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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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不算高，但却佛光普照，仙气盈握。先是在华顶寺上被佛教摩诃迦叶尊者点为禅宗开源，广施佛法，启人心智。然后一路往北一脚踢出一座天姥山。苦了诗仙不远千里寻觅到此，在山下斑竹村章氏大屋里喝醉了酒，糊里糊涂上天姥梦游，半梦半酒间挥笔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掷笔后，一声长啸没了踪影。直到千年后，人们还在这山上钻天觅缝找寻他的片牍。
这还不算。这边一脚踢出一座天姥山，那边另一只脚则一路往东，径直来到东海之滨的一块富庶地。察看一番天地运作之势后，招来一只神猴，引领当地民众圈地筑城，是为缑城里。自西晋太康元年建制始，距今已历一千七百余年。按阴阳五行之说，当年刘伯温曾判定缑城里必定“辈出人才”，但都不长久，富不过三代。那时，方孝孺还只是个黄口小儿。
时光错瞬，刘伯温箴言后没几年，缑城里走出一位“缑城先生”。他“六岁能作诗，十三岁能作文，千言立就。”说的就是方孝孺。《明史》载他“天天读书盈寸”，人称“小韩愈”。坊传，他曾用“天高三尺”这样一付对联惩治过一名地方贪官，智慧之高无人能望其项背。及冠，前童礼伯公敬其名聘请他至“石镜精舍”授课。课余时，方孝孺曾作《石镜精舍记》、《童贤母传》、《谨节堂铭》等十数篇文章，皆朗朗上口，诵传乡里。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吴沉、揭枢举荐，方孝孺受朱元障诏见。为试其才，让他在奉天门外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博得朱元璋的喜爱。君臣问答中，他初露儒学锋芒。朱元璋在屏风后当即告知太子朱标说：“此庄士也，当老其才辅汝。” 又赞：“异人也，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遂赐资帛送其还家。天有不测之风云。返家后不久，方孝孺遭仇家连带举发，被逮捕到京。朱元璋在案卷上看到方孝孺之名，即刻给予释放。那时，其父方克勤在朱元璋手下任济宁府台。未久，“空印案”发，方克勤受诛，方孝孺愤恨朝廷。至建文帝，方孝孺被聘为侍讲学士，后又追封为文学博士，成为国之重臣。“靖难之役”起，方孝孺因“拒不草诏”而遭朱棣（永乐）腰斩、“灭十族”。惨状至天黑半边，天下读书种子绝。
尚在舞象之时，方孝孺就已遍读经、史、子、集，且胸藏“仁义救国”之志。为表达其思想之端庄，他曾作《深虑论》以抒之见。那时，明朝初定，民心向稳。才17岁的他就以史家角度提出了国之“深虑”，不能不说方孝孺自小便有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他在文章中将先秦以来历朝历代的兴亡史作了详尽的解读。他说：“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而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谋天。……夫尚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文章以史实为据向朱元璋敲响亡国之虑，伤国之痛，并提出以“仁义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图谋，颇似当年魏征的“居安思危”。难怪连后来的名儒宋濂也称其为奇才，说是在他的门生中，无论政史、论评，“方均属趐楚。”《深虑论》还傍敲侧击加以引导：“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
与《深虑论》相对应的是方孝孺的《豫让论》。他以战国时晋人豫让为例，直抒胸臆。豫让，先是晋国大臣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赵简子灭范氏、中行氏后，改投智伯，“智伯甚尊宠之”。赵襄子（赵简子之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逃往山中，改名换姓，立誓报仇。他以漆涂身，口吞木炭，却终未成功，被捕后自杀而死。对此，方孝孺认为，“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斯为美也。” 既然“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战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如果 “以国士而论，豫让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方孝孺进一步指出：“……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旁观，坐待败成，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也何足道哉！”