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一、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这里所说的“文化苦旅”不是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而是指他为写《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而进行的行走、考察活动。

（一）余秋雨的“出走”与意义

1.余秋雨的坚定“出走”

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傩后，归程的江轮上，当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的余秋雨有了新的思考：

那彻夜的傩仪，那朴拙的锣鼓，包括身后这拥挤的人潮，为什么离书斋著述那么遥远？书斋著述可以修补文化，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钻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

我想，我的书斋著述已经太多太多，应该从事实地考察了，或者，应该从事社会实务了。

我想，在中华文化比较像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沉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该有的文化风尚。[1]

这是他走出学校、走出书斋，走向行旅的动因。

从甘肃，他的行旅真正开始了，从此他边走边写。

他的“出走”很彻底，辞去了行政职务——他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并有希望走上更高的行政职位，更决绝的是辞去了公职。这就等于告别了原有的体制，从体制中跳了出来，成为体制外的“游子”。敢于这么做的只是极少数人。因此，余秋雨的“出走”还具有冲破现有体制的意义，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样本。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2]

应该说这是一种几乎没有先例的选择，确实具有冒险性。“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3]他的“出走”就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人生大选择和自我挑战。

然而，风险与“效益”并存。

真的，离开“位子”和“圈子”的最大收获，不是身心突然变得自由，而是目光突然变得真实。或者说，变得更敏感于真实和虚假。[4]

跳出圈子之后，会看到待在圈子里的人很难看到的“风景”。

后来，余秋雨与同行的凤凰卫视伙伴谈到自己走过的许多地方时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入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5]他告别和逃离的是纯学院式学术和学术、生存氛围。

到与凤凰卫视一起走的“千禧之旅”将要结束时，余秋雨写道：“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指辞职远行——引者注）。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6]

2.“出走”的意义

上面已经提到，余秋雨的“出走”具有冲破现有体制的意义，他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样本。就这一点说下去，我们能从这种超出常规的举动中，发见出产生它的时代原因。正是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使这种“出走”成为可能，正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成为主流使这种“出走”获得成功。他自己也说过：“幸好终于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又被关注。很多文化人获得了创造的权利，我也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辞职远行，走遍中国，再走遍世界，对比中华文化与别种文化的异同。”[7]这样说，丝毫不能减轻他“出走”所带来的压力与风险，丝毫不会减轻这种超常规举动所要付出的不寻常的艰辛，也不会使这种抉择显现出的胆识有丝毫减色。

这种“出走”对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生存方式来说，有着更重要的启示意义。学术生存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但是如何搞好学术却并非容易解决。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近代的顾炎武就非常重视实地调研，他每到一个地方，不仅查阅当地县志，从当地读书人中了解情况，还亲自问农夫、老兵。全祖望曾十分生动地刻画出顾炎武的调查情况：“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五四”运动以来又有到工农中去，到实际生活中去，理论联系实际的提倡。但真正走出学校、走出书斋，进入生活现场、文化现场的学者少而又少。这里有学者们自身的原因，更有体制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既要打破学者们自身的生存和学术惯性，更要突破既有体制的束缚。没有见识不会想到“出走”，没有勇气和能力不敢“出走”，“出走”了也会失败。

余秋雨“出走”的学术意义在于，他以自己的“出走”，以走向文化现场后沉甸甸的实绩，给知识分子的学术道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并不意味着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出走”，而是应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文化现场，面对生活、面对实际、面对群众。余秋雨许多方面不可简单模仿。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一位学者，单是“文化散文”不是学术论文这一项，就会使你完不成科研任务，因而不得晋升职称，因而变得灰溜溜。

当下，知识分子整体拥挤在申报课题、项目，做课题、项目的队列中，余秋雨的“出走”更应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学校到学校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梯级，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递进，从课题、项目到课题、项目的逐年申报，沉溺在这种体制运作中，就无暇考虑走向社会、走向文化现场了。在这种氛围中，即使有余秋雨的“出走”也可能使奔波在学位和职称、课题和项目中的知识分子们视若无睹。

