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激荡—罗大胜

—散文体自传《人生如此多情》一书代序

董容语

讲述人：罗大胜，1942年农历8月21日生，布依族，1988年8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笔名小桥。1961年8月贵阳青岩中学毕业入伍，在部队先后任战士，文书，昆明军区政治部军人文化宫宣传员，后调昆明军区机关任参谋。1970年转业贵阳造纸厂任宣传干事、党委秘书。1980年3月调《贵阳晚报》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记者、编辑、副主任、主任、副总編辑兼《健康之友报》总编辑。1998年5月调贵阳市文联任副主席、党组书记，兼任文学月刊《花溪》总编辑。2002年10月退休后创办贵州省首家民营影视公司贵州巨日影视有限公司。

核心提示：

50多年前，20岁的罗大胜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满怀一腔热血，投入文学的怀抱。自1964年2月在《解放军报》发表诗歌处女作《送宝》，已公开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六百多万字。

影视拍摄、视频剪辑、海报制作、网上聊天……早至耄耋之年的罗大胜玩起电脑来一点也不输“小年轻”。2021年6月23日，由罗大胜担任编剧、总制片人的电影《刺梨花开》开拍，这已是他创作的第八部影视作品。

纵观以往的创作，罗大胜始终不忘党员的身份。无论是处女作，描述毛泽东选集进军营的诗歌《送宝》，还是最新力作，讲述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促进布依族村寨全民大健康故事的电影《刺梨花开》，都是主旋律题材的创作。多年来，罗大胜心中一直有面旗帜，55年的党龄，心中永远没忘记“永远跟党走”。

采访记者：董容语

采访时间：2021年6月15日

采访地点：罗大胜家中

A. 幼年丧父 刻苦学习终成才

1942年农历8月21日，我出生在贵阳市花溪区黔陶布依族苗族乡的打铁寨，因为属马，乳名便叫小马崽。打铁寨是个布依寨子，三十来户人家，多是罗姓，那里河水清澈、群山翠绿、鸟鸣蛙噪。

1945年3月，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得很冤，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受伤而死。成了“寡崽”，算命先生说我命苦，母亲请石匠在小河沟上搭了块宽1米长2米的“小桥”，说是“小桥能通大道”，于是乳名改为小桥，笔名也来源于此。

解放前，布依寨子规矩很多，母亲成为寡妇之后就不能再抛头露面，因为“寡妇门前是非多”，就连田地都不能种，说是庄稼会长不好。缺少经济来源的母亲，只得到附近制作陶瓷的“碗厂”资本家家中当佣人，后来，母亲改嫁一位汉族陶瓷工人。母亲发誓让我读书，将来出人头地。看着母亲辛苦劳作，从小我也就懂得了勤奋、好学，这样的优良品德伴随了我的一生，也成就了我的一生。

1948年，6岁的我入私塾启蒙，学些《人之初》、《大学》、《诗经》、《尚书》之类的“四书五经”。1949年11月，贵阳解放，私塾解散。因为我的户口仍在布依寨，家里分了几亩地，一头牛，于是当了几年的放牛娃。解放的春风吹进了布依寨，1953年，在母亲和大姐力主之下，继父同意我入学黔陶小学，因为有私塾一年多的基础，从二年级开始读起。

1958年，我由于成绩优异，保送青岩中学。在中学期间，还担任了学生会主席。1961年8月，中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参军入伍，在昆明军区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在贵阳入伍的50个学生兵中，我结识了两位爱好文学的挚友，我们立志当作家。后来，两人当了作家，一人当了工程师。当然，这是后话。