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别有见地，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娇枉过纵的偏颇。在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政治远见，敢于直谏，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沽名钓誉。笔随心走，心随史动。对事物的洞见源于理学思想家的深刻，他的评论正是他深厚理学的显现——后来的结果准确地印证了这一点——生为名臣，死为上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孝孺的死绝非是普通意义上的一个“迂”字就能盖棺定论的。
他祟尚理学却又不拘泥于理学。他认为，人是通过良知和良能的不断完善来达到天人合一。强调心智与自然的力量，排斥佛教的轮回学说。这与孔孟直至宋代唯心的程、朱理学，在唯物观上面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突破。也许，这才是让方孝孺最终成为“明学始祖”的根本所在。
寒署易节，十年磨一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孺在宋濂等人的推荐下，再次被朱元璋召见。在与朱元璋的交谈中，他的史观、政论以及祟尚的理学阐述，让朱元璋再次感到此人是不可缺或的国之大材。为“老其才”，朱元璋故意封方孝孺为汉中教谕，让其在西北边陲的荒蛮之地再加以历炼。而此时的方孝孺也已由初时对朱元璋的愤恨（复仇之恨），转变为对家国天下的仁义之爱了。这是他理学思想日臻完善的又一次升华。带着皇命，带着家国天下的重任，这位“小韩愈”终于踏上了他“仁义天下”的政界仕途，并开启了终生为之献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乾坤之旅。
路漫漫其修远，汉中的7年教授生涯，是方孝孺简短人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
公元十三世纪，新兴的元帝国铁蹄，所向披扉。一把蒙古刀让高丽、日本臣服，然后一路向西斩杀至中东，令那里的阿拉伯人闻刀伤胆，跪地乞饶。据说，日本刀以钢硬、锋利著称，但在实战中自叹不如蒙古刀。但我想，不管日本刀还是蒙古刀，人的因素还是占第一位的。汉中，这座边陲小镇自然也避免不了蒙古铁蹄的蹂躏，所见元人均如凶神恶煞，躲避犹恐不及。此时大明朝虽已建立，但并未给那里的贫瘠和荒芜带去多少希望。生活依然困苦，田园仍旧荒芜。汉中又处在大巴山腹地，那里的士人“鲜知有儒学”，混沌未开。但在此时的方孝孺眼里，国土河山本该如是样，并不觉得萧瑟。即便如此，他也要用他的理学来达成仁义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从他在汉中7年的诗文里可看出。到达汉中后，他开始在文庙开课授学。为达教化，方孝孺勤勉讲学、作文。那时，“教化初开”，他“黎明即起，为诸生讲学课试，至暮无惰容。”经过努力，汉中学风大盛，洛阳纸贵。以后，“山南学子皆知向学”。1399年，方孝孺奉诏赴京（南京）辅佐建文帝。被“诛十族”后，汉中人为纪念这位理学教授，在文庙旁建造了方正学祠。该祠直到1961年在城市规划中被拆除。
在汉中，方孝孺以“逊志”自名书斋，后被蜀献王改名“正学”。“正学先生”即是也。
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十一子，二十岁时受封四川王，是朱元璋眼里众多子女（朱元璋生有26子，16女，是历代帝王中子女最多者之一）中唯一的“秀才”，很是喜欢。朱椿也未辜负父亲的期望，在蜀地，“抚士民，宣德化。而弦额之声，礼仪之风，溢于邦域，而被乎边夷也。”一生兢兢业业，曾一度有“礼乐风范”，而最终成为后世推崇的著名贤王。蜀王的贤能有赖于早年接受良好的教育，更与后来方孝孺的“明王道，辟异端”、 “仁义天下”的讲学有关。蜀王为在四川达到教化一方之目的，设法搜寻一位足以能号令大众的“奇才高行之贤，成德之士。”后得知一代名儒方孝孺到汉中授学，遂通过苏伯衡的关系，邀请方孝孺做其长子朱悦燫的老师。方孝孺也早就知道朱椿是一位饱读诗书的贤王，很愿结交，俩人一拍即合。受聘后，方孝孺每必兢业授讲。蜀王“表其居曰“正学”，以风蜀人。” “方正学先生”之名由此名满天下。
受聘于汉中的方孝孺，一边兢业汉中授学，一边又不忘蜀献王的书院。每每听到蜀献王的招唤，心里便有“乘驷欢游蜀”的欢喜，而事毕要回汉中时，却总是“驱车懒入秦”的惆怅（《赐汉中教授二首》）。足见方孝孺对蜀献王的情谊。“靖难之役”爆发，方孝孺被朱棣关押。蜀献王数次通过各种关系保方，均无果。方孝孺被杀后，蜀献王感念其师生之情，将当年方孝孺住过的地方改名“方正街”，以示永久纪念。如今在成都市中心的“方正街”依然留存，依然在向世人叙说着当年的正学礼讲。方孝孺以其自身的实力和勤勉的工作作风，使得成都、汉中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礼仪文风攀上了一个高度。著名的西南地方戏川剧创作有经典剧《方孝孺草诏》，且久演不衰。朱椿的后代蜀王在成都东大门静居寺旁建有宋濂祠和方正学祠，如今已成旅游名胜，游人不绝。方孝孺虽只为蜀献王工作过四年，就到京城去辅佐建文帝。但他留存在蜀地的仁义之风，却是令世人仰望，经代不退。