余秋雨“出走”的另一个学术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形成学术个性。体制内的学者们为什么缺乏学术个性，很难有独立见解，更鲜有真正的突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被限制在体制内的话语体系中，项目、课题都属于“共识”的，否则你就别想立项。余秋雨则不然，既然已经从既有体制中“出走”，“我干脆把个人话语呈现得更加透彻，不仅语言风格是个人的，而且连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归向于一己仅有。”[8]依附少了甚或没有了，个性自然就要充分展露了。

到“文化现场”还有助于纠正许多从书本到书本的错讹，纠正对世界各大文明的误读。“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多种文明。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即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9]实地考察是辨识、修正错误的最佳途径之一。

（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1.到“文化现场”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等，仅从这些集子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与行旅有关。余秋雨说过：“我必须寻找曾经发生过伟大历史事件的文化现场。”[10]

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一些文化现场，对中国文化的许多内容进行了实地考察。

《山居笔记》是对一些重大课题的有意考察。“为了一个课题，我会连续去很多地方，也会反复去一个地方。来来去去，风尘仆仆，都是为了某一篇文章。”[11]“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12]这种求是、求实精神贯穿在余秋雨的整个旅行考察、写作活动中。

到达现场，书本就不是唯一的坐标了，书本必须接受现场的拷问，书本和现场应当互相印证。余秋雨在考察过许多沙漠和废墟，寺庙和洞窟后发现：“我读过很多解释它们的规范文本，但一走到它们眼前就觉得全然不对。写得并不错，但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写出来。”[13]正因为到达了现场，所以，发现是独特的。

其次，到中华之外的文化现场实地考察。

当他写出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散文后，并没有停下继续走向现场的脚步。“但是，我惭愧地发现，大家都是因为我对中华文化的实地考察而倾听我，但我显然还不具备充分的发言权。道理很明白，有关中国文化的一切重大话题，都与世界文化有关，但我对世界文化的讲述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书面，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14]这是一种坦白，也是一种眼界。

恰好，余秋雨遇到了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大胆的、大型的计划：凤凰卫视组建一个小型吉普车队，从埃及出发，到中东，一步步向东，在2000年元旦进入中国。全球直播，行程几万公里。余秋雨被邀请，他的身份是“特邀嘉宾主持”，与凤凰卫视的许多著名女主播轮流主持。她们因受电视栏目的牵掣，只能各走一段，他要贯穿全程。“此行的意义，在我心中很不一般。这次世纪之交，不是百年跨越，而是千年跨越。千年之前，我们还是宋代，两千年前，则是汉代，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根本不存在，只有几个所谓文明古国。我们要走的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国的集中地，一路伟大，一路废墟。我已经花了多年时间走遍了中华文明的废墟，现在只有到其他文明的废墟去认真地走一遭，才有对比。”[15]

后来，余秋雨与凤凰卫视又有了欧洲之旅，对欧洲进行实地考察。

作为学者和作家亲身考察了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遗址现场以及许多现代文明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尽管很有价值，但对于作者来说，那只是现场感受或游记式写作，经过认真梳理、综合之后，相信应有更成熟的著作问世。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结果没有出现，那将是巨大的遗憾和损失，——无论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于社会。因为余秋雨完成这项使命的条件已经成熟，而别人在许多年内都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余秋雨重视现场，但并不惟现场，他说：“我历来在旅行中寻访的重点，是遗迹现场而不是博物馆，但又喜欢在寻访之前或之后去一下博物馆，找一个索引或总结。”[16]博物馆不仅也有由现场而来的实物展品，而且还有各种综合，能够使参观者很快了解某一地区或某一专题的概貌。在相当程度上，博物馆可以起到某一地区文物、文化考察的导游作用。所以，余秋雨的做法很值得考察者、旅游者参考。

