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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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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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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物语

故乡物语

高海平/文

每次回到村里,总要抽时间到古村落里转转、看看。不仅仅因为自己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更多的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牵扯着自己,走进这个荒废已久的地方。

院落

古村落处于山沟里,建筑很有特色,窑洞依地势而建。打远处望去,从上到下分布至少有三层,就像蜂巢一般,错落有致。沟里,由沟里到沟外,至少有七八座院子宛若星罗棋布,从空中俯瞰是否如同天上的七星勺子,真不好说。

沟最里面的院子是一座四合院,它的北面、西面和南面是窑洞,东面没有窑洞,是第二座院子的后墙。长辈住在北面,也就是坐北朝南的正房,老大、老二、老三,三个弟兄的住房由东往西排列,没有按照中间为大,二三分列右和左的规律。北边住着成家的第二代人,南窑一般不住人,太阴了。

第二座院子稍小,北面有三孔窑洞,两边的窑洞都有半个被东西两边的窑洞所遮蔽,显得昏暗,为了尽可能采到阳光,靠这两孔窑洞的地方分别碹了半圆形的窑洞,不能住人只能当作北面两孔窑洞的户外炉台和杂物间使用。院子的南面原来有房子,我记忆时没有了,估计塌了。这里也有一棵果树,名叫沙果树。

第三座院子也就是我家院子,村里人称圪台院,我出生之地。我家院子再往下走是第四座院子,也是我们村最好的院落,又高又深,堪称深宅大院。北、东、西三面窑洞,南面是厦,大厦是木质门窗,门楣上书“百忍堂中有太和”几个大字,此言还有上句:一勤天下无难事,颇显儒雅之风。站在我家院前,能把这座院子里看得清清楚楚。

再往出走,依次还有第五座院子,第六座院子。第六座院子也不错,跟第四座院子有一比,也是有窑有厦。最引我注意的是,这家院子南厦的外墙奇高,墙面上书写着硕大的美术字:一定要解放台湾,好像还配有解放军手握钢枪的画面。台湾,也是从那时候知道并嵌入脑海的。

这些分布在沟底或者低处的院落,数我家院子的地理位置憋屈。因为它和第二座院子之间有个明显的落差,这个落差造成我家院要修成上下两层,上院住人,下院喂牲口。院子上面的土崖很高很高,秋天要是下连阴雨,偶尔还会往下落土,这样的地理分布自然无法像别的院子那样形成四合,只能成为没有院墙的单边院。

曾经听爷爷讲过,这座院子很早时坍塌过,重修后才有了这样一个格局,之所以更早时候什么模样并不知道。我也问过父亲,父亲记忆中的院子就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可见,历史还是蛮长的。

碨子

我小时候,古村落里相当热闹,一村人都居住在所描绘的这个沟里。每一座院子都居住大小二三十口子人。每座院子的外面都有两盘碨子,一盘大的,一盘小的。碨子的使用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不管谁先谁后都是错开的,很少冲突。

大碨子磨盘大而厚,体重大,磨出的面粉细,面粉一般都是用大碨子磨。小碨子通常给牲口磨饲料用,稍微粗一些,毕竟磨盘的分量要轻很多。

那时候家户不允许私人养牛,饲养的牛属于生产队所有,这些牛是生产队派你饲养的。运气好的,饲养一头膘肥体重、干活出力的好犍牛,偶尔使用使用, 也会得心应手。比如磨面,好犍牛拉大碨子就没问题,一上午能磨一两斗的粮食。运气不好的就吃亏了,我家养过一头毛驴,又瘦又弱,主要原因是驴嘴里少颗后牙,嘴里有一窟窿,吃草就不行,吃不动还老要让人手塞进去往出掏积攒的草团,吃食不行干活自然不行。

生产队可以根据每家的人口多少,参考每家喂养牲口的好赖,进行适当地调配使用。比如,我家的人口多,毛驴又不得力,要给队长申请借用别的牲口推碨子。生产队长的权力无处不在,关系好的,经常派好牲口给你用,关系不好的,三番五次推脱,生产队活比较忙,牲口拉不开栓,哪有牛给你家推碨子呀?这时候就得说尽好话,涎着脸讨好,好不容易给派了一头好牛,赶紧到大碨子磨面,如果大碨子刚好轮上邻家要用,哪怕借二院的大碨子也行。

