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黄土地

看到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中“誓师酒”的镜头，我被周总理的拳拳爱民之心所感动。镜头切换到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陪越南代表团到延安参观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唯一一次回延安。当时延安地区农民人均粮食不足500斤，年人均纯收入不到50元，90%以上农民还在饥饿线上挣扎。

面对曾经战斗过的土地，面对现实的落后差距，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动情地说：二十多年前，我与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在延安这片土地上革命战斗，曾得到延安父老乡亲的支持，延安是我的家。解放这么多年了，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群众的日子过得还很清苦，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啊。说完，周总理眼里闪着泪花。停了一阵，他面对当时的地委领导，问道：能不能实现“三年农业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当听到积极的回应，总理非常高兴。虽然他自己身体已有病，不允许喝酒，但他还是高兴地说：拿酒来，我敬大家一杯，希望同志们不负重托，把延安的事情办好。

虽然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周总理对延安人民给予的厚望未能如期实现，至1978年延安所辖县还均属贫困县，大多数农民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但从此以后，一群群公仆都把群众的温饱和贫困时时刻刻放在了心上。

也就是那几年，距延安160多公里的黄陵，与中华始祖轩辕黄帝陵寝所在的桥山越川隔壑的隆太原，那只是辽阔黄土高原上一指宽的南北走向的一绺原区，随着延安北部秃山荒漠的葱荣变绿，黄陵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似乎也刚从吃饱的热乎劲里苏醒过来，然而，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吃饱。

记得，从太贤公社的畛李园村搬到太贤村插队一户人家，因为畛李园村的土地要变更为太贤公社的林场，所以村里的所有人家都要插入全公社的其它十二个村子落户，也就是畛李园村将被化整为零不复存在。刚来到太贤村的张姓人家很勤劳和善，户主叫三五，他会开拖拉机，会务果树，在农村这就算得上能人了。他是第一个承包队上果园的人，好像还当过几年小队队长。

过了几年，他家就买回来只有公社会议室才有的那种全村第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那时的天线要高高架在窑背上才能接收到信号，信号有方向，调试时，一个人在窑背上必须慢慢旋转，寻找一个最佳接收方位。这个方位的确定要由另一个守在屋里电视前的人来判断，当听到屋里那位大声喊出的，好咧好咧好咧。这就可以断定电视屏幕上肯定是没有雪花点或很少，同时喇叭里播放的声音也没有伴随图像颤抖变形或上行不断滑动时夹杂的呲呲啦啦的噪音。这时，窑背上的人就可以一手扶着绑扎天线的木杆子，一手用镢头扒拉土填坑，埋杆子的土坑快填好时，又给木杆子周围用镢头砸进去几个碎砖头，再填上土砸实踩好，这才可能保证天线遇风吹雨淋不会因摇晃而松动，以至于影响收看效果。

尤其到放寒暑假，我们弟兄几个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聚集在人家炕塄底下，坐着小板凳，扶着下巴，津津有味地看新闻或追着剧，那时，总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的光鲜艳丽。每次去，人家张姓人家都很热情，很耐烦。他们家的孩子小，总是在炕上乖乖玩，不知能不能看懂电视，看着总是鼻涕不断，憨态可掬，默不作声，不敢与我们搭言，偶然下炕走在脚地，会发现他们弟兄俩的腿脚与我们太贤村孙家姓氏的人有些不同。

他们原来的村子畛李园人老几辈子都是缺水，深水井打不出来水，只好打窖储水，水来自窑顶和院子的地表，不知当地的土地多了或少了什么物质才导致了全村人的腿胯不好。仔细看三五的腿胯也不好，而他媳妇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所以人家的腿胯是好的。

我在外上学几年，老爸买回的黑白电视，天线仍然要如法炮制，但电视尺寸已变成18英寸了，还没有变成彩电，还是黑白的，从此以后，我们终于不用到后巷的张姓三五家蹭电视，麻烦人了。

一天回老家太贤，居然听家人说三五得了不治之症，去世了，他果园虽务得好，但挣的钱给他看病还是显得不够，拉下了债。那时还没有农村合疗，更没有大病救助。他们家只出嫁了女儿，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媳妇都还没着落，撇下老婆孩子，走了。