有人把余秋雨（走向文化现场）与白先勇、三毛看作“现代派流浪”[17]。笔者认为这是不贴切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余秋雨走向文化现场是对历史文化的考察，而白先勇和三毛则不是。白先勇和三毛都属于作家意义上的“流浪”，余秋雨则是学者走向现场。另外，“现代派”是一个不易把握的术语，用在余秋雨身上不合适。

2.到“现场”前后的“苦读”

读书是到文化现场考察的前提，没有读书所累积起来的文化素养，即使到达文化现场也可能毫无所获。

余秋雨的“苦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半山苦读，学院苦读和“山居”苦读。半山苦读和学院苦读大致可以归为到达现场之前的读书生涯，“山居”苦读大致可以归为到达现场之后的读书经历。所谓到达现场之后，并不是说“山居”苦读之后就不再去现场了。

（1）半山苦读

“文革”期间，余秋雨的老师盛钟健为他找到的浙江奉化大桥镇锦屏山的半山藏书楼。在这里他读的主要是中国文化古籍。余秋雨自己称这段读书岁月是“半山失踪”。

（2）学院苦读

大约在33岁生日的时候，他抛弃“一切有可能导致精力分散的课题沉溺、群聚乐趣等等文化界的时尚”，开始集中阅读欧洲经典，兼及其他古典文明。读书的主要地点在上海东北郊一间斜顶朝北的13平米小屋，持续时间长达7年。当他读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时，他认为“自己碰上了世间最好的文章”。他成了“各国大师们的共同门生”。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

读这些经典需要译作，翻译这些经典的作者包括朱光潜、贺麟。“由朱光潜、贺麟、李泽厚等先生带给我的抽象思维的快感，真是无可言喻。那么多不亲近的文字，那么多极深奥的句式，当它们组接成一条通道出现在你脚下的时候，开始你会很不自信地却步，但当你咬着牙齿一步跨入，壮着胆子一点点走下去，终究会进入一个心旷神怡的天地。精确到毫末不遗，严密到丝缕不差，环环相扣而不闻声响，高迈缥缈而不容虚假，然后终于推导出结论来了，但这结论并不是一句话，几个字，而是一种高度，一种视角，一种境界。”[18]这是阅读大家、阅读经典并且真正达到能与大家和经典对话交流时所得到的一种整体感受、精神境界、思维方式。

李泽厚被提到是因为“就我个人而言，让我从思维深处理解了德国哲学精髓的，却是李泽厚先生。他的那部《批判哲学的批判》，几乎被我读烂了。康德的思维魅力，经由李先生，让我百脉俱开。”[19]

（3）“山居”苦读

这是指写作《山居笔记》时，住在香港中文大学并在该校图书馆里的研读。由于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所以叫做“山居”苦读，余秋雨自己说这是他“第三次苦读”。

这次读书关注的是海外汉学界。阅读的主要是余英时、黄仁宇、周策纵、饶宗颐、杜维明、唐德刚、许倬云等长期身处海外的中国文化学者的著作。在余秋雨看来，他们是继梁启超、胡适、王国维之后，中国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国际化跃升。

三次苦读内容不同，恰好形成知识结构和文化理念的互补，为文化散文的写作打下了文化知识基础，提供了思想理念支撑。

3.生活经历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余秋雨说：“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20]显然，“文革”对他的一生包括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勇气和思考与这场浩劫及其之后的世态有密切关系。

在谈到海外汉学家时余秋雨说：“我也有强过他们的地方，那就是，我承受过很多他们没有承受过的苦难，考察过很多他们没有考察过的废墟；还有，我可能比他们中的大多数，更熟悉文学实践和艺术实践，因此也拥有较多的读者。”[21]显然，他把“承受过很多他们没有承受过的苦难”当作搞学术研究的一种优势。关于自己优势的分析显示了他的自信，应当说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具体说来，比如某种重要心态、意识和观念的确立就与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余秋雨在《长安的闪电》中说：