方孝孺与蜀献王的交往是愉快的。期间，他曾为蜀献王作文十四篇，“洪武三十年丁丑，先生年四十一，往蜀作《蜀道易序》、《蜀鉴》、《蜀汉本末》及《仕学规范》，皆承王命也。” 另，还有他感谢和称赞蜀王的诗文数十篇（首），如《谢蜀王抚问赐药六首有序》、《谢蜀王赐果十首有序》等都较为有名。而像《学孔斋记》则体现了方孝孺对蜀献王的恭敬和劝诫，同时也显示了这位蜀献王言路广开的仁义之风。在方孝孺的诗文中，除了对蜀献王的赞，也有对农人的怜爱，体现了他以民为本、重民生的政治主张。“农事艰难古所怜，一生几度遇丰年。若非圣世轻租税，逐末何人肯力田。”又如：“税薄刑清（轻）见盛时，民安田里俗熙熙。欲求上古无为治，仁孝君王自足师。” 当时蜀献王的世子朱悦燫才七岁，拜师方孝孺后，学业精进。有诗为证：“贤君德业本天成，犹待脩心逆益明。喜见储王亲笔砚，更须讲学近儒臣。”又赞：“君王待士古来无，令德高名满八区。济美喜看贤世子，已能端拱礼诸儒。”蜀献王朱椿对方孝孺也有不少的和诗，比如《赐汉中教授》：“伊昔开东阁，相看眼独青。文章奏金石，衿佩靚仪形。”
方孝孺主张“文以载道”，要“神会于心”，反对慕拟和剽窃。《明史》中评：“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四库全书总目》中说他的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即循州，今广东惠州一带，苏轼之弟苏辙被贬地）之间。”他的文章常以物喻理，主题鲜明，议论大胆。文章“寓热于冷、以形传神”，选材严，开掘深。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囧“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文笔流畅，言简意明，为世人所爱。《越巫》是方孝孺早年游历时的作品之一。他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而终身不知其非者”（《逊志斋集》卷六）而作的为世之戒，是他针对于明朝初年的“好诞”、“好夸”的不良之风而创作的警世振俗之文。文章生动描述了惯于装神弄鬼的越巫，被恶少装鬼而吓死的故事。鞭挞了当时流行的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的越巫。形象地揭示了骗人者终至害人害己这一古训。叙事生动，立意明确。作者虽未加评论褒贬，但倾向鲜明，能让人从清醒中领悟到妄人欺人者“不知其非”的可悲。
方孝孺的政论、史论、散文、诗歌俱佳，大多收录在《逊志斋集》中，他的《鼻对》、《吴士》、《越车》等文均都有其鲜明的思想。此外，他还撰有《周礼考次》、《大易枝辞》、《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命王基命录》等文章。在方孝孺的理学、诗文丰碑里，书画的成也是绕不开的一页，在《中国历代书画家名录》里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其中《默庵记》小楷，凡三十二行，六百三十四字（30.6x56.3cm）。此幅在《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今载《故宫书画录》卷之一，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另，山水画《青松图》更是国宝级，几经辗转，现收藏于宁海县文物办。方孝孺的无字碑也是很有影响，座落在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东侧。石碑高6.7米，宽2.7米，是我国现存著名的四块无字碑之一。当时由方孝孺撰写，原本刻记述的是洪武四年（1371年）清理道教，称玄妙观为正一丛林，设道纪司，革昆山县五十顷香火田充军晌等事。字字铁划银钩，力重泰山。方孝孺被杀后，朱棣下旨铲除石碑上文字，成为著名的无字碑。方孝孺的书法与朱棣的凶残，两相对照，令后人唏嘘。
当一个人的思想修为进入到能洞察事物源头的临界点时，心胸便会如宇宙般的空旷辽阔，纯性的灵魂便会随着临界点的到来而从肉体中分离出来，与天地相融为一体。肉体可以斩杀，但思想永恒。朱棣起兵燕京（北京）时，谋臣姚广孝曾忠告，兵入南京城（明朝都城）时，有一人一定不肯降，但也一定不能杀。朱棣问其故，姚答：“此人叫方孝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能被敌对阵营里的谋臣称为“天下读书种子”的，千古唯方孝孺一人。足见方孝孺“仁义天下”、寓理学于政治的修为已被世所公认。胡适有言：“方孝孺是明初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他以后的明朝200年间，再没有政治思想家。” 