没有多久，老婆为了能给两个儿子早日娶上媳妇，加之果园人手不够，就给自己招了位上门女婿来支撑门面。好在，这个老汉善良殷勤，身体好肯出力，靠果园收入几年就给两个儿子先后娶了媳妇，但谁知老婆那没黒没明劳累操劳的身体竟然又得了不治之症，便追随前夫三五而去。

离开父母的兄弟，虽有继父帮衬，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老大的日子过得马马虎虎，他本份老实，谁叫帮忙干活都不落空，比如红白喜事，最苦最脏的活他从不挑拣从不推诿，不紧不慢倒也干得有条有理。一个夏天下大雨，南后巷雨水出不去，没人去清理，他连草帽都没戴，二话没说，跳到水渠里清理碎砖烂瓦树叶杂物，直到疏浚通畅，才被站在水渠边上的好心人拉上来。老二嬉皮嗨濑（方言意为干事不来劲，没谱），同样娶了一个嬉皮嗨濑天生一直眯着眼弱视不爱干活喜欢串门的媳妇，他命算是苦的，村里有人说，老二是因为媳妇嫌他窝囊木讷挣不到钱便不让吃饱饭，一天天被饿死的，死后，儿子才只有五六岁。

原本好端端的一家人，对于三五的大儿子谋蛋，还没来得及感恩帮过他的众乡亲，也未来得及过上真正的小康生活，就相继有三位亲人离世。

一天， 我回去遇见他，

他停住开的三轮车和我打招呼。我安慰他说，听说你家被确定为贫困户了，不要怕别人笑话，有人还想办法争着当哩，你身体不好，不要过于自责，实在干不了活，政府还有扶贫兜底政策，可以永远保证你生活不熬煎。谋蛋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支烟，打着打火机，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不好意思地说，我再用两三年就可以把这几年欠的账还清。他不好意思的叹了一声，唉，我现在和村里人相比，日子过得还不如人，我不能永远戴着贫困户的帽子不卸，一直戴着我心里不美气。

一天，看着他开着往

果园里拉着复合肥的三轮车慢慢隐去的背影，我感觉到了谋蛋的倔强与隐忍，不屈与自强。他身体并不怎么好，柳拐子腿，大骨节手，可眼里总闪烁着对生活的希望与盼头，不论命运多么坎坷，他都在顽强地活着。如清代诗人袁枚的诗《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贫困的人如潮湿角落里的苔藓一样，虽不为人知，又被贫病与困苦所纠缠，但仍应季而生。尽管开的花尽可以忽略，但苔藓花的本身并未小看自己，而是顶着不足为人道的弱小花朵，独自绽开出应有的希望的执拗的不易觉察的花朵，并不断努力地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不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生命存在吗？

俄国作家契科夫曾说过：困难和折磨对于人类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是脆弱的铁屑，煅就的将是锋利的尖刀。中国就需要这样一把亮给世界的尖刀，无意伤害谁，只是为了有胆力有底气的幸福地存在。

丰衣足食是中国人祖祖辈辈的梦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而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翻阅史籍，上溯几百年，乃至千年，那些记载饥馑年代的各种悲惨景像，令人颤栗嗟叹。英国18世纪晚期作家思想家赛缪尔·约翰逊曾说过：对穷人体面生活的保证，是对一个社会文明的真正检验。

为了这个 “保证”，我们这些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已经为之奋斗了百年有余。曾经的世界旷野，满目荒凉，历历苍痍，宛若一个无边巨大的泥沼。几千年来总是有很多的人被命运捉弄而沦陷其中。

我的祖父就是千万沦陷中的一员。他和他的弟弟妹妹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失去了他的父母，而无法在老家太贤立命存身，只好远走阿党孙村的舅舅家。舅舅家虽然同样穷困不堪，但还是收留了不幸的两个外甥，只好做主把外甥女给了程村刘家做了童养媳，以保全性命。我的祖父是睿智坚强的，当他带着在他舅家迎娶的我的奶奶和自己的弟弟返回故乡太贤时，已是30年代中晚期。1937年腊月爷爷有了我的父亲，也有了自己一点土地。听父亲说过，遇到自然灾害的年景，为了能活下去，树皮吃过，观音土吃过，草根也吃过，虽然没有逃离，没有灭顶，是因为治愈贫困的智慧如照进了关着门的屋子里的一缕阳光，灵光乍现而从封闭保守渐次转向乐观开放与自强。祖父的达观与自信，没有因家境的不堪而破罐子破摔，他懂得盘算与思考，懂得节俭与积累，他开启了命运把握的命门，使心劲与期望得以激活，完全把平常俗人困苦短缺的日子过得有了滋味。