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吞咽的全是“乱世哲学”，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夜雨泥泞，几乎陷没了我们的全部青春。我们被告知，古代社会和外部世界一片恐怖，我们正在享受着一尘不染的幸福。偶尔忍不住想了一下古代，却还不敢幻想国外。正是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们在大醒之后很难再陷入封闭的泥淖。

前些年我一直困惑，为什么我的每一届学生几乎都不如我开放。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他们不拥有那种从灾难中带来的财富。[22]

某种心态、意识和观念产生于特有的生活经历。没有承受过冰寒雪冻的人，就不会对温暖的阳光有多深的感受。没有经历过封闭，就不会真正珍惜开放和认识到开放的重要。

生活经历，尤其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切身感受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的有利条件。即使不是必要条件，也是一种有利条件。笔者常常感叹于众多的学者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之路，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是否真的有价值。

二、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成就

余秋雨的主要篇什，是旅游后写的散文，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游记；是考察后写的文章，但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考察报告。若从游记角度看，他的《千年一叹》更接近传统的游记。最能代表他的成就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散文。

余秋雨自己说：“文化是一个大课题，它没有理由排除大量可触可摸的切实现象，也没有理由排除逼近它们的多种途径。”[23]他以感性的散文来逼近文化。

（一）艺术成就

余氏散文独树一帜，史上罕见。

他的个性特征全方位地渗透到散文的各个部位。并非他的散文全是主观刻意为之的结果，但又与他有意识的努力分不开。“我干脆把个人话语呈现得更加透彻，不仅语言风格是个人的，而且连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归向于一己仅有。为了让普通读者明白这条写作路线，我还会故意把个人对家乡生活的回忆文章穿插其间。我心中的中国，如同茅舍舟楫的家乡；漫长的文明历史，如同童年无鞋的脚印。一切由我个人体验和吞吐，一切皆是五尺之躯的偶撞、偶遇、偶感、偶思，绝不接受任何异己的指摘。”[24]这段话前边在谈学术个性时曾经引用过一部分，现在较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这是一种个人话语，从语言风格到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都为一己仅有。简单地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充分个性化的。

有人说余秋雨的散文属于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那是只看到了它被受众广泛接受的一面，没有看到它深入骨髓里的个性。通常意义上的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绝不会有这种个性。

1.人物：性格•命运•文化人格

（1）几乎每篇散文作者之“我”都或隐现其中，或贯穿始终

这是余秋雨散文还叫散文的因素之一，也是它仍被有些人当做游记的原因之一。这也与他主张到达“文化现场”有关。

即使专门写别人的篇章也不例外。比如，由半夜接到台北《中国时报》不相识的女记者的电话，在答记者问中谈到自己中国文化史上最喜欢的文学家是苏东坡。“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这就是著名的《苏东坡突围》的开篇。

至于“我”贯穿始终的，也不少。比如，写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我”不仅是作品的“脉络”，更重要的是，“我”由于与岳麓书院相遇而发生转折。首先是改变了自己的行程。本来是由于追随“大串联”的洪流而来到了岳麓书院，但到了这里后思绪发生了变化：

文化传承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见证和承载，“包括27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25]

这里改变了他的行程，这里也是他的整个人生旅程的“关键”处：

现在常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祥，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26]

作者还写出了环境与“我”的个性契合：

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它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祥，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27]

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这个书院使他倍感亲切，环境与“我”的个性的契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2）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写出人物性格和命运背后的文化深度

专门写人物的诸如《苏东坡突围》、《信客》、《柳侯祠》等肯定如此，不以人物为主的文章也是如此。比如，写罗振玉与甲骨文：

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学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立即觉得自己已经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

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最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罗振玉深知现场勘察的重要，他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罗振玉的深度之一表现在对于考古现场的重视。“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罗振玉亲自到了安阳小屯，“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28]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风雨天一阁》中钱绣芸选择了与书为伍的爱情婚姻，但终其一生也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他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29]

