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爷跑了

其实，我爸并不是独生子，他原本有一个亲生的哥哥。但是，这个哥哥在我爸很小的时候就跑了，在我们这个家族里，生生地就消失了，他们哥俩到最后也不曾见面。而我爸自打参加工作，每次填写人事登记的表格，在社会关系那一栏里就空着，没人儿。那当然，我就没大爷了，一辈子都没喊过“大爷”这个长辈的称呼。大爷是东北话儿，说在口中得把“大”字说成重音，这“大爷”到了字面儿上，那得写成“伯父”。

虽说这嘴里也叫过什么张大爷、李大爷的，可那都是爸的哥儿们朋友，不是亲大爷。再说前边加了姓氏，叫着就外道，打心里不亲。曾把这感觉说给爸听，却遭了不轻不重的一脖子拐，同时还挨骂：“小屁孩儿忒是矫情，哪儿那么多事儿？”不过，我还是看得出来，爸心里有那么一段手足亲情，并非空白。要不然，后来等我稍大些的时候，他咋能把有关我大爷的事儿，说的那么细致？那可是没几个人能知道的、极其有限的信息。到了今儿，老辈儿人都羽化登仙，能把这事儿说清楚一半的，这世上怕还真就剩下我一人儿了。

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少帅张学良归顺了南京中央国民政府，荣任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他还按江湖上的规矩，和当时的一把手蒋介石磕头拜把子，认了人家为大哥。这可是当年的头等大事，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进程。要是套句捧臭脚的词儿，这可是“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不过，历史归历史。说句实在话儿，不怕政治家们伤心，这么大的事儿，老百姓还就真没怎么往心里去，他们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一天天的还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地过自己的日子。

一进了腊月门儿，这天儿冷的“嘎嘎儿”的。刚过了晌午，东北H省A城西岗子丰润胡同口儿，就响起了老申家三婶儿高八度的喊声：

“不好啦！这回可出了人命喽！咱家郭选和西大营的军爷打架交手，动了刀啦！”。

都说矬老婆高声，这话儿可是不假。三婶儿这一嗓子高腔儿相当蝎虎，恨不得小十字街上都能听见。她还就经常这么一惊一炸地吵吵，所喊的内容里也是常常加了自己心中所想的花点儿，一出口，不但震耳欲聋，还惊心动魄的。可是你再看三婶儿的人，就三块豆腐那么高，圆圆滚滚豆大个人儿。

三婶儿的喊声刚落地儿，立马就从老郭家那八间大瓦房里惊出三个人来。打头那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刀条子脸，上唇留了短髭，三十多岁，那正是老申家三叔。叫喊的三婶儿有多么圆胖，沉默的三叔就有多么瘦长。邻里间玩笑开得贴切，这针挑豆儿的夫妻，忒是般配。

紧跟着老申家三叔，差了半步的是我爷爷，他中不溜的个头儿，胖胖大大。眼睛不大不小，鼻子不高不矮，相貌平常不起眼儿。他头上扣着褐色毡帽，身上穿着藏青大棉袍。我爷一着急就出汗，平日里又从不揣手帕，这不，摘了毡帽，用棉袍宽大的袖子抹脑门子。看来这是他的习惯动作，要不那棉袍袖子上咋那么污漆麻黑的呢？

我爷爷管孩子，信奉暴力教育。他说棍头出孝子，不打不成人，小孩子这玩意儿天生就得揍，要不然，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谁要是夸奖他的孩子，他会真不高兴，甩袖子走人，临走还扔下一句：“这不是骂我么？”他从来不夸别人家的孩子，更不夸自己的孩子。他认为夸孩子是最没出息的事情，实在没什么嗑唠了，下盘象棋，也比挺大个爷们儿在那里说孩子的好强百倍。

百把年前，也真没有什么人家惯孩子。平时，一个小孩子家，吃了穿了就一边儿待着去。其实，也不是惯不惯，而是视如草芥，根本不拿小孩子当回事儿，不去搭理他。如果小孩子在外面惹事生非，吵嘴打架。回到家里那非得受二遍苦，遭二茬儿罪不可。我爷爷打孩子历来下手就重，不管什么“事出有因”还是“谁先动手”。笑脸给人家赔过了不是，回家找背静地方“修理”自己家孩子，棍子、皮带、嘴巴子那都免不了，完了还不能哭不能叫，得上老祖宗牌位前边儿跪得直溜的反省。那时候，我爸才五、六岁儿，刚记点事儿，惹不着我爷。上边儿说的唯一被管教者，当然是指我大爷。

