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仁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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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那架山》、《查证》小说集自序
小说《圣地纪事》杀青时，我心情非常沉重地写下了题记——这儿，曾是块造就了一代领导阶级的“圣地”。突然，我强烈的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小说，但更是在写一种“文化”。 而且自己再不顺着这“文化”的脉络写下去，恐怕在已暗潮涌动的“圣地”中，这种文化或许迟早会被冲刷没了。
正付出与负收益——一种“自我神圣”的文化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国家为制度，为政权巩固，为民族工业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精心地打造了一些政治环境氛围特殊，并实行外界难以理解的半军事化封闭管理的大型国营企业。在这个“大熔炉”中，锤炼出了一批“代表先进无产阶级”的“领导阶级”。也造就和形成了一种充满正极的荷尔蒙精神狂热。在这块“圣地”中，有人生信仰的支撑和人生价值的肯定和体现，还有社会光环的笼罩。责任、奉献、使命感、荣誉感，是当时主流的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因此“圣地”中也有了一种“自我神圣”感和精神荣耀，并无时无刻不精神快乐着。改朝换代，时事变迁，精神的富有终是掩饰不住经济的困惑。八十年代初始，多年的正付出与负收益的窘况，在社会变革中被无情地裸露在了社会价值嬗变的沙滩上。虽然固有了几十年的价值观和文化受到了第一轮的冲击和挑战，但理想主义者总是幻想随身，变革之初随风飘撒过来的一、二缕阳光和几滴甘露，又为“圣地”中人注入了精神营养。贫困总是被富足的精神资源所对冲，这是当时一种文化常态。他们相信“我们的生活到处都充满阳光”，又一次自我感觉良好的为自己勾勒着种种美好无边的远景。他们渴望改革，甚至希望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这个时期，我写了小说《桂花飘香的小院》、《西街口》和几个中篇小说《满月》、《前夜》等。自己这期间，笔墨也是饱含希望和酸楚的，更多的是唏嘘不已。我那些工人师傅们始终相信无产阶级祖师爷说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
“圣地”的坍塌与精英文化的落幕
“圣地”中不仅出“精神产品”，也是造就一代工业精英和无数能工巧匠的人生大舞台。勿容置疑，这一批民族工业的顶尖人物和高手，在技能上绝不逊于当今被称为工业制造顶级的德国和瑞士的业界精英。况且他们还是经历过特殊的政治文化洗礼，极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正量的文化积累，使他们身上已开始闪射着民族工业振兴的希望之光。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命运是随着变革步步深入而被逐渐边缘化，他们的社会及人生价值更是随着另一个阶层人士的启用而被一步步地贬值。我有个师兄在改革之初的提高青年工人技术水平的大练兵的大考试中，以优异的理论水平和高超的实际操作技能，赢得当时国家机械部的百分之一的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没高兴几天，厂里一个新调来的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厂长，在厂里创新试行的第一次工资升级中，就调掉了国家机械部奖励他的半级工资。名曰“要考虑同期进厂的人员收入水平”，他是欲悲无泪呵！“掐尖行动”就此开始。有人做初一，自然有人做十五。经济上的“均平富”，反映在文化上是非常可怕的负效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是人生际遇的起伏跌宕的写照，更是国民深层劣质文化和阴暗民族心理的张扬体现。不同阶层的人际关系，自古以来都是被政治和权谋利用而此起彼伏。相互间的互踩、互伤、互害在政治文化为特征的时期，表现得更烈、更彻底罢了。但在民族经济亟待复苏的历史时期，仍是如此极端的践踏，那真可悲得不可言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过去了，“技能越高超越不待人见”却异曲同工的被更阴地打压下去。受伤受害自然是民族工业。“掐尖”实质上是“铲根”。时今“中国制造”让世人瞧不起，其根源是能精良制作的非但无拔尖之士，连其文化环境和根基都被铲没了。知识是资源，技能更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现代化工业和强大的国防，仅凭知识是打造不出来的。可是为什么要被割裂开来呢？而且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被一块块地剜割的。叹呼！悲呼！有本事有超能的精英人物是有人格尊严的。于是我有了《翻过那架山》、《“圣地”纪事》、《关于菜刀的胜利》、《磨王》等。“圣地”坍塌了，精英文化再没有表演、展现的舞台，人生价值的实现没有了方向，茫然无路了。文学作品不能直抒呵，我每写完一篇，总难免要难受好几天。我们这个民族历来不怎么重视资源，不管是历史的、人文的，还是自然的，这二、三十年对其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其它民族却不这样，苏联解体时，政局和社会动荡那么凶，但他们的重工业基础和相关人才资源非但没受到丁点打压和冲击，还被优厚的条件保护着。一旦国家缓过气，他们仍是军事和制造的强国。这是多么大的文化差异呵！更叫人扼腕的是在能工巧匠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山里的农民娃都不愿进工厂做那“背时的技工”的时代，“掐尖行动”却仍在继续。去年又有最新政策：获得高级技术、经济等职称的人员，不再享有退休几十大毛优待。这真不是几十大毛的事了，高级技术职称的获得，必经几十年的拚搏和积累，在工厂中只能以千分之、万分之来计量了。社会价值的取向如此，“中国制造”何以得振兴？
量变到质变与奉献文化的宿命
