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岩画的梦境（散文）

    金融班微信群，拔高一点，完全是虚荣心使然，权且称作大学群吧。群里保平同学发了一则中国人民大学微信平台的消息，原国家经委主任、人大校长袁宝华先生去逝，时间2019年5月9日，享年103岁。老人是1985年至1991年担任校长的，虽是我们校本部的校长，但我们这些校外班的学生谁都没见过，更别提倾听教诲了。朱镕基总理刚参加工作时，曾与其在一个单位共过事，他曾称袁宝华为他最好的启蒙老师，是他一直努力学习的榜样。
消息还说，袁宝华时刻不忘人民大学的延安底色，强调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忘记人大的立学之根、丢掉人大的办学之魂。由此我想到，没有袁宝华先生，可能就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延安校外班这个名讳和机构，这种人才帮扶，可能是当时帮扶革命老区经济的最持久最有效的办法。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初，接到录取通知书，确实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全称，却后缀了延安校外班，信发自延安地区延安市一个叫莫家湾的地方，听说是一个红旗手表厂的厂区改造的临时开办的学校，类似于长期培训班，期限两年。后来大门口竖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延安地区经济专科喷漆的不大不小的铁牌子，位置在靠大门东侧的枣园方向。一度还被社会上称为延安经济管理学院。不论怎么叫，两年学业完成后发给我们的硬壳绿色毕业证上，校长的蓝色行书签章赫然是袁宝华，照片右下角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钢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人问过我，是在北京上的学？我嗫嚅着，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只能解释说明，好象有降低中国人民大学身段和污名母校光辉的嫌疑。
然而，我们都是参加高考被统一录取的，既然被录取就要努力学习，争取毕业，不能愧对胸前的白底红字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徽。我们这一级共招录了120名学生，分为财政金融，工业经济管理，历史教育三个班级。第二年还招了国民经济计划和农业经济两个专业计100名学生。据说属联合办学，北京人大按照校本部教学规程负责学籍管理和教学，延安行署负责后勤管理和日常教学保障服务，以及毕业分配。名誉校长是当时延安行署主管文教卫生的罗士杰副专员，常务校长是来自曾任黄陵县委书记的杨德虎先生。我们学生属人大代培生。目的是为了给延安老区培养急需的行业专业人才，这是报恩，也是反哺，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10月在红色延安诞生的陕北公学，也就是人大的根在革命圣地延安，这是天然的渊源。
我们财政系的金融专业课程设置了十三门课，有基础课写作，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电子计算机等，以及专业课金融学，会计原理，工商信贷，保险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等。班主任是学校配的，是延安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李忠老师，年龄跟我同岁。而比我年龄大几岁的或小几岁的同学也属正常，那时只有通过补习，尤其是农村户口，只有通过高考这一独木桥才能参加工作，同学不论男女，不论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也不管文理，只要成绩上了分数线都会被录取，在这里既是归零又是重启。我报考的是理工类，和班里同学一样却被录到应录取文科学生的人大校外班。当时，按我的成绩被延安大学或榆林师专完全可以录取，但我没有填报志愿，服从分配，没想到调剂竞跨了文理两科，一个人的命运不可思议地被莫明无助地改写，这在当时好像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教学的基础课基本都是讲师，大多是本校老师，偶然几门还有延大的教授。专业必修课是人大校本部正经任教的教授或讲师。一般集中授课三到五个月，授完课，复习考试，及格就算本门课学习结业，挂科的要等第二学期开学才准许补考，我们班好像没有挂了的，其他班有，也是寥寥。一门课的结业，预示着北京老师就该去延安东关机场坐飞机回北京了。