说来也怪，我那个大爷从小就没少挨揍，屁股蛋子常让我爷给打得青肿破皮，开了花儿。上学到校，进了课堂上课，屁伤未愈，连板凳都没法坐，只好站着听课，这都是经常事儿。可是，他该怎么淘气还怎么淘气，该怎么闹还怎么闹，记吃不记打。下河捞鱼，上树逮鸟儿，使枪弄棒，摔跤打架，见天儿就没消停过，打小时候起就这样。眼看虚岁都十七了，念了国高二年级，可是脾性一点没改，楞没让我爷给“修理”过来。好在书还念得不错，让我爷心下稍得安慰，他背后常犯嘀咕：“这孩子可是随谁？我小时候可不这样。”

我大爷有阵子，也不知怎么就和城外西大营的几个年轻军官交上了朋友。他背着我爷，私下里还和人家磕头拜了把子，有事儿没事儿就跑到东北军的营地里，喝酒耍钱练把式，玩刀弄枪撇手榴弹。一帮子人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常常是闹腾闹腾，为点小事就急眼，说翻脸就翻脸。火气上来，开口一骂动了手，常就骨碌到一块儿撕打，到末了，常常整的鼻青脸肿，血呲乎拉。完事儿了倒不记仇，过个三天五日头，有人从中说合，就相约着闹别扭的俩人，还有一众哥们儿，在大十字街鸿宾楼聚餐，痛饮一醉也就拉倒，没人记恨生仇，没完没了，还是兄弟。像今儿这事儿，不大不小，也不是没有过。

三婶儿喊得清而楚的，大小子又在外惹事了。我爷听着心里这个气呀！现成的话儿搁肚子里咕涌，顶嗓子眼儿上，成了小声嘟囔：

“你等着！你个小王八犊子，今儿个不削折了你腿算你命大！整天儿的就知道闯祸，断了这样就那样，还没完了。”

他一边儿咬牙切齿，小声咒骂，一边儿搀着个老太太推开房门，到了当院儿。

我爷右手上扶着的是他妈，是我大爷的奶奶，也是我的太奶。我家祖籍是山东莱州，前清上老早就闯了关东。连我爷爷都出生在东北，他后来又娶了旗人家的女儿，老人家过世也早。所以，算起来在我们老郭家这一支系里，到了那个时代，还能论上真正地道、正宗、纯粹的山东人，还就是我这个太奶了。太奶小脚儿，干净利索，细高挑儿的身材，眉清目秀，眼一搭就能看出来，年轻时候一定是个美人儿。现在老太太六十多岁，脸上皱纹如网，精神头儿也大不如前了。她老人家身着上下皂黑的袄裤，外面罩了深紫缎面的羔羊皮袍，头上勒了大绒的抹额。正左手拽着儿子的手，右手扎煞着，迈着外八字的一双小脚儿，一颠一颠地往大门口儿赶。

我太奶的步履有点像企鹅，但是身子偏瘦。紧忙着往前赶，随着脚步，老太太耳垂儿下一对儿金环儿“嘟噜噜”乱颤。长子长孙是她老人家的心头肉，听说孙子郭选和人打架，对手是当兵的不说，还动了刀。老太太害怕加心疼，浑身轻轻发抖，心慌意乱。她平时就反对我爷打孩子，她说：

“管孩子没啥不对，急眼了当爹的掴打两下子也行，挑屁股蛋子肉厚的地方一打二蝎虎就得，可是不能往死里削，万一手重赶巧，把孩子打坏了，后悔一辈子不是？”

现在她着急看孙子，这人还没见着影儿呢！儿子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念叨着要打要杀，我太奶能不心烦？就看她把自己的左手使劲儿一甩，甩脱了儿子的手，嘴里喝道：

