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飘十年，和泪盼春旧

                 ——观电视剧《三妹》有感

                         石  舌

我们总是习惯地从外表去评判一个人的美与丑，有如东北人在重庆解放碑边赶路边“打望”山城美女一样。这有失偏颇，也不客观。

文学是塑造人类社会灵魂的工程师，挖掘和创造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是文学永久性的主题。它如一把利刃，高悬在人们头顶，你若触碰了它，这把利刃瞬间就会剜削你的心，让你的灵魂从此不再安宁，泪流满面却又欲罢不能。这就是文学的力量。电视剧《三妹》就是这样一把利刃，能让你疼得咬牙切齿，满地打滚却又无可奈何。全剧虽然有点长（56集），但你丝毫也感觉不到。因为你的灵魂和眼泪已被摄入杨三妹凄惨的人生当中，会为杨三妹的善被现实的恶（真）的践踏而震怒而伤心落泪。

全剧以揭西凤凰区为背景代表着上世纪70年代中国最广大的农村——贫穷、落后、自私、狭隘。没有作过多的铺垫，故事就以杨三妹和李大庆的爱情被陷害为开场，同时拉开的也是善与恶（真）相抗争的序幕。

像水与火从不相容一样，善与恶（真）也从未停止过冲突。历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将这水火不相容的善与恶（真）绞织在一起捶打，将血淋淋的现实撕破在你面前。《三妹》是一部爱情悲剧，虽然作者对男女主人公最终作了短暂的灵魂安放（杨三妹嫁给了弹棉花人吴建富，李大庆娶了“表妹”刘春芳）。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故事的发展终究也没能使他们获得幸福。刘春芳因不能生育被李大庆娘赶出了李家大门，吴建富为抢救国家财产（棉被）而牺牲。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杨三妹和李大庆就是最好的例子。

永恒的爱离不开持久坚守。回看现实里的人，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离婚，那是自私的表现，是肉欲横流的现实社会所致。这也是《三妹》所诠释的主题，人到底为什么而活。杨三妹对李大庆的爱是真挚的，也是持久的。从开篇到结束，这都不难看出。而杨三妹对大山里面孩子的爱更是超越了她与李大庆的爱情，这让观众拍案叫绝。当杨三妹从关押她的杨家逃出来到法庭上为杜老钟作证，就构筑起了一幅人间至善至美的大爱大美图画。它在告诉人们，邪恶终究无法战胜正义。

三妹和大庆都曾是凤凰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青春热烈，具备一路牵手走下去的爱情基础。但恶（真）却偏不允许。从刘春芳以“表妹”的身份入住李大庆家开始、从杨豆筋第一眼看上杨三妹那一刻起，恶（真）就跳了出来。这就注定他们的爱情也只能以悲剧来结束。尽管双方都很努力，从相约去部队当兵（寻求爱情的栖息地），到夜雨中桥洞下相拥（准备逃往没有人认识地方），那都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现实中，因杨豆筋从中作梗，杨三妹含泪成全李大庆一人去部队（她一人全部承担了她与李大庆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留下自己在河东小学继续当“民办教师”，这是善的绽放，也是恶（真）的突破口。这时的杨三妹是幸福的，为自己心爱的人走上了光明大道而幸福。后来，为成全李大庆与刘春芳，她无奈地被杨豆筋选择。但心中的爱情之火依然没有熄灭，李大庆也是。风雨中，当杨三妹与李大庆到桥洞下相会，当李大庆提出要与杨三妹“私奔”时，她却坚定地拒绝了，为崇高的没有瑕疵的爱情而拒绝。她要以光明正大来获得幸福。

然而，恶（真）却总如影随形般跟着他们。以杨豆筋三父子和李大庆母亲等人为代表的恶（真），就像一张大网牢牢锁住了三妹和大庆的善。这是一张延续了几千年的大网，从父母之命到伪造信件、假电报，为拆散三妹和大庆，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卑劣到下流。

