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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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平
岁月的河流很漫长，但是，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总会沉淀到河底，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电影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香饽饽，胶片时代那张扬在露天或影院的银幕，呼唤过多少人的热望和激情。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有多少放映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银幕下为此付出。那个时候，我曾是一名军中放映员，和他们一样，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岁月里，扛着放映机，把银幕架到营区、工厂和山乡，用青春的火焰，燃烧自己把快乐传递给他人，那是一段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
青春是伴随梦想的花朵，我的青春翅膀煸动和更多同时代年青人一样源自对军人的热爱。那个时候全社会对军人格外祟敬，平时哪个年青后生能弄上一套绿色军装穿上那可是最夺人眼球的时髦。一套军装洗得发白了，仍然珍爱有加。哪个家庭有人当兵那更不得了，门前挂上光荣牌，那可是一家人最大的荣耀。高中时我们班主任李科荣组织排练样板戏，因为我时常爱穿军装被推举演郭建光，李老师一把二胡伴奏，我和另外一个演阿庆嫂的同学扯开嗓子唱，竟然唱到了学校宣传队。从此，一发不可收，时常在宣传队演个角色，跟随宣传队到镇上、县上和农村、社区演出，最远的到过正在兴建的焦枝铁路上演出，每天白天在工地演出，晚上睡在农民家的牛栏屋里，蚊子叮得满身是包，也丝毫不影响演出热情。1972年，部队来学校招兵，同一拨的同学都争着报名，我也报了名，身体检查都合格，但竞争很激烈。也许占了平时演军人的光，武装部长极力推荐，接兵的也看好我，竟然在众多竞争者中被录取了。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同学们开玩笑地说，王贵平喜欢演军人这回演成真军人了！
青春的可贵并不是因为拥有那些年轻时光，而是那颗盈满了勇敢和热情的心，不怕受伤，不怕付出，不怕去爱，不怕去梦想。从一名普通学生成为一名军中放映员，除了机缘巧合，还得益于部队阳光向上的文化生活氛围。人们常说，部队是所大学校，这所大学校有个好传统，一向重视做人的工作，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把士气鼓得足足的。做人的工作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队、球队、电影放影队，这几支队伍按现在话来说都是能量很大的活动载体，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像我刚到部队时，所在的军区、军分区都建有这几支队伍。当时宜昌军分区的西湖蓝球队就很有名，分区司令员李地山，一个老红军、开国大校，整天虎着脸的白发老头，亲自挂帅，经常和地方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在群众中口碑很好。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这批学生兵到部队后入鱼得水。周身洋溢着青春活力，干什么都有一股争先不服输的劲头。新兵训练，部队拉我们到一个偏僻山村集中军训，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统铺上，天天紧急集合，列队操练，整天汗水涔涔。但一到搞文化活动，和驻地群众联欢什么的就特别活跃。到连队后，每天早上抢着打扫厕所，参加地方劳动挑着臭气熏天的粪桶也争着走在前头。连队宣传队、球队，办墙报、黑板报，和地方联谊或竞赛，这批人干得最卖力、最出色。也因为这批学生兵脑袋瓜子好使，像春天里的绿芽芽特别招人喜欢。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后成了部队中坚和骨干，像我们连宣传队手风琴拉得好的岳世鑫后来还成了将军。我也是在这些活动中，偶然被当时到连队检查工作的军分区宣传科长常立柱（后任军分区政委）发现，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调到军分区放影队。那个时候，放映员在大家眼中还是个神秘的职业，也是很多军人向往的岗位，能够成为一名军中放映员，我感到天大的好事落到自己头上。
当背着绿色背包提着简单行李离开连队，走进有警卫站岗的军分区高高的门楼，大院内绿树成荫，整洁干净，一栋栋红砖青瓦老式楼房呈现在我眼前，感觉特别肃静爽亮。这里是宜昌人熟悉的桃花岭，也是宜昌党政军所在地。分区紧邻地委和行署，一条小路贯通。大院内草坪中有一个篮球场是日常露天放电影的地方，遇到大的活动，地委、行署领导也会到这里看电影。周围康庄路、桃花岭一带的群众近水楼台先得月，来分区看电影成为日常。我在连队时经常到这里看电影，战士们拿着清一色的小板凳进场，一声“坐下”板凳啪的整齐落地。放影前连队拉歌，嘹亮的歌声，吸引好多群众围观。这时场地站满了人，等到首长们都到了，电影就要开始了……。
