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家乡偏桥街上有个老陈理发馆,而且是街上唯一的、集体性质的理发馆。来理发的人基本为男性,理的发型,要么是光头,要么是平头,极个别 “修洋楼”的,那多半是公家人,吃商品粮的。
说是馆,其实就占街中间一排瓦房的左边一间,十几平方米,靠门口支个搭着细烟筒的小火炉,侧墙窗前一把高靠背转椅,靠墙放着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一个脸盆架子,墙上挂一面长方形玻璃镜子,还有一位把自己收拾得非常利索的老陈而已,他的形象就像一位银发齐整充满智慧的教授。
平时不说,到了逢集过会,去老陈理发馆理发的人可多得争不上,里面的长凳上坐着,外面的门边蹲着,还有不少人在街上边转悠边等待观望。那时进理发馆的人要么是因为家里的剃头刀子不快,剃起头来跟拔毛似的疼,要么就是嫌左邻右舍没个会理发、剃头的人。尤其是那年月的娃娃们最害怕剃头,剃个头像上杀场似的,往往是被大人连打带骂逼着哄着低下头的。而老陈理发、剃头却不疼,且理得净,剃得光,好看。因为他的几把理发推子、剪子都很利火,推、剪起来那声音相当清脆悦耳;剃头刀子也快,不时地在两小块相当残的磨刀石上磨,不停地在一绺湿布上劈;更因为他理发童叟无欺,一视同仁,且理得温柔,理得顺畅,理得你心里舒坦,走起路来格外精神。农村里有不少老汉头发胡子一长,觉得头重脑热、满脸捂哄,就想去偏桥街上找老陈剃头刮脸修胡子,去了就低头让老陈用盆里的热水一洗,再往那椅子上正儿八经一坐,老陈锋利的刀子便在在头上轻轻地、顺顺地剃着,没有一点儿疼痛感,还觉得是一种享受。剃完了头发,往放下的椅子靠背上拉长一躺,眯住双眼,合上嘴唇,静静地让老陈用热毛巾往脸上一捂,再用那锋利的刀刃在脸上、腮上利利地、痒痒地刮着,那个舒坦劲儿没法形容的,那个刮完后的一脸清爽是一种超值的享受。当从理发馆走出时,精气神一下子全来了,让人一看能年轻好几岁。
我记得老陈那时五十开外,满头银发修得整齐好看。据说他的头发是自己照着镜子理的,一般不寻人。七十年代初,我在偏桥街读初中时,离老陈理发馆不过百十多米远,有时爱趴在理发馆窗前看老陈理发,他嘴角老是叼着半截卷烟,老是吸上两口就全神贯注地理发,一会儿烟灭了,想吸就得划一根火柴点着,再吸两口又忘了,结果是桌子角上每天都会有一小堆燃过的火柴把儿。他好像是理不顺烟来熏,和有的文人文不顺烟来熏一样。他嘴角叼着卷烟,对着你的头,左瞅瞅、右瞧瞧,甚至往后倒几步仔细端详,相端好了才下手。那架势就像艺术大师在精心表演节目,让人看了有一种美的享受。那时好像没有什么爽身粉,给顾客理了光头,他顺手在侧面的白土墙上抹一下,再往顾客头上抹一抹,就算最后一道工序完了,顾客就可以起身交钱走了。
那时国家定价理个发是两毛钱,可是我并不知晓。第一次找老陈理发时,我问他:“老陈叔,理一个头多钱?”他笑眯眯地反问:“你说一个头多钱?”我懵懂无知,半会儿才感觉到好象我问的话不妥,羞得刚要走,老陈顺势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在椅子上,我心里很不自在。可是,他一会儿就把我整舒服了。我现在都记得他那慈祥的面孔,温柔的手掌,使我的不自在一瞬间烟消云散。到我下了椅子掏两毛钱时,他说:“快到学校去,上课了!”我以为他不要钱了,傻瓜一样,也不知道感谢,就一溜风地跑了。后来我想他可能是给我免费了。
老陈理发,就这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四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忆犹新。看来,一个人无论在哪个年代,不论从事什么岗位,只要手上有着技艺,心里怀着诚信,胸中装着他人,就会给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尽管你可能是个极平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