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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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华文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英文启事。仔细看过之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有人想找一位家庭教师，学习中文口语。自觉着曾在国内任教近十年，开过现当代文学等课程，应该能胜任这点教学任务。国外谋生不易，再打上一份工，就能多赚一份工资帮补家用。仔细想了想，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那则启事上留下的电话号码。
电话被接听了，我们之间开始说话。我的英语水平不高，只能在电话里和对方做简单的交流。接电话的是位女士，她简单地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就表示对我的程度还算认可，并且约定第二天到她家里去，具体情况当面谈。临放下电话，那位女士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
“尊敬的先生，你已经是第七位应聘这个工作的人了，但愿你能超过前面的六个，得到这份工作。”
话说得有点居高临下，让人心稍生芥蒂。但是，想到那些个白人，似乎天生都有点优越感。到了实际交往中，倒还实在，也就没太往心里去。
雇主女士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东门里，我家在北门外，驾车赶到她那里，要穿过半个城市。这是一座普通的沿街宅院，绿瓦白墙的房子外面，围着黑色的铁栅栏。按门铃的时候，并没有通常当地居民家养的大狗窜过来，“汪汪”大叫着逞威风。倒是见一个盆大的乌龟，背甲上画了些夸张的色彩和凌乱的字母，慢吞吞地爬到近处，从龟壳里伸出脑袋，瞪起一侧的小圆眼睛，审视不速之客。
女主人出迎，微笑着说客气话儿，很自然地把我让进屋里。
一进门就闻到了上好咖啡那独特的香味儿，在洁净宽敞的客厅里面飘来荡去。面对面地坐在大餐桌的两侧，我才有机会在相互的寒暄中，仔细地打量了对方。实际上，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奶奶级别的女士。她灰蓝色的眼睛，看上去还温和，但高挺的鼻梁，又显得有几分高傲。皮肤白净，满面皱纹明显，还涂着唇膏。她的满头白发银丝，盘成了一种偏到一侧的发髻，显得精神利落。细看，那浓密的白发间，又隐约露出些金属般的钢蓝色，似乎隐喻着她鲜明的个性。她穿着墨绿色的长袖连衣裙，戴了一串奶白色的象牙球项链。脚下半高跟的皮鞋，踩在地上，稳当而坚实。老太太给人的印象雍容华贵，又自信干练。
我懂得，不能随便打听女士的年龄，就算她有你的奶奶年岁大，在你面前也是可以示美的女人。于是，就在自己的心里胡乱猜，这不同寻常的老太太有六十岁？还是七十岁？不曾想，女士开口，竟说中了我内心的龌龊。她直接就说：
“别猜我的年龄了。还是先说正事，如果我们双方谈得好，就签个合同，你教我中文口语，我付你工资，每堂课两百兰特，一切按章办事。”
我先是不好意思，接着无话可说。困窘中，只好学他们那个一应万变的样子，摊开手耸了耸肩。事实上，每堂课两百兰特，这报酬相当不错。我虽然心里很知足，但表面还是把一缕欣喜藏起来，依着我们的人在类似场合的习惯表现，不动声色。
我们在昨天的通话中，就互相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叫弗兰克，她也说自己叫“喊呐”。这名字让我听着，稍有点不解，所以今天见了面，我就特意再次请教，这“喊呐”是不是准确。年长的女士听懂了我的意思，瞪着一对灰蓝色的大眼睛，笑盈盈地一字一板说：
“卧底命子绞喊呐”
说完还自有几分得意，像一个圆满完成了作业的女学霸，等着老师给与好评。听完这句话，我一时楞住了，因为根本没听懂，但是，又觉着有几分汉语的亲近。于是，我只好请求她再说一遍。“喊呐”稍微有点不耐烦，就又用力地重复了一遍“卧底命子绞喊呐”。嗨！这下子我听懂了。这还真是一句中国话，其中准确的表达，就是“我的名字叫汉娜”。要说还得感激我的祖先，他们都是前清年间，从山东的胶东半岛上逃荒到东北黑龙江的破产农民。到我爷爷那辈儿上，家里一众人等，还都说着一口地道的胶东话。这类似的语声儿在我的生命里，刻印在心。就算事隔几十年，也能勾起记忆，像母语一样，容易辨别。我不由地笑出了声儿，摇了摇头，心下抱怨那个不曾谋面的山东老乡，是他教会了这位白人女士用地道的山东话做自我介绍。像他这样认真教授汉语，怕只会给说相声的提供素材。如果都这么教，这些可怜的老外，怕是一辈子都学不会准确地说中国话了。
“汉娜！”
对了，应该是这样称呼我的雇主，重音在首位字母上，汉娜听得清楚，顺嘴答应了。聪明的她见我神态尴尬，着意咬住了字音招呼她，似乎感到了什么，显出有点惶惑不解。我不能当着老外贬斥自己的同胞，只好向汉娜解释，汉语中有很多门类，粗略着分也有六大方言。从此以后，我将教授你最鲜活最纯粹的汉语，叫普通话。
“铺筒话？”
汉娜自言自语，语调中还是有点走板儿。我接着说，你那句自我介绍名字的汉语，以后不要再说了，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听不懂。如果有机会向中国人介绍自己，可以点头示意，很简单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汉娜，这就行了。汉娜听了我的话，有点惊讶地说：
“这怎么有点像我们欧洲人之间的自我介绍？”
我回答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论起思想，整个人类在历史上，应该都不相上下。
书归正传，现在我们可以上课了。我问汉娜，你认为人生中什么最重要？汉娜一笑，眼睛里闪着几分狡黠说：
“你是说钱么？”
我摇了摇头，停了一下才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民间百姓得以生存的首要问题。这可不是我们的民族没出息，大抵是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太多饥饿的苦难。因祸得福，我们也是这个星球上，最懂得美食，最善于烹饪的民族。一个汉语的“吃”字，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动词，里面包含的文化，博大精深。
汉娜听我说到这儿，活跃起来，连连点头称是。还竖起大姆指，表示赞美中国饮食。我引导着她，让她说出有关自己知道的中国吃食。汉娜就掰着手指头一样一样地数着，有饺子、面条、豆腐、烧肉......一大堆名词，又说到滋味、鲜美、色泽.......一些有关的形容词儿。我趁着她思维活跃的热乎劲儿，就把吃、好吃、咸、淡、酸、甜，菜单、零钱、算账、找头，一直到手艺好，滋味不错......一揽子的词汇教读了几十个。汉娜认真跟读，还用笔记下来，用英语音标标注上读音，反复地练习。不过，到了最后，她还是皱了皱眉头，她认为一下子学的太多了，怕自己记不住。
我说没关系，眼看就到晌午了，我们去吃点中式午餐，找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在具体的语境中体会运用这些词汇和短语。实际上，口语的词汇都是在具体环境中反复运用，才加深印象，巩固了记忆。汉娜一听我说完，高兴得很，兴冲冲收拾一下，就要出门。临走她又有点不好意思，说她不能开车，还得麻烦我，搭我的车。我说没关系，往机场方向西罗町去，没多远，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商量好，这一餐是AA制。我提醒汉娜，你不要轻易放过这难得的机会，有我在，你尽管说，尽管问。原则上来说，我们还没下课呀。
午餐很简单，但是收获满满。汉娜掏出小本子，找一切机会和厨师、堂倌、老板娘会话中文。餐馆里工作的几个中国人，脸孔都熟，来消费又受欢迎，他们见到外国老太太学习自己的语言那么认真，也都耐心地和她在语言上交流。我鼓励汉娜，你看他们都夸奖你，说你学的中文不错。汉娜很兴奋，脸都红了。临出了餐馆，汉娜竖起自己的大拇指，夸奖厨师，十分得体地说：
“滋味不错！”
一屋子的中国人都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送汉娜回家的路上，我宣布下课。汉娜心情愉快，情不自禁地和我唠了些家常。她告诉我，自己非常喜欢猫和狗这些小动物。但是，因为患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家里没法养它们。试过多少次，结果都是猫狗还没养成，人倒涕泪交流，面部浮肿，还发起烧来，被送到医院里去了。所以只好养一对乌龟，今天迎接你的是位乌龟先生，他的妻子正在下蛋呢。用不了到秋天，我的院子里就会有二十多只小乌龟可地爬了。
“你是说乌龟背上的图画吗？那是我孙子多米尼克的作品，那小家伙每个星期都会给我的乌龟重新打扮一次。”
汉娜还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我不能开车的原因，是我的眼睛患有三年的青光眼病，左边这只已经看不到东西，只是还有光亮感。全靠着右边的这只，也只有二成的视力。所以，我的行动会缓慢一些，以后还得请你原谅。”
我转过头，看了一下她的双眼，从外面却一点也没看出来有什么毛病。虽说那是老年人的眼睛，但依然洁净透彻，并不像很多老年人的眼睛那样，混浊干涩，没精打采的样子。但是，我相信汉娜的话是真实的。心里不由地升起一丝怜悯，这么刚强利落的老太太，原来也藏着深深的悲哀。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这位奶奶级的学生非同一般，她的一生里一定有很多故事。
过了几天，我和汉娜约定了星期日的下午去上课，同时要求她每天都复习我们学过的内容。我半开玩笑地告诉她，老师会考试的，你要是心里没底，不妨再去中国餐馆吃一顿。
这节课我设计了购物情景会话，专门挑选了一些中国味儿很浓的词汇。像什么花椒、粉条、木耳、干豆腐，茶壶、暖瓶、折扇、竹筷子......我希望我的学生，要学就学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进入到中国人生活的环境中，也能应对自如，连那些俚语、俗语，三七疙瘩话儿都说得像回事儿。像那个加拿大留学生大山一样，字正腔圆，准确地道。
我准时到了汉娜的家，乌龟先生把自己的脑袋缩进壳里去，卧在大门里边，像一个石头做的小櫈子。小櫈子旁边却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儿，坐在一把真正的小椅子上，手里执着画笔，在乌龟的背甲上作画。男孩信手涂鸦，但是，色彩却选得鲜艳醒目。我挥手向男孩儿致意，轻轻地和他打招呼。这个看上去有四五岁的小家伙，站起身来应答，也向我问好。但是，随即他那涂了几抹油彩的小脸儿就泛起了潮红，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然后，一转身，“蹬蹬蹬”地往屋里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地喊，“汉娜！汉娜！”
汉娜正在厨房里忘得不可开交，台子上摆着一溜苹果、牛奶、砂糖、香肠、面包屑、胡萝卜。还有天平、量筒、量杯，榨汁器、粉碎机。见到我来了，汉娜忙不迭地道歉说：
“今天情况有变，女儿昨天去博兹瓦纳办事，今天才能赶回来，临走把孙子托付在这里。上课要推迟半个钟头，不知道能不能谅解。”
得到我的肯定后，她又连连致谢。向我介绍那个小男孩儿：
“弗兰克，这是我的孙子多米尼克。”
我重复了自己的问候，向小男孩儿伸出手，多米尼克笑了，也伸出他的小手，和我握在一起。汉娜接着请求我：
“正好你赶过来了，帮我个小忙。”
然后，指着那些量器说，帮我看准这些刻度，你知道我的眼睛，说着还冲我挤了挤眼儿，回身扑到那些食物中。她把它们一样一样的排列好，然后大声地告诉我重量或是体积，牛奶二百毫升，香肠五十克，胡萝卜三十克，苹果二十克，砂糖十克。我盯准了，用天平和量杯，把这些食物计量好，递给汉娜，汉娜把这些东西归拢归拢，最后都一股脑盛到那个大粉碎机里面。再按下开关，就听“哗啦啦”几声响亮，透明的粉碎机里升起了淡粉色的糊状物。我有点明白了，这是在给她那个孙子准备午餐啊。
这边的小男孩儿多米尼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方围嘴，熟练地围在自己的脖子上，又搬了那个小板凳，坐在一把椅子前，等待外婆给他开饭。我相信那些糊糊里有足够的营养，但是，我也断定那东西一定口味不佳。汉娜似乎猜中了我的想法，故意拿沾了糊糊的勺子吮了一下，复习上次所学的汉语短句：
“嗯，滋味不错呢。”
多米尼克毫不在意口味如何，只是用勺子把外婆制造的营养糊吃得山呼海啸，香甜如蜜。怪不得这些老外，吃了中国的饭菜，都美得直晃脑袋，原来他们自幼吃的食物，就都是这没嗞拉味，糨子一样的东西。据说欧洲人辨别滋味的能力，还不及中国人的五分之一。看来，还是当中国人好。哎？要不就先当个小老外，补足了需要的营养，长大了再当中国人，尽享美食，这样两全其美，岂不是更妙？
汉娜侍候孙子吃完了午餐，给他擦了擦嘴，取了一颗水果糖，递给了多米尼克，嘱咐他去继续完成自己的画作，奶奶这边要上课了。我指了指那块水果糖说汉语，糖。多米尼克没在意，随口也跟着学说了一声，糖。然后听话地跑到门口，继续画他的乌龟去了。
我先跟汉娜复习了上次学过的内容，又教完了本节课的词汇和短句。然后，决定到附近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去，实地练习口语。汉娜喊来了多米尼克，张罗着给他洗手洗脸，换件衣裳。正忙着呢，听见门外有人喊“多米尼克！多米尼克！”。正换衣裳的多米尼克一听，衣裳也顾不得换了，一个蹦高，从床上跳到地上，撒腿就往外跑，一边跑嘴里还喊“妈咪！爹地！”。
屋门略响，一对夫妇进了客厅。男人身材高大，体格壮硕，差不多都得弯腰低头，才进得来客厅的门，合计怎么也有一米九几的个头。一眼见着，让我这身高一米七八的东北汉子，像看到了一棵大树。大汉梳着过耳长发，满腮的胡茬子，脸上露着善意的笑容。汉娜笑了笑，向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女婿威利。威利微笑不断，伸出一只小盆般的大手，和我相握，嘴里说着欢迎一类的客套话。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嗓音低沉浑厚，却又轻柔缓慢，让人听在耳朵里，会产生轻松信赖的感觉。
大威利和我见了面，就挪步站到了一侧，显露出了身旁的妻子。他的妻子乔迪，让人一看之下，就像汉娜的相似型，那脸盘令人感觉，汉娜什么时候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样子。我说出了这个感觉，那母女俩哈哈大笑起来，搂在一起，把脸蛋再贴到一块儿：
“弗兰克，再仔细端详端详。”
小多米尼克在下面不干了，着急地拽乔迪的连衣裙，口里大喊妈妈，乔迪弯腰抱起了儿子，还是和老妈亲昵个不住。大威利展开两条粗壮的胳膊，把一家人都搂在怀里，还是善意地微笑个不住。
乔迪说：
“妈妈直劲儿夸你，说弗兰克汉语教的好，又实用又有趣，还能让人说准那些刁钻的语音。我们原来听中国人说话，就像听唱歌一样，原来你们每个字都有四个音，怪不得。”
大威利见我们说起有关中国的语言文化，也挤过来说他的感受。他说在一个叫做“经典音乐”的广播电台里，听到过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凄美婉转，催人泪下，拉得好极了。他从来没想过，小提琴表现爱情，能达到如此的深度。高大的威利，揽着自己的妻子，柔情蜜意地轻声赞美着《梁祝》。一个万里之遥的老外，竟然对一首纯中国的乐曲如此倾心，此情此景，让我十分钦佩，十分感动。
大威利夫妇听说我们打算去中国超市，也一叠声地响应说：
“有弗兰克撑腰，咱们全家都去行不？我们也都对中国一些东西感到好奇，既不认识，更不懂怎么使用。这下子我们都算是你的学生，求你就带我们全家逛一次中国超市好不？”
我毫不犹豫，满口答应。
我在前面开车，拉着汉娜，威利跟在我后面拉着他们一家三口，直奔那家规模还算说得过去的超市。
路上汉娜跟我说起来女儿一家。她说：
“威利是典型的布尔人，布尔人只是历史书上记载的称呼，是农民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在南非的现实生活中，都称他们阿菲利康人。他们的祖籍在荷兰，三四百年前，一部分荷兰移民来到了南非。可以想见，那些荷兰人在还仅有帆船的航海技术时代里，却勇敢地从南到北，整个穿越了惊涛骇浪的大西洋。在这块土地上落脚谋生，需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尤其是女人，在风雨飘摇的海船上，操持家务，还要怀孕生子。你看阿菲利康人那么强壮，他们很珍惜自己的女人，都是捍卫家庭的战士。是战士没错，一百年前，英国人也来到这里，和先来了二百年的阿菲利康人产生了矛盾，双方开战。阿菲利康人没有正规军，他们只是些种地开矿的农民。但是，他们不屈不挠，誓死抵抗英军。你们中国人很熟悉的游击战，其实是阿菲利康人发明的。他们安顿好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转身接战英国人，对英国军营日夜骚扰，死战不退。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竟然派了十万大军，在南非这块土地上与阿菲利康人交战，结果，还不能取胜。在我的记忆里，英国人在历史上，还从没有派出过如此多的大队人马，到海外作战。就算和你们开打的中英战争，也不过向远东最多派遣了三、五千人。布尔战争打到最后，是英国人私下里请求阿菲利康人签下了议和文书。他们答应给阿菲利康人的条件非常优厚，赔偿了巨额的钱财，划归了大片的领土。历史学家们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丰厚最伟大的投降。
有意思吧？至于威利他们的祖先，来到了南非高原的约翰内斯堡。那时候这座约翰内斯堡，还只是差不多一个村庄的大小。有阿菲利康小男孩儿，捡到一块硕大的钻石，拿在手里玩儿，被大人认了出来。从而在这儿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那都是布尔战争过去好多年的事了。你说上帝是不很眷顾这些阿菲利康人？
不能，他们不能算是荷兰人。先说他们讲的阿菲利康语，虽然是从荷兰语发展而来，但是，两种语言的差别，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了。威利就说过，他到荷兰去过，在哪里说自己的南非荷兰话，荷兰人听不懂，而荷兰人说的现代荷兰话，他也听不懂。历史的变迁，造就了阿菲利康人。他们是南非人，是南非人的一部分。阿菲利康人，性情宽厚，身强体壮，文化深远。我知道他们的精神文化之都，在距离开普敦不远的一座小城，斯戴伦布什城，那里有一座大学，是世界上唯一用阿菲利康语授课的大学。那座著名的大学，听说还是排名世界前一百座大学之一。阿菲利康人视其为自己的文化城堡和博物馆，据说光是藏书就有几百万册。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医学院里做成功的。”
我听了汉娜给我讲阿菲利康，听得入神，不觉就问到她，那您也可以讲阿菲利康语么？汉娜随口说，当然，言下露出几分得意。不仅如此，从言语中，我还看出来，她对自己女儿的婚事很满意。还有就是，汉娜和乔迪母女应该不是阿菲利康人，这一点看上去很明显。那么，汉娜她们的祖籍是哪一个国家呢？我猜不出来，又不好意思直接打问。