对历史的正极价值人生取向缺乏理性思考和正确解读，一概否定和取缔，必将导致民族的正极精神价值体系的最终崩溃和终结。这本是给点阳光都要灿烂的一群有忘我精神的人。但政策可以变，可以失信，这是他们几十年所信仰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不曾遇到过的。他们到偏远的山里边创业，本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为强国、为强工业、为备战，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他们献了终生、献余生、再献儿孙，几十年甚至二、三代人的正付出和积累被故意忽略和剥离，变革使他们失去了信仰的支撑和制度的保障。逐渐被抛落在历史的凹陷处，生存空间被挤压，命运被裹挟、被决定、被颠覆。他们从被社会赞叹的“牛精神”，到被人嗤笑为“猪一样蠢”。几十年的奉献，落得竟是被斥之为“吃了几十年的大锅饭”。“无私的领导阶级”最终仍沦落为“头上无片瓦，脚下无立锥之地”的“无产阶级”。他们没想到归宿是这样。讲马列的不再谈“剩余价值”了，有什么办法。即是这样，还有忽悠之声：“现在是革命革到你们头上了，要正确面对”。人可以一时傻，几十年傻，但时代和社会巨变和颠覆是逼人的，他们不可能再遗传这种“傻”基因，让子孙代代傻下去。于是乎，子不再承父业，连好不容易招来的农村娃也纷纷逃离工厂。这就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这也是哲学锁定的规律。他们的儿孙在变革中“洗心革面”，开始认真地用新的价值理念面对外面的世界。正是所谓的“开放”，使“领导阶级”的二、三代人有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地下打工仔》、《追踪“叛逃者”》、《指导员的钥匙》等章，我完全是用纪实笔触写下的。因为现实的生活，早已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身边的人和事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经历，更无法想象和创作出来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工人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多么精辟！这是懂的人说的话，也有良心！
“主人翁”文化的烙印与正极文化的惯性
工人阶级的一、二代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群可敬可佩的人。尽管这个社会没有给予他们付出的应有的经济上回报，但对于曾给予他们令人尊敬的政治待遇和精神信仰的富有，他们是感恩记情的。“主人翁”情结使得他们无时无刻没敢忘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感。尽管社会风气已演变得没人尿这一壶了，但他们还那么下意识的顽抗着。对于他们曾依附着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的工厂，他们有极深的情感依恋，因而他们有一种本质意识和顽固信念，工厂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任何有对工厂的丝毫侵害，他们的反应是最为强烈的。《流失》中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要与工厂荣辱与共的正义感，使得他们在赖以生存的基础被人釜底抽薪而迸发出了“主人翁”的本能愤慨和反抗意识，这正是他们作为普通职工能不顾身家安危，敢于仗义而起的原动力。只是东风不再，“领导阶级”落势了，变革一如排山倒海之势，颠覆着曾经辉煌的一切。“国家的东西”被吃里扒外，蚕食围猎，其实是从改革之初就开始的，利益任意可攫夺，已引来了一堆嗜血的苍蝇，这是非常强势的一个阵营，岂是区区几个小“主人翁”可匹敌。因而他们不能也不敢再以“领导阶级”的英雄面目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去捍卫属于“国家的东西”了。只能压低身子，象《齐先生之蟹战》和《流失》中那样进行曲折的“地下”和无人喝彩的抗战，即使偶有小胜也是暂时的，最终仍是落荒而逃；要再不识趣就只会如《查证》中的悲剧，家破人亡。于是便有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螳臂当车般的悲壮。文化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不仅能改造人、塑造人格，更能熏陶造化一只疾恶如仇，面对夺命刀，死不悔改，奋不顾身一搏的忠犬。《杀狗》留下的正是正极文化在人中废退，“人不如狗”的喟叹；它更能象复苏电流一样，瞬间激活精神病人那早已透入骨髓，渗入神经的正极因子。《一种尴尬》中患病女工条件反射似的壮举，用最后的生命爆炸了一朵灿烂的正极文化之花。
“主人翁”们作为一个独特文化和经济群体，在上个世纪二十余年的变革进程中，受到冲击最大。工厂与农村不一样，农民在改革中更多的是不断获利，而他们却在政治地位、经济利益、生活福利和劳动保护诸方面，总在经历一系列失落。他们还经历了亏损、停工和失业，陷落到了人生的最低点。一种文化正被其它文化排斥，为国家真正奉献了几十年，为共和国建立了钢铁基础的群体被抛弃了，似乎他们不配享有改革的红利。财富创造者所渴望改变命运，并随着动荡的浪潮攀上生活的新大陆。然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天真幻想。“弄垮一个厂，一个人就足够了，搞好一个厂，一万个员工使劲也不行！”这是上个世纪很流行，也很一针见血的一句大真话和大实话。确实颠覆了，一切都颠覆了！创造者们不仅不能再做“主人翁”了，连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也给铲除了。他们一无所有，被迫失业，背井离乡去另谋生路。人虽被赶出了工厂，但“主人翁”文化情结归宿使然，使《远行》中自然流露出的爱恨交加的情绪和对曾养育他几十年，他也曾为之奉献了几十年的工厂的眷恋的徘徊之情，就有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悲怆。“主人翁”之所以在自身已被打入地狱，面对奸雄仍能义愤填膺，忘我一拼，这完全是潜意识里的顽固的文化因子被极度弹压而反弹迸发，更是正极文化的惯性之必然所酿造的一幕回光返照的悲剧。“主人翁”就此从这混浊的土地上饮恨含冤惨然而别，远问苍天，湛兰无际的蓝天白云深处，尚有一片净土否？
现在翻看以上诸篇文章，竟是短短几年间集中写成的，更是《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大时代文学》、《滇池》等几家刊物斗胆顶风而发表出来的，《青年作家》甚至还为《流失》组织了几期声势浩大的评论文章。也算是当时社会上尚存的一点正能量的一种呼应吧。
幸哉，借《四川当代作家文库》出版《翻过那架山》、《查证》两个集子之际,谨向工人阶级致最后的敬礼！
邓仁宪
二○一八年于简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