通常时候会因为牲口要下地,人工推碨子。那个年月,生产队的劳动是第一位的,推碨子往往抽时间,要么起个大早,上工之前已经推完了,要么晚上加班,趁着月光朗照山沟,一抹清辉洒在沟底,踩着细碎的脚步围着磨道绕啊绕,直到鸡鸣三更。

谁家加班加点推碨子,村里人都知道。碨杆、罗床一有响动,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听得一清二楚。

村中央还有一盘碾子,这是属于生产队所有。村民使用时先在头天预约,比如在碾盘上放一把笤帚,或者把碾杆插在木枷上。碾子最忙时在农历十月十五前的一段时间,十月十五吃油糕,家家户户要用碾子碾软黍子,用碾子的就排队了,一家挨一家,这一家还没碾完呢,下一家就过来帮忙了。偶尔也有用碾子碾辣椒的,这是种了很多辣椒才使用碾子,少量的用捣杵钵就可以搞定。有的人不讲究,碾完辣椒不用清水清理碾子,后面的人使用时会骂骂咧咧。

姓氏

古村落的村民分为两大姓氏:高姓、曹姓。一至四座院子属于高姓人家,五至八座院子属于曹姓人家。高姓人家血脉比较近,上溯六七代可能就是一家人。我记忆中,四座院子的祖辈们名字都带有一个“冠”字,父辈反而分开了,第一座院子里的父辈们名字有“明”字,第二座院子、第三座院子和第四座院子的父辈名字中统一使用“茂”字。我们这一代,只有我们第三座院子和第四座院子的名字中带一“平”字,其他两座院子已经各有体系。再加上后来人们取名讲究的少了。不管怎么说,高姓人家从取名字上多少能看出四座院子之间的亲疏关系来,到底怎么个亲、怎么个疏,我没有过多的研究。

曹姓家族就不一样了,虽都姓曹并不同宗同族,里面至少能分出三个宗系来,其中一曹姓和本村的下村曹姓是一家,只是居住在上村,这个曹姓的主要势力在下村,祖上发财后留下的老宅子全在下村,大院套小院,高楼连低阁在我们村属于鹤立鸡群。

第五六两座院子的曹姓渊源较近,祖辈中名字里有个“思”字,后面几代就各自为政了,到底渊源在哪里,我不明白。另一曹姓听说来自邻村,从哪一辈过来的不清楚,只是知道与邻村的某些外姓人家原本是一家,只是他们来到我们村后改姓了,推算应该是本村某一代曹姓断代了,从邻村过继了一个儿子,接续了香火。

第八座院子,也就是和下村曹姓一家的那座院子里,还住着一户裴姓,这户裴姓和下村的另一户裴姓是一家。之所以怎么住在这里的,从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父亲告诉我,我们村裴姓曾经是个大家族,人丁兴旺,势力也不弱,为什么后来只剩下上下两个村只有两户呢,父亲也搞不懂。

还有一户杨姓,河南逃荒过来的,住在第四座院子里,这个我记得清楚。老杨眼睛不好,头上常年系条白毛巾,可能是头发不好遮羞吧,生产队的粪场几乎被他包了,啥时候都看见他拿着一把簸箕锨,在粪场铲粪。老婆瘦小瘦小,走路弯着个腰,臂弯里总是挎个篮子到地里锄地。杨家的儿子倒是出奇的帅气,只见过很少的次数,在外面读书还是工作,我那时候还小不甚了了。杨家后来搬走了,听说回到了河南老家,再无音讯。

树木

前面已经说过,第一座院子的东面没有窑洞,却有一小块菜地,地里长有一棵桃树,这是属于东面住的老大家的财产,是不是因为离他家近,还是因为是老大,这些都不是我所能知晓的。我跟老大家的二儿子关系好,又是同学,童年的玩伴,每到秋天树上结的水蜜桃白白胖胖,到同学家玩时,他妈妈我叫奶奶,会摘几颗让我吃,往嘴里一塞满嘴流蜜汁,那才叫一个舒爽。

第二座院子里的那棵沙果树,是谁家的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到秋天,沙果从枝叶中间一点点秀出来,露出红扑扑的脸。树边的墙上,尤其是靠茅厕的墙上堆放着尖尖的酸枣刺,以防别人趁如厕时不注意,一时眼热把持不住伸出不该伸的手。

我家的上院子也就是下院的窑顶,自然没有树木,而下院由三爷家种着一个小菜园,园子里有棵干柿子树,也就是柿子的一种。这个肯定不会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力,倒是院子的正对面,也就南沟坡上,有三爷家一棵沙果树。