B. 自学成才 文学创作50余年

1961年8月12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当时我刚从青岩中学毕业，十八岁的年纪，背着母亲和大姐，悄悄报名参军。为什么要从军，因为继父组建的家庭老少共8人，主要靠继父做土陶养活一家人非常艰难。临出征的前两天，我回家为母亲挑水浇灌自留地的辣秧，看着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暗自悄悄抹泪，因为母亲曾说过，我是寡崽、独苗，要为罗家继承香火，当兵是危险行业，一只脚站在阳间，一只脚踩在阴间，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恰好那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在花溪武装部换装出发的当天，母亲和大姐闻讯赶来，父亲被抓壮丁惨死的阴影，促使她们嘶声力竭地哭喊着不让我出征，我跪着频频磕头，毅然挥泪离去，因为我知道，家里再无力供我读书，参军是我最好的出路。

坐在西去的大卡车上，众多来自花溪中学、青岩中学、花溪师范学校、贵大艺术系附中以及中曹中学的新兵们，一路上唱着《真是乐死人》的歌曲，吹着口哨，吹着口琴，尽情表达当上边防战士的荣耀与自豪，唯独我心事重重，母亲与大姐哭喊的场面一直在脑海中萦绕，直至车队路过黄果树大瀑布，那让人惊叹的美景，才使我慢慢融汇到兴高采烈的新兵们的欢乐情绪之中。

从刚进部队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做一名军旅作家，那是因为我爱好文学，曾在中学的长篇作文比赛中得过二等奖，奖品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和郭小川的诗集《在田野里》。另外，就是受到昆明军区战士作家张勤的影响，他被誉为军队的“高玉宝”，出版了一部军营生活题材的作品《军营晨曲》，我把这本书作为我写作的标杆。

为了找到从事文学创作的同路人，以便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我与同时入伍的学生兵曾庆超、杨代宽一拍即合，组成文学写作小组。为慎重起见，我们特意安排了一个星期天，一起赶往距离军营7公里的汤池小镇，照了一张“三巨头”合影，我在照片背面写上“从今日起从事文学创作”并写下日期，发誓从那天开始，立志当作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我利用每月仅有的六元津贴，订阅了《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萌芽》、《边疆文艺》、《山花》等5种文学杂志，购买许多写作基础书籍，潜心钻研语法修辞，学习古今小说写作技巧。

连队训练、工作很苦，学习文学创作只能抽空努力。记得有一次，我独自在山顶碉堡站岗，看四下无人就悄悄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看得入迷时，正遇排长查岗，枪都顶到腰眼了，我才从书中惊醒。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在工作期间夹杂书本，担心评不上五好战士。于是，只能熬更夜读，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而且还经常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在连队当兵的两年时间里，练习写了几十首诗歌和多篇小散文、人物速写以及短篇小说，还为部队文艺宣传队写小话剧剧本及“三句半”等文艺节目。现在浏览当年底稿，不管是思想性或艺术性，明显感觉作品比较粗糙、不够成熟，但可见作者的创作热情与追求。

1963年下半年，在团级部队当了七八个月文书后，我开始了投稿的尝试。1964年上半年，一首叙事小诗《送宝》在《解放军报》发表，激动让我3天3夜没睡好觉，8元的稿费在小镇上陆续请了战友们若干天的客。这使得本来就在文学之路探索的我，对文学创作的欲望和热情，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

1964年6月，我被抽调到昆明军区政治部军人文化宫担任宣传员，与各部队抽调来的战士以及国防文工团的一些话剧、歌舞演员，组成“廖初江、丰富生、黄祖示事迹展览”解说组，我担任解说组组长，有幸认识了《国防战士报》的创作员、作家董本祺（笔名干戈），他有多篇小说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边疆文艺》发表。见到他时，他的短篇小说《笙歌岁月》正好在《人民文学》刊出。他耐心看完了我的数十首诗歌和散文等文稿，与我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不仅指出了作品的不足，还传授了他的创作经验与写作技巧，让我受益匪浅。他是我写作路上的第一个引路人。在此期间，还与昆明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军旅作家、长篇小说《边疆晓歌》作者黄天明有过交谈，也与国防歌舞团创作组组长、著名音乐家、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作曲杨非有过接触，他们都比我年长，对我的文学创作有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接下来，我很快掌握了一些写作技巧。时不时地在《国防战士报》、《云南日报》上发表小诗和评论之类的作品。

