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麦田

那些年麦黄时节，我都要回趟老家，看望父母和家乡的麦田。

父亲早早地守在村口，眼睛盯着那条被麦田包裹了的乡路，直到我像一束麦穗一样从麦田深处走来，他那布满皱纹的脸，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母亲在家里打酒割肉，做了一桌子的菜。围着饭桌，父亲和我边说话边喝酒，除了关心我的成长，父亲讲的最多就是麦子的长势和收成。这个时节，是父亲一年中心情最好、话语最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醉了。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前，父亲做过多年的生产队长。童年的记忆里，从麦收前一个月起，父亲就忙得不着家。平整麦场，清理仓库，喂壮牲畜，修缮农具，按地块分配劳力，聘请临时的老师照顾队里放忙假的孩子，解除生产队员们的顾虑等等，这些都要在开镰前准备好。等到收麦时，父亲边跑地头催进度，边组织壮劳力把每天收割的麦子整整齐齐地垛在麦场。地里的麦子收完了，又开始摊场、碾场、扬场、晒场，直至把新麦入库、种完秋、交了公粮、分粮到户后，父亲才会松上一口气，在家里邀请亲朋乡邻，大醉一次，美美地睡上几天。这前前后后，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实行责任制后，父亲虽然还当着队长、组长，但麦收的劳累程度相应地减轻了，只限于自家的田地和给亲戚朋友们帮忙。最劳心的事，就是逐家挨户催缴公粮。父亲乡情好、有威信、讲公道、性子急，刚开始的几年里总是在全村第一个完成公粮任务。后来就慢慢地作难了，为完成任务没少和乡亲们吵架，甚至牵过几户抗粮人家的耕牛。

这期间，我和两个妹妹都考学参加了工作，母亲就劝父亲辞了组长，别再受那份累，遭那份罪。可父亲总是固执地说：“种国家地，交国家粮，天经地义，从古就这样，有些人不交就是不行，吵架闹事也得把公粮筹起来，不能让国家受损失”。

其实母亲最懂父亲的委屈。几乎每年，父亲都用自家的麦子替几个困难户代缴公粮。秋冬季节，父亲常带着自家的花生、山药找关系，跑门路，为队上争取一些打井上电修渠开荒的项目。“群众缴了粮，咱得给办实事，这样庄稼长得好，群众心里也平衡，群众满意了，公粮任务就好完成了”。当中央取消农业税时，父亲流了泪，直说中央的政策好，干部不作难了，群众得实惠了。随后就把组长辞了。那一天，父亲让母亲做了两桌饭，亲自到为催缴公粮吵架的人家道歉，把他们请到家里，在与乡邻对饮酒醉中，父亲依然有着好人缘、好口碑。

母亲说，父亲对麦子有着一生的情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地方上鼓励群众调整产业结构，种果树，种蔬菜，父亲也相应号召，劝导乡亲们去种，可是在自家的田地里，他却异常地固执，除了用很少的地种菜自给外，其余的都是麦子。有几年，麦子价格不好，一亩经济作物的收入抵得上5亩甚至10亩麦子的收益。母亲看人家种植经济作物致了富，就说父亲是“榆木脑袋不开化”。父亲总是憨憨地一笑，说母亲又不是没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挨饿的滋味不好受呀，钱多钱少够花就行，还是家中有粮心里不慌。

但父亲又是那样不服气，曾打电话问我，为啥种麦子一年不胜一年？跑到镇上问政策，镇上说不清就去县上，最后给我打电话。对于父亲的执着，我认认真真地查阅了些资料，回答父亲说，小麦是国家基础粮食，价格波动会影响市场恐慌，必须稳定；每年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许多小麦，国外小麦拉到国内口岸，价格还比国内麦子成本低。要致富，还得多种经济作物。父亲似乎听不大懂，但依然倔强说：“国家那么大，人那么多，不能都种果种菜，不种粮食吃什么，一旦有个天灾人祸，仅靠外国行吗，肯定不行，再苦再难也得自力更生，我看上头不会不管，肯定会鼓励种麦子的。”过了几年，中央果然对种粮实行政策补贴，鼓励农民多种粮，种好粮。为这事，我和母亲都说父亲有远见，父亲笑了笑说，没啥没啥，就是麦子给我托了个梦。

我和妹妹们在城里成家立业后，多次劝说父亲不要再种地了，和母亲一起搬到城里住。每次父亲都回绝了：“这麦田，我和你母亲守望了一辈子，也耕种了一辈子，舍不得。没有这麦田，就养不起这个家，供养不起你们上学，也就没有我和你母亲相携相伴的辛苦，我不去，你母亲也不能去。”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父亲沧桑了许多，老了许多。这些年，每逢麦收时节，轰鸣的收割机排队而来，代替了镰刀和石磙，不再那么忙碌和劳累。可父亲总要留下一小块麦田，磨好三把镰刀，他一把，母亲一把，还有一把给我备着，割麦、打捆、装上牛车，在自家场院里摊晒碾场、扬场。父亲说，这才是真正收麦子的感觉。

每年收完麦子，父母都要用新麦磨一大袋面，蒸上新馍，让人捎给我。“自家的新麦，干净香甜，有劲道。”吃着父母从老家捎来的馒头，我仿佛看到他们在田间劳作的身影，在家乡那片广阔的天地间，那身影早已和麦田融为了一体，而自己也在冥冥之中，化作了一棵麦子，低着头伸向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