说话间，中国人开的超市就到了。在南非国度，每个城市里几乎都有这种中国人开的小型超市。里面大多经营蔬菜、肉类、食品，还有一些日用杂货。和那些动辄上万平方米的巨型现代化超市比起来，这里似乎更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满商场里出售的，基本都是纯粹地道的中国商品。而我认为，对于学习汉语的老外来说，这里还足可以称之为口语训练基地。一进门就能清楚地听见，整个中国天南海北，众多省份地域的口音在这里交融沟通。有意思的是，进了中国超市的中国人，还差不多都兴奋异常，像似回到了家乡一样，敞开了嗓门，大声说大声讲。人人精神饱满，乐观敞亮，绝不似通常那样谨小慎微，总是防人三分的样子。我跟汉娜一家说：
“看看吧，仔细听听，我这就领着你们进入当代汉语的有声大辞典里去了。”
汉娜就像上次跟着我，进了中国小饭店一样，敞开了情绪，把我教给她的那些词汇、短句尽量顺嘴往外嘣。把花椒大料，放在鼻子前嗅着，问人家，是不是四川的正宗货。还把折扇顺着手腕，“唰”地一下子打开来，端详着扇面上的水墨丹青。偶尔，还恭恭敬敬的请问老板，有没有“老干妈”辣椒酱。店里的中国人，都笑微微的，好奇地盯着这位银发碧眼的白人老太太，拿着一个小本子，学说着写在上面，有限的汉语字词，简单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思。
乔迪和威利两口儿，对那些中国产的碟子、碗感兴趣。虽说摆在这里的都只是老百姓通常过日子用的餐具，但是，他们俩盯住了上面的那些花纹图案仔细端详，爱不释手，互相小声地议论着。
多米尼克先是在超市的货架之间跑来跑去淘气，不大一会儿，就在插满了棒棒糖的柜台前停了下来。从中国进口来的这些糖果，都包了花花绿绿的糖纸，糖纸上面还画满了动漫的图案。并且，所有的糖果，还一律形状夸张，硕大无朋。小多米尼克看见我在他的外婆和爸爸妈妈之间忙来忙去，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我，做礼貌请求状。伸出他那肥胖的小手指头，指着棒棒糖冲着我大声说了一个中国字“糖！”，小家伙说得字正腔圆，意指准确，同时声情并茂地表达了强烈的心愿。我赶紧从柜台上摘下了一颗最大的水果糖，递给多米尼克，把他高兴得乐出了声儿。
虽说多米尼克并不在意，我却被小孩子在语言上的天赋，震惊得目瞪口呆。我记得自己只是在他家里随口说了一声儿那个“糖”字，没想到却让他一瞬间记忆得那么清晰，而且，用起来也很精准。他们小孩子，脑子里一定有学习语言的潜在机制。
我和汉娜说起她外孙的表现，汉娜说儿童的语言思维里，其实简单，总不外乎就那么几十上百的词句。不过，记性好倒是儿童的优势。小孩子记性好，这一点我当然有同感，因为我八岁的女儿，背起古诗来，几乎比我这个当爸爸的还厉害。乔迪听到我们的议论，显出了格外的自豪和一个妈妈通常都会有的热情。说到最后，乔迪竟正式邀请我们夫妇，在下一个星期天，带上女儿阿丹到玫瑰园，和他们家一起野餐。说是为了感谢弗兰克今天为他们全家辛苦帮忙，也为了孩子的语言学习，让他们能有个交流的机会。依着我看，乔迪邀请我们的理由，都有些牵强。给汉娜上实习课，是我份内的事，而且是付费的。至于其他有关孩子、大人的事，我只是礼貌地以诚相待，也没想那么多。乔迪和她的母亲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嘀咕了几句，一转身的功夫，汉娜也变成了强烈邀请派，满脸笑容，热情无比地向我并通过我向我的妻子、女儿发出了邀请。汉娜还说：
“下个星期日，还算上课，只不过上得是我和小孩子一起跟着弗兰克学汉语会话，看看是老的还是小的更厉害。”
看来邀请是真诚的。女儿跟着我来到国外已经三年了，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她能有一个课余生活中操练英语口语的机会，当然百利无一害。妻子正在上钻石珠宝鉴定的课程，每天紧张疲惫，能在周日放松放松，练练英文也不错。略作思忖，我还是答应了她们母子的邀请。
玫瑰园正好在约翰内斯堡的北门和西门之间，我们两家距那里都不太远。我驾车穿过教会公墓那大片的松林，就看到了一个碧波荡漾的湖泊，湖北岸的漫坡上，是修剪得一马平川的绿草地，草地上纵横几道黄沙小路。湖的南岸，开放着一望无际的玫瑰。玫瑰花色不但有通常的红粉、淡黄，还有我头次见到的黑、绿。而且，这久开不败的浓艳，散发着甜丝丝的幽香，弥漫天地，沉浸人心。让来这里度闲的游人，在行走起坐间，都不知不觉放慢了行为的节奏。湖里轻荡的小船，也仿佛睡着了一般，几乎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这座玫瑰园，是一位英国绅士，在一百二十年前捐献给约堡市的园地，后来也不断有热心人陆续出钱出力，整理修葺，让它一直保持着最佳状态。南非气候温和，生态自然丰满，玫瑰园的一年四季，总是鸟语花香，野鸭、大雁、水鸡，在湖岸自在地栖息，甚至把蛋就生在随处可见的草蒲子上。
我们和汉娜两家都提前了十分钟到达，不约而同，透露了自家对别人的尊重。两家人都想到了一起，让我们的见面先就快乐三分。稍有遗憾的是，威利没来，他委托妻子乔迪带话儿，说自己另有生意上的事要去忙，一时脱不开身，并向我们全家致歉。
妻子和乔迪年龄相仿，不大一会儿，两个人就唠到了一块儿。妻子的英语比我好些，但两个人说话儿，还是会遇到一下就卡住了的情况。每当这时候，妻子就喊女儿阿丹，过去当小翻译帮忙。 小孩找小孩，多米尼克眼看着一个单眼皮儿的中国小姐姐，干干净净，文质彬彬的样子，就不由地感到亲近，主动上来搭讪。女儿阿丹先是嫌他太小，什么也不懂，就不愿意搭理人家。到了后来，见小家伙真诚坦率，一连串问起中文，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的样子，挺有意思，就像待小弟弟一样，和他在一起玩儿了。两个人拉着手去湖边，看嘎嘎叫着的野鸭。再赶回来，争着告诉我们鸭妈妈带着小鸭子游泳的样子。
我把孩子们叫到身边，一边动手准备野餐，一边重复手边那些饮食餐具的汉语词汇，让女儿先跟着说一遍，饭、菜、面包、饺子、炸春卷......碗、碟、勺子、筷子......多米尼克见小姐姐张嘴说中文词汇，就赶紧抢着争着也跟我学说。等到两个孩子都各说了一遍，汉娜再跟着说。这样一来，昨天学习的内容，不知不觉间，就得到了巩固，复习的课程内容也就完成了。而且，整个学习过程都热烈积极，激情澎湃。两个孩子喊着跟读的高音儿，常常引得行人侧目。每当这时候，乔迪就会转过身来，伸开双手往下压，再把一根食指竖在唇前，示意两个小家伙安静一些。两个孩子看到乔迪这个姿势，赶紧用小手捂住自己的嘴，不好意思地笑个不停。可是，临到下一个练习，两个小家伙就忘了，又扯着脖子嚷起来。
吃过了野餐，我就和汉娜、两个小孩子去玫瑰园里散步，我自然而然地说起这眼前的情景词汇，天空，草地，湖泊，玫瑰园......
就这样，我的第三节课，就那么轻松地完成了。而且，不但多了一个学生多米尼克，还多了一个助教阿丹。
汉娜告诉我，她女儿乔迪在大学里读的是珠宝设计专业，毕业以后，就和她的丈夫威利一起，在南非和南非周边的博兹瓦纳、马拉维、安哥拉、津巴布韦......等一些国家做生意。近几年来，乔迪他们都越发感觉到，来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力量越来越强。中国人正以不可小觑的步伐，坚定地迈进非洲的珠宝市场。大家都愿意接触了解从前不熟悉的中国，愿意多沟通有关中国的信息。我很平静地听汉娜叙述着，强烈地感觉到，这些老外对中国的了解，远比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来得深远精准。虽然，他们的中国话还说得磕磕绊绊，但是，他们头脑中那些思维的触觉，却很有些高阔，而且还相当敏锐。
这一天的野餐聚会，让人心满意足，感受良多。我们家和汉娜一家渐渐从我们两人一教一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像是两家朋友，而且是那种一见如故的，互相充满信赖的朋友。和老外相处中，尽量不去打问他们的家事、身份、经历，他们都认此为隐私，轻易不会透露。但是，只要真心相处，这些老外，到了一定的“火候”，就会自然而然地，主动像你倾诉，毫无隐瞒。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人相比，可是天地之差。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北方人，互相接触没一个钟头呐，就家长里短地打问，爹娘祖奶奶那点事，都了解个底儿掉了。
在又一个星期天，汉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下午的汉语课可否暂停一节？她得准备一下，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上午，要去退休前的单位，办点事。她还说，弗兰克如果有时间，就顺便帮个忙，开车陪着去一趟。还说，这次也可以算是上课，老师对学生的人生经历也应该有所了解么。我听懂了汉娜的意思，想到她的眼疾，是开不了车的。再者，别看我不问，但我也实在是对她的过去很好奇，很想多了解这个要强的老太太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于是，我答应了。
第二天，我把身边的事情安排了一下，和家里打好招呼，一大早就驱车赶到了汉娜家。一见面就看出来，今天的汉娜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她穿着一件雪白的连衣裙，外罩着暗红的长袍，银发高耸，略施淡妆。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花镜，一对镶钻的精巧耳环，随着头部的转动，变换位置而熠熠闪光。我不由地为她赞叹，像一位大法官，又像一位老教授，还像一位布道者。汉娜笑了笑说，也许只能是其中之一。我以为老太太又在开什么小玩笑，也没在意，转身拉开车门，弯腰致意，半开玩笑地请汉娜登车。
汉娜对出发前行的道路十分熟稔，告诉我左转右弯，穿过了几条了临近的小街，然后，车子一下驶上了约翰内斯堡的环城公路。汉娜一直保持着好心情，眼望向车窗外无尽的风光，有点像似自言自语，又有点像朗读一篇熟悉的故事，缓缓地开口，她的话就像一条山石间的小溪，不急不缓，“哗啦哗啦”地流淌。
“弗兰克，我知道你是一位正直的，可信赖的中国人。但是，我还没告诉你，我是波兰人，出生在华沙。”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从德国攻击波兰开始，不到一个月，他们全面占领了波兰，那年我十岁。我的祖国多灾多难，在近千年的历史中，欧洲列强轮番征服我们，逼迫我们俯首称臣。沙俄，普鲁士、拿破仑、奥匈帝国......都曾把我的祖国糟蹋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夹在俄、德之间的波兰，就像一块夹心面包，谁愿意啃一口，就随便啃一口，却不在乎那个国家连声惨叫，鲜血淋淋。一直到了十八世纪末，我的祖国干脆就灭亡了。又经过了一百二十三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又有了波兰。新波兰刚刚经历了二十年，希特勒说，把波兰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就再亡国。”
汉娜的话并不张扬激烈，但透露着她对祖国和故乡的无限深情。我想，只有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在万里之遥的漂泊中，还叙说着如此真挚依恋的肺腑之言。我也熟悉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并视其为灵魂。即使浪迹天涯，我也没法成为真正的“洋人”。我几乎能从这位波兰老人的思绪中，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内心。无疑，我们同样都是思绪深沉的爱国者，尽管我从来就不喊那些爱国口号，也不做这方面的煽情渲染。我只是把这份真情，沉重地盛在心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
我还是和汉娜唠嗑，让我的朋友把她自己今天早晨以来的好情绪保持住。我说，其实我在五年前，就曾经被一家中国南方的企业派驻过波兰，我曾经在华沙居住工作过半年多。接着，我就说起了华沙火车站，说起了车站餐厅里美味儿的牛肚汤。我还专门驾车去过克拉科夫，然后再续车程，赶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展览馆参观。我曾被德国人的暴行震撼，也曾为那些被德国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汉娜听说了我这段经历，瞬间就瞪大了灰蓝色的眼睛，惊讶的不得了，就像重新认识了我一样。然后，她为得见对波兰如此熟悉的外国人，感到意外而又欣慰，苍老的脸上溢满了相见恨晚的神情。
车里接下来的唠嗑，就是一来一往的交流式了。她说到肖邦的小夜曲，我就忆起了自己在肖邦公园里聆听大师的乐曲，直到深夜不知归的旧事。我还提到了显克微支的《十字军》，提到了居里夫人，甚至提到华沙郊外一处忘记了名字的公园，但却牢牢记得公园里的一注甘冽泉水。汉娜几乎跳起来，连说太熟悉了。自己从小到大，经常不怕路远，骑了自行车去那里打水。
汉娜说，自己在二十八岁以前，就一直在华沙读书，她是一九五六年华沙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嗯？那你的俄语一定好的不得了。听我这样夸奖，汉娜又嘴角上扬，隐约露出了我熟悉的那种小得意。她说，那个时代，全东欧都学俄语，我们大学里的课程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俄语教学。再说了，波兰语和俄语都属于斯拉夫语系，十分接近，学起来要比英语、德语、法语不知道容易多少。俄国人说早安，“倒不拉也，进呢”，我们说的是“进呢，打不来”，只是语序倒了过来而已。不过，我的英语一直学得认真，在大三的时候，就被学校推荐到外事活动中做初级翻译了。
汉娜说得没错，别说东欧，就连我们中国东北的中学外语教育，也是都学俄语。我自己就赶上了那波潮流，学过三年的俄语，已至后来企业外派，也让我先去俄国和东欧那些说俄语的国家去。
我们一路上唠得很热烈，不知不觉间，车子已经驶下高速公路。前方是一处山谷，山谷间就是南非城市比勒陀利亚了。在城市的边沿，山谷的右侧山脚下，有一座巨大的建筑，就像一朵大蘑菇，十分醒目地矗立在这南非行政首都的大门外。
汉娜又有点兴奋，眼睛盯着那座渐行渐近的大厦，脸上现出追怀逝去岁月的神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慢条斯理地告诉我：
“我在这个大学里，教了三十年书。这座巨大的建筑，就是著名的南非大学。通常人们称呼它，并不说出全名，只是称其缩写，“尤尼萨”。这是被国际科教文组织，尤其是英联邦认可的一所正规大学。它每年都在全世界招收学生，整个的教育规程和专业设置都与欧美保持一致。甚至所有考试的试卷，都由英国领事馆的文化处从英国本土用飞机押运来南非，这也是一所治学严格的学府。”
汉娜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汉娜竟然就是南非大学这里的教授，可让我没想到，不由地心中又对她增加了几分敬意。
把车停好以后，转过花坛，进到大学的建筑中。汉娜如入无人之境，她脚下风快，轻车熟路，简直像一个年轻人，在前面领路。我不得不好几次提醒她，眼神不好，慢着点安全。搭上电梯，来到第七层楼面的宽大走廊里，她终于停下了脚步，站在一道门前。转过身来，抬手指着门侧的一道铜牌，告诉我，这就是南非大学外语学院的斯拉夫语言系。十六年前，她作为南非大学的教授，每周有四天，要到这儿来讲俄罗斯语言文学课程。我看着神采飞扬的汉娜，心生羡慕，想到自己在国内时候近十年的教学生涯，心里一番感触，犹如翻江倒海。在国内下海都快二十年了，原来自己的内心深处，竟还追恋着这高雅智慧的学堂。人生变幻，身不由己，取舍怎知是也，非也？
汉娜这次来原单位，是依惯例，退休后每个学期过来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参与系里几位硕士论文的评审。她虽然退休在家，不再上班。但是，却仍然是南非大学外语学院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有时会受邀参与有关的学术活动。汉娜受到同行们的欢迎，尤其是几位白发蓬松的男女老教授，都依着老礼儿，上前贴面相吻，互相亲切致意。
几十位老师到小礼堂聚会，汉娜问我要不要进去旁听，说你的中文教的那么好，大家也算同行么。我连连摆手推辞，有几分羞惭地说，学术重地，冠冕堂皇，我哪里有资格跟着掺和？还是找个地儿，让我静等就是。汉娜和身旁的一位老师小做商量，回头冲我笑笑，让那位年轻的老师，领着我进了一间不大的教研室。 进屋一抬头，却见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女教师，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南非老师向我介绍说，去年开始，学院里开设了中文课程，这位就是新来的密斯李，你们是同乡，好好聊聊吧。然后抬手腕看了看表补充说，汉娜那里大约需两个小时结束，到时候我们把她送过来。
我心里热乎乎的，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晃都有三年多没回国了，意外见到国内来人，心中自然感到几分亲切。再者说了，拐着弯儿论，我们也都算是同行。看她那么年轻，就能出国任教，一定是学业有成，本领过人，心中好生羡慕。
李老师对我的探问，微笑着应答。原来还有一位和她同来的女教师，她们都是从上海复旦派过来教中文的。这位李老师，简单说了两句，就埋头看书去了。我这才猛然感觉到，她那温和礼貌间，隐约含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力量。是出于防范还是某种纪律约束？想起在国外见到公派的国人，真就常常板着类似的面孔，令人沮丧，自己不由地克制着规矩起来。像我们这些下海经商的，面子上虽然嘻嘻哈哈，甚至拍肩搭背地装亲热。但是，见了国内新来的商家，也是百般提防，暗中较劲儿。你卖一块，我就卖八毛，你卖八毛，我就卖六毛，非把你弄得赔本儿，生意做黄了最好。商家终归是商家，竞争是明摆着的事。像眼前这样，你教你的书，我混我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不形成同行是冤家的竞争，何必他乡异国见面，国人之间就非黑眼蜂一般地看不上呢？在国外呆了这么几年，想到中国人之间的冷漠内斗，自我相残，心中生起了无比浓重的悲哀。依我在这个社会上的观察，南非的黑人也好，白人也好，他们不同族群的内部，也都存在着相互的矛盾和争斗，那大都是只限于他们的自己人之间，外人通常看不大见。唯有我们中国人，常常专门针对自己人下家伙。这一点，连那些老外都能隔着人情把我们看的透透的。
我叹了一口气，顺手在教研室的书架上，找了一本书，埋头读书，再不说一句话。
汉娜的活动一直进行到了过晌，终于结束了。她还是那么兴冲冲地，怀里抱着两本书，进来我所在的教研室，和我打招呼。我们临下楼的时候，几乎大半个系里的教师都出来和汉娜打招呼，甚至，那位李老师也在其中摆手。
到了车库里，准备启动车的时候，聪明过人的汉娜直接问我：
“你和那位中文女老师，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怎没见你们交谈沟通？看上去还没有我和我的同事们之间说得多。”
我迟疑了几秒钟，心平气和地回答，她在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她。又隔了几秒钟后，我补充道：
“至于我们，你我之间，正好就告诉你一个词儿，我们是“哥们儿。”
汉娜听了，嘴里不断念叨着：
“哥们儿，哥们儿，记住了，从前还真没听说过。”
临了她还若有所思地判断：
“这哥们儿好像比朋友更亲近是不？”
我哈哈大笑，却没回答她，只是脚下踩了两脚油门，我们的越野三菱，一阵轰鸣，飞快驶出了南非大学。
今天可真是漫长的一天，有那么多的所见所闻。对汉娜的了解，好像在两个多月里，都没有这一天知道得多。汉娜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一样说，在这回家的路上，我把话说完了吧：