我已记不得是哪位老师曾说过，是北京的还是延安的？意思是，大学生都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二是要好好读几本中外经典名著，这才不枉读了大学。当时大家都似乎放肆地大声笑了，现在想起来，谈恋爱是要有缘分的，读不管是社会学或哲学或文学经典也是要有充足的课外时间和耐性的。说得真不错，像是对于人生的开示。可区区两年时间差不多要学完本科的学业，还要实习，那不囫囵吞枣消化不良是不可能的。我们班同学是最淳朴踏实好学的一族，整天忙得跟狗一样不得停歇。但磨刀不误砍柴工，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还是有被毕业后证明成了好事的。我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只有风华雪夜谦卑的嘶吼，和被爱的无奈。那时只是为了青春，为了称雄，为了动静。
因为考上所谓的大学的过度兴奋与放松，进入了白天混沌夜晚清醒无眠的怪圈，一学期的恶性循环导致了我的重度神经衰弱，一个夜晚睡在宿舍架子床上，羊数得越来越多，到了天快明才在枣园村民家公鸡打鸣声中一头栽倒在偌大的羊群里似睡非睡。以至第一学期过年回家只能静卧炕头，给父母一点忙也帮不了。只觉得冬天的太阳，昏黄暗淡一点温暖都没有，陷入一种迷乱恍惚，站起来头重脚轻，好像要随时会颠倒过来，看人也完全是重置的貌合神离，世界是一个奇妙的倒置状态，只剩下自己一个躯壳，好像不翼而飞。病了，真的是病了，一个喜欢运动喜欢篮球喜欢文学的人，一下子好像崩溃了，瘫软在父母身边。我当时查了不少资料，知道是睡眠不好免疫力下降也引起了迁延不愈的感冒微烧头昏脑胀浑身无力，我知道，这只有通过强力矫治才能逐渐步入良性循环。于是，早晨五点起床在操场跑步，下午校队篮球训练，沿公路向裴庄一路往西，累了再折返跑回来，或往枣园向东至卫校折返。当时只是想让自己累，必须累得一塌糊涂，然后晚上才能入睡。这还不算，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早上，学校寂静无声，这是我在后山的僻静处蹲桩的最佳时间。新宏也曾教给我一些武术套路，郭成明也教给我简易太极拳二十四式，这都对我的身心恢复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政科没少陪我散步，笑谈人生，走得很远。
第一学期是郁闷无助的，本来期末自己可以提出辞去指定的班长职务，因为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更别提协助班主任管理班级了。我的落选已在意料之中，我只是等待那个时刻。后来李忠老师跟我谈话，邀我担任体育委员，我拒绝了。可我为了班级荣誉，带着技术不甚高超的班队，凭着顽强拼搏、积极防守，却夺得全校五个班队的篮球赛冠军。那时，我喜欢校篮球队配发的那两套蓝色春秋队服，上街穿上课穿散步也穿，毕业时洗净叠平交回学校时只是袖口磨破了一点，校队虽然没有参加过大型比赛，但郭启发老师的为人义气豁达大度率性给我留下深刻映像。毕业时与郭老师告别，他把器材室的钥匙交给我，说，喜欢啥去给你拿一套吧，留个纪念，我拿了一副乒乓球拍，后悔没拿一颗篮球回来。
    我们宿舍藏龙卧虎，曾出了三任班长，一位唯一的学生会主席，以至毕业参加工作的三十多年里，出现了几位翘楚的正副县处级和不少的正副乡科级，以及教授高级经济师会计师和总经理等，不断续写了新时代同学们的进步与卓而不群。但我记忆尤深的却是床侧墙上贴了世界地图和全国地图，地图两边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胸囊四海,下联口数九州。这等雄意这等胸怀这等高远，是我们当时风华正茂志存高远的写照。这是隔壁宿舍剑君同学的下铺床位，毕业时，我们黄陵三位乡党还在此一起纪念留影，不，其实也是四位乡党，剑君祖籍也是黄陵，离我最近。
1986年的夏季，快要放暑假的前几天，我与同有文学爱好的辛文忠同学去了延安市文化馆，希望得到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的点拨，可能是我们的诗作离真正的诗相去甚远，不像样子，只得到了不轻不重的鼓励，连可读的诗集都没有推荐，更别说技巧了，我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诗人是要与上帝对话的，要能说出鬼都听不懂的话的。我俩懵懂不堪，只得脸红出门逃离，不敢回头。路对面有一工艺美术商店，顺便躲进去想缓缓神。突然，玻璃柜台里的一个木雕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只雄鹰傲立苍松顶端展翅欲飞，低头俯瞰从眼皮底下迅疾掠过的一对飞燕，一种力量一种毅力一种独尊生动浮现，像是无坚不摧，笑傲红尘游刃有余又自信的强者。买回来，躺在架子床上，给背面用钢笔隶书“侧翅三秋掠地来”，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没有多久，好像再有一年的功夫就要毕业了，全校的文学爱好者通过发起，自觉成立了一个求知读书会，亚平、建国和我是文学顾问，创刊号《求索》文学刊物校内刻版问世，争相传阅，所刊发的诗歌散文小说，虽然稚嫩，却还像模像样，有些气象。本来，我们在短暂的日子想穿透风高刺骨的荒原，像西北狼的肆意嚎叫。我们阅读，我们书写，我们挥霍躁动不羁的青春，希望在文学的殿堂寻觅人生，寻觅灵魂的自由放逐，可最终因为支持缺乏力度，学业功课紧张，读书与讨论疏懒，文学的梦一地荒芜，鸡毛零落。