自我记事起,这棵树就非常争气,每年都硕果累累,可想而知是多么惹人艳羡。沙果的色泽真好,特别是成熟后,红里透着白,果皮上像蒙着一层轻纱,如少女含羞。不要说孩子们了,大人也时不时地把目光投过去。如果把第二座院子那棵沙果树拿它比较,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棵沙果树长在半坡上,只有一条小路还被酸枣刺堵得严严实实,俨然一孤堡,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有想法也只是想法而已,很难攫取到馋人的果实。这棵沙果树的下边,靠沟楞有一块儿地,这块地是我家的,由于离居住区太近,种庄稼容易遭鸡们的啄食,很难有收成,只能种一些菜蔬。

每次到地里时,总会抬头望上一望那棵沙果树,你挤我拥的果子好像对我眨眼呢,干脆弯腰摸了石子往树上投掷,很少有成功的时候。倒是有时候能从地里捡到一些落果,要么是松鼠咬掉的,要么是淘汰的,总之不好吃,明知不好吃也要咬上一口,再扔掉。

那个年月,水果相当稀少,这些沙果总在吸引着孩子们的眼光,勾着肚子里的馋虫。三爷家的沙果熟了,盼望着三妈送我们尝尝鲜。三妈会用升子把沙果送到我们家,我们脸蛋立马红了,像一枚枚沙果。沙果最大的功效是可以混柿子,把快要熟的柿子和一两只沙果放在一只陶罐里,封起来,一周过后,启封,香气扑鼻,柿子各个跟红灯笼似的,又软又甜。

再就是沟沿的圪岭上有棵沙果树,那是第七座院子曹姓家的。他家自留地里的树,因地势高,再加上酸枣刺的围堵,只能成为村人们瞭望的目标。我为什么写了三棵沙果树,因为那时候村里几乎没有别的果树,沙果树成了最惹人眼馋的风景。苹果树是后来引进的,我家搬到新宅后,院里就种了几棵苹果树,那时候国光苹果最流行,种的就是国光苹果。

村里除了惹人眼馋的果树外,最值得记述的是一棵杨树。这棵大树位于村中央也就是四院的门前,几百年、上千年历史。树身粗大需要数人才能合围,树身几丈高处腐朽出一洞来,被人放进去一神仙塑像,有了神仙居住,树下必然有了香火供养。每到夏天,树上爬了很多蛇,树下村民纳凉,树上蛇也在纳凉,村民瞅一眼树上的蛇,该谝闲话谝闲话,该睡觉睡觉,不以为意,已经习惯了蛇的存在。既然是一棵神树,其上盘踞的蛇自然也是神灵之化身。

后来,一位队长下了决心要把古树伐掉,这个事我记忆深刻。村里的年轻人站在第四座院子的窑顶上,还有圪台场,把长长的麻绳往树上扔。树根太粗爬不上去,只能从古树伸展开来的粗枝干上寻求上树的办法。麻绳挂到树上后,善于爬树的年轻人,抓住绳子噌噌噌地上了树枝干,拿上锯子开始锯树枝,从小的枝枝叉叉开始,像肢解一只庞然大物。奇怪的是,古树上爬行的蛇一条也不见了。

伐古树前不久,村中每个深夜似能听到哭声由近及远,村民们被奇妙的哭声惊得彻夜难眠。大人们说,村里要出事了,日日吓得胆战心惊,做事谨小慎微。后来开始伐树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树神在哭,神仙赖以生存的古树要伐掉了,无法安身立命,只能连夜撤离,游走他乡,寻找新的立足之地。

如此的悲戚哭声,队长想必也是知晓的,但是丝毫没有放慢或者阻止住砍伐的节奏,一棵上千年的古树就这样从村庄永远地逝去了。

下村还有一棵同样古老的松树,斑驳的树皮,褪下一片一片的花皮,孩子们经常在树下捡拾松塔,也被队长给伐掉了,上下村子里两棵最古老的树木不明不白地消逝了。阴阳先生私下叹气地说,倒掉的不仅仅是两棵古树,而是村子的风水。那是一个不讲迷信的时代,连风水一词都没有听说过。

