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绣花鞋

今天是我55岁的生日，我越发思念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的母亲了。

母亲心灵手巧，而且勤劳向善一生。临终前，她再三交代要留点生前用过的东西来守家，不要全部焚化给她。留有实物，哪天想父母了，好给子女们一个念想。精挑细选，我们留下了母亲几份特别的东西，其中有她年轻时穿过的一双绣花鞋。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我把这双泛黄的绣花鞋带到了我工作的城市。

今天，我从衣柜里翻出了母亲的绣花鞋，也翻出了我对母亲的深深地思念……

30多年前的文坡小河片，纺纱、织布、刺绣是每个姑娘必学的传统织造技艺。听母亲说，十六岁那年，她用跟外婆一起种的棉花，一起纺的纱线，一起织的侗布缝制了这双绣花鞋。鞋子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做的。因为白天，大家都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拿工分。

鞋子做得很精美，虽然是草鞋结构式的简单，但却是一件艺术品。热天单独穿，透气；冷天套着其他鞋子穿，防滑。鞋后跟是块侗锦，绣有龙凤飞鸟，蝶蜂恋花，歌舞拉手人形。鞋带是侗锦彩带，鞋底有几层侗布叠加，用粗纱整整齐齐地缝了几个来回。这样的鞋，穿起来柔软舒服。

母亲的绣花鞋，真正没有穿过几回。第一次是做好后试穿几分钟；第二次是18岁那年，穿着上梁蒙赶歌会；第三次是出嫁时穿过三天。之后，一直珍藏在外公亲自做的嫁妆木箱里。几十年来，母亲只是偶尔把它拿出来晒晒太阳。

上梁蒙赶歌会，是文坡及湘桂黔周边地区各族同胞对歌、会友、购物、登山，特别是青年男女行歌坐夜、自由恋爱的大型民间文化活动。传唱了几百年的侗族双歌《金郎情媄》唱的就是这个戊梁情恋的故事。在数千上万的上梁蒙的人群中，穿着绣花鞋，那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母亲和父亲当年就是在梁蒙山上对山歌，对出的缘分。

媄姨是母亲的闺蜜，也有一双一模一样的绣花鞋。她俩是双歌的最佳搭档，什么二十八宿开场歌，十二情花、曾广、太平、节气下版歌，同窗、幼学、私奔、单身、孝顺父母上版歌，什么猜谜、隔歌、换段歌，薛仁贵、陈世美、毛鸿玉英、李旦凤娇、梁山伯与祝英台、王朝栋、金郎情媄长歌，什么敬酒歌、夸赞歌、日歌等等，随时出歌，随时和歌，最厉害的是能应景出新、对唱如流。行歌坐夜对歌也好，赶歌会赛歌也罢，她和媄姨一出马，从没“死”过歌。

古寨有建寨时的千年古井，乾隆四十八年修建的石板路从寨边的小溪码台拾阶而上，通过寨门，穿过寨子，一直延伸到寨子外100余米。侗族传统社会有个习俗，新娘要在伴娘的陪同下挑几担井水把家里的大水缸灌满。半路上有老人小孩看热闹的，有小伙子拦路对歌，喜逗新娘换肩挑担的。既考验新娘的体力，也考验新娘的智力。

解放前匪患严重，文坡十三寨曾被邻省土匪放火烧过。古寨有三排木屋，前两排每排有联建的十户人家，每户是五六米见方的两层木质结构的吊脚楼，是匪患火灾后统一修建的。我们的老屋在寨子的最后一排，是火灾中幸存下来的明清时代建筑。母亲个子不高，挑着一担木桶到井边打水，从古井到寨门，要上21级石阶，到了家门口还要上11级石阶。在石阶上，被小伙子们拦着换了几次肩，在寨门口拦着唱了开门歌。可想而知，那是要费点劲的。好在母亲能歌善言，唱歌是难不倒她的。穿着绣花鞋，踩在石板路上也不怕滑倒。算是顺利通过了族人们的考验，被正式接纳为自家人了。