“都啥时候了？你这还没完没了地念倒霉咒！你给我一边儿去！今儿个我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说着，老太太觉着憋屈，嘴上就带了哭腔儿。我爷是个大孝子，历来对他老妈百依百顺，每日里都是早晚两次请安，稍有头疼脑热就衣不解带，汤药侍奉。眼下见老妈着急真生气，也立马觉出自己的不当，赶紧垂手立站，大气再不敢出，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直到听见一声断喝：

“还傻站着干什么？不快去！”

这才又赶紧搀起老太太出了当院儿。

我大爷郭选这时候架都打完了。他身材高大，很结实。瓜子脸，高鼻梁儿，有点吊眼梢儿。一双眼珠子不大，但是透着一股不饶人的劲儿，要是着意盯上谁，就容易让人家心里发毛。他是这A城西岗子一带的大王，打小就顽劣生梗，骁勇好斗。但是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大都豪侠仗义，善交结，能办事。

有一年，春起开化，我爷算计着让申家三叔翻后园子的地，种小白菜。可一时家里又没有得力爽手的牲口，心下着急，嘴上念叨。吃过晌午饭，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大爷一手牵一匹大骡子回到家。那年他才八岁，脑瓜顶还够不到大骡子的嘴巴。他说：

“这是从南门里老盛家借来的牲口，用到天黑还人家就行，别忘了下晌饮一次。”还说：

“放心使唤，老盛家小三儿是我磕头三哥，听说我借牲口，接口答应‘两头骡子，多大点儿事儿？’把我领家去，让他爷亲手在槽头解下的牲口。”

老盛家小三儿那年九岁，比我大爷大一岁。

眼下的我大爷，那形象实在是不敢令人恭维。一身的藏青厚呢子国高学生制服上不是雪就是泥，还有血。领口也撕开了，胳膊肘上扯了俩三角口子，脊梁上印着清晰的军靴子泥脚印儿。再看脑袋，头发跟乱草似的，脸蛋子跟血葫芦似的。他自己倒没怎么在乎，仍旧是腰板儿拔得溜直，手里握着同样一塌糊涂的棉制帽，目不斜视，大踏步进了丰润胡同里，奔自家当院儿。临进门儿，嘴里小声儿自言自语地嘀咕：

“撮！俩对一，算什么好汉？”

说着还狠狠吐了一口血唾沫，那唾沫“噗”的一下，在厚厚的积雪上砸出了一个圆圆的小窟窿。

刚要出了当院儿的仨人儿和郭选当头撞见，两下都愣怔了，一时都忘了言语。最后还是我大爷年轻，反应快当，规矩着自己个儿，给奶奶和爸爸、表叔都鞠了一躬，然后，一侧身穿过了当院儿，进了自己的房间。大家隔着糊了厚纸的门窗能清楚地听见他舀水，通炉子、挪凳子的声音。显然，好斗青年正在进行战后包扎处理。

我大爷打架，我爷气得不行，我太奶心疼得不行，老申家三婶儿兴奋得不行，三叔直接就不行，找地儿躺着去了。不过，这次我大爷打架，让人感觉着总是有些个不寻常。事后想起来，甚至还有点诡秘。我爷爷没兴师问罪，这可是头一次，也不知是怕惹我太奶生气，还是自己先气得虚脱了，拿不动棍子？反正是没动手，连骂都没骂一句，让人意外的消停。

我太奶隔着门儿咳嗽了两声儿，进了我大爷的屋儿，见她大孙子跟没事人儿似的，躺自己小炕上看书，腮帮子上破皮的地方涂了碘酒、二百二，鼻子里塞了棉花球儿。我大爷见了奶奶，赶紧地站起了身子，伸手扶老太太坐。老太太摸着孙子的脸心疼，眼泪就下来了。我大爷好像心里也不好受，陪着掉了眼泪，还说，奶奶往后你可得多保重啊！这话儿说得有点倒个儿，你自己个儿不老实打架斗殴，惹是生非，怎么倒让奶奶保重起来了？不过，当时也没细想，就过去了。

太奶奶从孙子屋里回来，天傍了黑，我爷到她那里请晚安，娘儿俩唠了些闲嗑儿。太奶问起：“郭选手上都看些什么书啊？”我爷回答：“《新青年》杂志，书倒是好书，教青年人立志求识，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是太过激，煽得那些年轻学生们火气炽盛，动不动就要上街游行，让人担心。年轻人还是得煞下心来念书，等长大了再说报效国家也不晚。”