村子里最多的树木应该数楸树,这是一种高大的乔木,木质密实,耐用,无论打家具,还是当材板也就是棺材板,都是上好的木料,应该说,做棺材,除了柏木就数楸木了。村里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树木,前面提到的圪台场,以前曾经做过打麦场,后来由于不好用风,便栽了很多楸树。一园子的楸树,见风就长,几十年光景蔚然成林,楸树的身材颀长,虽不是松树,有松树的身材,特别能往上长,旁支斜芽极少,直通通的一根树干,所以,木匠们特别喜欢这种材料。

吃饭

村民吃饭简单,通常一日二餐。早上起床后,男人担水扫院,然后下地干活,女人在家收拾家务、做饭,十点来钟吃早饭,米汤、馍馍,早年吃食比较贫乏,多数时候是窝窝头,炒个酸菜,调碟咸菜。然后,男女都要下地干活,一口气到了下午四五点才吃第二顿饭,这顿饭比较扎实,一般都是干面,不管是白面,还是杂面,手擀刀切,菜依然简单,烧好的辣椒油,炒好的酸菜,很少有专门炒菜。

在夏天天气热时,村人会在每座院子外面的石阶上吃饭,端着一大碗面条各自坐在石墩上吸溜得山响。饭吃完了,空碗放置一边,开始聊天,不管隔得近还是远,只要能听见便山南海北得谝。早在周围踅摸半天的鸡们,趁此机会在空碗里啄个不停,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啄食的东西了,还要不死心地做着努力,主人看见了,也只是顺手一挥,嘴里喊着:去,继续着聊天的话题。主妇出来了,佯装不悦,念叨着,吃完饭也不说把碗送回来,没完没了有啥说的呢。便收取碗筷回去洗了。不一会儿又出来了,这次是端着一大盆子泔水,要喂猪圈里嗷嗷待哺的猪呢。

我曾经有过大锅饭的一段经历,时间不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散了。好像是在我家搬到新宅以后,食堂在大队所在地。到了饭点,村民去打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小葱拌豆腐、凉拌菜,村里人不兴炒菜,比在家里吃得好。

如果遇到下雨天,尤其是连绵不断的秋雨,在家里实在呆的无聊,就披上雨衣到村里游门,也就是串门。进院时,有意把泥鞋在门槛上剐蹭剐蹭,这才进门。主人热情相迎,一锅旱烟准备好了,递过来,抽吧。接过烟袋锅子,顺手抹了一把烟嘴,以示抹去主人刚刚抽过的口水痕迹,抽了起来。屋外的雨随着窑顶水眼哗哗地流到院里,正下方接了水桶,声音格外响亮,叮咚声如同山泉。主人听水桶的声音就知道水满了,赶紧下炕出去把水倒进一口大缸里,再接上。

吃饭时间到了,游门的人还没回来,必须叫。我当年多次撕扯着嗓子叫爷爷吃饭。住在第三院子时,站在院边喊;后来搬迁到新宅后,从院子出来走到场畔上喊,声音全部灌进沟里,全村人都能听到。不一会儿,爷爷吭吭几声进了院门,赶紧舀碗。

菜窖

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菜窖,菜窖要么在自家院子里,要么在院门外。我家的菜窖原来就在院子的一处空闲地,垂直下挖数丈深。打这口菜窖时,我还小,父亲亲自操持,专门安了短柄䦆头,短柄锨,菜窖的直径大小以能踅转身子为准,太小了,活动不方便,太大了下窖时两腿够不着。父亲在下面挖,我们兄弟在上面用绳子往出拽土。就这样一点点地挖出了两丈深的窖。菜窖里面的面积还不能太小,小了放不进多少东西,垂直下挖两丈左右,平地往进掘出几平方米的宽阔地方。萝卜、白菜、红薯、土豆……农村秋天田野里能种的过冬菜,最后统统被堆放在菜窖里,整个冬天任凭寒风呼叫,冰封大地,菜蔬在窖里安然无恙。

村民很少吃炒菜,指的单炒菜,冬天吃得比较多的是烩菜,也就是萝卜白菜粉条一锅炖。这样的吃食已经够简单和节约了,但是我印象中也很少吃过。第一是缺食用油,烩菜也要用油啊,第二,这样的吃法在村民眼里是一种浪费。回想童年时光,已多少带有理想化色彩。