母亲性格开朗且坚韧，父亲是个老实人，干农活是个好把式。民国后期，精通木匠工艺的外公被迫抓阄当过几天的保长，文革期间，外公外婆经常被揪到大队部去批斗，一斗就斗到深夜。外婆的右手被绳索勒残了，舅舅被送到北方进行劳动改造。刚刚嫁到我家的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兼顾两头，一头照顾外婆，一头照顾家里。那个年代，生产队种双季稻，搞双抢，只要月亮升起的夜晚，队长一声哨响，各家各户的劳动力就得马上出工，迟到一分钟就怕挨斗。很多时候母亲把我们从床上捞起，哪有什么电灯照明，黑咕隆咚的，一根背带把我们丢上后背就出门，顾不到孩子头朝上还是脚朝下。那个年代，老百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解决穿衣问题。纺纱、织布没有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但是“破四旧”破掉了“绣花鞋”，母亲的绣花鞋自然也就见不到多少太阳了。

我们有三姊妹，我，弟弟，妹妹，家里有时穷得揭不开锅。我们是穿着母亲织的侗布衣服长大的，我穿过的衣服，留给弟弟穿，弟弟穿过的衣服，稍微改一下拿给妹妹穿。到师范院校读书，我还是唯一穿着民族服装的男生。天一热，掉色的染料和汗水沾满一身，伸手往背上一抓，指甲缝里满是靛青的泥沼。母亲说：穷有穷的志气，走进瓜果地，哪怕头顶到脚踢到，只要不是自家的，碰都不要再去碰一下。1987年6月，我师范毕业当上了老师，每月拿到了30多元的工资。我想，母亲的绣花鞋也该拿出来晒晒太阳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节衣缩食，借钱讨米，哺育我们长大，供养我们读书。白天大人们都忙着出工去了，只好把没有上学的孩子丢到鼓楼凉亭里，由没有劳力的老人或大不了几岁的哥哥姐姐照看着。我的爷爷，在母亲还没嫁过来的时候早就过世了，我刚满一岁，奶奶也在漫天大雪的日子里去世了。照看弟弟的重任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是个营养不良的大头儿，带着弟弟很费劲。特别是弟弟饿了以后哭着找妈妈的那种倔，谁也哄不了他拦不了他管不了他。他翻过高高的鼓楼门槛，沿着烫脚的石板路，一路光腚哭喊坐爬到寨门口。见不到母亲的影子，兄弟俩趴在寨门口的石板上睡着了。母亲很迟才收工回来，身上背着妹妹，怀里抱着弟弟，还腾出一边手牵着我，赶着回家做饭了……吃完晚饭，母亲又坐上外公做的嫁妆织布机忙着织布去了。

解放初期，父母亲读过蒙学，进过学校，识得一些字，所以对培养子女读书很上心。但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只有我一个人读书出来了。弟弟比我小三岁，初中毕业，十五六岁就到邻县帮人家挖煤去了。妹妹最小，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为了劝妹妹上学，母亲还狠狠地打了妹妹一顿。学校就在寨子旁，老师也多次上门劝学，妹妹就是不肯去。我们家有3亩多的责任田，全靠父亲、母亲、妹妹三人在种，年年喊舅舅帮忙插秧、打谷子。我一直在外面读书，弟弟也经常不在家，劳作之余，母亲把复杂的侗锦织造技艺传授给了妹妹。由于多种原因，到了我们的儿女辈，这门独特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早在10多年前，母亲就为我们的女儿准备了背带侗锦。母亲的绣花鞋，成了极其珍贵的藏品。

现在村里成立了锦绣文坡公司，建立了中国侗锦织造技艺传习所，妹妹成了传习所的一名织娘师傅。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姑娘在这里传承学习，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到这里游览观光。如今，方圆百里侗寨又响起了熟悉的织布声，新一代织娘们织就的各类侗锦产品，随着全面小康的步伐走出了侗家山寨。

2018年九月初七辰时，父亲去世；2020年六月十九卯时，母亲驾鹤西去。我们留下了母亲的绣花鞋，留住了对父母一生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