杨豆筋的老舅和刘春芳的老叔（父亲）更是这张大网强大的幕后推手，他们以至高的“权力”（凤凰区领导）使得这张大网变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在他们眼里，大人什么事都可以做也什么事都可以“疏通”，身上的职务早已成为他们做恶的工具。为了外甥杨豆筋所谓的“爱情”，老舅以书记之力将上海知青江艾艾牢牢卡在手上。更令人不堪的是区长竟垂涎江艾艾的美色，想要和上海知青能美美地睡上一夜之目的，迟迟不肯交出江艾艾的回城表格。这也让人看到，在边远的政府竟如过去的衙门一般黑暗。区政府就是老舅的区政府，就是区长个人的区政府。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像老舅老叔这样人的居然还被提拔到县里作领导，政府的腐败已从幕后走到前台，令人发指。在对待杜老钟的案子上，当老舅发现外甥的爱情有了转机，则当场在外甥家表态：“我去法院疏通一下，从轻发落”。老叔更是大手笔，竟以凤凰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恬不知耻地拿李大庆的“工作”为名，当面要挟李大庆无条件迎娶刘春芳。这一切，他们做得却是如此的合乎情理，顺理成章。正如杨三妹所说：“你们都是骗子！卑鄙无耻！”可这样的呐喊，对早就习惯于卑鄙的杨豆筋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杨豆筋好吃懒做、自私、心狠手辣，他不止一次在杨三妹面前阐述自己的做人准则“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骗到杨三妹后，施加在杨三妹身上的不是爱，而是不断凌加其上的欺骗、凌辱和家暴，甚至直接威胁到生命安全（接二连三逼杨三妹喝哑药）。那种直击人生痛处的描写，伤佛让人看到了大观园里的刘姥姥和壬熙凤，彷徨、得意又无奈。

然而，善也并不是孤立的，它总能唤起不同的人群站到它这边，构筑起大美大爱。这时，杨大军、吴建富、王琪书记等出场了，他们以善的守护者站在杨三妹和李大庆这一边。而李家小女儿和杨家小女儿（她们都中学生），对她们家父母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时常“顶嘴”，并偷偷为杨三妹知李大庆的爱情帮忙传递信息，因此也无形成为了善的一面。

河东小学是杨三妹的父亲杨大军一手创办起来的，条件极为艰苦，土堆当课桌，黑板是一块几乎看不到黑漆的凹凸不平的木板，且还是多块拼揍的，吃的是野菜和土豆，教室与办公室均是挡不任风雨的土坯房，只有在院子里看到插在那棵杨树上的五星红旗时还有些许的生气。尽管如此，杨三妹父女依然要以全村上不起学的孩子有书读为己任，每天带领学生升国旗唱国歌。从何三妹将五姑娘娘从破教室外的旁听生接进教室并奖励一本作业本开始，到她给毛主席写信，就可看出她为办好学校的决心有多大。她片刻不停要把学校办好，坚持每天带领学生升国旗，唱国歌。“流年，写不尽伤感。”衣不蔽体的学生，用赤胆和赤心拔草药换钱，为从屋顶上修校舍摔伤的杨校长治病。凭着坚韧，河东小学被《人民日报》报道，得到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李大庆的努力下，教育局为学校添置课桌凳。李大庆还以教育局下属纸箱厂厂长的身份，将纸箱业务直接拉到学校里来做。全校师生坐在一起粘贴纸板箱的画面，是《三妹》全剧的高潮，也是社会人生的高潮。它让人看到，学校没有失去希望，人生没有失去希望。

现在我才明白，当年舞台上的黄世仁为什么当场被人用枪打死。原来是演员将黄世仁演得太深太恶，太逼真，激起共愤所致。《三妹》中的恶（真）已非单纯地只对爱情、婚姻、家庭的破坏，而是从本质上在阻止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妻曾不止一次拿起客厅上的水果刀，指着我恶狠狠地说：“我不是杨三妹！”我说我也不是杨豆筋。其实，只要杨三妹稍稍勇敢一点，不管是家暴、喂哑药、欺骗伪造，哪一样都够杨豆筋父子判刑。可她不这么做，连心心念念都想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却叉因“孩子是无辜的”这一善念而下不去手（后因与杨豆筋拉拽中摔倒而流产）。

于艺术来说，《三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它艺术地呈现了生活中的真善美。于现实来说，《三妹》给人的是孜孜以求的人生道理。剧中的主题歌如泣如诉，体现了曲作者和演唱者高超的艺术水准，为准确地诠释《三妹》这一爱情悲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曲调衰怨、惆怅，采用传统抒情的咽音演唱方式，时刻就将观众牢牢栓在爱恨纠结的心头震颤之中：“梅开十年，只等离人归。雪飘十年，和泪盼春晓。”呜咽的歌声，是期盼，也是倾诉。为爱期盼，为生命的力量呐喊，为贫穷落后的河东村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