“我的爷爷是个波兰小贵族，他有个庄园，有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农奴，这样的小贵族，在波兰其实比比皆是。他们每年所得的租税，也只够自己的生活用度，没有什么大的结余。我的父亲，也是教俄语的教师。父亲对我宠爱有加，不幸的是，他早早就去世了，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他死在哈尔科夫附近，一个叫做卡廷的地方。”
我读到过有关“卡廷森林惨案”的书籍，知道在二战期间，曾经发生过苏联内务部大规模枪杀波兰军官、公职人员、知识分子的惨案。我万万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在万里之遥的非洲，亲眼见到这次惨案受害者的子女亲人。造化弄人，机缘也弄人，这世界真就如此神奇。我相信南非的其他白人，未必有几个人能了解发生在遥远的东欧，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那次惨案，比如刚刚和汉娜在一起研讨学术的她那些同仁。
不过，汉娜的叙说，好像并没有在她父亲去世的节点上停留太多，就又往下讲。声音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神态凝重。我知道，我的老朋友，是在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叙说着她通常不肯轻易吐露的身世和心声。我认真地聆听一个老年知识妇女那漫长的生命历程，为自己能获得她的彻底信赖而感激不尽。
“俄语几乎是我的母语，而我在大学里学习的英语，成绩也不错。我说过，还是学生的时候，学校就推荐我在一些外事活动中充当翻译。如此一来，我自然而然地就认识了文森特。汉娜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是在英国领事馆的招待会上结识的,那时候我是业余兼职翻译，文森特是初级雇员。文森特在牛津刚毕业也没几年，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切顺理成章，那年冬天，我跟着文森特，回到了他的家乡，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文森特在领馆的文员工作期满。似有天意，南非开普敦大学发来信息，欲聘文森特做英国语言文学的讲师。那时候，我们可真年轻啊，满怀着希望和信心。文森特先走一步，飞到开普敦，和校方签下了合同。紧接着又把我也接了过来，那时候，我已经有孕在身，正怀着迈克，我的儿子。”
我心里一动，是啊，我还从来都没听老太太说起过，她还有个儿子。不过我没打断汉娜的话，还是遵循着一直以来的原则，和白人交往，人家不说的事情，坚决不问，该说的时候，人家自然就会说给你听了。
“我们在开普敦的日子，就像开普敦本身一样美好。儿子迈克和女儿乔迪先后出生，每当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全家飞回伦敦度假，顺便看望文森特的父母家人。要知道，文森特家族可是像一棵大树一样，有上百个亲戚在世界各地来来往往。南非这里，就有文森特两个堂兄。英国人认为，南非是英格兰的后花园。弗兰克，你去过开普敦吗？好啊，你听听那些地名儿，情人坡，魔鬼尖儿，桌子山，鲸鱼湾，好望角......那可真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我们一家四口，都喜欢开普敦，喜欢那里温暖的气候，喜欢那里的海滩、岛屿、山谷，喜欢开普敦大学红色的建筑和大学园区里一眼望不到边的冷杉林。啊——，如果不是那场悲惨的车祸，我们一家大概世代就在那里永远生活下去了。”
“那年夏天，文森特和自己学校里的一位同事，搭伴驾车赶往金山大学，去参加一次学术交流会议。他们在刚刚驶离开普敦的N2公路上，发生了严重的车祸。文森特不幸身受重伤，在医学院抢救了十个小时，最后伤重不治，去世了。”
“我们母子的天坍塌了，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大的对世事半懂不懂，天天陪着我流眼泪，小的只知道管我要爸爸。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日子里，我每天浑浑噩噩，头脑不清，脚下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那也是我去教堂最勤，信仰最虔诚的一段时间。主告诉了我，我和我的孩子必须活下去，我们的生命属于未来，不属于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要抚养孩子们长大。我自己先要站起来，要坚持住，做孩子们的城堡。”
汽车在返回约堡的高速路上匀速行驶，车轮辗轧着粗糙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车身平稳，沿途的花草植物，郁郁葱葱，姹紫嫣红，像一幕又一幕鲜艳的布景，在车旁闪过。汉娜神情安然，平淡如水，似乎在诉说着一部属于别人的遥远历史。
“我失去了丈夫，只有自己挺身而出，支撑起孩子们的天空。开普敦再好，也是伴随着我们痛苦的的伤心地。我只能挺起胸膛，做一回摩西，领着我的儿女，出走埃及。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南非大学，开设有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我鼓起勇气，捡起了荒废了十多年的学业，，日以继夜地复习那些课程，准备着迎接英国标准的考试。三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了英联邦的授课资格证。我搂着两个孩子，先笑后哭，肝肠寸断。我想起了文森特，想起了万里之遥的故乡波兰，想起了伦敦，想起了这半年多死去活来的日子。
接下来的日子也并不轻松，尤其是在拿课的学期，一周要上四天的课，大部分的课程还都排在上午。那时候我每天驾车，就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开着车，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迈克和乔迪。这么小的孩子，被我锁在家里，只准备了些牛奶和面包，为了安全，不敢让他们随便动火。下了课，我连饭都不吃，再驾车疯也似的往家赶。冬天里最难过，有那么两个星期，气温降到了零下。我赶到家，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门，大声呼喊着儿女，迈克！迈克！乔迪！乔迪！孩子们都不做声，我的心咚咚乱跳。赶紧打开灯，才看到两个孩子，都钻进了床上的厚毯子里，像两只小猫小狗一样，饿着肚子睡着了。好在大学里不做班，轮到不拿课的学期，还可以在家里备课做研究，这样就好多了。再加上，后来我向学校申请了函授教学，才终于可以和孩子们尽量多地聚在一起了。
嗨，这样的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都为人父为人母了，我才感到，自己好像也老了。”
汉娜有叙述描写的天赋，她的话能在我的想象中，不费劲儿就搭起宽敞的时空。然后，以她为主角的家庭剧，就在这个时空中起伏跌宕，悲欢离合。我随着汉娜的诉说，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她导演的剧情中，被深深地感动着。我也知道，自己之所以能成为“汉娜剧”的拥趸观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也曾是一位女教师的儿子。我小时候，从记事起，就跟着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学校里外起早贪黑地奔忙。她说到的这些，我似乎都身临其境的经历过。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汉娜，她又是惊讶不已。然后，她问我：
“你的妈妈现在怎么样？”
我回答道：
“老人家前三年已经过世了。”
汉娜赶紧说：
“对不起，对不起！”
沉吟了一会儿，她又问了我一个人们常说到，但又不直接问的问题：
“你的妈妈喜欢你的妻子吗？”
我说:
“我们不在一起住，她们的关系还说得过去。”
我想我的回答多少有点滑头，但汉娜似乎没注意到我言语中的躲闪，只是长出了一口气说：
“如果你的妈妈坚决地反对你和你妻子的婚事，你会和妻子分手吗？”
汉娜的问题显然是纯外国式的，相当直白。这个老掉了牙的问号，在我们中国国内，常常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提出来：你妈和你媳妇儿都掉河里，你是先救你妈还是先救你媳妇儿？或者干脆直接问，生死一线，你要你妈还是你媳妇儿？得承认，这是一个让天下所有男人都尴尬、为难、说出来也一定口是心非的问题。这怎么到了天涯海角的约翰内斯堡，还有人提出这问题。而且，还是个奶奶级的老教授提出来的。看来不管读多少书，有多大学问，人们说到底还都是血肉之躯，都不能免俗。不过，我心里隐约一动，感觉到汉娜和她的儿子之间，好像有点什么隔阂隐情，而且，这跟她的儿媳有关。也许是我瞎想多了，但愿事实不是如此。
我们眼看就回到了汉娜的家，她邀请我吃了饭再走。我说还要回去接女儿放学，改日再聚。我一边打招呼和她告别，一边开玩笑说：
“从今往后，再也不能说你是我的学生了，因为你才是真正的教授。”
汉娜也故意板起脸，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怎么？弗兰克老师，一句话就开除我了么？老师还欠我一次大考呢。”
国外的日子，在重复中，不紧不慢地逝去。汉娜还是跟我学中文口语，同时又时常帮着我，校正我说英语时候，经常犯下的语法错误。有了闲暇的机会，我甚至还胆大包天地在这个专业教授面前，试试小时候学过的那点俄语。汉娜从来不笑话我，她说：
“不知道中国国内的情况如何，就我所知，在波兰、英国、荷兰、南非等一些国家，关于申请学位的学习，不分年龄，性别和国籍，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报名注册。”
她还说：
“在南非大学申请学习签证的外国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日本的一位爷爷，叫山上公孝，高龄八十四岁。赋予民众终生学习的权力，不是一句空话，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想想，她作为一个专业教授，并不是一心只做学问，她的头脑中也真具有一以贯之的，先进的教育思想。
我和汉娜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我们的家庭也你来我往，走动得更亲密。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们邀请了汉娜全家来做客。我们先是两家人去中国超市购物，一来可以练口语，二来让他们从根儿上了解中国餐饮制作的来龙去脉。在超市里，见到有一家老外和我们家掺和成了大队人马，兴高采烈地过中国年。我那些国人同胞，常常好奇地看个不住。我们请汉娜他们吃纯中国式的水饺和炒菜，喝七十二度的北大荒烧酒。汉娜老太太厉害，能端起半两一盅的北大荒，一饮而尽，然后闷住了酒气，不动声色。要知道通常他们喝的最烈性酒，就是伏特加，而伏特加的酒精度也才不过四十度而已。乔迪和我媳妇儿只喝点红葡萄酒，然后就在一块儿讨论关于珠宝，那说不完的话题。威利举起酒杯，还像喝伏特加一样，一口掫下去。他显然没有汉娜的经验老道。结果高度烈酒像一条火龙，顺着他的喉咙直冲下去，把这位巨人噎得直翻白眼儿。没等喝上三杯，威利就受不了了。他说：
“中国人果然都会功夫，要不然，个头不高，身材也没那么壮，怎么能喝如此轰烈的酒？”
我说：
“哪儿有的事，像我就只会广播体操。”
说完，我还依仗着酒劲儿，当着嘻嘻哈哈的两家人，做了几节第四套广播体操，给大家助兴。威利认真地观察我的动作，看样子他还是认为，那些伸展运动一类，没准儿就是中国功夫的真髓。汉娜、乔迪还有我们两口，四个人合起来唱俄罗斯歌曲《山楂树》，轻漫的歌声在小北山我们家别墅的院子里飘荡。孩子们大声喝彩，连叫带跳。威利听不懂这民歌，但十分神往美妙的旋律，跟着用巨大的手掌轻轻地打节拍。
一个中国春节，在南非共和国，过得意兴盎然，年味儿十足。当汉娜一家告辞的时候，已经是夜色浓重，凉意如水。小多米尼克怀里抱着阿丹姐姐相赠的布绒大熊睡着了。眼看乔迪小心驾着车，一路向山下缓慢行驶。那一对汽车尾灯，像两个红色的小风球，在漆黑一片的空间里，飘荡浮动，渐行渐远，终于消失不见了。
汉娜的俄国语言文学水平，足以在南非大学里做专业教授。有时候，我们结束了一堂口语课，或者干脆就有意搁下手头的教和学，进入汉娜熟悉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专业里聊天。说到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从《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普西杰耶夫中士》到《马姓》。汉娜目光熠熠，侃侃而谈，像似又重新登上了讲坛。她对契科夫推崇备至，甚至说他的小说才是后无来者的真正小说，他是写短篇小说的一众鼻祖。我说到美国的杰克伦敦及其作品，汉娜不与我争论，只是弯起嘴角淡笑。说起俄国的长篇小说，汉娜挂在嘴边的是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她说年轻时候，和同学曾经相约，一起去过肖洛霍夫的故乡。那时候东欧各国和苏联互相免签证，他们一行四人，东行进入当时的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在敖德萨登船，在黑海里航行，绕过克里米亚半岛，穿过刻赤海峡进亚述海，到达罗斯托夫。在顿河的入海口朔流而上，沿顿河上行，一直到达了肖洛霍夫的出生地，维申斯克的克鲁日林。说到这里，汉娜神往于五十多年前的精神探求，就像虔诚的信徒回想当年的圣地朝拜一样。她说：
“俄国的天才小说作家多如繁星，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前期的托尔斯泰，一个是后期的肖洛霍夫。这两位大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无出其右者。”
汉娜赞美普希金，她用纯正地道的俄语背诵《致大海》《自由颂》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声情并茂，令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她还说，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是不能翻拍成影视作品的。就像你们的《红楼梦》，如今排成了电影，就活生生把一部惊世巨作给糟蹋了。
听汉娜讲俄罗斯文学，是一种享受。每当她一时兴起，又一次进入了她的“自由王国”，我心里都暗自庆幸，自己得到了一次真正的艺术熏陶，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在书上不可能获得的鲜活知识，我就像获得了价值无比的珍宝，欣喜异常。
然而，我能感觉到，那样热爱推崇俄国文学艺术的汉娜，一提起苏联的现实，却很不以为然。她说，二战时期，德国固然欺人太甚，疯狂跋扈。但是，当时的苏联又何尝不是助纣为虐，暗下黑手？相比之下，俄国来得更阴，更招人记恨。看那样子，汉娜从来都没忘记卡廷森林惨案。我曾试探着说，为什么那么丰富智慧的民族，竟会产生那么失败的政治。汉娜看了看我，似乎若有所思，慢慢地说道:
“肥沃的土地，也会结苦果子。”
有一次，她递给我一张英文报纸，上面刊登有一张普京跪在卡廷惨案纪念碑前的照片。她的脸上有一丝冷笑，我没在那张脸上读出一点原谅，倒感觉着深绵不绝的恨意。有时候，我故意谈到后期的俄罗斯领导人，她都不屑一顾。我想，在她的心里，很多俄国人并不懂得自己文化的精深博大，只是一些陶醉于伏特加的粗人。
热爱俄罗斯文学艺术，却对俄罗斯的现实和政治不抱好感，这是我在汉娜身上看到的一对耐人寻味的矛盾。想想，似乎费解。再想想，好像又很能体谅。其实，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触。我曾经和俄国人打过相当多的交道，结果常常也是喜怨参差，哭笑不得。我又不愿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向汉娜吐露，不想在这方面再引起个“国际共鸣”来。
转过了年，眼看到了复活节。这节日是基督教的大节日，汉娜邀请我们全家去共度佳节。汉娜一家都在，却只是缺了威利。威利是个直筒脾气的大汉，喜欢庄稼和山林，懂得枪支渔具，喜欢自由自在的园林生活。我们曾经相约出去猎跳羚，在清理猎获之余，我们俩曾烤上羚羊腿肉，举杯痛饮南非的城堡牌啤酒。我清楚地记得，高大壮硕的威利，在酒后和我谈起通常不会提及的南非当下国情时，竟然扑簌簌泪如雨下，他把一只大手搭在我的肩上，痛彻心扉地说：
“好朋友，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祖国。可我......” 威利难受得说不下去，眼含热泪，哽咽着摊开一双大手，耸了耸宽阔的肩膀。我没想到，这条阿菲利康大汉，竟有孩子般的纯情，竟对他的祖国和家园爱得那样刻骨铭心。他今天没来，我略微感到一点不安，但又不好意思打问乔迪。
汉娜把自己的房子拾掇得干干净净，还特意在客厅的天花板上用彩绸装饰了一番。他们在房子里喷了花露水，屋里屋外有一股薰衣草的淡淡香味儿。
正餐还没有开始，来人都自然地散于屋里院内，随便端着酒杯搭伴儿聊天。我和女儿看到了有意思的场面，在能坐下十几个人的大餐台上，摆了几个大玻璃盘，盘里堆着很多鸡蛋。鸡蛋都被涂画了鲜艳的色彩，有普通的花纹，也有圣经故事中不同人物的画像。那么多花花绿绿，五彩斑斓的彩色鸡蛋，把节日的气氛，烘托得喜悦异常。汉娜穿着黑色天鹅绒的长裙，梳着高高的蓝白色发髻，一对钻石耳坠，随着她来去的脚步，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她给每一个人分发彩色的鸡蛋，然后简短地致意：
“鸡蛋意味着生命，而且是崭新的生命，让我们感谢神的眷顾，祈求神的保佑，为圣子的复活真心庆贺。”
汉娜邀请的另外几位贵宾，看样子也都是她的挚爱亲朋。不过，她并不着意地介绍我们相识，却有意让我们在活动中自然接触，相互攀谈。我们自己主动去和不熟悉的人来往，克服了初见的生疏以后，很快就互相熟稔起来。我发现这样在家庭派对中，结交新朋友，还真是个不坏的选择。
家宴开始前，大家按汉娜的指挥，排定自己的座位。我坐在汉娜的主位左侧第二的位置上，挨着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人。在落座之前，他伸出手来向我示意，嘴里清晰地自我介绍，“迈克”。迈克？我赶紧握住迈克的手，也介绍自己，“弗兰克”。哦——，我猛然想起，汉娜的儿子好像就叫迈克。抬头去看主坐上的汉娜，却见她正在那里冲我挤眼儿。这老太太，原来是成心让我和她的儿子交往相熟。迈克也生的高大，但不是威利那种肩宽背厚的男人。相反倒有些瘦削，但从和他握手的力度上，我断定，迈克不但结实有力，还反应敏捷。看迈克的脸孔，没有汉娜相貌的影子。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一句，迈克长得像他的父亲文森特。迈克话不多，但笑容可掬，温文尔雅。我们轻声地交谈，他微笑着说：
“汉娜妈妈把你当成她的第二个儿子了。”
我的心里一热，感受到了一股久违的亲情，瞬间就充满了身心。
这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宴席，前菜有燻鲑鱼、渍橄榄、蓝心奶酪、黑鱼子酱......波兰式的大陶罐，里面盛满了牛肉和羊肉，一直到端上来还热气腾腾地翻滚着汤汁。有奶油鹌鹑，炸猪里脊，烤皇帝鱼排，热石头煎羊腿......
