他面前说：“要不是你这个多头，老子现在多享福，你姐你哥有名有利，你呢，百事不成，早知道如此，把你扔到尿罐里算了，你就是个讨债鬼托生的。”小多听了，木木的没表情。我不止一次的听母亲用这样的话数落他，曾经劝阻过，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引火上身，自己挨批。
回顾小多短暂的一生，我突然觉得，在灵魂的高贵面前我和大弟都不如他。我清高虚荣，大弟骄傲高调，我们俩谁也不服谁，见面常有争论。小多与人为善，从来没有和人吵架拌嘴，热心助人。自己没钱，却爱帮助别人，他在上海开滴滴，为送一个临盆的孕妇去医院，闯红灯被罚款，孕妇家属连车费都忘了给他。他在南阳的白河边走路，有个小孩溺水，他下去救人，差点把他淹死。他在广州为救一个火灾中的老乡，自己都被烧伤了。
这些，他讲给家人听时，母亲照例是一通埋怨打击和挖苦，也许她的初衷是好的，怕小多有危险，可是她的方式总是叫人无法接受，除了小多，能默默忍受之外，我和大弟都不可能听而任之，我们肯定会和她吵和她辩。我后来想想，其实，小多是一种孝顺。
父亲生病住院做手术，我以没时间多出钱为由，很少陪伴，更别说伺候照顾，大弟更忙，去医院探望父亲时，拿着两个手机不停地接打电话，根本不知道怎么护理病人。唯有小多，全程陪护父亲，他对父亲的照顾比护工要精细得多。父亲曾经含着泪说，我这次住院，多亏小多了。母亲在一旁说，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是个蚂蚱也有四两力呢。
小多去世二十三后，大弟的女儿出生了，新生命的降临冲淡了小多离世给家人带来的阴影。抱着刚刚出生的小侄女，我想到了小多，他要活着该多好啊。一个月后，小多的三十五生日，我买了一束白菊花放在书桌上，对着家乡的方向祭奠他。想起我过生日时，小多总是给我发红包，说声：姐，生日快乐啊。可我从来没有给他说过一句：小弟，生日快乐，今生想说也没有机会了，我悲伤不已。
壬寅年春节，因疫情缘故，我留在省城过年。原想待到清明节，回去给小多扫墓，这是他的第一个清明，我们做哥哥姐姐的只能为他做这点事情。
不知是天不遂人愿，还是小多不愿给我们添麻烦？清明节照旧没有回去，还是因为疫情，让我无奈地停住了脚步。
小多，我亲爱的小弟啊，愿你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得快快乐乐，没有疾病和痛苦，没有忧愁和不幸。请你在九泉之下安息，父母我们会替你尽孝，孩子，我们会帮助照料，愿你一切安好。
如果真有来生，我愿你投胎到一个有爱有温暖的富贵人家，今生你已经把所有的苦都吃尽了，来生，你一定会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