1964年底展览结束回到部队，昆明军区后勤部少将政委梁天喜带队到部队搞“四清”，我代为整理的一篇“四清总结”，由于文字的功力受到首长的青睞，于是被破格提拔到昆明军区后勤部司令部担任战勤参谋。在这里，我得到了进入军区业余大学学习的机会。

1965年，抗美援越战争打响，我参加了正规军军官的特种军事训练，很快便掌握了参谋作战业务应知应会的本领，10月作为军区作战部工作组成员奔赴越南前线作战。永远记得1965年12月5日，当时我身处越南安沛市我军高炮65师阵地，美军的上百架次雷公式等战机对阵地进行轮翻轰炸，短短两个多小时，部队击落击伤美国军机20多架，但我们的多门37高射炮、57防空炮、85高射炮以及雷达被击毁，60多位战友牺牲，我上阵地参加抢救伤员，心中悲痛至极。那次战斗，我被美军的炸弹间接震垮防空洞受了轻伤，好在年轻并无大碍，转业地方时还因此给了补助。后来又从越南转战老挝，随首长奔赴老挝的丰沙里省考察，之后又进入缅甸缅共控制的金三角地区从事军事工作，体验过原始森林丛林战的艰苦与不易。哪怕战争事务繁重艰苦，我仍不忘撰写战地日记和资料收集，这为后来长篇小说《金三角风云》、《将军被刺之谜》的写作和出版奠定了生活基础。最难忘的是，1966年初，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发表，我被深深感动，当即写下一首朗诵长诗《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2月21日的《云南日报》用半个版的篇幅刊登，更加激励我的写作动力，从此奠定了我在昆明部队成为小有名气的军旅作者。

C. 转业地方  投身贵阳文化事业

1970年，我转业到贵阳造纸厂担任宣传干事，不久又担任党委秘书。转业时托运的6个大箱子里装的全是书籍。军旅生涯告一段落，而这段经历也为日后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在1970年至1979年期间，我在工厂仍坚持业余创作，先后在《贵阳文艺》、《贵州文艺》、《贵州日报》、《广西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80余首，1975年7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遵义颂》和1980年2月出版的《贵州三十年诗选》，都有我的多篇诗作。在造纸厂工作的后期，开始尝试小说写作并发表短篇小说《肖兰》，便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艰辛而磨人的小说创作之路。之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在闪光镇的石桥上》，这是我第一次以家乡陶瓷厂为背景发表的作品。

1980年3月调入创办《贵阳晚报》，担任副刊编辑。1980年5月26日，《贵阳晚报》创刊，第一张报纸的排版是我与管远祚前往《贵州日报》学习排版技术之后的产物。但学习办报与完成快节奏的报纸编辑工作之后，仍利用闲暇之余发表多篇散文、杂文，并坚持写作小说。1981年，中篇小说《穿袈裟的军人》在《贵阳晚报》连载之后，1987年12月入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选》。之后，相继有《布依女匪首》、《雾锁刺警案》等中篇在多家文学期刊、报纸登刊。1986年12月，以谭甫仁被刺案为素材的长篇侦探小说《将军被刺之谜》由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版印数69250册，多家报刊转载，引起文坛小小轰动。1988年至1990年三年时间，由我担任编剧的电影《追杀告密者》、《穿袈裟的军人》、《女匪情恨》，分别由潇湘、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从此，我就踏入了影视文学之门。

1991年9月1日至1992年1月到省委党校第五期民族干部班学习，并同时被提拔为《贵阳晚报》副总编辑。尽管报纸工作繁忙，但在办好报纸的同时，仍坚持业余写作，这期间发表了40余篇散文、杂文及游记。为了提高写作速度，我学会了使用电恼写作，成为当时贵州最早使用手提电脑写作的作家。