人们举杯相庆，互相祝福，三杯酒下肚，气氛热烈亲近，一片快乐祥和。我和迈克几乎同时想告诉对方，我知道你。没想到的是，时间不长，还没和迈克说上几句话，他就找了个机会，悄悄地向我告辞，然后，不声不响地起身走了。眼看他的母亲也随着跟了出去，我有一点不知所措，不觉间也走过去，打算向迈克说点什么。见到他们母子俩，正在小走廊里相拥告别。迈克远远地向我挥手，转身出去，不见了身影。我很是不解，大过节的，怎么就不等自己儿子吃饱喝足再走，再说你们母子那么长时间都没见相聚，这怎么点个卯就回身走了？汉娜转过身来，招呼我再次入席，随口说了一句：
“回去就回去吧，他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呢。”
儿子的妻儿，不就是你这当奶奶的儿媳和亲孙子吗？一起来过节不就得了？把我这样的朋友都能待为上宾，血肉至亲怎么反而还如此疏远了？我的心里充满了一连串的疑问，终于都没说出口。因为我仍然遵守着和汉娜交往的底线原则，她不想说的，我绝不问。作为可以互相信赖的朋友，她想说的话，想向你袒露的心迹，会在适当的时候，自然流淌出来。
威利失踪了，一米九十六的彪形大汉，活生生地就在世界上不见了踪影。乔迪六神无主，搂着儿子多米尼克抽泣落泪，吃不下睡不着。一个星期后再见，就瘦得行销骨立，几乎认不出来了。据她讲，威利他们俩，在津巴布韦谈好了一单生意，乔迪就先飞回了约堡，威利还有些事，要转到莫桑比克去处理一下，隔三天后也会如约返回约堡，和妻儿相聚。但是，多少个三天过去了，威利不但没有返回约堡，反而音信皆无。汉娜和我说起过威利的生意，先还笼统地说是珠宝生意，后来她告诉我：
“威利嫌按着乔迪的规矩做事，利润太薄。所以就偶尔会在安哥拉、津巴布韦、马拉维等一些国家进口少量的钻石原石。” 原石就是没有打磨过的钻石，我和妻子见过几次。我们也知道，原石不能公开在南部非洲几个国家之间随便交易，那将触犯刑律。原石价格一般都远低于成品钻石，谁都知道原石的非法交易会有相当大的利润。汉娜说到这里，神色黯然，这个威利，恨不得两年就成为富翁，劝了他多少次，就是不听。我提到威利是不是喜欢去赌场一类的娱乐场所，汉娜听懂了我的暗示，摇了摇头，她说阿菲利康人一般都对家庭很负责任，轻易做不出抛妻弃子的事情。再说，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他们可没有那么善于表演的能耐。汉娜还说：
“他们阿菲利康人在整个南部非洲，都有特殊的联络渠道，按理应该能打听出威利的消息。”
乔迪哭着向她的母亲请求，要去莫桑比克找威利。汉娜说，莫桑比克是法语国家，治安又乱，一个女人怎么好孤身一人前往。最后，她叫上了迈克，千叮咛万嘱咐，让兄妹二人带上了政府给南非驻莫桑比克使馆的信函，搭乘小飞机，去寻找威利。
家里只剩下了汉娜和多米尼克一老一小，看着实在孤单无助，我和妻子就天天赶过来，帮着汉娜做点家务，陪伴汉娜。汉娜脸色苍白，眼圈阴影明显。但是，她却从不唉声叹气，显露出颓丧的神色。尤其是在多米尼克面前，该给孩子吃饭，还是照样用那种调配的糊状物喂她的胖孙子。多米尼克哭着要爸爸妈妈，汉娜一声不响，找来颜料和画笔，大声说：
“画你的乌龟去，等画好了，爸爸妈妈就会来了。”
然而，时隔一周，迈克兄妹空手而归。他们找不到威利，只能在莫桑比克警局挂失寻人。
汉娜的话越来越少，也没有心思学汉语了。不过，我还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她家里看看。课不上了，但我们终究是朋友。她的家里出了事，我帮不上忙，也只有时常过来看看，陪她聊聊天了。
有一次，我带给她一罐斯里兰卡红茶，她一下子就认出了迪尔玛的牌子。眼睛忽然闪亮了一下，来了兴致。张罗着找来电水壶和砂糖、鲜奶。我们一起品尝着口味绵长的红茶，也不知道从哪儿起的头儿，汉娜说起了有关自己儿子迈克的事：
“我在南非大学教书，一晃就过去了十年。我的儿子迈克，中学毕业，该上大学了。这孩子真挚热情，聪明坦诚，很像文森特年轻时候。当我问他，自己最喜欢的大学是哪一类的时候，万万没想到，他的理想是上军校，而且，他还说，实不相瞒妈妈，我已经被南非海军官校录取了。我这才想起来了，文森特除了我说过的那些优点，还有固执这个缺点。迈克如果性格随他的父亲，我说什么都没用。还不如随他去，要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只管到十八岁，再大了就是成年人。我们也没有法律上的权力管他们了。就这样，迈克读了海军官校，毕业当上了一名海军少尉，在一艘运输舰上做枪炮长。”
“迈克当兵的第二年，南非海军和以色列海军，进行军官训练交流，他被派到一艘以色列海军的护卫舰上任炮长。问题来了，他的副手朱迪娜，是一位以色列女少尉军官。顺便说一句，在以色列，女子同男人一样服兵役，而且不论战时打仗还是平时训练，男女都是混编，除了睡觉和洗澡，连吃饭都在一起。
你能猜出来，迈克和朱迪娜成了一对恋人。这些我当然不知道，迈克懂得，他的妈妈绝不会同意他娶一个犹太女子为妻。于是，就自始至终瞒着我，两个人私下里订婚。一直到了最后，朱迪娜已经有孕在身，两个人的婚事必须操办了，迈克才和我说起。按我们的习惯，正规的婚礼必须在我们的天主教堂里举行，也必须得到父母的祝福。我不能祝福我的儿子，原因只有一个，他娶了犹太人做妻子。这是我，也是我们家族的红线，我必须恪守这个原则。”
我听到这里，百思不解，这算是哪门子原则？一个堂堂教授，观念上怎么如此陈腐？世界进步，文化发达的今天，怎么还能用门第出身，种族信仰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去困守年轻人的爱情？我没有勇气当面质问汉娜，但显然不屑于她的观点。
再看汉娜，说起这件多年前的往事，仍义愤填膺，气愤不已，脸都发红了。一口一个坚决不行，甚至还提到，如果儿子背着自己安排婚事。从此就不要登自己的家门云云。
实在弄不懂这些老外，犹太人怎么了？就让他们如此鄙视，势不两立。看着偏见固执，至今也绝不可能改变主意的汉娜，我自己都感到一阵虚弱。可以想见，可怜的迈克当年会有多么的无奈和悲苦。一边是自己挚爱的妻子，一边是年轻守寡，为自己操劳半生的母亲。我不由地问道：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
汉娜说：
“还能怎么样？迈克和朱迪娜，按着犹太教义，在以色列的犹太教堂里结婚，到现在都九年了，现在他们有两个女儿。三年前听说我的眼睛不行了，迈克带领着朱迪娜和孩子，搬回了约堡，就住在我这里往南四道街的街口那里。我知道迈克惦记着我，但是我不会屈服，我还是不准许那个犹太女人和她的孩子到我的家里来。迈克和他的姐姐有密切的联系，知道我的态度，所以至今不敢领他的犹太妻子上门。从去年，他姐姐乔迪好说歹说，我才答应，只有圣诞和复活节，迈克可以来看望妈妈，其余一律不准许。”
我端详着眼前的这位愤慨而又痛苦的老太太，好像一下子又不认识她了，她变得那么陌生，甚至有点丑陋。她把自己那些学识和理性都丢了？那她人性中的善良和亲情呢？是一道什么坚不可摧的障碍横亘在这位母亲心里？我没法理解她的是非判断标准，但我也坚决不同意她的做法。很简单的常识告诉我，迈克没有错误，更没有任何罪过。我突然想到，半个世纪前，由那个狂人发起的虐杀犹太人的腥风血雨，原来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呀！这得是多么深重的偏见。但是，汉娜无动于衷。他见我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些许鄙夷的神色，就直接问我;
“你想什么呢？”
我沉吟了一下，回答她：
“我在想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华沙起义》，这部电影悲壮惨烈，犹太人对法西斯德国的反抗可歌可泣，令人泪下。但当年我看到最后的时候，见残余的几十个犹太人从下水道里钻出来，伤痕累累，蹒跚挣扎。而那些波兰人，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他们竞对就在眼前的逃命犹太人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甚至还有告密者去向德国警察报告情况。当年我看不懂，波兰人为什么如此对待那些起义者，难道就因为他们是犹太民族？现在，我明白了。”
汉娜听了我的话，脸色灰暗，嘴里喃喃地说：
“那年我十五岁，就在华沙，我也见过那些起义者。我也参加了第二年的华沙大起义，为伤员裹伤。我们牺牲了两万战士，二十多万平民，苏军就是在几十公里之外，见死不救。”
按我的阅历，汉娜无疑是一位亲历过惊涛骇浪的前辈。她刚强自立，学识渊博。与人交往真诚守信，温和善良。我在内心里像尊重母亲一样，尊重她。但是，我也发现，她也不是完人，她也受因袭的束缚，观念的驱动。像她喜欢俄罗斯文学艺术，但对俄国人和他们的现实不屑一顾。今天，我又见识了她歧视犹太人的另一面。毋庸讳言，汉娜是一个真正的反犹主义者。我没有身临其境，也没有更多地学习过欧洲历史。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欧洲曾经有过反对犹太的传统。
我们和汉娜家仍然来往密切，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威利仍然杳无消息，乔迪又认识了新的男友。汉娜还是不让迈克的妻子来家相聚。我也只有在圣诞和复活节时候能见到迈克，和他聊几句。犹太人的话题，在我和汉娜的交谈中生生被割除，我们都有意避开不去谈它。
那年冬天，汉娜不小心，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当时在医院诊断，说是股骨骨折，她坚持不肯住在医院里，就雇了个佣工在家里养伤。我和妻子有时出去办事，经常特意绕道过去看看她，我们还从国内寄来云南白药，送给她外敷用。时不常地，还包好了饺子给汉娜送去。老太太愿意见到我和我的家人，总是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和我们行拥抱贴面的老礼儿。不过，她的病情却拖下来，一时不见好转。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乔迪的电话，说是汉娜突发严重的肺病，在医院抢救了三个小时，最终医治无效，过世了。
我的头就像被钝物重击了一下子，登时眩晕不止。我的胃里里往上泛酸水，脚步踉跄，差点就摔倒在走廊里。等到我镇定下来，开着车往医院疾驶，眼泪就像开了闸一样，飞涌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风挡玻璃上落了雨水，就打开了雨刷。雨刷往返移动，却仍不见视线清晰，再愣神略思，才知道是自己汹涌不断的泪水，模糊了视线。我踩死了刹车，把车停在小街的路边，不由地伏在方向盘上，痛哭失声。从此以后，我和我的教授学生将永远天人两隔。不管是相同的爱好，还是相斥的观点，我们都不能再在一起讨论，一起交流了。他乡异国，茫茫人海，我好不容易得遇的一位知遇长者，将再也不能向我露出她的笑脸了。
葬礼在约堡最大的天主教堂里进行，大型的管风琴，播送着缓慢的哀乐，气氛低沉凄苦，极尽哀荣。我们一家穿着黑色礼服，在汉娜亲友团的队伍里，走到汉娜的棺材前，瞻仰她的遗容。死去的汉娜，画了淡妆，双手叠放在胸前，神色安详。我特意注视着我的朋友，看到她那显露些许皱纹的嘴角，仍然倔强地微微翘起。想想几年来，我们相处的往事，我的眼泪再一次止不住涌上了眼眶，视线又模糊了。
墓地在那片松林环绕的坡地上，在墓穴填土埋葬的时候，神父大声诵读圣经。完后提着圣灯，缭绕淡淡的烟雾，在四周晃动，口中念念有词。我看到了迈克一家，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妻子朱迪娜，她细高挑的身材，挽着高高的发髻，五官精致。两个女儿有八、九岁的样子，一左一右站在她的两侧。迈克满脸悲戚，任泪水在脸庞恣意横流。他们的葬礼上，没有呼天抢地那样的悲哀，但明显看出，那人类共通的情感，一点也不比我们少。
明明是南非洲的旱季，却下起了零星小雨，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天气。莫非汉娜在天之灵，在向她挚爱亲朋行永别之吻？我看到有不少人都扬起头颅，张大嘴巴，让这一冬天里都难得一见的雨滴，直接落进了自己的嘴里。我也学他们的样子，仰起脸，迎接了几滴天泪，细小的雨滴，无声无息地落进嘴里，有点发甜。同时，我自己的泪水，有点发咸，也无声地滴落在新翻起的潮乎乎的南非土地上。
失去了汉娜的日子，心中怅然。在和那些白人接触中，就自然而然会想起我这位教授学生。不过，再后来的日子，心下并不孤单了。我结识了一位波兰裔的南非退役海军军官，他的聪慧刚强，真诚善良，都像他的母亲。更让人高兴的是，他打猎钓鱼的本事非同小可，并不比曾经的朋友威利差，既是神枪，又是鬼钓，每当我们俩驱车一游，渔猎所得，就足够三家人开个啤酒派对的了。
当然，要是讲迈克的故事，那就得再写一篇长文，愿意看的话，就耐心等着吧。
南非的华文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英文启事。仔细看过之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有人想找一位家庭教师，学习中文口语。自觉着曾在国内任教近十年，开过现当代文学等课程，应该能胜任这点教学任务。国外谋生不易，再打上一份工，就能多赚一份工资帮补家用。仔细想了想，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那则启事上留下的电话号码。
电话被接听了，我们之间开始说话。我的英语水平不高，只能在电话里和对方做简单的交流。接电话的是位女士，她简单地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就表示对我的程度还算认可，并且约定第二天到她家里去，具体情况当面谈。临放下电话，那位女士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
“尊敬的先生，你已经是第七位应聘这个工作的人了，但愿你能超过前面的六个，得到这份工作。”
话说得有点居高临下，让人心稍生芥蒂。但是，想到那些个白人，似乎天生都有点优越感。到了实际交往中，倒还实在，也就没太往心里去。
雇主女士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东门里，我家在北门外，驾车赶到她那里，要穿过半个城市。这是一座普通的沿街宅院，绿瓦白墙的房子外面，围着黑色的铁栅栏。按门铃的时候，并没有通常当地居民家养的大狗窜过来，“汪汪”大叫着逞威风。倒是见一个盆大的乌龟，背甲上画了些夸张的色彩和凌乱的字母，慢吞吞地爬到近处，从龟壳里伸出脑袋，瞪起一侧的小圆眼睛，审视不速之客。
女主人出迎，微笑着说客气话儿，很自然地把我让进屋里。
一进门就闻到了上好咖啡那独特的香味儿，在洁净宽敞的客厅里面飘来荡去。面对面地坐在大餐桌的两侧，我才有机会在相互的寒暄中，仔细地打量了对方。实际上，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奶奶级别的女士。她灰蓝色的眼睛，看上去还温和，但高挺的鼻梁，又显得有几分高傲。皮肤白净，满面皱纹明显，还涂着唇膏。她的满头白发银丝，盘成了一种偏到一侧的发髻，显得精神利落。细看，那浓密的白发间，又隐约露出些金属般的钢蓝色，似乎隐喻着她鲜明的个性。她穿着墨绿色的长袖连衣裙，戴了一串奶白色的象牙球项链。脚下半高跟的皮鞋，踩在地上，稳当而坚实。老太太给人的印象雍容华贵，又自信干练。
我懂得，不能随便打听女士的年龄，就算她有你的奶奶年岁大，在你面前也是可以示美的女人。于是，就在自己的心里胡乱猜，这不同寻常的老太太有六十岁？还是七十岁？不曾想，女士开口，竟说中了我内心的龌龊。她直接就说：
“别猜我的年龄了。还是先说正事，如果我们双方谈得好，就签个合同，你教我中文口语，我付你工资，每堂课两百兰特，一切按章办事。”
我先是不好意思，接着无话可说。困窘中，只好学他们那个一应万变的样子，摊开手耸了耸肩。事实上，每堂课两百兰特，这报酬相当不错。我虽然心里很知足，但表面还是把一缕欣喜藏起来，依着我们的人在类似场合的习惯表现，不动声色。
我们在昨天的通话中，就互相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叫弗兰克，她也说自己叫“喊呐”。这名字让我听着，稍有点不解，所以今天见了面，我就特意再次请教，这“喊呐”是不是准确。年长的女士听懂了我的意思，瞪着一对灰蓝色的大眼睛，笑盈盈地一字一板说：
“卧底命子绞喊呐”
说完还自有几分得意，像一个圆满完成了作业的女学霸，等着老师给与好评。听完这句话，我一时楞住了，因为根本没听懂，但是，又觉着有几分汉语的亲近。于是，我只好请求她再说一遍。“喊呐”稍微有点不耐烦，就又用力地重复了一遍“卧底命子绞喊呐”。嗨！这下子我听懂了。这还真是一句中国话，其中准确的表达，就是“我的名字叫汉娜”。要说还得感激我的祖先，他们都是前清年间，从山东的胶东半岛上逃荒到东北黑龙江的破产农民。到我爷爷那辈儿上，家里一众人等，还都说着一口地道的胶东话。这类似的语声儿在我的生命里，刻印在心。就算事隔几十年，也能勾起记忆，像母语一样，容易辨别。我不由地笑出了声儿，摇了摇头，心下抱怨那个不曾谋面的山东老乡，是他教会了这位白人女士用地道的山东话做自我介绍。像他这样认真教授汉语，怕只会给说相声的提供素材。如果都这么教，这些可怜的老外，怕是一辈子都学不会准确地说中国话了。
“汉娜！”
对了，应该是这样称呼我的雇主，重音在首位字母上，汉娜听得清楚，顺嘴答应了。聪明的她见我神态尴尬，着意咬住了字音招呼她，似乎感到了什么，显出有点惶惑不解。我不能当着老外贬斥自己的同胞，只好向汉娜解释，汉语中有很多门类，粗略着分也有六大方言。从此以后，我将教授你最鲜活最纯粹的汉语，叫普通话。
“铺筒话？”
汉娜自言自语，语调中还是有点走板儿。我接着说，你那句自我介绍名字的汉语，以后不要再说了，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听不懂。如果有机会向中国人介绍自己，可以点头示意，很简单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汉娜，这就行了。汉娜听了我的话，有点惊讶地说：
“这怎么有点像我们欧洲人之间的自我介绍？”