晚饭是两合面儿馒头，大碴子粥，芥菜疙瘩点香油，雪里蕻炖豆腐。上灯时分，奶奶冲外呶呶嘴，示意三婶儿叫郭选来吃饭，这饭他最乐意吃，现又是奶奶亲手做的。我大爷在自己屋里“嗯嗯”了两声儿，最后只说：“奶奶、爸、叔先吃吧！”。我爷要发作，还反了你啦？打架闯祸还来了理了！可抬头看到我太奶的样子，终就没吱声儿，一家人默默地拿起筷子，在煤油灯下闷头吃完了晚饭。

树梢月冷，天上星稀。胡同里不知是谁家的狗，有一搭无一搭地叫，声音单薄空洞，传出去老远。我爷终是放不下心，翻来覆去睡不着。待三星歪了一截子，就又借着起夜的功夫，蹑手蹑脚地溜到他大儿子的窗下偷听动静。可是听了一会儿，里面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心下犯了寻思。赶紧地跑去轻声叫起老申家三叔三婶儿，也去听动静。三婶儿不光嗓门儿高，那耳朵也是老尖了。都没用喘口气儿的功夫，她扯脖子朝天的高音儿一家伙都撩到胡同口儿了：

“哎呀妈呀！这还听啥听呀？这是出事了，郭选跑啦！跑啦啦啦 ......”

旁边的我爷听了这一嗓子，就像闷头挨了一棒子，身子前后晃了晃。强撑着自己个儿定了定神，赶紧去伸手拉门进屋。果然，屋里没人，取暖的小铁炉子也灭了火儿，他伸手摸了摸炉筒子，冰冰凉。他隐约觉出来，这人是走了有一阵子了。我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屁股坐在了屋地上。

整个当院子跟着就炸了锅，做饭、打更、喂牲口的都起来了，灯笼火把，议论纷纷。我爷刚缓过来点劲儿，赶紧地起身快步，来到上房看我太奶。老太太也起来了，坐在地桌旁边的椅子上，一声也不言语。再细撒摸，老人家的红木首饰盒子就摆在地桌上，但是，盒子空空如也，里面的金银珠宝，积攒了大半辈子的簪环首饰，统统不翼而飞。事儿明摆着，胆大包天的我大爷，这是偷了老太太的首饰细软当了盘缠，远走高飞了。娘儿俩对了对眼神儿，不约而同地长长叹了一口气，感到了这年轻人离去的决绝。同时，两人又都明白，这事儿好像还不能不管不顾地往外张扬。

我太奶年轻守寡，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自己拿惯了主意。现在沉静了一会儿，稳住了神儿，老人家冲我爷说：

“我的孙子我心里有数，他不会去做歹事。这大半是听了别人的话儿，随了别人的道儿。不过，这要是离家调远，功夫久了，那可就保不齐了。所以，还得赶紧的，快找！你这就带两个人，奔火车站。哎呀！你看，不赶趟啦！最早打牡丹江去关里北平的那趟车再有五分钟就进站了......这样，你们备上那两匹快马，抄近道儿，直接奔舍利，应该赶趟儿，能撵上那班票车。上了车仔细找，这十冬腊月的，郭选八九不离十就在这车上，他这要出远门儿，没别的道儿。”

我爷带着申家三叔，两人双马，蹄声嘚嘚，抄近道儿直奔了舍利站。他们骑马走的是“弓弦”，火车道是“弓背”，绕了大弯儿。鸡还都没叫的大早，正是老百姓所说“鬼呲牙”的奇寒时辰。人马急赶慢赶，呼吸出汗，浑身罩了一层重雾，远远地看去，毛茸茸的白人白马终于赶在了舍利站台上，迎着了那班早车的笛声。

三叔带马先回来了，他告诉老太太，舍利站停车只有三分钟，细找人来不及。东家自己没下火车，他说他会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仔仔细细地查找，无论如何也要把大少爷整回来。大不了就算到了香坊到了老站，再搭明儿头晌的火车往回返。

我爷真是第二天头晌打哈尔滨返回来的，进家低头耷拉手，一无所获。他回来告诉自己老妈，连车厢里的厕所都找遍了，就是连个影儿也没见着。我太奶通宵未眠，但是头脑清醒，她只是问了一句：