在天一阁背后，我们看到了与它相关的人物的个性以及在这种个性影响下人物的命运。

写出人物的悲欢离合，他很善于抓取这种悲欢离合，哪怕是几笔带过的小人物。《抱愧山西》写的主要是大商人，但作者知道，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丰厚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作者讲述了根据黄鉴辉先生曾经记述过的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面的父亲；

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张廷楌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30]。

此乃高度浓缩了的人生故事，丝毫不亚于作家创作的戏剧、小说。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反复出现“文化人格”、“人格结构”这样的词，他不仅写人，更注重写人的“文化人格”。

这种文化游记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把作者自己的文化人格与山水互相厮磨。“人气”不重的游记，罗列文化知识再多，也很难出色。个人与山水周璇，实质上也就是现代人与曾到过此地的先辈们周璇，从而产生人格比照。这样，山水便真正热闹起来了，文章也有了生气、变得大气。这是我的向往。[31]

写出“文化人格”不仅写活了山水，同时也挖掘了文化深度。

（3）穿插当代生活、当代人

总体上来说，余秋雨写的是历史文化散文，历史文化是主干。然而，他分明是写给现代人看的，总是以现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交融来审视和观照历史，并且现代生活不时出现在历史场景周围。

到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已经是古今互现了。写古希腊文明，有专门的一篇关于当代希腊人的《闲散第一》，古今对比，而且与其他国家对比：“以前我走遍意大利南北，一直惊叹意大利人的闲散，但中国驻希腊大使杨广胜先生告诉我：论闲散，在欧洲，意大利只能排到第三。第一是希腊，第二是西班牙。”作者不失时机，评价道：“当然这种生活方式也包含着诸多弊病。有很大一部分闲散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32]

写宋代文化时，最后提到了几年前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情况。上海市民天天连续几小时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长长的队伍中有人在说，几位九旬老人，两位癌症晚期病人，也排在中间。博物馆方面得知，立即派出工作人员找到这些老人和病人。请他们先行入场。没想到，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说，看《清明上河图》，就应该恭恭敬敬地站那么久。我们来日无多，更要抓住这恭敬的机会。”[33]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人及其行为更能表现出人们对经典作品的崇敬了。

穿插了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人，就更有时代感、现场感了。

（4）代表性人物组成的中国文化史

《寻觅中华》从黄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当代。每一个时代都选取一些重要人物，写他们与中华文化有关的主要活动，从而勾串起一部中华文化历史，蔚为大观。

为了写活这些历史人物，作者非常重视写他们的死。人物死的时候，往往最能显现文化内蕴，也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王懿荣经吞金、喝毒药、投井而自杀殉国，王国维自杀，孔子之死，司马迁之死，陆游的“遗嘱”，辛弃疾连喊三声“杀敌”气绝，等等，一方面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意蕴，一方面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同时，一些主要人物都因此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

这是一部充满个性的中华文化史，最具特色的是其中的观点、观念，往往使人对其中的历史和人物有以往不曾有的另外的认识。

2.散文文体的开拓

（1）对文章表述的极端重视

余秋雨在谈到《山居笔记》写作时的情形时说：“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34]这段表述，足见他对文字表达的重视。

余秋雨说自己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叠叠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35]在他看来，表述的艰难，是更隐秘的艰难，是对他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把表述的艰难上升的与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同样的层级，甚至更进一层层级，足见他在文章表述上所下的功夫。

我们来看他在《苏东坡突围》中谈到“成熟”时的表述功夫：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涮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36]

成熟是“从容”，是“大气”，是“微笑”，是“淡漠”，是“厚实”，是“高度”，是“豪情”，别人在谈成熟时也可能使用这些词汇，但余秋雨在这些词之前后加上了限制词时立即就立体而可感了。再加上“光辉”、“音响”、“山风”、“溪流”与“湖”被限制词一描述，成熟成了多种可看、可听、可触摸的形象而具体的实物。读者跟着作者的富有启发作用的词汇进入了一个多维空间展开各种联想，最终，“成熟”转变成了多重立体画面交织而成的鲜活体。这个鲜活体开放而富有张力，它有限制因而方向、目标和轮廓明确，它开放而有张力因而有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发展余地。