我回答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论起思想，整个人类在历史上，应该都不相上下。
书归正传，现在我们可以上课了。我问汉娜，你认为人生中什么最重要？汉娜一笑，眼睛里闪着几分狡黠说：
“你是说钱么？”
我摇了摇头，停了一下才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民间百姓得以生存的首要问题。这可不是我们的民族没出息，大抵是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太多饥饿的苦难。因祸得福，我们也是这个星球上，最懂得美食，最善于烹饪的民族。一个汉语的“吃”字，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动词，里面包含的文化，博大精深。
汉娜听我说到这儿，活跃起来，连连点头称是。还竖起大姆指，表示赞美中国饮食。我引导着她，让她说出有关自己知道的中国吃食。汉娜就掰着手指头一样一样地数着，有饺子、面条、豆腐、烧肉......一大堆名词，又说到滋味、鲜美、色泽.......一些有关的形容词儿。我趁着她思维活跃的热乎劲儿，就把吃、好吃、咸、淡、酸、甜，菜单、零钱、算账、找头，一直到手艺好，滋味不错......一揽子的词汇教读了几十个。汉娜认真跟读，还用笔记下来，用英语音标标注上读音，反复地练习。不过，到了最后，她还是皱了皱眉头，她认为一下子学的太多了，怕自己记不住。
我说没关系，眼看就到晌午了，我们去吃点中式午餐，找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在具体的语境中体会运用这些词汇和短语。实际上，口语的词汇都是在具体环境中反复运用，才加深印象，巩固了记忆。汉娜一听我说完，高兴得很，兴冲冲收拾一下，就要出门。临走她又有点不好意思，说她不能开车，还得麻烦我，搭我的车。我说没关系，往机场方向西罗町去，没多远，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商量好，这一餐是AA制。我提醒汉娜，你不要轻易放过这难得的机会，有我在，你尽管说，尽管问。原则上来说，我们还没下课呀。
午餐很简单，但是收获满满。汉娜掏出小本子，找一切机会和厨师、堂倌、老板娘会话中文。餐馆里工作的几个中国人，脸孔都熟，来消费又受欢迎，他们见到外国老太太学习自己的语言那么认真，也都耐心地和她在语言上交流。我鼓励汉娜，你看他们都夸奖你，说你学的中文不错。汉娜很兴奋，脸都红了。临出了餐馆，汉娜竖起自己的大拇指，夸奖厨师，十分得体地说：
“滋味不错！”
一屋子的中国人都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送汉娜回家的路上，我宣布下课。汉娜心情愉快，情不自禁地和我唠了些家常。她告诉我，自己非常喜欢猫和狗这些小动物。但是，因为患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家里没法养它们。试过多少次，结果都是猫狗还没养成，人倒涕泪交流，面部浮肿，还发起烧来，被送到医院里去了。所以只好养一对乌龟，今天迎接你的是位乌龟先生，他的妻子正在下蛋呢。用不了到秋天，我的院子里就会有二十多只小乌龟可地爬了。
“你是说乌龟背上的图画吗？那是我孙子多米尼克的作品，那小家伙每个星期都会给我的乌龟重新打扮一次。”
汉娜还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我不能开车的原因，是我的眼睛患有三年的青光眼病，左边这只已经看不到东西，只是还有光亮感。全靠着右边的这只，也只有二成的视力。所以，我的行动会缓慢一些，以后还得请你原谅。”
我转过头，看了一下她的双眼，从外面却一点也没看出来有什么毛病。虽说那是老年人的眼睛，但依然洁净透彻，并不像很多老年人的眼睛那样，混浊干涩，没精打采的样子。但是，我相信汉娜的话是真实的。心里不由地升起一丝怜悯，这么刚强利落的老太太，原来也藏着深深的悲哀。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这位奶奶级的学生非同一般，她的一生里一定有很多故事。
过了几天，我和汉娜约定了星期日的下午去上课，同时要求她每天都复习我们学过的内容。我半开玩笑地告诉她，老师会考试的，你要是心里没底，不妨再去中国餐馆吃一顿。
这节课我设计了购物情景会话，专门挑选了一些中国味儿很浓的词汇。像什么花椒、粉条、木耳、干豆腐，茶壶、暖瓶、折扇、竹筷子......我希望我的学生，要学就学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进入到中国人生活的环境中，也能应对自如，连那些俚语、俗语，三七疙瘩话儿都说得像回事儿。像那个加拿大留学生大山一样，字正腔圆，准确地道。
我准时到了汉娜的家，乌龟先生把自己的脑袋缩进壳里去，卧在大门里边，像一个石头做的小櫈子。小櫈子旁边却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儿，坐在一把真正的小椅子上，手里执着画笔，在乌龟的背甲上作画。男孩信手涂鸦，但是，色彩却选得鲜艳醒目。我挥手向男孩儿致意，轻轻地和他打招呼。这个看上去有四五岁的小家伙，站起身来应答，也向我问好。但是，随即他那涂了几抹油彩的小脸儿就泛起了潮红，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然后，一转身，“蹬蹬蹬”地往屋里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地喊，“汉娜！汉娜！”
汉娜正在厨房里忘得不可开交，台子上摆着一溜苹果、牛奶、砂糖、香肠、面包屑、胡萝卜。还有天平、量筒、量杯，榨汁器、粉碎机。见到我来了，汉娜忙不迭地道歉说：
“今天情况有变，女儿昨天去博兹瓦纳办事，今天才能赶回来，临走把孙子托付在这里。上课要推迟半个钟头，不知道能不能谅解。”
得到我的肯定后，她又连连致谢。向我介绍那个小男孩儿：
“弗兰克，这是我的孙子多米尼克。”
我重复了自己的问候，向小男孩儿伸出手，多米尼克笑了，也伸出他的小手，和我握在一起。汉娜接着请求我：
“正好你赶过来了，帮我个小忙。”
然后，指着那些量器说，帮我看准这些刻度，你知道我的眼睛，说着还冲我挤了挤眼儿，回身扑到那些食物中。她把它们一样一样的排列好，然后大声地告诉我重量或是体积，牛奶二百毫升，香肠五十克，胡萝卜三十克，苹果二十克，砂糖十克。我盯准了，用天平和量杯，把这些食物计量好，递给汉娜，汉娜把这些东西归拢归拢，最后都一股脑盛到那个大粉碎机里面。再按下开关，就听“哗啦啦”几声响亮，透明的粉碎机里升起了淡粉色的糊状物。我有点明白了，这是在给她那个孙子准备午餐啊。
这边的小男孩儿多米尼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方围嘴，熟练地围在自己的脖子上，又搬了那个小板凳，坐在一把椅子前，等待外婆给他开饭。我相信那些糊糊里有足够的营养，但是，我也断定那东西一定口味不佳。汉娜似乎猜中了我的想法，故意拿沾了糊糊的勺子吮了一下，复习上次所学的汉语短句：
“嗯，滋味不错呢。”
多米尼克毫不在意口味如何，只是用勺子把外婆制造的营养糊吃得山呼海啸，香甜如蜜。怪不得这些老外，吃了中国的饭菜，都美得直晃脑袋，原来他们自幼吃的食物，就都是这没嗞拉味，糨子一样的东西。据说欧洲人辨别滋味的能力，还不及中国人的五分之一。看来，还是当中国人好。哎？要不就先当个小老外，补足了需要的营养，长大了再当中国人，尽享美食，这样两全其美，岂不是更妙？
汉娜侍候孙子吃完了午餐，给他擦了擦嘴，取了一颗水果糖，递给了多米尼克，嘱咐他去继续完成自己的画作，奶奶这边要上课了。我指了指那块水果糖说汉语，糖。多米尼克没在意，随口也跟着学说了一声，糖。然后听话地跑到门口，继续画他的乌龟去了。
我先跟汉娜复习了上次学过的内容，又教完了本节课的词汇和短句。然后，决定到附近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去，实地练习口语。汉娜喊来了多米尼克，张罗着给他洗手洗脸，换件衣裳。正忙着呢，听见门外有人喊“多米尼克！多米尼克！”。正换衣裳的多米尼克一听，衣裳也顾不得换了，一个蹦高，从床上跳到地上，撒腿就往外跑，一边跑嘴里还喊“妈咪！爹地！”。
屋门略响，一对夫妇进了客厅。男人身材高大，体格壮硕，差不多都得弯腰低头，才进得来客厅的门，合计怎么也有一米九几的个头。一眼见着，让我这身高一米七八的东北汉子，像看到了一棵大树。大汉梳着过耳长发，满腮的胡茬子，脸上露着善意的笑容。汉娜笑了笑，向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女婿威利。威利微笑不断，伸出一只小盆般的大手，和我相握，嘴里说着欢迎一类的客套话。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嗓音低沉浑厚，却又轻柔缓慢，让人听在耳朵里，会产生轻松信赖的感觉。
大威利和我见了面，就挪步站到了一侧，显露出了身旁的妻子。他的妻子乔迪，让人一看之下，就像汉娜的相似型，那脸盘令人感觉，汉娜什么时候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样子。我说出了这个感觉，那母女俩哈哈大笑起来，搂在一起，把脸蛋再贴到一块儿：
“弗兰克，再仔细端详端详。”
小多米尼克在下面不干了，着急地拽乔迪的连衣裙，口里大喊妈妈，乔迪弯腰抱起了儿子，还是和老妈亲昵个不住。大威利展开两条粗壮的胳膊，把一家人都搂在怀里，还是善意地微笑个不住。
乔迪说：
“妈妈直劲儿夸你，说弗兰克汉语教的好，又实用又有趣，还能让人说准那些刁钻的语音。我们原来听中国人说话，就像听唱歌一样，原来你们每个字都有四个音，怪不得。”
大威利见我们说起有关中国的语言文化，也挤过来说他的感受。他说在一个叫做“经典音乐”的广播电台里，听到过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凄美婉转，催人泪下，拉得好极了。他从来没想过，小提琴表现爱情，能达到如此的深度。高大的威利，揽着自己的妻子，柔情蜜意地轻声赞美着《梁祝》。一个万里之遥的老外，竟然对一首纯中国的乐曲如此倾心，此情此景，让我十分钦佩，十分感动。
大威利夫妇听说我们打算去中国超市，也一叠声地响应说：
“有弗兰克撑腰，咱们全家都去行不？我们也都对中国一些东西感到好奇，既不认识，更不懂怎么使用。这下子我们都算是你的学生，求你就带我们全家逛一次中国超市好不？”
我毫不犹豫，满口答应。
我在前面开车，拉着汉娜，威利跟在我后面拉着他们一家三口，直奔那家规模还算说得过去的超市。
路上汉娜跟我说起来女儿一家。她说：
“威利是典型的布尔人，布尔人只是历史书上记载的称呼，是农民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在南非的现实生活中，都称他们阿菲利康人。他们的祖籍在荷兰，三四百年前，一部分荷兰移民来到了南非。可以想见，那些荷兰人在还仅有帆船的航海技术时代里，却勇敢地从南到北，整个穿越了惊涛骇浪的大西洋。在这块土地上落脚谋生，需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尤其是女人，在风雨飘摇的海船上，操持家务，还要怀孕生子。你看阿菲利康人那么强壮，他们很珍惜自己的女人，都是捍卫家庭的战士。是战士没错，一百年前，英国人也来到这里，和先来了二百年的阿菲利康人产生了矛盾，双方开战。阿菲利康人没有正规军，他们只是些种地开矿的农民。但是，他们不屈不挠，誓死抵抗英军。你们中国人很熟悉的游击战，其实是阿菲利康人发明的。他们安顿好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转身接战英国人，对英国军营日夜骚扰，死战不退。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竟然派了十万大军，在南非这块土地上与阿菲利康人交战，结果，还不能取胜。在我的记忆里，英国人在历史上，还从没有派出过如此多的大队人马，到海外作战。就算和你们开打的中英战争，也不过向远东最多派遣了三、五千人。布尔战争打到最后，是英国人私下里请求阿菲利康人签下了议和文书。他们答应给阿菲利康人的条件非常优厚，赔偿了巨额的钱财，划归了大片的领土。历史学家们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丰厚最伟大的投降。
有意思吧？至于威利他们的祖先，来到了南非高原的约翰内斯堡。那时候这座约翰内斯堡，还只是差不多一个村庄的大小。有阿菲利康小男孩儿，捡到一块硕大的钻石，拿在手里玩儿，被大人认了出来。从而在这儿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那都是布尔战争过去好多年的事了。你说上帝是不很眷顾这些阿菲利康人？
不能，他们不能算是荷兰人。先说他们讲的阿菲利康语，虽然是从荷兰语发展而来，但是，两种语言的差别，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了。威利就说过，他到荷兰去过，在哪里说自己的南非荷兰话，荷兰人听不懂，而荷兰人说的现代荷兰话，他也听不懂。历史的变迁，造就了阿菲利康人。他们是南非人，是南非人的一部分。阿菲利康人，性情宽厚，身强体壮，文化深远。我知道他们的精神文化之都，在距离开普敦不远的一座小城，斯戴伦布什城，那里有一座大学，是世界上唯一用阿菲利康语授课的大学。那座著名的大学，听说还是排名世界前一百座大学之一。阿菲利康人视其为自己的文化城堡和博物馆，据说光是藏书就有几百万册。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医学院里做成功的。”
我听了汉娜给我讲阿菲利康，听得入神，不觉就问到她，那您也可以讲阿菲利康语么？汉娜随口说，当然，言下露出几分得意。不仅如此，从言语中，我还看出来，她对自己女儿的婚事很满意。还有就是，汉娜和乔迪母女应该不是阿菲利康人，这一点看上去很明显。那么，汉娜她们的祖籍是哪一个国家呢？我猜不出来，又不好意思直接打问。
说话间，中国人开的超市就到了。在南非国度，每个城市里几乎都有这种中国人开的小型超市。里面大多经营蔬菜、肉类、食品，还有一些日用杂货。和那些动辄上万平方米的巨型现代化超市比起来，这里似乎更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满商场里出售的，基本都是纯粹地道的中国商品。而我认为，对于学习汉语的老外来说，这里还足可以称之为口语训练基地。一进门就能清楚地听见，整个中国天南海北，众多省份地域的口音在这里交融沟通。有意思的是，进了中国超市的中国人，还差不多都兴奋异常，像似回到了家乡一样，敞开了嗓门，大声说大声讲。人人精神饱满，乐观敞亮，绝不似通常那样谨小慎微，总是防人三分的样子。我跟汉娜一家说：
“看看吧，仔细听听，我这就领着你们进入当代汉语的有声大辞典里去了。”
汉娜就像上次跟着我，进了中国小饭店一样，敞开了情绪，把我教给她的那些词汇、短句尽量顺嘴往外嘣。把花椒大料，放在鼻子前嗅着，问人家，是不是四川的正宗货。还把折扇顺着手腕，“唰”地一下子打开来，端详着扇面上的水墨丹青。偶尔，还恭恭敬敬的请问老板，有没有“老干妈”辣椒酱。店里的中国人，都笑微微的，好奇地盯着这位银发碧眼的白人老太太，拿着一个小本子，学说着写在上面，有限的汉语字词，简单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思。
乔迪和威利两口儿，对那些中国产的碟子、碗感兴趣。虽说摆在这里的都只是老百姓通常过日子用的餐具，但是，他们俩盯住了上面的那些花纹图案仔细端详，爱不释手，互相小声地议论着。
多米尼克先是在超市的货架之间跑来跑去淘气，不大一会儿，就在插满了棒棒糖的柜台前停了下来。从中国进口来的这些糖果，都包了花花绿绿的糖纸，糖纸上面还画满了动漫的图案。并且，所有的糖果，还一律形状夸张，硕大无朋。小多米尼克看见我在他的外婆和爸爸妈妈之间忙来忙去，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我，做礼貌请求状。伸出他那肥胖的小手指头，指着棒棒糖冲着我大声说了一个中国字“糖！”，小家伙说得字正腔圆，意指准确，同时声情并茂地表达了强烈的心愿。我赶紧从柜台上摘下了一颗最大的水果糖，递给多米尼克，把他高兴得乐出了声儿。
虽说多米尼克并不在意，我却被小孩子在语言上的天赋，震惊得目瞪口呆。我记得自己只是在他家里随口说了一声儿那个“糖”字，没想到却让他一瞬间记忆得那么清晰，而且，用起来也很精准。他们小孩子，脑子里一定有学习语言的潜在机制。
我和汉娜说起她外孙的表现，汉娜说儿童的语言思维里，其实简单，总不外乎就那么几十上百的词句。不过，记性好倒是儿童的优势。小孩子记性好，这一点我当然有同感，因为我八岁的女儿，背起古诗来，几乎比我这个当爸爸的还厉害。乔迪听到我们的议论，显出了格外的自豪和一个妈妈通常都会有的热情。说到最后，乔迪竟正式邀请我们夫妇，在下一个星期天，带上女儿阿丹到玫瑰园，和他们家一起野餐。说是为了感谢弗兰克今天为他们全家辛苦帮忙，也为了孩子的语言学习，让他们能有个交流的机会。依着我看，乔迪邀请我们的理由，都有些牵强。给汉娜上实习课，是我份内的事，而且是付费的。至于其他有关孩子、大人的事，我只是礼貌地以诚相待，也没想那么多。乔迪和她的母亲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嘀咕了几句，一转身的功夫，汉娜也变成了强烈邀请派，满脸笑容，热情无比地向我并通过我向我的妻子、女儿发出了邀请。汉娜还说：
“下个星期日，还算上课，只不过上得是我和小孩子一起跟着弗兰克学汉语会话，看看是老的还是小的更厉害。”
看来邀请是真诚的。女儿跟着我来到国外已经三年了，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她能有一个课余生活中操练英语口语的机会，当然百利无一害。妻子正在上钻石珠宝鉴定的课程，每天紧张疲惫，能在周日放松放松，练练英文也不错。略作思忖，我还是答应了她们母子的邀请。
