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散文）

               文/汴州月明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说的是乡音难改，故园情深。我相信这是诗人的真实感受。千百年来，乡音，总是一脉相承，让人终生难忘。

    我出生在监利南部，洪湖西岸的一个小镇，从小就被一口浓浓的乡音包裹，曲曲折折的家乡的羊肠小街，一土一砖，一草一木无不浸染浓郁的水乡方言。在我的整个儿童、少年时期，我所受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以方言的形式来完成的，以至于今天我的口语还顽固的残留着一些难改的方言。

30多年前，我背负着一身的乡音来到县城求学，那一口浓郁的水乡土语立刻引起许多城里同学们的嬉笑，有的甚至还模仿我的口音揶揄我这个“土包子”。可想而知，当时是何等的狼狈不堪。后来，我发奋纠正自己的乡音，力争使自己能用城里的话和同学们交流。但三年之后，当我回到家乡时，我一口半拉子的“城关话”又引起家乡的儿时同学朋友的讥笑。那感觉好像是我被城市异化，成了变节分子。

   一晃，我蛰伏在这个小城已20多年了，也能装模作样说一口城区散装普通话。这主要得益于工作初期，承蒙组织关心，到省城大专院校进修两年，环境所迫逼讲普通话。虽不大纯正，但基本告别乡音。记得刚到武汉校园，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在一起，你讲你的乡音，我说我的土语，闹出了许多的笑话。所以，讲普通话，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老乡聚会时，我们还是乐于说自己的家乡话，感觉亲切，自然，舒服。

  我们家族有个侄子出去当兵，一年之后回家探亲，一口蹩脚的普通话，神奇的不得了，言必称“他妈的”。有人就戏称其“口里像含了个烧萝卜”，说得他脸红耳赤。尔后，退伍回来的时候，再也没有听他讲什么普通话了。

  我的家乡话，较为独特，其特点是语速过快，语调平和，缺少抑扬顿挫，初与人交流，根本难以听懂。据有关学者考证，我们家乡的方言，处于西南官话和湘鄂方言的过渡地段，保留着唐代的语系。也就是说，这种方言穿越岁月风雨，已经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如此说来，我竟然萌生一种自豪感。

  几年前，我到北京工商总局参加培训学习。期间，我们荆州工商同事和《中国工商报》社的几位编辑共进午餐。酒过三巡，大家谈兴正浓。起初，我用不大纯正的普通话和他们交谈。后来，一高兴，忘乎所以，家乡话不知不觉的冒了出来，把几位编辑听得云山雾罩，一头雾水。其中，有位四川籍的某编辑对我笑了笑，说您讲的很好，但我们实在听不懂您在说什么，能不能讲普通话？大家相视哈哈大笑。

   虽然我的家乡方言难懂，但我爱听。而尤为动听悦耳的，是家乡的花鼓戏，比如《站花墙》、《铡美案》、《李天宝吊孝》、《海峡情》等，这些曲目基本上都是用乡音演唱的，非常的动听。在我的少年时代就已经耳熟能详了，至今还能哼上几句。

  2008年6月，监南插秧歌《啰啰咚》经申报非遗，被国务院通过，列于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充满浓郁的监南水乡特色的原生态秧田号子，已经登上大雅之堂，这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

  在我少小时，曾经天真的想过，为什么不把全国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乡音统统的消灭掉，都讲国语，那岂不更省事。现在想来，那时实在是太幼稚了。国语固然该讲，但更不可鄙视方言。在我看来，方言是可爱的音乐，方言是动人的戏曲，方言是流淌的血液，方言系连了天地的山川草木，方言系连了先祖的血脉人情，方言系连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如果没有了乡音，忘记了乡情，谁知道你是哪一片落叶呢？乡音不忘，才是不忘根本。

  乡音啊，总是深藏在心底，如一壶老酒，历久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