院子里要增加一孔窑洞,便占了菜窖这块空地,不得不把菜窖另外选在了院门外的地垄下。这口菜窖相对简单,斜着挖进去,不需要很深,便能达到储藏的效果。

上面描述的是搬到新宅以后我家菜窖的一个情况。在老宅子也就是第三座院子居住时,菜窖就在南沟土崖下的菜地里,头顶有三爷家沙果树的那里。那时候居住大院的菜窖都在院子外,院子里不可能挖菜窖。这样就存在一种情况,有的菜窖被手脚不稳的人偷菜。萝卜、红薯、土豆,家家都能种,一般丢不了,被偷的往往是比较稀少的白菜。萝卜、红薯、土豆这些土里长的菜蔬基本不依赖雨水,而白菜不同,要经常有水浇灌才行,所以,白菜是生产队集中种的菜。拣一块有水源的地,有专人侍弄,从菜籽入土到长成,全程负责。到了秋季末,一颗颗大白菜像白胖的娃娃,生产队安家户人口分配, 村民对这样金贵的菜,自然舍不得放开吃,便放在菜窖里,偶尔有亲戚来了,打开菜窖,扒几片菜叶,饭菜就有了意想不到的香味。

茅厕

古村落每座院子的茅厕都设在院外,一个院子也就一个茅厕,一个茅厕里安装两个、多着三个蹲坑。乡村的茅厕结构大致相同,每个蹲坑下面埋着一口大缸,这些缸往往都是有破损的,或者品相不太好的,大缸埋好以后,在口上放置两块长条石板,有的地方放置木板,中间留有一定的缝隙供排泄物释放,粪缸里插一根木棍子,俗称搅屎棍,功能至少有二:确实是为了搅屎,茅厕满了以后要掏茅粪,用搅屎棍把粪便搅匀,再用茅勺掏出。其二,茅坑的缸太深,为了防止粪便飞溅,方便时,有意把粪便便到茅坑里的搅屎棍上,脏水就不会溅起。别看这一小小的器物,还真是凝结了不少劳动人民的智慧。

古村落的茅厕一般比较简陋,两个蹲坑之间连基本的隔断也没有。好在上茅厕的都是一个院子里的人,也就是无所谓了。

这些茅厕不分男女,谁上算谁,女的进去了,男的快到跟前时,正在方便的女人会有意地咳嗽一声,男人自然退回去了。如果来了一个女的,就会进去,旁边的蹲位空着,那就顺势而为。

村民穿得都是大裆裤,裤口也没有扣袢,一根红裤带系了腰身,如厕时,裤袋一结,没地方放,要么搭在脖子上,要么干脆搭在茅厕的矮墙上。搭在矮墙上最大的好处是,外面要如厕者远远看见鲜红的裤带知道茅厕有人,会主动避开。有时候难免出现恶作剧,孩子们捣蛋,在外面抽走裤带,里面的人手提裤子从茅厕出来骂骂咧咧,四处寻找而不见人影,干着急没注意。还有的小孩儿趁你不注意往茅厕里扔石子,溅起一股子黄汤汤,如厕者光白的屁股上残迹斑斑。当然这只局限于顽童们之间的偶尔为之。

一座院子二三十口人居住,如厕高峰时出现拥挤现象是难免的。清晨,随着家家户户门栓的拨动声,第一个出院门的肯定是倒尿盆的主妇。倒了尿盆上完茅厕,把尿盆放到茅厕墙上,第二个、第三个主妇如法炮制。主妇们倒尿盆的高峰过去,男人们开始排队如厕,最后是孩子们,小孩们不讲究,小便不进茅厕,直接在粪堆上解决。

在农村,茅粪是最好的农家肥,每座院子的茅粪是家户之间轮流掏,轮到东家了,东家挑着粪桶,拿上茅勺进了茅厕。村人使用的粪桶其实不是桶,是用荆条编织的筐子,涂抹上一层含有纤维的泥土,就像抹墙一样,只要抹得好,是不会漏的。一担担的茅粪挑到了自留地,先用土搅拌了堆成堆,等下种时再撒开。有的人家眼下没有闲地,直接灌到粪堆里,届时连同粪土一块运到地里。庄稼人出身,很珍惜这臭不可闻的肥料,掏干净了还不算,用清水倒进茅坑里涮一涮,又能掏一担粪水出来。