玫瑰园正好在约翰内斯堡的北门和西门之间，我们两家距那里都不太远。我驾车穿过教会公墓那大片的松林，就看到了一个碧波荡漾的湖泊，湖北岸的漫坡上，是修剪得一马平川的绿草地，草地上纵横几道黄沙小路。湖的南岸，开放着一望无际的玫瑰。玫瑰花色不但有通常的红粉、淡黄，还有我头次见到的黑、绿。而且，这久开不败的浓艳，散发着甜丝丝的幽香，弥漫天地，沉浸人心。让来这里度闲的游人，在行走起坐间，都不知不觉放慢了行为的节奏。湖里轻荡的小船，也仿佛睡着了一般，几乎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这座玫瑰园，是一位英国绅士，在一百二十年前捐献给约堡市的园地，后来也不断有热心人陆续出钱出力，整理修葺，让它一直保持着最佳状态。南非气候温和，生态自然丰满，玫瑰园的一年四季，总是鸟语花香，野鸭、大雁、水鸡，在湖岸自在地栖息，甚至把蛋就生在随处可见的草蒲子上。
我们和汉娜两家都提前了十分钟到达，不约而同，透露了自家对别人的尊重。两家人都想到了一起，让我们的见面先就快乐三分。稍有遗憾的是，威利没来，他委托妻子乔迪带话儿，说自己另有生意上的事要去忙，一时脱不开身，并向我们全家致歉。
妻子和乔迪年龄相仿，不大一会儿，两个人就唠到了一块儿。妻子的英语比我好些，但两个人说话儿，还是会遇到一下就卡住了的情况。每当这时候，妻子就喊女儿阿丹，过去当小翻译帮忙。 小孩找小孩，多米尼克眼看着一个单眼皮儿的中国小姐姐，干干净净，文质彬彬的样子，就不由地感到亲近，主动上来搭讪。女儿阿丹先是嫌他太小，什么也不懂，就不愿意搭理人家。到了后来，见小家伙真诚坦率，一连串问起中文，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的样子，挺有意思，就像待小弟弟一样，和他在一起玩儿了。两个人拉着手去湖边，看嘎嘎叫着的野鸭。再赶回来，争着告诉我们鸭妈妈带着小鸭子游泳的样子。
我把孩子们叫到身边，一边动手准备野餐，一边重复手边那些饮食餐具的汉语词汇，让女儿先跟着说一遍，饭、菜、面包、饺子、炸春卷......碗、碟、勺子、筷子......多米尼克见小姐姐张嘴说中文词汇，就赶紧抢着争着也跟我学说。等到两个孩子都各说了一遍，汉娜再跟着说。这样一来，昨天学习的内容，不知不觉间，就得到了巩固，复习的课程内容也就完成了。而且，整个学习过程都热烈积极，激情澎湃。两个孩子喊着跟读的高音儿，常常引得行人侧目。每当这时候，乔迪就会转过身来，伸开双手往下压，再把一根食指竖在唇前，示意两个小家伙安静一些。两个孩子看到乔迪这个姿势，赶紧用小手捂住自己的嘴，不好意思地笑个不停。可是，临到下一个练习，两个小家伙就忘了，又扯着脖子嚷起来。
吃过了野餐，我就和汉娜、两个小孩子去玫瑰园里散步，我自然而然地说起这眼前的情景词汇，天空，草地，湖泊，玫瑰园......
就这样，我的第三节课，就那么轻松地完成了。而且，不但多了一个学生多米尼克，还多了一个助教阿丹。
汉娜告诉我，她女儿乔迪在大学里读的是珠宝设计专业，毕业以后，就和她的丈夫威利一起，在南非和南非周边的博兹瓦纳、马拉维、安哥拉、津巴布韦......等一些国家做生意。近几年来，乔迪他们都越发感觉到，来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力量越来越强。中国人正以不可小觑的步伐，坚定地迈进非洲的珠宝市场。大家都愿意接触了解从前不熟悉的中国，愿意多沟通有关中国的信息。我很平静地听汉娜叙述着，强烈地感觉到，这些老外对中国的了解，远比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来得深远精准。虽然，他们的中国话还说得磕磕绊绊，但是，他们头脑中那些思维的触觉，却很有些高阔，而且还相当敏锐。
这一天的野餐聚会，让人心满意足，感受良多。我们家和汉娜一家渐渐从我们两人一教一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像是两家朋友，而且是那种一见如故的，互相充满信赖的朋友。和老外相处中，尽量不去打问他们的家事、身份、经历，他们都认此为隐私，轻易不会透露。但是，只要真心相处，这些老外，到了一定的“火候”，就会自然而然地，主动像你倾诉，毫无隐瞒。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人相比，可是天地之差。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北方人，互相接触没一个钟头呐，就家长里短地打问，爹娘祖奶奶那点事，都了解个底儿掉了。
在又一个星期天，汉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下午的汉语课可否暂停一节？她得准备一下，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上午，要去退休前的单位，办点事。她还说，弗兰克如果有时间，就顺便帮个忙，开车陪着去一趟。还说，这次也可以算是上课，老师对学生的人生经历也应该有所了解么。我听懂了汉娜的意思，想到她的眼疾，是开不了车的。再者，别看我不问，但我也实在是对她的过去很好奇，很想多了解这个要强的老太太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于是，我答应了。
第二天，我把身边的事情安排了一下，和家里打好招呼，一大早就驱车赶到了汉娜家。一见面就看出来，今天的汉娜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她穿着一件雪白的连衣裙，外罩着暗红的长袍，银发高耸，略施淡妆。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花镜，一对镶钻的精巧耳环，随着头部的转动，变换位置而熠熠闪光。我不由地为她赞叹，像一位大法官，又像一位老教授，还像一位布道者。汉娜笑了笑说，也许只能是其中之一。我以为老太太又在开什么小玩笑，也没在意，转身拉开车门，弯腰致意，半开玩笑地请汉娜登车。
汉娜对出发前行的道路十分熟稔，告诉我左转右弯，穿过了几条了临近的小街，然后，车子一下驶上了约翰内斯堡的环城公路。汉娜一直保持着好心情，眼望向车窗外无尽的风光，有点像似自言自语，又有点像朗读一篇熟悉的故事，缓缓地开口，她的话就像一条山石间的小溪，不急不缓，“哗啦哗啦”地流淌。
“弗兰克，我知道你是一位正直的，可信赖的中国人。但是，我还没告诉你，我是波兰人，出生在华沙。”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从德国攻击波兰开始，不到一个月，他们全面占领了波兰，那年我十岁。我的祖国多灾多难，在近千年的历史中，欧洲列强轮番征服我们，逼迫我们俯首称臣。沙俄，普鲁士、拿破仑、奥匈帝国......都曾把我的祖国糟蹋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夹在俄、德之间的波兰，就像一块夹心面包，谁愿意啃一口，就随便啃一口，却不在乎那个国家连声惨叫，鲜血淋淋。一直到了十八世纪末，我的祖国干脆就灭亡了。又经过了一百二十三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又有了波兰。新波兰刚刚经历了二十年，希特勒说，把波兰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就再亡国。”
汉娜的话并不张扬激烈，但透露着她对祖国和故乡的无限深情。我想，只有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在万里之遥的漂泊中，还叙说着如此真挚依恋的肺腑之言。我也熟悉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并视其为灵魂。即使浪迹天涯，我也没法成为真正的“洋人”。我几乎能从这位波兰老人的思绪中，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内心。无疑，我们同样都是思绪深沉的爱国者，尽管我从来就不喊那些爱国口号，也不做这方面的煽情渲染。我只是把这份真情，沉重地盛在心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
我还是和汉娜唠嗑，让我的朋友把她自己今天早晨以来的好情绪保持住。我说，其实我在五年前，就曾经被一家中国南方的企业派驻过波兰，我曾经在华沙居住工作过半年多。接着，我就说起了华沙火车站，说起了车站餐厅里美味儿的牛肚汤。我还专门驾车去过克拉科夫，然后再续车程，赶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展览馆参观。我曾被德国人的暴行震撼，也曾为那些被德国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汉娜听说了我这段经历，瞬间就瞪大了灰蓝色的眼睛，惊讶的不得了，就像重新认识了我一样。然后，她为得见对波兰如此熟悉的外国人，感到意外而又欣慰，苍老的脸上溢满了相见恨晚的神情。
车里接下来的唠嗑，就是一来一往的交流式了。她说到肖邦的小夜曲，我就忆起了自己在肖邦公园里聆听大师的乐曲，直到深夜不知归的旧事。我还提到了显克微支的《十字军》，提到了居里夫人，甚至提到华沙郊外一处忘记了名字的公园，但却牢牢记得公园里的一注甘冽泉水。汉娜几乎跳起来，连说太熟悉了。自己从小到大，经常不怕路远，骑了自行车去那里打水。
汉娜说，自己在二十八岁以前，就一直在华沙读书，她是一九五六年华沙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嗯？那你的俄语一定好的不得了。听我这样夸奖，汉娜又嘴角上扬，隐约露出了我熟悉的那种小得意。她说，那个时代，全东欧都学俄语，我们大学里的课程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俄语教学。再说了，波兰语和俄语都属于斯拉夫语系，十分接近，学起来要比英语、德语、法语不知道容易多少。俄国人说早安，“倒不拉也，进呢”，我们说的是“进呢，打不来”，只是语序倒了过来而已。不过，我的英语一直学得认真，在大三的时候，就被学校推荐到外事活动中做初级翻译了。
汉娜说得没错，别说东欧，就连我们中国东北的中学外语教育，也是都学俄语。我自己就赶上了那波潮流，学过三年的俄语，已至后来企业外派，也让我先去俄国和东欧那些说俄语的国家去。
我们一路上唠得很热烈，不知不觉间，车子已经驶下高速公路。前方是一处山谷，山谷间就是南非城市比勒陀利亚了。在城市的边沿，山谷的右侧山脚下，有一座巨大的建筑，就像一朵大蘑菇，十分醒目地矗立在这南非行政首都的大门外。
汉娜又有点兴奋，眼睛盯着那座渐行渐近的大厦，脸上现出追怀逝去岁月的神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慢条斯理地告诉我：
“我在这个大学里，教了三十年书。这座巨大的建筑，就是著名的南非大学。通常人们称呼它，并不说出全名，只是称其缩写，“尤尼萨”。这是被国际科教文组织，尤其是英联邦认可的一所正规大学。它每年都在全世界招收学生，整个的教育规程和专业设置都与欧美保持一致。甚至所有考试的试卷，都由英国领事馆的文化处从英国本土用飞机押运来南非，这也是一所治学严格的学府。”
汉娜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汉娜竟然就是南非大学这里的教授，可让我没想到，不由地心中又对她增加了几分敬意。
把车停好以后，转过花坛，进到大学的建筑中。汉娜如入无人之境，她脚下风快，轻车熟路，简直像一个年轻人，在前面领路。我不得不好几次提醒她，眼神不好，慢着点安全。搭上电梯，来到第七层楼面的宽大走廊里，她终于停下了脚步，站在一道门前。转过身来，抬手指着门侧的一道铜牌，告诉我，这就是南非大学外语学院的斯拉夫语言系。十六年前，她作为南非大学的教授，每周有四天，要到这儿来讲俄罗斯语言文学课程。我看着神采飞扬的汉娜，心生羡慕，想到自己在国内时候近十年的教学生涯，心里一番感触，犹如翻江倒海。在国内下海都快二十年了，原来自己的内心深处，竟还追恋着这高雅智慧的学堂。人生变幻，身不由己，取舍怎知是也，非也？
汉娜这次来原单位，是依惯例，退休后每个学期过来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参与系里几位硕士论文的评审。她虽然退休在家，不再上班。但是，却仍然是南非大学外语学院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有时会受邀参与有关的学术活动。汉娜受到同行们的欢迎，尤其是几位白发蓬松的男女老教授，都依着老礼儿，上前贴面相吻，互相亲切致意。
几十位老师到小礼堂聚会，汉娜问我要不要进去旁听，说你的中文教的那么好，大家也算同行么。我连连摆手推辞，有几分羞惭地说，学术重地，冠冕堂皇，我哪里有资格跟着掺和？还是找个地儿，让我静等就是。汉娜和身旁的一位老师小做商量，回头冲我笑笑，让那位年轻的老师，领着我进了一间不大的教研室。 进屋一抬头，却见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女教师，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南非老师向我介绍说，去年开始，学院里开设了中文课程，这位就是新来的密斯李，你们是同乡，好好聊聊吧。然后抬手腕看了看表补充说，汉娜那里大约需两个小时结束，到时候我们把她送过来。
我心里热乎乎的，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晃都有三年多没回国了，意外见到国内来人，心中自然感到几分亲切。再者说了，拐着弯儿论，我们也都算是同行。看她那么年轻，就能出国任教，一定是学业有成，本领过人，心中好生羡慕。
李老师对我的探问，微笑着应答。原来还有一位和她同来的女教师，她们都是从上海复旦派过来教中文的。这位李老师，简单说了两句，就埋头看书去了。我这才猛然感觉到，她那温和礼貌间，隐约含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力量。是出于防范还是某种纪律约束？想起在国外见到公派的国人，真就常常板着类似的面孔，令人沮丧，自己不由地克制着规矩起来。像我们这些下海经商的，面子上虽然嘻嘻哈哈，甚至拍肩搭背地装亲热。但是，见了国内新来的商家，也是百般提防，暗中较劲儿。你卖一块，我就卖八毛，你卖八毛，我就卖六毛，非把你弄得赔本儿，生意做黄了最好。商家终归是商家，竞争是明摆着的事。像眼前这样，你教你的书，我混我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不形成同行是冤家的竞争，何必他乡异国见面，国人之间就非黑眼蜂一般地看不上呢？在国外呆了这么几年，想到中国人之间的冷漠内斗，自我相残，心中生起了无比浓重的悲哀。依我在这个社会上的观察，南非的黑人也好，白人也好，他们不同族群的内部，也都存在着相互的矛盾和争斗，那大都是只限于他们的自己人之间，外人通常看不大见。唯有我们中国人，常常专门针对自己人下家伙。这一点，连那些老外都能隔着人情把我们看的透透的。
我叹了一口气，顺手在教研室的书架上，找了一本书，埋头读书，再不说一句话。
汉娜的活动一直进行到了过晌，终于结束了。她还是那么兴冲冲地，怀里抱着两本书，进来我所在的教研室，和我打招呼。我们临下楼的时候，几乎大半个系里的教师都出来和汉娜打招呼，甚至，那位李老师也在其中摆手。
到了车库里，准备启动车的时候，聪明过人的汉娜直接问我：
“你和那位中文女老师，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怎没见你们交谈沟通？看上去还没有我和我的同事们之间说得多。”
我迟疑了几秒钟，心平气和地回答，她在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她。又隔了几秒钟后，我补充道：
“至于我们，你我之间，正好就告诉你一个词儿，我们是“哥们儿。”
汉娜听了，嘴里不断念叨着：
“哥们儿，哥们儿，记住了，从前还真没听说过。”
临了她还若有所思地判断：
“这哥们儿好像比朋友更亲近是不？”
我哈哈大笑，却没回答她，只是脚下踩了两脚油门，我们的越野三菱，一阵轰鸣，飞快驶出了南非大学。
今天可真是漫长的一天，有那么多的所见所闻。对汉娜的了解，好像在两个多月里，都没有这一天知道得多。汉娜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一样说，在这回家的路上，我把话说完了吧：
“我的爷爷是个波兰小贵族，他有个庄园，有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农奴，这样的小贵族，在波兰其实比比皆是。他们每年所得的租税，也只够自己的生活用度，没有什么大的结余。我的父亲，也是教俄语的教师。父亲对我宠爱有加，不幸的是，他早早就去世了，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他死在哈尔科夫附近，一个叫做卡廷的地方。”
我读到过有关“卡廷森林惨案”的书籍，知道在二战期间，曾经发生过苏联内务部大规模枪杀波兰军官、公职人员、知识分子的惨案。我万万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在万里之遥的非洲，亲眼见到这次惨案受害者的子女亲人。造化弄人，机缘也弄人，这世界真就如此神奇。我相信南非的其他白人，未必有几个人能了解发生在遥远的东欧，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那次惨案，比如刚刚和汉娜在一起研讨学术的她那些同仁。
不过，汉娜的叙说，好像并没有在她父亲去世的节点上停留太多，就又往下讲。声音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神态凝重。我知道，我的老朋友，是在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叙说着她通常不肯轻易吐露的身世和心声。我认真地聆听一个老年知识妇女那漫长的生命历程，为自己能获得她的彻底信赖而感激不尽。