1990年11月，以云南境外国民党蒋残匪在金三角生活、战斗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金三角风云》由北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4万册，再次引起文坛的热议与关注，后来由我编剧，深圳电影制片厂拍成20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4频道及多家省级卫星频道播出。在此期间，还出版了电影电视剧本作品集《铁马烟尘》，新闻专著集《报纸副刊探析》，小说作品集《创世纪案件》等。还主编了《黔西南散文选》、《布依族杰出人物》等多部书籍。

我的作品之所以比较受欢迎，那是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写作特点紧密结合之后的产物，文学评论家安尚育教授将其定位为“中性文学”。他说：“罗大胜努力寻觅雅俗文学的结合点，无疑是一种有胆有识的追求，不论叫‘中性文学’也好，叫非等级文学也好，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罗大胜作品中往往将个人的人生经验溶入大众的世俗经验去寻求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在省作协举办的罗大胜作品讨论会上，文学评论家艾筑生在《化俗为雅文视双橱》一文中说：“罗大胜作品以通俗文学的框架融入纯文学的概念，寓‘雅’于‘俗’，这在贵州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著名文学评论家王鸿儒在文学评论集《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一书中说：罗大胜“是一位有追求的作家”，“他的经历及其纯文学的创作实感使他不满足于一般通俗小说的品位和格局，他希望有所探索，有所创新。他曾经对人说过：‘我的小说是介乎于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中性文学’，既有通俗文学注重故事、情节、悬念、人情味的特点，又有纯文学讲究遣词造句，语言流畅，人物性格塑造，内心世界描写的特点。’实际上，我们把作者的努力视为在通俗文学领域中的探索创新，不但无损于他的艺术追求的价值，相反，更有利于说明他在这一园地辛勤耕耘的意义。”

1998年5月，我调入贵阳市文联任副主席、党组书记，兼任文学月刊《花溪》总编辑。刚接手时，《花溪》还是纯文学杂志，盈利少，运营难。1999年，在我的牵头下，《花溪》改版，刊物走市场经济之路，与广州联合办刊，成为国内首家以爱情文学为主题的文学杂志。定价10元，月平均发行量为50多万份，一度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文学杂志。当然，那只是那个时间段的短暂辉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纸媒、纸刊的辉煌又成了过去式，这是时代的潮流。

2002年10月退休之后，我创办了贵州首家民营影视公司贵州巨日影视公司，拍摄了24集古装电视剧《夜郎王》、故事片电影《好花红》，30集《布依好歌曲》MTV专辑，还出版了30集电视剧本《三线人》、27集电视剧本《风雨海棠花》、30集电视剧本《酒魂》等作品。

2021年6月23日，我担任编剧、总制片人的布依族题材电影《刺梨花开》开机，这是一部反映贵州布依族村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成果、在乡村振兴上开创新局面的故事片电影。我老了，这是我的关门之作。

回顾和总结我的文学创作之路，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牢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以为，文学创作的“接地气”就是要深入生活，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只有这样，作家才有坚实的生活基础，才能写出扎实的有血有肉的作品。我是农民的后代，是党培养我、教育我一步步走到今天，党和政府给我的荣誉很多，什么贵州省第2届优秀新闻工作者、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出席中国文联第六次、中国作协第5次代表大会，被评为新闻高级编辑职称、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模范个人、贵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被授予贵州省自学成才者称号、贵阳市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入选《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作家辞典》等。曾任贵州省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贵州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贵州省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贵州省布依族文学创作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我的作品和编辑的作品曾获省级一等奖7次，省、市级二等奖、三等奖10余次。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我的一生，创作出版了600多万字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每篇、每部作品都以正能量为主流，从不写那些阴暗的、诲淫诲盗的作品。如今，我成功了。当别人问我为什么如此痴迷创作时，我常说“人累点好，充实，这也是自己的追求。”

(本文压缩版原载2021年7月1日《贵阳晚报》庆祝建党100周年第47版“百年辉煌·奋进中的贵州·人物专访·百年激荡·罗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