又说，“我国的政治思想远早于欧洲的14世纪，但近500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所造成。”那时，方孝孺的思想灵魂早已从肉体中分离，名字只是他儒学政治思想的代名词。朱棣兵进南京城前，他完全可以与建文帝一干人等暂退出城，以图东山再起。但他没有，他要用“明王道”的天道来与朱棣相抗衡。他底气十足。这从他后来与朱棣的对话中可看出：朱（朱棣）：“先生勿忧，予欲周公辅成王耳。”方（方孝孺）：“成王安在？“朱：“彼自焚死。”方：“何不立成王之子？”朱：“国赖长君。”方：“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此朕家事。”语言铿锵，责问有力。当朱棣无以言对，推到是家事之时，方孝孺即以天道之理大骂朱棣：“燕贼篡位！”在大殿之上，在众人面前，一个帝王残暴的本性终于因方孝孺的谩骂而被激起。但此时的朱棣还是忍了下来，一是诏告天下的诏书尚未起草，有待这位大儒之手，二是方孝孺天下门生弟子众多影响面广，不敢轻杀，姚广孝的忠告仍留耳边。因此朱棣还是耐下心来讨要“草诏”，而方孝孺的答复更是干脆：“死则死矣，诏不可草。”朱棣终于被激怒：“汝不怕灭九族吗？” “便十族又奈我何！”没想到方孝孺的答复比他还硬。方孝孺的凛然大义，或可理解为双方话赶话的一种不可收拾。朱棣假装仁慈的面具被戳穿，终于向他举起了“灭十族”的屠刀……。
明代钱士升在他的《皇明表忠记》中指责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而不顾。”按照这一说法，朱棣之杀戳，是被方孝孺激出来的。看似有理却也非全对，方孝孺既已属天属地，就不会再属篡位的朱棣，这是他的儒学思想早已决定好了的。唯一让方孝孺值得庆幸的是，当几百个亲人被带到在他面前一个一个宰杀，就是没看到妻子和子女被带到眼前。事实上，他的家人已先于他而死。《明史》上说：“妻郑氏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缢而死，二女投秦淮河而死。”这场灾难，873人被屠杀，被收监、充军者无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惨烈的家族屠杀。
三国时，曹操攻下下邳时抓住陈宫。陈宫速求一死，曹操说：“你死后，你的母亲怎么办？”陈宫说：“以孝治天下的人是不会杀别人的母亲的。”曹操又问：“那儿子呢？”陈宫答：“以仁治天下的人是不会杀别人的儿子的。”果然，曹操杀了陈宫后，对他的家人一直奉养。一代枭雄尚且如此，足见朱棣是个嗜杀成性的人。
方孝孺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思想家、文学家、散文家、书画家。少时家贫，曾卧病不起，家人告诉他家中断米，但他依旧乐观愤学。曾言“古人有三旬九餐，这世上岂只独我一人穷？”志坚之气可见一斑。汤显祖评方孝孺乃“天地正气”，黄宗羲誉其为“明代诸儒之首”，郭沫若称其“骨鲠千秋”，鲁迅谓其“台州式硬气，且有点迂。”我想，一个为理想，为信仰杀身取义的正人君子，单凭一个“迂”字是无法评价得了的。
我曾一度很迷茫，人的躯体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痛苦？从裂嘴割舌，到几百个亲人被一个一个拉到面前宰杀，再到腰斩，方孝孺始终都没喊一声“痛”。据说，被腰斩后的他，强行用双肘撑起，溅自身之血，在地上连写十二个半的“篡”字才断气。这需要何等样的钢强与勇气！且看他与弟弟方孝友同殉难时无奈又悲切的绝命诗句：“天将离乱今熟知其由，奸臣得计今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吗乎哀哉兮庶不我尤。”一代理学大家、读书种子就这样被屠杀。千古奇冤，千古恨。方孝孺的二名弟子冒死捡其骸骨葬于南京城南聚宝山（今雨花台），几天后二弟子也随即被杀。此冤案直到183年后，至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三月，始得平反。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地一千三百多人方孝孺的后裔被释放，南京聚宝山木末亭下的方孝孺墓被重新找到、修缮，并建祠。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提写墓碑“十族殉忠天遗六氏，一抔埋血地接孝陵。”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并亲书“明儒方正学故里坊”，前往缑城里建造牌坊，以示永久纪念。牌坊立于宁海县城柴家墙弄中大街旁，木质，四面三门，规格与王公候爵同。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悲壮语言，泣人心头。然而，家山不再，旅魂归来已无依傍，唯一一座牌坊在文革年代遭毁，并逐渐被遗忘。我不知道，象征着“天地正气”的正学之道，日后又将该如何在缑城里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