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记者生涯对创作的影响

曾经从事新闻工作，并成为作家的人有相当数量。著名的，外国有笛福、杰克·伦敦、海明威、爱伦堡、波列伏依等，中国有萧乾、周立波、孙犁、魏巍等。许多记者同时又是作家。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作家的最重要资质之一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具体地了解和体验。记者必须经常进行的采访活动，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

不少记者最初的梦想是想当作家。曾经有位研究者问穆青，你为什么选择了当新闻记者这一行，他笑了笑说；“我当初做梦也没想到会当上新闻记者，倒是很想成为作家哩。”也有一些人是想通过做记者进而成为作家。萧乾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谈到：“30年代初期还没走出校门，我就为自己设计了生活道路：通过记者这个职业，走上文学创作。五十年后回顾起来，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蓝图生活过来的。每当我以‘老报人’自称时，我总是带着无限自豪和感激的心情”。

一 记者生涯对创作的积极影响

从文学创作角度考察，新闻工作对创作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当有人问萧乾为什么从年轻时就从专攻文学改为兼攻新闻与文学，他回答说：“现在我还觉得这个道路我没选错。第一、你能找到什么职业（指新闻记者以外的职业）可以这么广泛地接触生活？第二、新闻文字要求笔头写得快，新闻工作能训练一个人写得快；第三、新闻工作者心目中得有读者，一般不至于脱离群众；第四、新闻工作者是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他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说，“这一行当曾经使我在国内外跑了许多地方，在三教九流中间结交了许多朋友，使我看到人民在旧社会遭遇的苦难，看到国内外法西斯的残暴以及他们那可耻的下场。”萧乾从几个角度回答了选择新闻工作的好处，其中包括对文学创作的好处。这些好处是存在的。

刘白羽的见解与萧乾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都是从肯定的方面看问题。“我认为做记者是一个很好的不断研究社会、深入生活的道路。做记者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可以扩大政治生活的视野，锻炼辩证分析事物的能力，使你不完全停留在文学境界之中，而时常瞩目于斗争形势之上。”近代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库尼亚（1866～1909）以《圣保罗州报》特派记者身份随军到卡努杜斯采访，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政府军对起义农民的大规模屠杀。这一次血的经历，使库尼亚受到深刻的教育。从此，他就不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而变成了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腹地》作为一部文学名著，最明显的艺术特点是它的真实性。作者记述的题材是巴西历史上发生的历史悲剧；在写作之前，他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对所描写的事件作了全面而客观的观察，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对腹地的景物和居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事件的过程和细节的描写，无不是作者悉心研究的结果。

海明威说“新闻工作不会损害一位年轻的作家，如果他及时把它摆脱，这对他是有帮助的。”“可是过了一定的时刻，新闻工作对于一位严肃的有创造力的作家会是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这位曾经当过记者的著名作家认为，年轻的作家可以当一段记者，但应及时把它摆脱掉。如果一位有创造力的作家，当他或她已经有了足够的社会经历，需要集中精力创作时，仍继续从事新闻工作，那“会是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海明威的口气是严重的，但确有道理。然而，达到需要摆脱新闻工作专门进行创作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只有那些确有创作才华的作家才可以考虑扔掉新闻饭碗，进入专业的文学创作。

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的、活的联系，这是记者生涯带给文学创作的明显益处。新闻是与社会生活保持最密切联系的一个领域。它每时每刻都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关注社会生活的最新动向，就成为记者神经的重要兴奋点。当记者进入文学创作状态后，这种素养还会继续发挥作用。有做记者经历的作家，其创作多与正在进行的社会生活有关。这种倾向，多数情况下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但是，如果过于注重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连带关系，有时可能表现出两种弊病，一是要求自己的作品对生活作出迅速、及时反应，使写作过于仓促，有“赶任务”、浮躁之嫌。二是反应过于迅速、及时，表现在艺术上，往往缺乏远距离观照，缺乏沉淀和净化，美感不足；表现在思想内含上，往往缺乏历史意识，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审视力。这样，有些创作必然像多数新闻品一样匆匆产生，匆匆消失，成为“易碎品”，成为短命儿。

记者生涯带给文学创作的一个益处就是使文辞简炼。写新闻，尤其是写典型的新闻文体——消息，其要求之一就是语言简炼。比如，合众国际社曾提供一个表格：

句子用词的平均长度

最易读的句子 8个词以下

易读的句子 11个词

较为易读的句子 14个词

标准句子 17个词

较难读的句子 21个词

难读的句子 25个词

很难读的句子 29个词以上

这个表格提示记者，尽可能用最少的词，构成最易读的句子。正因为新闻写作注重文辞简炼，就使多数记者练就了文字简炼的功夫，这在不少有过记者经历的作家身上可以体现出来。站着写作的作家海明威，就以“电报体”著称。海明威曾把文学创作形象地比喻成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形之于文字的东西是作品看得见的“八分之一”，而作品隐藏的内容则如同冰山在水下的“八分之七”。他说过：“应该把一切可以抛弃的东西，全部抛掉。凡是抛掉的东西，都进入水下。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冰山坚实牢固。”他的短篇小说有的只有三、四页的篇幅。他甚至还写过几十行、十几行的小品。像著名的《老人与海》这样容量很大的作品，他也只是写成一个中篇，总共也只有五、六十页的篇幅。他说过，这个题材假若由别的作家来写，恐怕要扩展到一千页以上。比如小说主人公桑提亚哥的身世经历，似乎要大加追叙，他的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似乎也应该交待，还有渔村的居民及其生活情况，似乎也有必要描述一番，等等。而这些，他都没有写进作品中去，而是统统“抛到水下”，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补充。