（2）恰当处理散文与学术的关系

有人把余秋雨的散文称为学术散文。确实，他由学者而到散文作家，他的许多散文包含着学术内核。但是“哪怕处处与学术有关，我也必须让它们经过感觉系统的严格过滤，粹炼成纯粹的散文部件。”[37]

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38]

注意作者使用了“感觉”、“感性”这两个很接近的词，文学重感性、感觉，而学术研究尽管不能完全离开感觉、感性，但真正崇尚的是理性。作者成功地将学术内容与散文文体融汇为一体，将抽象的学术思想“粹炼成纯粹的散文部件”，这是余秋雨的独特的功力，正是这一功力，使他的学术思想走向大众。余氏散文存在的大量读者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来看他如何将学术的东西粹炼成最感性的散文部件：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一种伟大文化的终极生命力，一定不会是富华精细的。它不会是修剪过的皇家园林，而是粗粝嶙峋的海边礁石；不会是宫廷御池的节庆喷泉，而是半夜山间的狂风暴雨；不会是沙龙名嘴的激烈争辩，而是白发夫妻的临别拥抱；不会是巴黎学府的字音考据，而是泥腿首领的艰难跋涉。[39]

文化的终极生命力本是极端抽象的东西，到了余秋雨笔下变成了“海边礁石”、“狂风暴雨”、“临别拥抱”和“艰难跋涉”这样一些极其感性和富有动感的物品和动作，而且还有它们的反向对比物“皇家园林”、“节庆喷泉”、“激烈争辩”、“字音考据”。这段内容与刚谈过的关于“成熟”的表述似曾相识，但又有异趣，对比阅读和体会应有别一种文章表达上的心得。

正因为把学术有机地融入散文，所以，余氏散文获得了空前的深度但又不艰涩。

（3）文体意义

关于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文体意义，有人已经做过研究，比如，田崇雪的《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把余秋雨看作“散文史上真正的大家”。[40]别人谈过的笔者不再重复，只谈笔者自有的看法。

余秋雨在谈司马迁的时候指出：“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41]余秋雨写的多数是历史文化散文，应该说借鉴了司马迁。就文体来说，它也开一代新风。

特别要指出，余氏散文文体对当下文坛的针砭、对比意义。这里只举一个例子，2009年第19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光明日报》专栏“百城赋”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名专栏奖）。读者可以翻开这些“赋”读读，看有哪一篇文章提出了问题？在当代人手里，赋这种文体歌功颂德，极难找到提出问题的内容。而就文体形式本身来说，其中的许多文章已经与历史上那些赋体名篇相差甚远，只能说是模仿。这里谈的是现象，不针对任何作者本人。越是国运昌盛，在文坛上就越是要警惕浮华、歌功颂德，否则文坛就配不上国运昌盛的大时代。

余秋雨本人对这种风气“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悲哀”。他说：“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但是，“四周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42]

（二）富有文化深度的思想内涵

关于余秋雨散文的思想内涵，前边已经有所涉及，这里集中论述。已经谈过的不再重复，请读者互相参阅。

余秋雨散文之所以被称为文化散文，是因为它有文化的内核。

对于历史的评价富有历史感而又不拘泥于已有观念，以宏阔的眼界，博大的心胸，远迈的思维审视我们的祖先。他在评说黄帝炎帝之争时说：

这场战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奸佞、恶棍，反而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部部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黄帝胜利后，他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是对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动用了一个可重可轻的概念：无道。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不是说炎帝没有道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道。[43]

甚至它的许多篇章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人又把它称作学术散文。

中华文明究竟是怎么才不中断的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我在以前自己写的史论著作以及《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都没有认真分析。那是因为，在国内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文明的延续是必然的，要讨论的只是今后怎么延续。在埃及才真正体验到，不延续是必然的，延续千年倒是一种罕见的奇迹。”[44]如果有人否认余秋雨散文的学术性，可以认真看看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恐怕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也未必能回答好的。

