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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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一名退休教师，一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故事还要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
1957年3月6日，因家境贫寒，我父亲从上蔡完中辍学回家。当他走到上蔡县城西城门时，吃力地爬到城墙上，把背包和书包放在地上，浑身有气无力面朝东坐在背包上。他长时间向学校方向注视着，坐在那里，像雕塑一样动也不动，像与亲人分离一样难舍难分，热泪像断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落。他嘴里喃喃地念叨：“就这样辍学不上了吗？如果继续上吃什么？”当时，我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家里有位70多岁的曾祖母，还有个6岁的姑姑，他们三个相依为命，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里有钱供应他上学。
3月4日学校召开的全校班干部会议场景，不时在父亲眼前闪现。我父亲是以初中二年级一班团支书的身份参加的会议。会上校长讲道：“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困难，同学们要放弃助学金，自力更生求学……班干部要带头……”他当时就想：自己是一名班干部，要听学校领导的话，宁愿不上学，也要放弃助学金，减轻国家负担。为此，他第一个报名放弃助学金。可没有了助学金之后，预示着他却再也无法继续学业了。
父亲坐在城墙上，他反复思考着，回到家怎样向奶奶说呢？如果老少爷们儿问我你怎么不上学了？我又该怎样回答？心乱如麻，思绪万千，他一直坐到日落西山，才慢慢地走下城墙向家乡走去。
回家早了，怕被别人看见觉得丢人。父亲回到家中，曾祖母和姑姑都已入睡了。父亲拍了拍门，喊了几声，曾祖母才听出是我父亲的声音，把门打开。在昏暗的豆油灯下，曾祖母看到父亲背着被子和书包，她吃惊地问道：“你咋把被子、书包背回来了？”父亲说：“奶奶，您年纪大了，我回来在家里伺候您呢，不上学了！”曾祖母一听，随即拿起笤帚就打他，非常气愤地说道：“我天天省吃俭用，盐都舍不得吃，把咱垒院墙的砖都扒掉卖了，供应你上学。好不容易上中学了，你不上了！”
父亲是个苦命的孩子，五岁丧父、七岁丧母，是曾祖母把他养大的，从小到大曾祖母从来没有打过他。父亲抱住曾祖母的腿放声痛哭，也把睡梦子的姑姑吵醒了。曾祖母打了我父亲又心疼，搂住他也哭了。这时，父亲就把校长开会的情况告诉了曾祖母，曾祖母说：“咱的亲戚都穷，卖地吧，地入社了。你没有了奖学金，是真上不成学了。”父亲一家三口，哭一会儿，说一会儿，刚刚懂事的小姑姑也跟着哭。一直到天明，一家人都没有睡觉。
那时候，农民刚转高级社，依靠挣工分吃饭。父亲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去了。有人问他：“你咋不上学了？”他说：“俺奶奶年纪大了，妹妹又小，俺家没人挣工分，吃啥呢？”
父亲参加社里劳动的第二天，高级社的党支部书记张学孟找到他，说：“听说你不上学了，是真的吗？”父亲说是真的。他说：“明天上午，你到咱村寺西小学教书去吧！”父亲说：“我刚下学，又年轻，能中吗？”他说：“咱学校老师又划两个右派，让他们去县砖瓦厂劳动改造去了，有两班学生没老师教。昨天晚上党支部开会研究，让你去寺西小学当老师。”
1957年3月9日，父亲走马上任，开始了他一生痴心不改的教学生涯，到寺西小学教二年级语文、数学课，兼任班主任。教室是暂用第九生产队的两间会计室，里面连一张课桌都没有，同学们听课时坐在板凳上，做作业时坐在地上，趴在板凳上。
麦罢开学后，父亲教的班连教室也没有了。第九生产队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外，剩余的全部储存到二年级的教室里。他们就把课堂搬到外面，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桑树下学习。上了两个星期多，大桑树下又垛了个麦桔垛。本来寺西学校有三个班都是借用的民房，在万般无奈情况下，父亲就把学生带到离三年级比较近的胡同里，利用房屋山墙挡着太阳光的荫影让学生坐在那里听课。上午坐在胡同的东边，下午坐在胡同的西边，这样晒不住学生。如果天下雨了，父亲就和三年级老师结合，暂时合班实行复式教学。
父亲多次找高级社领导要求解决教室问题，可他们也无能为力，坚持了一个多月，放暑假了。放暑假时，父亲又找到支书和社长，他们答应暑假过后一定想办法解决。
暑假过后，新学期开学了，父亲与学校的李校长共同去找支书和社长，支书说：“我们已找了几家社员协商过，咱拿钱租房屋他们也不同意。你们先开学，我们再想想办法。”
学生在露天的外面又上了一个多月的课，不知不觉秋天到了，天气渐渐变凉，同学们还在外面上课，把孩子们冻病了怎么办？