    临近毕业，纪念册飞来飞去，争相送照片赠留言，留言册的空白处也没放过，以至收了好多照片而无处粘贴留言。虽只有短短的两年光景，不论哪个班级，一届的同学都是彼此相识的，然而相懂相惜相知的却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一位同学给我的留言曾让我沉思良久难以忘怀，她用了武侯祠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沉思。”来提醒我要“攻心”，要“审势”。至今想起来也心存感念。这句话实际成了我的人生遵循与警示。真是河里的水深浅只有鱼知道，河里的浪大小只有岸清楚。你就是金色的鱼，你就是如磐的岸，我只是扮演了一缕云烟一米斜阳一个匆匆过客。仔细查找，同班同学里竟然还有没签名留言的人，也仅仅是一个，是为了铭记还是为了彻底的忘却？不得而知。
本来校外班据说还有第三届招生，因为我们第一届的分配出了状况随机被取消。学校宣布我们先按合同制干部安排分配，原则上哪里来回哪里去，保证专业对口。可我们是高考来的，并不是社会上的招干，不知道当时管理者是如何想的？这些事只有亚平，建国和我议论多些，我们常常在一位教工老师的住处闲谝，静观事态。不久就出现了振臂一呼的人物，有人说我们是幕后策划者，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做，只是随大流。当时，学生想得简单，我们一旦离开学校，谁还有能力把“合同”二字抹掉，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才觉得所谓“合同”不“合同”都是无所谓的。我们的简单单纯，认死理，二年级三个班的全体同学和一年级两个班的大多数同学，自觉聚集到延安地委行署大院，在楼上楼下，楼道里楼道外，以及院落三三两两或走动或站立，等待诉求的答复，两天一夜的等待，像上访又不是上访，甚至有了绝食的范本，尤其是到了下班的饭点，我们大多都不愿离开，只有默默等待。等到第二天下午，行署小会议室，行署罗士杰副专员，一个慈祥的长者，穿着灰白色半袖，略微颤抖的左手握着折扇，面前放着自己的口杯，头发有点花白，他就是我们的名誉校长。当他招呼大家坐到桌旁，并环顾一周后，说，经会议研究，并报主要领导批准，取消今年招干指标，安排延安经济学院应届毕业生时，话还没讲完，会议室立即响起了掌声。当时的地委书记是因违纪违法现已落马，并将要坐穿牢底而被终身监禁的第一人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专员是现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的王巨才先生。
可那时我们毕业离校并不知道，地区人事局给各县市的批复文件里附加了一条扛硬的杠子，必须在乡镇锻炼三年方可调动，并没有对口分配那一说，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学非所用，比如学金融搞了党建，学历史搞了行政等，像被遣散或被仓促安置，至少我们县就是这样。
校外班两年学习的生活，对每位同学来说都是一个人生的转折，无论快乐与悲哀欢欣与忧伤富贵与贫穷，同学是天然的缘分，记得也好不记得也罢，交往也好不交往也行，你在那里，没有消息便是安好。如今，时光伏地而过，个个已过知天命的年龄，虽不需“朝出晚归粮稻谋”，但钟情诗和远方且不满于眼前的苟且却是永远的追求。
其实，我最怀念彼时枣园村老乡挑着两只铁桶，到男生宿舍院子里来叫卖的玉米芊芊饭，还有酸菜漏鱼，这是延安寻常经见的美食，百食不厌，如果不是用粮票或饭票来换，那完全像家的味道。
毕业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时时忆及那个山环水抱的地方，公路从门前经过，有熟悉的河流与田畴，雪落的黄昏与静谧，春夏的明媚与妖娆，甚至露天电影迷离醉人的夜晚。我一直想去延安枣园后的莫家湾，看看原来的校外班，几次带家人或朋友来参观革命旧址枣园，虽只有一箭之地，还是不敢去。不是校外班已老去不存在了，而是我心存余悸。我怕当年栽植的白杨树被砍伐或连根拔起，我怕那副熟悉的篮球架被挪置于荒草，我怕旧时模样的改变而面目全非无可找寻，我更怕如水的时光会摧毁生命深处绽放的多彩青春。而已逝的青春像不朽的岩画被镌刻在延河以北莫家湾岸边陡峭的山崖上，灵动艳丽隆重，火焰般炽烈，像是被创作了两年或更长时间的一个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