“火车头上看了吗？”。

我爷一楞，转过头去看申家三叔，俩人儿一块儿傻了眼。我太奶深深地打了一个嗨声，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我这孙子是个有志向的人，这小地方窝不下他，老天爷保佑他吧！”。说着，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我大爷真就是搭火车头跑的，他们一行三人，其中最大的那个竟然是和我大爷郭选打架的军人，十九岁的西大营国民军中士吴大力。和他们俩一起挤在火车头上的，是南门里的盛三儿，就是那个九岁上借给我大爷两头大骡子的磕头哥哥。他是城里“吉林第三师范学校”的三年级学生，再有半年就毕业了，这次逃亡，他是头儿。

盛三儿读到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曾经有一位张老师。他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在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是个共产党员。张老师在“吉林三师”前后呆了也不到两年，就进关里工作了。他在这儿，发展了两个学生党员，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盛三儿。要说盛三儿小小年纪，在这偏远落后的小城里，就那么直近地加入了当时极其秘密的组织，也不是没有缘由。盛三儿他哥盛老大，毕业于俄国人的铁路司机学校，就在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一直到苏联远东的铁道线儿上开火车，是个共产党员，是张老师这条线儿上的同志。也是这次收到了张老师来信后，几个小子往关内逃亡的窝主。仨人儿就是藏在盛老大工友的火车头上，装成烧火的、修车的，一路颠簸进关到了北平。

三个坏小子里，我大爷最小，刚上国高一年级，还未满十七。本来就一个半明白半糊涂的小屁孩儿，但这里边还就数他最心硬如铁，胆大强横，执行起组织指令最坚决。这些个情况，都是出了事以后，盛家和我们家，还有两个学校读书的学生和西大营的长官几个方面在一起核实，兑光儿才知道的。大家是你找我说，我对他讲，折腾了有一阵子，才对这次逃亡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我大爷的打架，传说是为了制止吴大力临行偷走他们马连长的匣子枪。要说枪，我大爷也喜欢，年轻小子谁不掂枪似宝儿？但是他执行盛三儿的命令坚决，绝不许中途擅自行动，节外生枝。郭、吴二人意见不一，又喝了临别壮行酒，依仗着酒劲儿和心里掺和着说不清的割舍情怀，两个少年共产主义者撸胳膊挽袖子动了手。事后，二人遭到了盛三儿的臭骂和盛老大的严厉批评。

老天爷保佑！多亏吴大力没偷枪！用马连长的话说，算大力这小子明白事儿，没拐了军械跑。要不然，哼！宪兵沿着铁道一站一站设卡子，一旦查出来，执法队就地砍脑袋。

不管怎么说，喝酒也好，打架也好，挨批也好。我大爷他们还都严格按照事先的约定，准时集结逃亡，而这一跑就再无音信。不到三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了东北。再后来，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国家危亡，时局就更纷乱，我大爷他们也就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直到我太奶去世，她的大孙子也没个准信儿。老太太临终还是万般挂念，摘心掏肺般地苦情，念叨着死了也闭不上眼。没过多久，连我爷爷也生病过世了，他临了心里也是放不下我大爷跑了这件事。他常后悔自己下重手打儿子，接着又晃脑袋打嗨声，自我辩白：

“可那回我还真就没打他呀！一手指头都没动他！唉......好么样儿的，说跑就跑了，连个影儿都没有。”

说着，老人又不放心扔下我爸自个儿过日子，拉着我爸的手掉眼泪。那年，我爸十二岁，他从此成了孤儿。

平凡的日子就像西岗子上那眼泉子水，咕嘟咕嘟，不紧不慢地往外冒。把家族生活里偶然溅落的盐星儿，冲兑得越来越寡淡，最后，再也没有一点滋味了。老人都故去了，家业日趋鄙薄，我大爷跑了的事件，也渐渐被人们忘记了。唯有老申家三叔和三婶儿逢了年节还偶尔提起，像是说古。