一天晚上，父亲回到家里给曾祖母商量：“奶奶，咱们家三口人住一间，腾出两间做教室，您看行吗？40多个学生连个安稳的学习地儿都没有，我天天心里不好受呀，有时我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曾祖母是个明白人，看我父亲很为难，就满口答应说：“好呀。咱明早上就动手挪东西，整理屋子，明天下午你就把学生带来上课。”父亲还趁星期天在院子里搭个草棚，把家里的锅灶垒在里面。就这样，父亲教的学生才算有个安稳的学习地方。
我们家的房子无偿让学生使用，教室有了，但缺少桌子，孩子们仍坐在地上，趴在板凳上写字。这样，怎么会把字写好呢？父亲和曾祖母又商量：我找两个人，咱管两顿饭，我们三个托一些土坯，给学生垒成土桌子用。曾祖母很支持父亲的意见。
土坯晒干后，父亲找到第八生产队队长，把土坯搬运到家中，又拉了一车土和泥。趁星期天，在曾祖母的帮助下，父亲自己动手把土桌子垒好了。同学们坐在有土桌子的教室里读书、写字，都感到特别高兴。
父亲坐在家里就能辅导学生学习，同学们一到校，他就给学生布置作业。父亲还给同学们讲：“同学们，原来咱没有教室，没有桌子，很多时间流失了，我们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出来！现在我们有教室了，不怕太阳晒，不怕风吹雨淋，能平安舒适地坐在屋子里读书、写字。因此，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老师，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听你的话！”
自从踏进寺西小学那天起，父亲就立下了“把青春献给孩子们”的铮铮誓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工作中，他把拳拳舐犊之情洒向了学生的心田，孩子们也把父亲当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
有一天，学生张治国，雨天赤脚上学，不小心脚丫子被碎玻璃片划破了两寸长的口子，血流如注。父亲慌了神，赶紧掏出手绢缠紧伤口，张治国疼得直哭，父亲心疼得也直流眼泪。父亲给学生们留完作业后，赶紧将他送去乡医院治疗。当时，也不知父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不顾雨打路滑，背着体重比他少不了多少的张治国，一口气跑到无量寺卫生院。医生急忙对他进行包扎治疗，父亲付了款后，又把张治国送到家中。
还有一次，学生焦瑞不慎摔倒一块石头上，碰裂了嘴唇，鲜血直淌，父亲心疼得哭了，赶快背着她到医院做缝合手术……
父亲班里有个叫李平的后进生，因父母离异而被抛弃，只得跟着奶奶生活。他因失去了父母之爱而感到孤独、自卑。幼小的心灵失去了平衡，他破罐子破摔，逃学、游荡，还抽烟，连留两级，期末考试仍是倒数第一。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不忍心看着这颗稚嫩的苗儿萎蔫，因为父亲有失去父母之爱的痛苦。因此，父亲决心用炽热的爱去抚慰那颗冰冷的心，就主动找他谈理想，谈人生，和他交朋友，给他讲老作家姚雪垠爷爷小时候刻苦自学的故事，鼓励他自尊自强。冬日里父亲给他送棉衣，雪雨天让他在自己家里吃饭，对他关怀备至。终于，他那颗冰冷的心复苏了，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期终考试得了全班第三名。
1959年4月份，柳庄大队支书周国贞找我父亲说：“寺西学校附近又找一所民房，把你那班学生带回去，由你担任寺西小学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原来那个校长犯了错误，被开除回家了。”
第二天，父亲把学生带回寺西学校，全校七个班，十位老师，只有一位公办教师，父亲既担任校长，又教四年级语文、数学课。当时，公社辅导站领导不让他教语文课担班主任，说校长工作忙。父亲找领导说：“我带着这班学生打了两年‘游击战’，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我实在离不开他们，我宁愿忙些、累些，也要教语文课兼任班主任。”
在事业上，父亲是一个锲而不舍的探索者，他常说，要教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必须得有“一桶水”，得有一股涓涓的“长流水”。他深知，自己的文化底子薄，教学经验少，但他时刻不忘锐意进取，不断学习，只要听说哪位老师在教改上有了新经验，他必定专程造访，问经取道。
在工作中，父亲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一心扑在教学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40余年来他教的班级考试成绩在全乡都名列前茅，曾多次被评为乡、县、市级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
父亲常常自豪地向我们说道：“回忆我的一生，把青春、智慧和汗水都献给了孩子们，献给了我热爱的教育事业。虽然我因为教学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但苦中有甜并快乐着，我心中总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感。我终生不悔，也很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