余秋雨甚至用学术语言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现为——

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于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45]

自然，这是概括，显得干巴，具体论述时还是有血有肉的。

关于这些见解的形成过程，作者告诉读者：“很难说这些感受全部都是在考察途中形成的，但实地考察使我淘汰了很多从小接受的赞美中华文明的惯用词汇，在对比中找到了真正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走向文明自觉的一项大工程。”[46]

反思中华文化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主题之一，也是最能体现其深度的地方。重视人情、人际关系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他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不会不涉及它：

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这种人世态度显得那么通俗和健康，这至少也是它长寿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太重视人际关系，两千多年下来，人际关系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生存资源。是资源必然引起争夺，争夺的主要方法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这就从正道变成了岔道。[47]

在肯定它“通俗和健康”的同时，也指出它的岔道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

他还写道：“这次在国外我曾一再拜托伙伴们一起留心一个问题：这些各有危难的国家，有没有一些共同超过中华文明的优点？大家反复观察，最后终于有了一个结论，这些国家的国民，从整体上比中国人单纯。”“得出这个结论有点痛苦，因为我们早已明白有些国家的文明生态是难以收拾的，但居然他们比我们单纯！其实我们谁不知道，他们的单纯就是只顾自己，不大琢磨别人，结果反而彼此轻松。”[48]言外之意，那就是中国人对别人“琢磨”太多。

对于中华文明的反思，甚至让一些深爱它的人接受不了，但它的历史意识和现代意识的交融思辨，确实能让真正的思想者叹服。他在谈到中国的毛笔文化时说：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49]

对于毛笔文化的祭奠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但我认为这个祭奠所表达的现代文化意识是值得称道的，何况作者对于书法艺术也是恋恋不舍的。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当有超越自身爱好，而追随时代发展趋势的气魄和胸襟。此外，作者从笔墨文化中挖掘出的中国传统文人群体的人格更是他的冷峻、独立之处。

独立而富有人性的见解，富有哲理的辨析。

在特拉维夫拉宾广场，他写道：“在充满战争狂热的土地上，真正的英雄并不坐在坦克里，或者捧着炸药躲在街角，而是那些冒死轻呼和平的人。”[50]战争双方所褒奖的英雄，坐在坦克里，捧着炸药躲在街角。事实证明，这些英雄带来和平的希望渺茫。世界应该嘉许的是真正能够带来和平的另外一种英雄。

人们经常引用的托尔斯泰的名言，到了余秋雨手里升华出新的哲理。也可以说，这不是纯粹的逻辑思辨，而是直面现实之后的收获。“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很相象，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这个原则不适合沿途各国的景象，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贫困都大同小异，一踏进富庶则五花八门。这不奇怪，贫困因为失去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才真正变得不幸，所以必然单调划一；而所谓幸福也就是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各有不同。”[51]贫穷失去了选择的权利，所以单调，富庶就可以有多种选择，所以各有不同。观察现实世界，不正是如此吗？

三、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一）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就游历面之广而言，余秋雨几乎无人可以匹敌。在国内游历时，他借助了国内文化、学术团体的力量；在国外游历时，他又借助了凤凰卫视媒体的力量。而这种“借助”是一般人难以办到的。就对游历过的地方写出的文章，其涉猎文化面之宽和所具之深度并同时获得广泛传播而言，也无人能出其右。

所谓借助国内文化、学术团体的力量，早期是开学术会议，比如，散文《庐山》开篇便是：“我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有了名气之后，邀请他去讲学的地方就多了，同样是《庐山》在结尾部分写道：“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有一年中央电视台在承德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邀请他去讲课。“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山庄里边。”于是有了《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本人曾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谈到自己如何选择行旅方式。带有文化使命的行旅，当然不能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即使到了这些地方，也会不耐烦一个学者的细细体悟和徘徊。最好是单身孤旅，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白眼敲诈所连结成的层峦叠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随香港卫视越野车队作为特邀嘉宾考察了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余秋雨本人非常看重这段不平凡的旅程，他说：“我为自己参与了这个饱含重量的旅程感到骄傲。旅程中的所见所闻，一辈子都会享用不尽。我的人生行为方式，也就此找到了一个转折点。”[52]