长期的记者生涯，使孙犁练就了写“新闻体”文章的硬功夫，如果我们读一读他的报告《唐官屯光复之战》，你就会发现，那几乎可以称作“电报文体”了。

二 新闻工作给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闻工作带给创作的不完全是积极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新闻报道要求敏捷快速，习惯了敏捷快速的记者，当他（她）进行文学创作时继续按照这种惯性行事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爱伦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几家莫斯科报纸的战地记者。在德国入侵俄国期间，他的记者生涯和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有学者在谈到爱伦堡时说，

正是他的敏捷阻碍了他的创作：他以惊人的速度一部接一部地写作，有点像文学速记，虽然他常常触及一些深刻而重大的问题，但内容总是肤浅的，尽管有鞭挞之词和警句妙语，但还是相当的平淡。这一缺点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他的机会主义思想。

把这一缺点归因于“机会主义”至少是不全面的，“敏捷”、“惊人的速度”、“文学速记”、“常常触及一些深刻而重大的问题”等，正表明了新闻生涯在创作上带给他的影响。然而，这种敏感对创作的影响是复杂和多侧面的，有时不好用“积极”、“消极”来概括。“当然，他（指爱伦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是紧密配合时事问题的”。“然而，当旧小说形式重新风行于苏联时，爱伦堡凭着他那高度敏感的文学晴雨表觉察到这种气候的变化，于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新经济政策以后的年代里，写了更合乎传统的小说。”

三 文学创作对新闻写作的影响

有文学创作的经历，对记者从事写作无疑有其有利的一面。茅盾在1925年5月30日夜写作了《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接着又写了《暴风雨》，报道“五卅”运动的情景；叶圣陶写了《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发表在1925年6月28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179期上；郑振铎写了《六月一日》，刊登在该年《文学周报》第181期上；陆定一写了《五卅节的上海》，发表在1926年《洪水》第2卷20期上；朱自清写了《执政府大屠杀记》，发表在1926年3月29日出版的《语丝》第72期上。这些作家写出的报道性文字，具有文学色彩。解放前，中国出现过两次作家进入新闻报道界兼当记者的热潮；一次是抗战初期和中期，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战时期，作家当记者，从事采访调查活动，写作通讯报告作品，已经成为一种风尚。作家型记者的采访活动，与一般记者的采访活动有明显的不同，关注现实重大斗争和突出事件，考察形势，研究动向，剖析典型事情和人物，从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把握现实和认识社会，是这些作家型记者采访考察活动的突出特点。

中国当代著名人物专访作家柏生在《记者工作漫谈》一文中说：“文学作品要有感情，要有文采，新闻作品要不要这样呢？要。新闻作品也应该情文并茂。……无论是写人物通讯，或者事件通讯，都要注意形象性，写出现场情景，有人物思想感情的细节，才能以情动人，有强烈的感染力。”美国学者诺曼·西姆斯说，“文艺型记者遵循着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与一般的新闻写作不同，文艺化新闻写作要求记者对于各种复杂而困难的题材进行深入观察。文艺型记者给读者所报道的事物，从头到尾都显示出这个记者是一个内行，甚至是这方面的权威。无论报道的主题是手术室里的一个外科医生，还是某家竞争力很强的公司的一个电脑设计小组，能写出这些戏剧性细节的，只能是那些锲而不舍、能力高强和满腔热忱的记者。那些善于深入报道的文艺型记者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1902年，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按照一个合同，从美国出发去非洲执行一项特约的采访任务，但刚到伦敦，却突然接到一封废约的电报。原因是他要采访的南非波尔共和国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战争已告结束。于是，他就深入伦敦著名的东区贫民窟，去调查那里的情况。为了消除可能产生的隔阂，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他特地到旧货店买了一套平常的衣服，并在贫民窟最拥挤的地方租了一个房间。贫民窟里的人们把他当成一个流落港口的美国水手，接待他，信任他，和他交朋友，同他无话不谈。他在工人家庭、贫民收容所里了解到许多新情况，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不久，他把调查的结果写成一部著名的特写集《深渊中的人们》。这个集子忠实记录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控诉了英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他在“结论”中尖锐指出：“文明有没有改善普通工人的命运？”英国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为什么“八百万贫民大军经常在饥饿边缘上挣扎？”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制度”，“它衰败无力”，因此“必须重新组织社会”。《深渊中的人们》成为描写被压迫者悲惨生活的世界名著之一。它在《威尔夏氏》杂志上连载时，影响很大，作者的声誉也因此而激增。可以看出，作家深入生活的做法影响了杰克·伦敦采访和调查的方式。

由于萧乾是一位作家，他在写作新闻报道时，必然要运用文学笔法，因此兼有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特写，就成了他专攻的文体。这个转变，表面上看是作家写作文体的变化，而从实质上说，则是创作思想和道路的变化。

然而，文学创作有时会干扰新闻类作品的写作。二战期间，肖洛霍夫作为战地记者写了不少特写。“有一回在前线，肖洛霍夫接受了一个任务，要他写一篇关于一个英勇牺牲的军官的下葬的报导，他用抒情的笔调和豪迈的气魄去写它，结果写的不像特写了，因此也就没有发表。这样，作家再次尖锐地感到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和特写作家，他的才能不在这方面。”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