“俄语几乎是我的母语，而我在大学里学习的英语，成绩也不错。我说过，还是学生的时候，学校就推荐我在一些外事活动中充当翻译。如此一来，我自然而然地就认识了文森特。汉娜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是在英国领事馆的招待会上结识的,那时候我是业余兼职翻译，文森特是初级雇员。文森特在牛津刚毕业也没几年，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切顺理成章，那年冬天，我跟着文森特，回到了他的家乡，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文森特在领馆的文员工作期满。似有天意，南非开普敦大学发来信息，欲聘文森特做英国语言文学的讲师。那时候，我们可真年轻啊，满怀着希望和信心。文森特先走一步，飞到开普敦，和校方签下了合同。紧接着又把我也接了过来，那时候，我已经有孕在身，正怀着迈克，我的儿子。”
我心里一动，是啊，我还从来都没听老太太说起过，她还有个儿子。不过我没打断汉娜的话，还是遵循着一直以来的原则，和白人交往，人家不说的事情，坚决不问，该说的时候，人家自然就会说给你听了。
“我们在开普敦的日子，就像开普敦本身一样美好。儿子迈克和女儿乔迪先后出生，每当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全家飞回伦敦度假，顺便看望文森特的父母家人。要知道，文森特家族可是像一棵大树一样，有上百个亲戚在世界各地来来往往。南非这里，就有文森特两个堂兄。英国人认为，南非是英格兰的后花园。弗兰克，你去过开普敦吗？好啊，你听听那些地名儿，情人坡，魔鬼尖儿，桌子山，鲸鱼湾，好望角......那可真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我们一家四口，都喜欢开普敦，喜欢那里温暖的气候，喜欢那里的海滩、岛屿、山谷，喜欢开普敦大学红色的建筑和大学园区里一眼望不到边的冷杉林。啊——，如果不是那场悲惨的车祸，我们一家大概世代就在那里永远生活下去了。”
“那年夏天，文森特和自己学校里的一位同事，搭伴驾车赶往金山大学，去参加一次学术交流会议。他们在刚刚驶离开普敦的N2公路上，发生了严重的车祸。文森特不幸身受重伤，在医学院抢救了十个小时，最后伤重不治，去世了。”
“我们母子的天坍塌了，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大的对世事半懂不懂，天天陪着我流眼泪，小的只知道管我要爸爸。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日子里，我每天浑浑噩噩，头脑不清，脚下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那也是我去教堂最勤，信仰最虔诚的一段时间。主告诉了我，我和我的孩子必须活下去，我们的生命属于未来，不属于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要抚养孩子们长大。我自己先要站起来，要坚持住，做孩子们的城堡。”
汽车在返回约堡的高速路上匀速行驶，车轮辗轧着粗糙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车身平稳，沿途的花草植物，郁郁葱葱，姹紫嫣红，像一幕又一幕鲜艳的布景，在车旁闪过。汉娜神情安然，平淡如水，似乎在诉说着一部属于别人的遥远历史。
“我失去了丈夫，只有自己挺身而出，支撑起孩子们的天空。开普敦再好，也是伴随着我们痛苦的的伤心地。我只能挺起胸膛，做一回摩西，领着我的儿女，出走埃及。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南非大学，开设有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我鼓起勇气，捡起了荒废了十多年的学业，，日以继夜地复习那些课程，准备着迎接英国标准的考试。三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了英联邦的授课资格证。我搂着两个孩子，先笑后哭，肝肠寸断。我想起了文森特，想起了万里之遥的故乡波兰，想起了伦敦，想起了这半年多死去活来的日子。
接下来的日子也并不轻松，尤其是在拿课的学期，一周要上四天的课，大部分的课程还都排在上午。那时候我每天驾车，就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开着车，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迈克和乔迪。这么小的孩子，被我锁在家里，只准备了些牛奶和面包，为了安全，不敢让他们随便动火。下了课，我连饭都不吃，再驾车疯也似的往家赶。冬天里最难过，有那么两个星期，气温降到了零下。我赶到家，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门，大声呼喊着儿女，迈克！迈克！乔迪！乔迪！孩子们都不做声，我的心咚咚乱跳。赶紧打开灯，才看到两个孩子，都钻进了床上的厚毯子里，像两只小猫小狗一样，饿着肚子睡着了。好在大学里不做班，轮到不拿课的学期，还可以在家里备课做研究，这样就好多了。再加上，后来我向学校申请了函授教学，才终于可以和孩子们尽量多地聚在一起了。
嗨，这样的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都为人父为人母了，我才感到，自己好像也老了。”
汉娜有叙述描写的天赋，她的话能在我的想象中，不费劲儿就搭起宽敞的时空。然后，以她为主角的家庭剧，就在这个时空中起伏跌宕，悲欢离合。我随着汉娜的诉说，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她导演的剧情中，被深深地感动着。我也知道，自己之所以能成为“汉娜剧”的拥趸观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也曾是一位女教师的儿子。我小时候，从记事起，就跟着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学校里外起早贪黑地奔忙。她说到的这些，我似乎都身临其境的经历过。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汉娜，她又是惊讶不已。然后，她问我：
“你的妈妈现在怎么样？”
我回答道：
“老人家前三年已经过世了。”
汉娜赶紧说：
“对不起，对不起！”
沉吟了一会儿，她又问了我一个人们常说到，但又不直接问的问题：
“你的妈妈喜欢你的妻子吗？”
我说:
“我们不在一起住，她们的关系还说得过去。”
我想我的回答多少有点滑头，但汉娜似乎没注意到我言语中的躲闪，只是长出了一口气说：
“如果你的妈妈坚决地反对你和你妻子的婚事，你会和妻子分手吗？”
汉娜的问题显然是纯外国式的，相当直白。这个老掉了牙的问号，在我们中国国内，常常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提出来：你妈和你媳妇儿都掉河里，你是先救你妈还是先救你媳妇儿？或者干脆直接问，生死一线，你要你妈还是你媳妇儿？得承认，这是一个让天下所有男人都尴尬、为难、说出来也一定口是心非的问题。这怎么到了天涯海角的约翰内斯堡，还有人提出这问题。而且，还是个奶奶级的老教授提出来的。看来不管读多少书，有多大学问，人们说到底还都是血肉之躯，都不能免俗。不过，我心里隐约一动，感觉到汉娜和她的儿子之间，好像有点什么隔阂隐情，而且，这跟她的儿媳有关。也许是我瞎想多了，但愿事实不是如此。
我们眼看就回到了汉娜的家，她邀请我吃了饭再走。我说还要回去接女儿放学，改日再聚。我一边打招呼和她告别，一边开玩笑说：
“从今往后，再也不能说你是我的学生了，因为你才是真正的教授。”
汉娜也故意板起脸，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怎么？弗兰克老师，一句话就开除我了么？老师还欠我一次大考呢。”
国外的日子，在重复中，不紧不慢地逝去。汉娜还是跟我学中文口语，同时又时常帮着我，校正我说英语时候，经常犯下的语法错误。有了闲暇的机会，我甚至还胆大包天地在这个专业教授面前，试试小时候学过的那点俄语。汉娜从来不笑话我，她说：
“不知道中国国内的情况如何，就我所知，在波兰、英国、荷兰、南非等一些国家，关于申请学位的学习，不分年龄，性别和国籍，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报名注册。”
她还说：
“在南非大学申请学习签证的外国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日本的一位爷爷，叫山上公孝，高龄八十四岁。赋予民众终生学习的权力，不是一句空话，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想想，她作为一个专业教授，并不是一心只做学问，她的头脑中也真具有一以贯之的，先进的教育思想。
我和汉娜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我们的家庭也你来我往，走动得更亲密。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们邀请了汉娜全家来做客。我们先是两家人去中国超市购物，一来可以练口语，二来让他们从根儿上了解中国餐饮制作的来龙去脉。在超市里，见到有一家老外和我们家掺和成了大队人马，兴高采烈地过中国年。我那些国人同胞，常常好奇地看个不住。我们请汉娜他们吃纯中国式的水饺和炒菜，喝七十二度的北大荒烧酒。汉娜老太太厉害，能端起半两一盅的北大荒，一饮而尽，然后闷住了酒气，不动声色。要知道通常他们喝的最烈性酒，就是伏特加，而伏特加的酒精度也才不过四十度而已。乔迪和我媳妇儿只喝点红葡萄酒，然后就在一块儿讨论关于珠宝，那说不完的话题。威利举起酒杯，还像喝伏特加一样，一口掫下去。他显然没有汉娜的经验老道。结果高度烈酒像一条火龙，顺着他的喉咙直冲下去，把这位巨人噎得直翻白眼儿。没等喝上三杯，威利就受不了了。他说：
“中国人果然都会功夫，要不然，个头不高，身材也没那么壮，怎么能喝如此轰烈的酒？”
我说：
“哪儿有的事，像我就只会广播体操。”
说完，我还依仗着酒劲儿，当着嘻嘻哈哈的两家人，做了几节第四套广播体操，给大家助兴。威利认真地观察我的动作，看样子他还是认为，那些伸展运动一类，没准儿就是中国功夫的真髓。汉娜、乔迪还有我们两口，四个人合起来唱俄罗斯歌曲《山楂树》，轻漫的歌声在小北山我们家别墅的院子里飘荡。孩子们大声喝彩，连叫带跳。威利听不懂这民歌，但十分神往美妙的旋律，跟着用巨大的手掌轻轻地打节拍。
一个中国春节，在南非共和国，过得意兴盎然，年味儿十足。当汉娜一家告辞的时候，已经是夜色浓重，凉意如水。小多米尼克怀里抱着阿丹姐姐相赠的布绒大熊睡着了。眼看乔迪小心驾着车，一路向山下缓慢行驶。那一对汽车尾灯，像两个红色的小风球，在漆黑一片的空间里，飘荡浮动，渐行渐远，终于消失不见了。
汉娜的俄国语言文学水平，足以在南非大学里做专业教授。有时候，我们结束了一堂口语课，或者干脆就有意搁下手头的教和学，进入汉娜熟悉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专业里聊天。说到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从《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普西杰耶夫中士》到《马姓》。汉娜目光熠熠，侃侃而谈，像似又重新登上了讲坛。她对契科夫推崇备至，甚至说他的小说才是后无来者的真正小说，他是写短篇小说的一众鼻祖。我说到美国的杰克伦敦及其作品，汉娜不与我争论，只是弯起嘴角淡笑。说起俄国的长篇小说，汉娜挂在嘴边的是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她说年轻时候，和同学曾经相约，一起去过肖洛霍夫的故乡。那时候东欧各国和苏联互相免签证，他们一行四人，东行进入当时的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在敖德萨登船，在黑海里航行，绕过克里米亚半岛，穿过刻赤海峡进亚述海，到达罗斯托夫。在顿河的入海口朔流而上，沿顿河上行，一直到达了肖洛霍夫的出生地，维申斯克的克鲁日林。说到这里，汉娜神往于五十多年前的精神探求，就像虔诚的信徒回想当年的圣地朝拜一样。她说：
“俄国的天才小说作家多如繁星，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前期的托尔斯泰，一个是后期的肖洛霍夫。这两位大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无出其右者。”
汉娜赞美普希金，她用纯正地道的俄语背诵《致大海》《自由颂》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声情并茂，令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她还说，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是不能翻拍成影视作品的。就像你们的《红楼梦》，如今排成了电影，就活生生把一部惊世巨作给糟蹋了。
听汉娜讲俄罗斯文学，是一种享受。每当她一时兴起，又一次进入了她的“自由王国”，我心里都暗自庆幸，自己得到了一次真正的艺术熏陶，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在书上不可能获得的鲜活知识，我就像获得了价值无比的珍宝，欣喜异常。
然而，我能感觉到，那样热爱推崇俄国文学艺术的汉娜，一提起苏联的现实，却很不以为然。她说，二战时期，德国固然欺人太甚，疯狂跋扈。但是，当时的苏联又何尝不是助纣为虐，暗下黑手？相比之下，俄国来得更阴，更招人记恨。看那样子，汉娜从来都没忘记卡廷森林惨案。我曾试探着说，为什么那么丰富智慧的民族，竟会产生那么失败的政治。汉娜看了看我，似乎若有所思，慢慢地说道:
“肥沃的土地，也会结苦果子。”
有一次，她递给我一张英文报纸，上面刊登有一张普京跪在卡廷惨案纪念碑前的照片。她的脸上有一丝冷笑，我没在那张脸上读出一点原谅，倒感觉着深绵不绝的恨意。有时候，我故意谈到后期的俄罗斯领导人，她都不屑一顾。我想，在她的心里，很多俄国人并不懂得自己文化的精深博大，只是一些陶醉于伏特加的粗人。
热爱俄罗斯文学艺术，却对俄罗斯的现实和政治不抱好感，这是我在汉娜身上看到的一对耐人寻味的矛盾。想想，似乎费解。再想想，好像又很能体谅。其实，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触。我曾经和俄国人打过相当多的交道，结果常常也是喜怨参差，哭笑不得。我又不愿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向汉娜吐露，不想在这方面再引起个“国际共鸣”来。
转过了年，眼看到了复活节。这节日是基督教的大节日，汉娜邀请我们全家去共度佳节。汉娜一家都在，却只是缺了威利。威利是个直筒脾气的大汉，喜欢庄稼和山林，懂得枪支渔具，喜欢自由自在的园林生活。我们曾经相约出去猎跳羚，在清理猎获之余，我们俩曾烤上羚羊腿肉，举杯痛饮南非的城堡牌啤酒。我清楚地记得，高大壮硕的威利，在酒后和我谈起通常不会提及的南非当下国情时，竟然扑簌簌泪如雨下，他把一只大手搭在我的肩上，痛彻心扉地说：
“好朋友，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祖国。可我......” 威利难受得说不下去，眼含热泪，哽咽着摊开一双大手，耸了耸宽阔的肩膀。我没想到，这条阿菲利康大汉，竟有孩子般的纯情，竟对他的祖国和家园爱得那样刻骨铭心。他今天没来，我略微感到一点不安，但又不好意思打问乔迪。
汉娜把自己的房子拾掇得干干净净，还特意在客厅的天花板上用彩绸装饰了一番。他们在房子里喷了花露水，屋里屋外有一股薰衣草的淡淡香味儿。
正餐还没有开始，来人都自然地散于屋里院内，随便端着酒杯搭伴儿聊天。我和女儿看到了有意思的场面，在能坐下十几个人的大餐台上，摆了几个大玻璃盘，盘里堆着很多鸡蛋。鸡蛋都被涂画了鲜艳的色彩，有普通的花纹，也有圣经故事中不同人物的画像。那么多花花绿绿，五彩斑斓的彩色鸡蛋，把节日的气氛，烘托得喜悦异常。汉娜穿着黑色天鹅绒的长裙，梳着高高的蓝白色发髻，一对钻石耳坠，随着她来去的脚步，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她给每一个人分发彩色的鸡蛋，然后简短地致意：
“鸡蛋意味着生命，而且是崭新的生命，让我们感谢神的眷顾，祈求神的保佑，为圣子的复活真心庆贺。”
汉娜邀请的另外几位贵宾，看样子也都是她的挚爱亲朋。不过，她并不着意地介绍我们相识，却有意让我们在活动中自然接触，相互攀谈。我们自己主动去和不熟悉的人来往，克服了初见的生疏以后，很快就互相熟稔起来。我发现这样在家庭派对中，结交新朋友，还真是个不坏的选择。
家宴开始前，大家按汉娜的指挥，排定自己的座位。我坐在汉娜的主位左侧第二的位置上，挨着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人。在落座之前，他伸出手来向我示意，嘴里清晰地自我介绍，“迈克”。迈克？我赶紧握住迈克的手，也介绍自己，“弗兰克”。哦——，我猛然想起，汉娜的儿子好像就叫迈克。抬头去看主坐上的汉娜，却见她正在那里冲我挤眼儿。这老太太，原来是成心让我和她的儿子交往相熟。迈克也生的高大，但不是威利那种肩宽背厚的男人。相反倒有些瘦削，但从和他握手的力度上，我断定，迈克不但结实有力，还反应敏捷。看迈克的脸孔，没有汉娜相貌的影子。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一句，迈克长得像他的父亲文森特。迈克话不多，但笑容可掬，温文尔雅。我们轻声地交谈，他微笑着说：
“汉娜妈妈把你当成她的第二个儿子了。”
我的心里一热，感受到了一股久违的亲情，瞬间就充满了身心。
这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宴席，前菜有燻鲑鱼、渍橄榄、蓝心奶酪、黑鱼子酱......波兰式的大陶罐，里面盛满了牛肉和羊肉，一直到端上来还热气腾腾地翻滚着汤汁。有奶油鹌鹑，炸猪里脊，烤皇帝鱼排，热石头煎羊腿......