解放后，成立合作社，入社时，他将自己辛辛苦苦置办的十三亩平平展展的能打粮的上好良田，两头大黄牛，以及所有农具全部交给集体。我的爷爷没有把一个大家子带入困苦的泥沼，而是在泥沼的边界努力供养我的父辈读书考学，他并不知道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只知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他指望他的子孙后代能永远脱离土地，过上脱离苦难的日子。爷爷不识字，但他学啥会啥，是民国时期黄陵隆坊、店头酒厂有名的烧锅酿酒师傅。爷爷说他没骑过自行车，在碾场里见有人学骑自行车，他要过自行车想试试，结果，跨上去瞪着便走。他耕种碾打没有一样不精，曾无师自通地学会嫁接果木，当三队队长时，务作的几亩集体苹果园，每年社员过节就有了福利，乡亲们亲切地称他“大能”。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东方古国，有史以来，特别是一百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与饥饿和贫困作斗争，尤其是近四十年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累计已减少8亿多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等人类学家曾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缓解全球贫困的研究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穷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所以，要想带领贫困群体越过贫困线，奔上小康，首先必须改变他们的思维观念，认知习惯。否则，再好的产业，再好的项目，再好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被惰性反复的惯性销蚀殆尽。

我过去经常被单位下派参加县上抽调的村组专项蹲点，诸如刮宫流产催粮要款（就是计划生育，催收公购粮和农林特产税），后进村整顿等，类似的蹲点下乡，基本都是以开会学文件和强催硬要的形式开始，以不了了之和鸡飞狗跳而结束，这无异于扰民，群众一直不认可，甚至极其反感。

而这次精准扶贫，一派三至五年蹲点的党支部第一书记，才真正做到了为扶贫帮困共同致富而来，他们的不走过场，不摆姿势，不辞辛劳，抛家舍业如一名名冲锋的战士，似一个个过河的卒子，勇往直前。面对困难与问题，脱下西服换上迷彩服，摘下官帽戴上草帽，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油然而生，那种不完成任务绝不收兵的架势赢得了民心。

黄陵县桥山街道办安沟村扶贫第一书记刘鹏飞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刚到村里入户调查，贫困户非常敏感，稍不注意就可能伤害他们而产生误解，所以，我到村里不管谁家，不管凳子上、炕上有没有灰尘，就一屁股坐下去，好像那些灰尘根本不存在似的。你坐实了，群众才会慢慢地和你拉家常掏心窝。

还有一次，去一村民家，发现他家里光线很暗，就自己花钱买了一只节能灯给他安装好，屋里顿时亮堂了。老人满怀欣喜地说，你的灯照亮了我的屋子，也照亮了我的心。

这位老人说得真好。在三四年的帮扶时间里，刘鹏飞风里来雨里去，几乎跑断了腿把子磨破了嘴皮子，终于引导村民成立了黄陵县首家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实现了土地流转入股，农民变股民，和农民变产业工人的华丽转身。100亩翡翠梨、150千瓦光伏电站、小龙虾养殖、以及450亩的金银花栽植项目，长长的安沟村产业的发展清单，是共同致富奔小康，不断壮大集体经济，不断拓宽经营门路的发展路线图。安沟的蜕变，只是黄陵小康路上的一个缩影。而我的家乡黄陵的大部分平展肥沃曾经是粮食高产的土地主要分布在隆太，田候，仓村三大原区，那里也从“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转向到奔小康之路。从太空中的卫星上俯瞰，一定可以看到由一棵棵苹果树占据的一片片原地和台地峁头所构成的渭北黄土高原上壮阔的雪压枝头的水墨，繁复圣洁的花蕾，绿意盎然的海洋，金色闪烁的光芒，这苹果园结构出的四季，就是奔赴小康路上的一幅绝美的比《清明上河图》更加珍贵的恢弘长卷。

从电视，从一些扶贫的微信平台可以看到，延安所辖的其他区块和延安南大门的黄陵一样，已彻底脱贫而逐步走向小康。

如果，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能看到四十多年后延安的美好光景，一定会高兴地举起酒杯，更加深情地说： 我感谢你们终于把延安人民的事情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