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经济学

        伟大的作家一定有伟大的作品，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写得像小说一样(如《项羽本记》)引人入胜，所以毛泽东认为他是文学家，《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也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涵盖了人文、历史、天文、地理、风俗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

        《货殖列传》是《史记》中的一篇经济专著，它对春秋至秦汉以来几位成功商人的立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和商业活动，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进行生产与交易，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他反对汉代盛行的“重农抑商”国策，主张农工商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和高品交换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据我所知，在两千多年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货殖列传》是唯一一篇研究经济的专著。

       文章开头引述了一段老子的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不赞同老子的 这个观点。他认为 “老死不相往来”是堵塞人民的耳目。

      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还说：”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都会去追求”。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司马迁进一步阐述道：”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就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 ”市场 “ 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时，已经是一千多年之后了。

       如果后世能遵循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尊循市场规律，尊重商人的合法权益，那么中国可能比西方早一千年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可惜，司马迁之后再也没有学者研究经济了，历代君王对自由经济没有兴趣，司马迁的经济学成为千古绝响。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被用于指导国家的经济呢 ? 为什么没有被后世继承和发展呢？我觉大概有政治、思想意识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的原因。

        从政治方面来说，臣属拥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其本身就不为封建专制制度所容忍。作为一位自由思想家，司马迁本应成为西汉政府的智囊或顾问，可他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专制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热衷的是权力，痛恨的是自由。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制君王对自由思想的控制，大大的限制了司马迁的聪明才智的发挥，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界的自由发展。

        其次，司马迁经济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仁义道德和官本位，重义轻利，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们皆以道德君子自居，热衷于科举做官，做官是成功标志，对商人不屑一顾，对经济动态没有兴趣，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另外，商业的持久繁荣必然会带来观念的转变，会产生“平等、自由“等价值观，这就与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

        其三，司马迁经济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相背离。秦汉以降，中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模式，这种模式会使经济现象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发展低端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要么发展高端的国有经济。它天然排斥民营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央集权模式还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就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维稳队伍，因而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又会窒息商业的自由，这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政权危机。如此恶性循环，自由经济之路，就遥遥无期了。

        司马迁之后两千多年，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放弃计划经济那一套，才开始重视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在市场调节中的作用，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既是对司马迁经济学的认可，也是一种历史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