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红薯总是和饥饿连在一起,也总是和我的父母连在一起。这是我2005年写的一篇散文,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母,纪念那个“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年代。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那“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年代,可以说,是家乡的红薯把我养大,只是几十年的城市生活,使我与红薯有些疏远了。走在大街上,每每看到香喷喷、甜丝丝的烤红薯,就勾起了我无尽的情思。
小时候,我稍稍懂事儿,便有了关于红薯的记忆。那年月,农村人靠工分吃饭,父母为了多挣点工分,经常起早贪黑在地里劳作,特别是在红薯收获的季节,父母在地里刨了一天的红薯,还要连夜削红薯片。父母舍不得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就把我抱到地里,睡在成堆的红薯秧上。在静静的夜里,“嚓、嚓、嚓……”削红薯片的声音,和着“啾、啾、啾……”蟋蟀的鸣叫,显得格外清脆悦耳。我眨巴眨巴眼睛,看浩瀚天宇,繁星点点,听大人们讲,那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人的化身,我在仔细地辨认着、寻觅着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不觉中,天亮了,遍地的红薯片白花花的,一片连着一片,一望无际,这在当时,可是我们乡下人一年的口粮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稍大一点,我就开始帮父母做点事情了,比如烧锅、做饭(馏馍、煮红薯)、割草、拾柴禾等等。一次,我好奇地学着大人的模样,削起了红薯片来,只听“哎哟——”一声,我的右手食指被削得鲜血淋漓,一阵钻心的疼痛让我难以忍受,直到现在,我的右手食指的指甲盖还是少了三分之一。后来的日子,父母很少让我削红薯片,干得最多的,就是在母亲做饭的时候打个帮手,要说最拿手的就是烧地锅了,特别是在冬季里,边烧锅边取暖,还可以时不时地往锅灶里填上几块红薯,随意翻转几次,不大一会儿,便黄腾腾、香喷喷的了,那味道,一点儿也不亚于现在大街上卖的烤红薯。
我是在红薯的醇香甘甜中长大的,年年岁岁吃红薯并不感到腻烦,那是因为母亲能不断翻新红薯做法的缘故。春天,她用红薯面拌榆钱做蒸菜,新鲜可口。夏天,她用红薯粉做成凉拌粉条,开胃健脾。秋天,她把红薯片砸碎熬成稀饭,沙沙的、面面的,百吃不厌。冬天,母亲让父亲找来一块长方形的、书本大小的铁皮,在上面铳出若干小眼儿,然后两边用木条和铁丝固定,这就叫“红芋拉子”(豫东皖北方言),母亲把红芋拉子放在一个大盆里,再把洗干净的红薯放在红芋拉子上使劲儿地搓,搓出的粉渣可以蒸蒸吃,还可以掺些红薯面做粉渣馍,澄出的淀粉摊成煎饼,滑滑的、细细的,好吃极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农村大部分人家已经能吃上玉米面了,母亲就把红薯面与玉米面和在一起做成花卷馍,这样的馍真可谓色、香、味俱佳。到了春节,母亲在白面馍里包上红薯馅,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但吃的时候,我老是挖里面的红薯馅吃,母亲说我是生就的红薯嘴,没有福分,可我总是改不了这个习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早已结束了天天吃红薯的年代,无论城市和乡村都把红薯当作一种零食或副食品来调剂生活。如今,嚼着白白的馒头,品着美美的肉香,我仍然想吃家乡的红薯,这种渴望在内心深处积聚得很久很久,就像游子思念亲人那么强烈。忽有一天,父亲从老家给我送来几块红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细细品味红薯的香甜,我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
我时常想,一个乡野之人来到这喧嚣的都市里,许多事情犹如红薯一样,虽然它曾代表着清贫和无奈,但同时又蕴含着甘甜和淳朴。(选自怀家伦著《草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