退一步讲，也许有比余秋雨旅游面更广的专业旅行家，但他们不能像余秋雨那样，几乎所到之处都留下了颇具人文深度和艺术品位的文化篇章。也许有更加专深的文化学者，对其旅游或考察过的地方，写出过高端的研究论文或考察报告，然而他们的游历广度却难望余秋雨之项背。

在赫尔辛基，一位芬兰教授说我“可能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他的理由有两点：一、很多年来没有发现欧美文化旅行者走通过埃及到南亚的危险长途；二、即使有个别人走通了，也一定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中华文明。[53]

考察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旅程充满危险。这是余秋雨与妻子的一段对话：

她笑了，说：“这就更让我自豪了。不坐飞机，冒着生命危险断断续续地走完这条长路的记者和职业探险家，可能还会有几个，但像你这样的教授，只会是你一个了。”

我说：“这是肯定的。从很久以来，到以后十年，都会由我保持这个记录。”

她说：“这个记录由中国学者保持，心里觉得很痛快。”[54]

能把游历广度和文化深度二者高度融合为一体，并借助现代传媒使其广为传播的人惟有余秋雨。这就是余秋雨对历史上文化旅行者的超越；这就是他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二）余秋雨与传播媒体

现代文化学者与传播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那个现代学者能够割断自己与传播媒体的血肉交融。余秋雨的成功与传播媒体密不可分。

余秋雨曾经在《出走十五年》自序中表达过对《收获》杂志的感激之情。“《收获》是我开始这场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帮手。如果没有《收获》把我在寂寞长途中的种种感觉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我的行走就会像深夜小巷中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可能因恐惧而返回。那么，我也想借这本书，对《收获》道一声感谢。”[55]可见，现代传媒是余秋雨走出书斋的伴行者和动力之一。

后来，在随凤凰卫视在国外考察时，他写道：“古代旅行者真正的痛苦，是无以言状的寂寞，而我们这次，虽然每天都遇到大量麻烦事，但通过铱星和海事卫星，然后再通过电视和报纸，使全球华语圈的无数读者和观众始终与我们同在。”[56]余秋雨的旅行日记也同时在台湾《联合报》、香港《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日报》、《华侨》连载；在大陆，系统连载的是《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转载的报纸更多。这些报纸一刊登就是三个多月，一百多篇。

没有大众传媒的陪伴和报道，就不会有这些系列考察。凤凰卫视搞这些考察的初衷是作媒体报道。

无疑，余秋雨是使用和利用大众传媒实现自己的文化研究和传播设想最成功的当代学者之一。

21世纪初，中国《新周刊》与几家网络合作评选跨世纪的“中国电视年度榜”，余秋雨被评为“最佳嘉宾主持人”，颁奖词为：

在陌生的文化现场，通过电视媒介的影响同步传播文化，利用文化的力量提升电视节目的品质，扩大观众的精神视野，堪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57]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这样评价凤凰卫视：“他们的许多精彩报道，都是以巨大的生命勇气换来的。连沿途与我一段段合作的女主持们，也毫无畏怯。新时代最有力量的文化话语权，来自于生命边缘的考察现场。”[58]

与有些媒介知识分子不同，与媒体频繁打交道，余秋雨仍然能保持独立知识分子的本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和《中华英才》编辑给余秋雨授奖，表彰他“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把‘深度研究’、‘亲身考察’、‘有效传播’这三项使命结合在一起，在海内产生了巨大影响。”[59]笔者认为这个概括很准确，抓住了余秋雨最重要的三个特征。

余秋雨对中国一些大众媒体的批评和不满在《我等不到了》的后半部几乎随处可见。其中包括对关于这位文化名人有关争议的炒作的批评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