人们举杯相庆，互相祝福，三杯酒下肚，气氛热烈亲近，一片快乐祥和。我和迈克几乎同时想告诉对方，我知道你。没想到的是，时间不长，还没和迈克说上几句话，他就找了个机会，悄悄地向我告辞，然后，不声不响地起身走了。眼看他的母亲也随着跟了出去，我有一点不知所措，不觉间也走过去，打算向迈克说点什么。见到他们母子俩，正在小走廊里相拥告别。迈克远远地向我挥手，转身出去，不见了身影。我很是不解，大过节的，怎么就不等自己儿子吃饱喝足再走，再说你们母子那么长时间都没见相聚，这怎么点个卯就回身走了？汉娜转过身来，招呼我再次入席，随口说了一句：
“回去就回去吧，他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呢。”
儿子的妻儿，不就是你这当奶奶的儿媳和亲孙子吗？一起来过节不就得了？把我这样的朋友都能待为上宾，血肉至亲怎么反而还如此疏远了？我的心里充满了一连串的疑问，终于都没说出口。因为我仍然遵守着和汉娜交往的底线原则，她不想说的，我绝不问。作为可以互相信赖的朋友，她想说的话，想向你袒露的心迹，会在适当的时候，自然流淌出来。
威利失踪了，一米九十六的彪形大汉，活生生地就在世界上不见了踪影。乔迪六神无主，搂着儿子多米尼克抽泣落泪，吃不下睡不着。一个星期后再见，就瘦得行销骨立，几乎认不出来了。据她讲，威利他们俩，在津巴布韦谈好了一单生意，乔迪就先飞回了约堡，威利还有些事，要转到莫桑比克去处理一下，隔三天后也会如约返回约堡，和妻儿相聚。但是，多少个三天过去了，威利不但没有返回约堡，反而音信皆无。汉娜和我说起过威利的生意，先还笼统地说是珠宝生意，后来她告诉我：
“威利嫌按着乔迪的规矩做事，利润太薄。所以就偶尔会在安哥拉、津巴布韦、马拉维等一些国家进口少量的钻石原石。” 原石就是没有打磨过的钻石，我和妻子见过几次。我们也知道，原石不能公开在南部非洲几个国家之间随便交易，那将触犯刑律。原石价格一般都远低于成品钻石，谁都知道原石的非法交易会有相当大的利润。汉娜说到这里，神色黯然，这个威利，恨不得两年就成为富翁，劝了他多少次，就是不听。我提到威利是不是喜欢去赌场一类的娱乐场所，汉娜听懂了我的暗示，摇了摇头，她说阿菲利康人一般都对家庭很负责任，轻易做不出抛妻弃子的事情。再说，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他们可没有那么善于表演的能耐。汉娜还说：
“他们阿菲利康人在整个南部非洲，都有特殊的联络渠道，按理应该能打听出威利的消息。”
乔迪哭着向她的母亲请求，要去莫桑比克找威利。汉娜说，莫桑比克是法语国家，治安又乱，一个女人怎么好孤身一人前往。最后，她叫上了迈克，千叮咛万嘱咐，让兄妹二人带上了政府给南非驻莫桑比克使馆的信函，搭乘小飞机，去寻找威利。
家里只剩下了汉娜和多米尼克一老一小，看着实在孤单无助，我和妻子就天天赶过来，帮着汉娜做点家务，陪伴汉娜。汉娜脸色苍白，眼圈阴影明显。但是，她却从不唉声叹气，显露出颓丧的神色。尤其是在多米尼克面前，该给孩子吃饭，还是照样用那种调配的糊状物喂她的胖孙子。多米尼克哭着要爸爸妈妈，汉娜一声不响，找来颜料和画笔，大声说：
“画你的乌龟去，等画好了，爸爸妈妈就会来了。”
然而，时隔一周，迈克兄妹空手而归。他们找不到威利，只能在莫桑比克警局挂失寻人。
汉娜的话越来越少，也没有心思学汉语了。不过，我还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她家里看看。课不上了，但我们终究是朋友。她的家里出了事，我帮不上忙，也只有时常过来看看，陪她聊聊天了。
有一次，我带给她一罐斯里兰卡红茶，她一下子就认出了迪尔玛的牌子。眼睛忽然闪亮了一下，来了兴致。张罗着找来电水壶和砂糖、鲜奶。我们一起品尝着口味绵长的红茶，也不知道从哪儿起的头儿，汉娜说起了有关自己儿子迈克的事：
“我在南非大学教书，一晃就过去了十年。我的儿子迈克，中学毕业，该上大学了。这孩子真挚热情，聪明坦诚，很像文森特年轻时候。当我问他，自己最喜欢的大学是哪一类的时候，万万没想到，他的理想是上军校，而且，他还说，实不相瞒妈妈，我已经被南非海军官校录取了。我这才想起来了，文森特除了我说过的那些优点，还有固执这个缺点。迈克如果性格随他的父亲，我说什么都没用。还不如随他去，要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只管到十八岁，再大了就是成年人。我们也没有法律上的权力管他们了。就这样，迈克读了海军官校，毕业当上了一名海军少尉，在一艘运输舰上做枪炮长。”
“迈克当兵的第二年，南非海军和以色列海军，进行军官训练交流，他被派到一艘以色列海军的护卫舰上任炮长。问题来了，他的副手朱迪娜，是一位以色列女少尉军官。顺便说一句，在以色列，女子同男人一样服兵役，而且不论战时打仗还是平时训练，男女都是混编，除了睡觉和洗澡，连吃饭都在一起。
你能猜出来，迈克和朱迪娜成了一对恋人。这些我当然不知道，迈克懂得，他的妈妈绝不会同意他娶一个犹太女子为妻。于是，就自始至终瞒着我，两个人私下里订婚。一直到了最后，朱迪娜已经有孕在身，两个人的婚事必须操办了，迈克才和我说起。按我们的习惯，正规的婚礼必须在我们的天主教堂里举行，也必须得到父母的祝福。我不能祝福我的儿子，原因只有一个，他娶了犹太人做妻子。这是我，也是我们家族的红线，我必须恪守这个原则。”
我听到这里，百思不解，这算是哪门子原则？一个堂堂教授，观念上怎么如此陈腐？世界进步，文化发达的今天，怎么还能用门第出身，种族信仰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去困守年轻人的爱情？我没有勇气当面质问汉娜，但显然不屑于她的观点。
再看汉娜，说起这件多年前的往事，仍义愤填膺，气愤不已，脸都发红了。一口一个坚决不行，甚至还提到，如果儿子背着自己安排婚事。从此就不要登自己的家门云云。
实在弄不懂这些老外，犹太人怎么了？就让他们如此鄙视，势不两立。看着偏见固执，至今也绝不可能改变主意的汉娜，我自己都感到一阵虚弱。可以想见，可怜的迈克当年会有多么的无奈和悲苦。一边是自己挚爱的妻子，一边是年轻守寡，为自己操劳半生的母亲。我不由地问道：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
汉娜说：
“还能怎么样？迈克和朱迪娜，按着犹太教义，在以色列的犹太教堂里结婚，到现在都九年了，现在他们有两个女儿。三年前听说我的眼睛不行了，迈克带领着朱迪娜和孩子，搬回了约堡，就住在我这里往南四道街的街口那里。我知道迈克惦记着我，但是我不会屈服，我还是不准许那个犹太女人和她的孩子到我的家里来。迈克和他的姐姐有密切的联系，知道我的态度，所以至今不敢领他的犹太妻子上门。从去年，他姐姐乔迪好说歹说，我才答应，只有圣诞和复活节，迈克可以来看望妈妈，其余一律不准许。”
我端详着眼前的这位愤慨而又痛苦的老太太，好像一下子又不认识她了，她变得那么陌生，甚至有点丑陋。她把自己那些学识和理性都丢了？那她人性中的善良和亲情呢？是一道什么坚不可摧的障碍横亘在这位母亲心里？我没法理解她的是非判断标准，但我也坚决不同意她的做法。很简单的常识告诉我，迈克没有错误，更没有任何罪过。我突然想到，半个世纪前，由那个狂人发起的虐杀犹太人的腥风血雨，原来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呀！这得是多么深重的偏见。但是，汉娜无动于衷。他见我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些许鄙夷的神色，就直接问我;
“你想什么呢？”
我沉吟了一下，回答她：
“我在想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华沙起义》，这部电影悲壮惨烈，犹太人对法西斯德国的反抗可歌可泣，令人泪下。但当年我看到最后的时候，见残余的几十个犹太人从下水道里钻出来，伤痕累累，蹒跚挣扎。而那些波兰人，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他们竞对就在眼前的逃命犹太人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甚至还有告密者去向德国警察报告情况。当年我看不懂，波兰人为什么如此对待那些起义者，难道就因为他们是犹太民族？现在，我明白了。”
汉娜听了我的话，脸色灰暗，嘴里喃喃地说：
“那年我十五岁，就在华沙，我也见过那些起义者。我也参加了第二年的华沙大起义，为伤员裹伤。我们牺牲了两万战士，二十多万平民，苏军就是在几十公里之外，见死不救。”
按我的阅历，汉娜无疑是一位亲历过惊涛骇浪的前辈。她刚强自立，学识渊博。与人交往真诚守信，温和善良。我在内心里像尊重母亲一样，尊重她。但是，我也发现，她也不是完人，她也受因袭的束缚，观念的驱动。像她喜欢俄罗斯文学艺术，但对俄国人和他们的现实不屑一顾。今天，我又见识了她歧视犹太人的另一面。毋庸讳言，汉娜是一个真正的反犹主义者。我没有身临其境，也没有更多地学习过欧洲历史。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欧洲曾经有过反对犹太的传统。
我们和汉娜家仍然来往密切，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威利仍然杳无消息，乔迪又认识了新的男友。汉娜还是不让迈克的妻子来家相聚。我也只有在圣诞和复活节时候能见到迈克，和他聊几句。犹太人的话题，在我和汉娜的交谈中生生被割除，我们都有意避开不去谈它。
那年冬天，汉娜不小心，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当时在医院诊断，说是股骨骨折，她坚持不肯住在医院里，就雇了个佣工在家里养伤。我和妻子有时出去办事，经常特意绕道过去看看她，我们还从国内寄来云南白药，送给她外敷用。时不常地，还包好了饺子给汉娜送去。老太太愿意见到我和我的家人，总是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和我们行拥抱贴面的老礼儿。不过，她的病情却拖下来，一时不见好转。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乔迪的电话，说是汉娜突发严重的肺病，在医院抢救了三个小时，最终医治无效，过世了。
我的头就像被钝物重击了一下子，登时眩晕不止。我的胃里里往上泛酸水，脚步踉跄，差点就摔倒在走廊里。等到我镇定下来，开着车往医院疾驶，眼泪就像开了闸一样，飞涌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风挡玻璃上落了雨水，就打开了雨刷。雨刷往返移动，却仍不见视线清晰，再愣神略思，才知道是自己汹涌不断的泪水，模糊了视线。我踩死了刹车，把车停在小街的路边，不由地伏在方向盘上，痛哭失声。从此以后，我和我的教授学生将永远天人两隔。不管是相同的爱好，还是相斥的观点，我们都不能再在一起讨论，一起交流了。他乡异国，茫茫人海，我好不容易得遇的一位知遇长者，将再也不能向我露出她的笑脸了。
葬礼在约堡最大的天主教堂里进行，大型的管风琴，播送着缓慢的哀乐，气氛低沉凄苦，极尽哀荣。我们一家穿着黑色礼服，在汉娜亲友团的队伍里，走到汉娜的棺材前，瞻仰她的遗容。死去的汉娜，画了淡妆，双手叠放在胸前，神色安详。我特意注视着我的朋友，看到她那显露些许皱纹的嘴角，仍然倔强地微微翘起。想想几年来，我们相处的往事，我的眼泪再一次止不住涌上了眼眶，视线又模糊了。
墓地在那片松林环绕的坡地上，在墓穴填土埋葬的时候，神父大声诵读圣经。完后提着圣灯，缭绕淡淡的烟雾，在四周晃动，口中念念有词。我看到了迈克一家，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妻子朱迪娜，她细高挑的身材，挽着高高的发髻，五官精致。两个女儿有八、九岁的样子，一左一右站在她的两侧。迈克满脸悲戚，任泪水在脸庞恣意横流。他们的葬礼上，没有呼天抢地那样的悲哀，但明显看出，那人类共通的情感，一点也不比我们少。
明明是南非洲的旱季，却下起了零星小雨，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天气。莫非汉娜在天之灵，在向她挚爱亲朋行永别之吻？我看到有不少人都扬起头颅，张大嘴巴，让这一冬天里都难得一见的雨滴，直接落进了自己的嘴里。我也学他们的样子，仰起脸，迎接了几滴天泪，细小的雨滴，无声无息地落进嘴里，有点发甜。同时，我自己的泪水，有点发咸，也无声地滴落在新翻起的潮乎乎的南非土地上。
失去了汉娜的日子，心中怅然。在和那些白人接触中，就自然而然会想起我这位教授学生。不过，再后来的日子，心下并不孤单了。我结识了一位波兰裔的南非退役海军军官，他的聪慧刚强，真诚善良，都像他的母亲。更让人高兴的是，他打猎钓鱼的本事非同小可，并不比曾经的朋友威利差，既是神枪，又是鬼钓，每当我们俩驱车一游，渔猎所得，就足够三家人开个啤酒派对的了。
当然，要是讲迈克的故事，那就得再写一篇长文，愿意看的话，就耐心等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