三叔是担忧派，他认为世道不好，兵荒马乱的。我大爷小小年纪，性子刚烈，立身行世，恐怕凶多吉少。

“尤其这日本来了以后，砍中国人脑袋跟切西瓜似的，不拿咱中国人当人。那郭选血气方刚，一定是提枪上了阵，反满抗日去了。这要是搁关外，冰天雪地，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就连那杨靖宇司令最后都是弹尽粮绝，为国捐躯，咱抗联那些好汉撑到根儿上，也没剩几个，都让日本剿灭了。这要是搁关里，那可是没边儿的大战场。况且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他，各把各的山头儿。哪下子没弄好，把命整没影儿了，到头来连个消息都得不着”。念叨着，三叔摇头叹气。

三婶儿倒是乐观派儿，她说:

“乱世出英雄，那王宝钏一别寒窑十八载，还不是盼来了丈夫挂印封侯？那薛仁贵刚开始还不就是个小兵儿？郭选打小儿就有心气儿，胆子又大，错不了。哪像你，三棒子都压不出个屁来，一辈子就窝在这外县胡同当院子里，跑腿儿学舌混饭吃？世道不好咋的？世道不好那看对谁，这见天儿浪淘沙似的，新茬儿旧茬儿倒换得快当。要我说呀！瞧着好吧！不定哪天，人家郭选就骑着高头大马，身后带了一帮护兵马弁，都挎着清一色的匣子枪，就回这丰润胡同光宗耀祖来了。到时候呀！瞧人老郭家翻房子置地，盖庙修坟，又是一大家大业的好日子来了，瞧着好儿吧！”

就这么的，唠着唠着成了老两口子拌嘴赌气，还是一个高声儿大嗓儿，一个嘟嘟囔囔。

事情过了半个多世纪，要说我大爷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好像不是事实。所谓雁过留声，有一件不小的事情就十分蹊跷。要是按着我爸的认定，那一准是我大爷，是他的亲哥哥自己个儿，是他嘱托人办的，但是，最终也没落下个真凭实据。

我爷过世的第二年，我爸高小毕业，他投考了哈尔滨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他考试的成绩还不错，得了第七名，还收到了哈尔滨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不过，那张金光闪闪的通知书上，也写明了新生报到的各项须知条款，其中最后那款就像炸弹一样把我爸震了个两眼冒金星儿，小脑瓜子嗡嗡直叫唤：报到新生务必备下“哈大洋”两百块，理学务、食、宿、杂各项，云云。

我爸年幼，这下坐拥愁城，不知如何是好，弄得吃不下睡不着。他一个半大孩子，上哪弄这一大堆银元？怎么寻思怎么没办法，提了把胡琴钻到后当院子樱桃树下拉《二泉映月》。

要说一个家，不管多大多富，败起来都跟火上了房似的，几个时辰恨不就烧落了架。那时候，趁着主家的老人连带过世，家里只剩我爸一个念书的学生。七大姑八大姨，各亲戚里段儿就都上来了，还一个个都比我爸辈份大。他们说:“嗨！小时候我抱着你长大的。那可不，我还帮你撒尿来着呢！你右屁股蛋子上有个痦子，眼泪儿似的，不信你摸摸。这小子，起小这后脑勺子还那样，起棱子。”说着，还就伸手，恨不得一个个上来扒了裤子脱了袄，在我爸身上，亲手验证各自的言说。

亲戚大都是闲人，不种地也不干工。他们先是出来进去，看热闹逛街，扯淡长短。不久，就都相互熟稔，认好了长幼辈分。终致手痒支上了局儿，打麻将推牌九，不分白天黑夜地鏖战起来。耍完了银钱，就点上火锅汆白肉喝烧酒。不上一年，还有的竟抽大烟扎吗啡，逛三道街窰娼，什么烂来什么了。

申家叔婶本是表亲，没什么章程，哪里是守家的角色？我爸一个十二、三岁的半拉子，整天除了念点书，啥也不懂。用他自己的话说，隔三差五的，他还得去当铺，当了家里的细软，典了钱回来交给那些年长的亲戚。家都成了这个样子，哪里还有钱去交那两百块大洋上学？不上学，自己这一辈子就更没有出路。这连带着的理儿，我爸也懂，可是他有苦说不出，人小立不起事来。没人理你，更没人关心你，自己连借钱都不会。然而，不管怎么说，哈尔滨国高的开学日期可是越来越近了。