院子的茅粪属于私有,家户猪圈的粪也属于私有,这些农家肥可以上到自留地里。生产队牲畜的粪便归生产队,虽然牛羊归个体饲养,圈里的粪土可以计入工分的。比如,你家饲养的牛,圈里的粪土多长时间起一次,每次起多少,是要统计的,这样就逼迫饲养人不断地给圈里填土。这是个利于双方的管理方式,牛吃草多,拉撒量就大,两天不垫圈,牛无法卧,一卧就是一身秽物,队长看见就会指责你没有把牛饲养好,你必须隔三差五勤快地担土垫圈。村边有一面土崖,就因为村民们长期给牛圈垫土的原因,挖得都把上面的地给塌陷了。土地的耕种者很是气愤,多次阻止取土者,因为挖土垫圈的不止一人,阻止的效果并不明显,也就不了了之。

坟茔

村子分上下村是土改以后的事,以前是不分的,上下一体。土地的划分基本上考虑就近解决,住在上村的村民地大多在前崖坪、后洼、老煤沟一带,下洼也有。居住在下村的村民的地大多在下洼、后洼,有一点我至今弄不明白,翻过村子的泊池洼一直延伸到河西沟沿一带的地,全归下村村民所有,这个划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改革开放时代,乡里的党委书记来村里视察工作,发现上村的土地明显比下村的土地既多又好,硬生生地把上村的一部分好地划拨给了下村,这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再分配的举动。

村里人死后,首先选择在自家的地里下葬,如果风水先生在自家地里实在选不出好风水,那么就在全村的版图里寻找,选中以后,再找土地的主人商量,用优质的地块进行置换,置换以后,坟茔就在自家的地里了,好照护,好管理。高姓的坟茔不在一起,小时候上坟时,跟着大人们从下洼阳坡上开始,那里是比较早的祖坟了,坟地占地面积很大,有碑楼,形成一定的规模,不知埋了几代人,坟盘已满,后面故去的人再无处下葬,又选择了下洼葫芦坝,葫芦坝埋葬的是我曾祖和祖父。崖坪也有一组坟茔,一直没弄清楚是哪一代族人。前些年上坟还专门去烧纸,近几年上坟时也就省略了。

村民对坟茔格外重视,即使旧坟如果选择的位置不合适也会迁坟。有的坟茔对老大有利,也许对老二不利,对老大老二有利,可能对老三不利,为了达到兄弟几个都满意,兄弟几个带上风水师漫山遍野地看风水,采墓穴。总算找到一处都满意的墓穴地,地理位置极为偏狭,这都不是问题,兄弟们抬上祖宗的骨殖不畏艰险,翻山越岭,总算把祖宗安顿好了。但苦了每年前来上坟的后人,偏远无所谓,关键无路可走,一趟下来,脸上身上被荆棘挂破不止一处。

过了若干年,兄弟几个的后人各有不同的发展,有的好,有的不好,发展好的,心中窃喜,沾了祖宗的光;发展不好的,心里直打鼓,祖宗的墓穴是不是选的有问题,被风水师骗了吧。反正一点,好与不好都跟坟茔有着密切关联。

移风易俗时代,又是上面提到的那个队长,不仅敢伐村庄的神树,同样也敢平坟。神都不怕还怕鬼吗?村庄很多成规模的祖坟都被他带领的一干人马挥舞家伙,统统给铲平了。我家阳坡的祖坟不见了,成了一片耕地,刚开始那几年,上坟时,还能估摸个大概位置,插根香、烧张纸、祭献贡品。后来慢慢也就被人遗忘了,祖宗就这样给淡出了视野。

有个同事家在平川地区,平坟运动抓得更紧,他父母的坟茔被铲平后,每年回家上坟,站在地垄上,连地里都不用进去,朝着茫茫的麦田,象征性地祭献一下,就算打发了地下的先人,说起来也是无尽的悲哀。

新民居

古村落的地方实在太憋屈了,几代人住一个院子,干什么都不方便。第一院子的祖辈中,有个爷爷当了上村的队长,思想超前,敢想敢干。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对他触动很大,尤其是参观了大寨新农村后,便有了修新农村的想法。把自己的思路讲给村民们听,久居老宅的村民们兴奋异常,各个像打了鸡血一般。那种喜悦心情简直不可名状。我家已经住进了新宅,新农村建设只是积极的参与者,不是分享者。

建筑地址选在了北圪台,那里曾是一层层的梯田,坐北朝南,日照很好,只是前面有一条很深的沟,不知对风水有无影响,当时不讲究风水的。全村人日夜奋战,两排几十孔清一色的砖窑拔地而起,蔚为壮观。这在周围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尚属第一家。