忽然有那么一天，正晌午，有一辆锃亮的斗子车就停在了胡同口儿。老申家三婶儿的高声大嗓儿有日子没响，这下子可是逮着了，好一串儿声儿地大喊：

“找老郭家人呐！这位先生找老郭家！”

喊声撩起来，立马传到了郭家当院儿，大瓦房的好几个门儿，都噼里啪啦地推开了，打里面出来一帮老郭家人，有叼着烟卷儿的，有嗑着瓜子的，有剔着牙花子的，还有抻懒腰打哈欠，解了裤腰带找地儿撒尿的。等到大家伙儿都定了神儿，又没有一个人，挑头儿上前应答，都没有自认是郭家主事人的胆气儿。于是，众人就都抻长了脖子，隔着板障子上沿儿，翘着脚往外瞧，像一群泡子沿儿上的鹅。

乘斗子车的来人，终于露了面。就见他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样子斯文持重，但是两眼炯炯有神。这人个子不高，四十左右岁的年纪，微微点头做谦，走路不紧不慢。申家三婶儿大声大气地伸出一只手，在胡同里一路躬让有加，引来人进了郭家当院儿。院子里的一帮人小心翼翼地迎合，打拱作揖道万福，嘴里寒暄着，这位先生......

来人微笑，点头示意，发亮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扫视了一圈儿众人，仍旧不讲话。只是从容地打袖子里掏出了一个钢笔长短的纸卷儿，然后不慌不忙地打开来，往外一展，露出两个大字：郭枢。一下子，半当院子的人，包括三婶儿在内，好像都楞住了。郭枢？郭枢是谁呀？这肯定是老郭家人！可一时又有点蒙住了，对不上号儿。

这郭枢正是我爸的大号学名，亏了满院子的亲戚里表，竟无人得识。要说那年月，除了学校里的老师，也真是没人拿小孩子的名儿当回事。胡同里外，张口闭口，不管是谁都喊我爸小名儿：泉子！泉子眼下正在后院樱桃园子里，把一首《二泉映月》的胡琴曲子拉得呜呜咽咽，如泣如诉。

来人话少，上下一再打量我爸，反复两次寻问，似在斟对确认，其他一概不大在意。最后，他说：“郭枢的学费三年全部包交完毕。孩子考上了，是好事，可喜可贺！这就去上学，什么都不用带，随车就他一人即可。”

说着，他还竖起一根食指示意。有人听得出来，这是个南方人，因为他说话的口音和东北人不一样。当时当场的一众至爱亲朋，很有几分不解，甚至还有几个聪明人似满腹狐疑，并不相信来者自称的远房表亲身份。但又觉着人家没什么可图的利益，只是送孩子上学，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对得上茬儿。尤其是我爸，虽说不认识人家，但却扬眉吐气，一脸的坚定，紧紧相随那位来接他去上学的人，登上了斗子车，拿定主意，再不肯挪动一步。就这样，眼睁睁地，来人临行前站在斗子车上拱拱手，嘴里说道：“受人之托，受人之托。”马拉着斗子车，“恍恍恍”一路响着铃铛，渐行渐远。

我爸这是第二次去哈尔滨，第一次是我爷去世前一年带他去的。想不到这一去，我爸的一生都留在了这个城市，他再也没回到自己出生的A城。他后来成长，读书、教书、工作，直至娶妻生子，最后离休过世，再也没和那些老家的亲戚来往。以至于我的母亲，我们兄弟姐妹，还有第三代的孙男嫡女，加起来二十多口子，对爸的家族根脉，几乎一无所知。

我那位跑了的大爷，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再也不曾显露一丝端倪。送爸上学的那位先生，在爸读三年级后，支付完了爸的一应所需花费，也不辞而别，无影无踪。他自称姓刘，曾让爸称他刘叔。但除此之外，从未吐露其他一丝细情。

父亲过世的时候，我赶去了他出生的那处老宅，在他拉过胡琴的樱桃园子里铲了一抔土，老远兜回来铺垫在他的墓穴中，意思是让他枕着自己的故土安息。我不知道我大爷的任何情况，没法祭奠他老人家，我把对他的那些怀念绑在对老爸的祭奠中，他们是亲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