竣工之后,全县各公社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风头一时无两。那时候,我和二弟属于青涩少年,专门负责用平板车给工地拉水。

新农村建成后,如何给村民分配住房,我记不清楚了,我们家有新房住不参与分房。大爸一家子搬进了新农村,分配在新农村第二排的第一家。新农村的建成无疑缓解了村民的住宿紧张问题。由沟里的老宅子搬到沟外的新农村,由黑咕隆咚的窑洞变成了亮堂堂的砖窑,生活档次立马有了质的改观,村民的脸上荡漾着难得一见的笑容,逢人便说,抽时间过来串门啊。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又有新的发展,随着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房屋修建的政策似乎也有了松动。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开始造屋,村里也没有人过问此事。生产队也撤了,被集体形式圈了很久的人们,一下子有了散养的快乐和不羁。家家户户有了千载难逢的自由,地里想种啥就种啥,想几点钟下地就几点钟下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当然了,想修窑盖厦,别人也管不着。这次修房子跟以前不同,张三看上东边一处好风水,不管是不是规划的宅基地,只要是自己承包的就能做主。李四也不含糊,盖在了西边,王五盖在了南边,赵六盖在了北边。村子散了,四面八方,星星点点。

这些事情的发生和蔓延,是我离开村庄很多年以后出现的。回到村子里,看见到处都是新修的房子,眼花缭乱,搞不清楚那一个个新居都是谁家的。一家离一家距离很远,家家都是独门大院,没有了古村落的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气氛。

古村落真正的闲下来了,一座座院子一旦没有人居住,便失去了人气,慢慢地就荒芜了。经历上几个春秋,院子里的草便没了膝,成了虫鸟们的天堂。有些院落干脆被拆了,在后人的眼里,只要不住就视同没用了,把砖石、檩木挪作新房子的材料,这是非常极端的行为。祖宗的基业应该保存,不应该拆毁。我家的第三座院子是自然坍塌,窑洞的挂面全都不见,裸露着半个窑孔,面目十分狰狞,似乎述说着对后辈们的抱怨和不满。保存最好的还是第四座院子,四合院完整不缺,大门一把大锁,谁人也难进入,虽然院子里已被荒草掩映,难以立足。每次回到古村落,我都要连连浩叹,感慨万千。

我的心里,只有古村落才是家园,即使早已破败不堪,依然久久驻足,流连忘返。

牲畜

村里没有牲畜了。去年回村时,看见村民赶着一头黄牛出坡放牧,很是稀奇。我问他现在还用牛犁地、推碨吗?他笑着说,早不用了。那你饲养的牛干吗?不等他开口,旁边的人插话了,现在养牛可吃香呢,一头牛能卖好几千块,原来养牛不是为了干活而是卖钱。羊也少了,不像过去有好几家放羊的。早上赶着羊群从门前走过,留下一路的羊粪蛋。羊群刚过,爷爷便操起扫帚去扫热气腾腾的羊粪,不赶紧点,会被别人抢了先机。傍晚,羊群鼓着圆圆的肚皮,从另一面坡上披着晚霞回来,这都是村庄应有的风景。如今全然消逝了,村民们家家都置办了机械化农机具,犁地的、下种的、收割的,打场的……反正是当年使用体力的农活基本上全由机械化所代替。

以前推碨子磨面的情景也不见了,面吃完了,从缸里舀上粮食拉到面粉站换面粉,能不动手的尽量不动手。比如蒸馒头,那是以前主妇们的手艺活,不但人人会蒸,还暗暗比赛谁蒸得好。现在,也到集市上买,虽然口感难以与自己蒸出来的相提并论,人们宁愿凑合吃,也不愿意费劲去亲自劳作了。

牲口不见了,农家肥没有了,村子干净了很多。但是又引出一个话题,原来所说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专指农家肥,没有了农家肥,仅仅靠化肥种植庄稼,已渐渐被世人所诟病,而且呼吁使用农家肥的声音越来越强。连牲口都没有了,哪里来的农家肥,仅仅靠人类的粪便能改变现状吗?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

年轻人出门已经不满足于骑摩托车,小汽车漫山遍野飞奔已是见怪不怪了。

我每次回村,都有一种感觉,不知是心理作怪,还是情感排斥,总是怀念远去的烟火气息。日暮炊烟,人欢马叫。铡草喂头牯,砍柴添伙房。正如孟浩然写的《过故人庄》所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20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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