过去在连队看电影是作为观众，现在要成为放映员为大家放电影，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对我这个十八、九岁的楞头小伙子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刚接触放映机时，面对那个转动的胶片在银幕上带出绚烂的光影，充满好奇。第一次把胶片拿在手里感觉冰凉而生疏。看到老同志装片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就装好了，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心想什么时候我能练就这么一手该是多好哦！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十六毫米放映机，机器虽小，五脏俱全，机械、电子、光学，外带发电机。要学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当时带我的老放映员张光明1969年的兵，也是我们电影队的队长，虽然只早我三年入伍，但技术熟练。他和早期的老放映员曹明坤（转业地方后曾任地区电影公司总经理）辅导我从电影胶片的每一帧画面认知开始，成为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部队对放映员业务上要求很严，军区文化部专门编制了一套教材《电影放映机》《电影扩音机》《电影发电机》作为必读书籍。电影的理论知识，什么蒙太奇呀、电影胶片原理呀、放映机光学原理、扩音机原理等，这套书里都讲到了。开始读这几本书，真有点懵，感觉枯燥乏味，但领导盯得紧，必须得硬着头皮读。与学理论同步，跟老同志学装片，把指甲宽的影片装进带齿孔的片槽，让胶片形成一定孤度，使影片正常运转，不抖动，不卡片，而且动作要快，是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小小电影胶片，那上面24个小格子为电影里的一帧，也就是一秒钟的画面。在胶片右边，两条细细的黑色线条是声带，是用来记录电影声音的。如果胶片装反了，声音就放不出来，同时画面也就反过来了。一大卷胶片只有二十几分钟片长，一部电影要换五、六次胶片。每次装片动作要快，特别放映现场人多情况下，装片时间越短暂观众等待时间越短。要不观众里就会有人起哄，这样的洋相我是出过几次的，人慌了装几次都装不到位，观众里直呼“换人”，急得直冒冷汗。
会接片也是电影放映员的一项基本功，两台三十五毫米放映机接片时要无重叠、无空白、自然无痕迹，像一台机器一样流畅。要不然出现“断片”，就要影响放影效果。一般观众不知道这里的奥妙，但放映员心中有数，当第一台放影机放映的影片右上角出现一个白点时，另一台放影机放映员就要启动机器，让齿轮带动胶片运行，运行九秒钟后，第一台放影机影片右上角出现第二个白点时放映员要关闭放影灯，另一台则要打开放影灯，两台同步操作保证接片衔接无缝。接片好不好，全靠俩个放映员熟练配合，掐准银幕上的那两个白点。会修片也是放映员必须掌握的“手工活”。以前的胶片偶尔会有损坏或断片，修片时把坏的部分剪掉，在接缝处用刀片刮出几毫米深的对接点，再用透明胶粘起来后就能正常播放了。这样的手工活技术熟练的老放映员，分分钟就修好了。
年轻时期最大优势是敢于接受新知识，敢于挑战自我。一名优秀放映员对放映机、扩音机和发电机样样要精通，遇到故障手到病除。特别是扩音机，是放映技术中的难点，把电影里的声音放大出来全靠它。为了这个，俺还真费了一些心思。那个时候很多家庭都有收音机，买一台价格不菲。很多人图省钱就请人组装收音机，分区通讯总站的一帮战友就装了不少。这对我启发很大，收音机和扩音机原理上是相通的，我就向他们讨教，自己买些电阻、电容、电子管什么的按图索骥，组装收音机。面对密密麻麻的线路开始有点摸不着头脑，一次次把零部件焊接到底板上，一次次拆下来，捣估多了也就熟练了，当最后调试时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犹如天赖之音，悦耳动听。这次组装成功，对我实际帮助很大。1974年武汉军区组织放映员技术考核，我的几门成绩都过了关。那次考官给我出的故障题是把扩音机的一个功放管弄坏了，发电机是把输油管道用肥皂堵塞了，这在平时都是比较少见的故障，我按教科书和平时积累的经验一步步分析找到了原因，最后排除了故障。考完后武汉军区宣传部给我们颁发了证书，当那个盖着钢印，汤着金的塑料本本拿在手里的时候，兴奋、喜悦难以自抑。要知道，那个时候能拿到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书，意味着你即便到地方也是认可的，是可以直接上岗的。
当然，有证了，会放映了，最大受益者还是自己。起码可以自己单独操机，不用老同志监督了。还有一个好处，日常放映机检修，可以挑些自己喜欢的片子放映了。一、二十岁的年龄，正是春心萌动时期，对一些爱情题材电影特别上心，像《柳堡的故事》、《五朵金花》还有后来的《庐山恋》《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什么的，在检片时不知重复放了多少遍。那个年代样板戏盛行，放映多少场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这些片子重复放多了，一些台词和片段都能熟记于心，随口而出。像《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沙家浜》中“那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海港》中“那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智取威虎山》中“八年啦，别提它了”，还有一些老电影如《上甘岭》中“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南征北战》中“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份上，拉兄弟一把”，《小兵张嘎》中翻译官“别说吃你几个破西瓜，老子在酒店吃酒从来不给钱”等，都成了平常间互相调侃的口头禅。
在那个精神文化生活贫瘠的年代，人们好长时间才能观看一次电影，看一次仿佛过节一般期盼和兴奋，电影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是精神上莫大的满足和快乐。我们所在的分区机关因为有部队方面供片，一个月还能看上几次电影。除了耳熟能详的八部样板戏和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外，有时候还能看上一些特供的内部片。这些内部片很多是从国外引进的科技情报类或战争类的影片。每逢这个时候，机关院内尽管消息封锁很严，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从那里得到消息，早早钻进大院里来。分区那个时候礼堂很破旧，坐几百人就满坐了，很多人为了弄到一张内部电影片，费尽心思找人托关系。记得开始放日本《山本五十六》时，因为入场人员多，礼堂快挤爆了，为确保安全，不得不改时间放映。
为了密切地方和部队关系，我们也时常为一些特殊人群放映内部片。如紧挨着分区的老地委、行署和桃花岭饭店。桃花岭饭店前身是宜昌地区第二招待所，再前身是招待科，这里用于外事接待了不少高级干部，也为不少领导放映了不少内部片。大院内古木参天，绿茵遍地，里面有个神秘建筑，被人们称为乌龟壳的地方，是专门为迎接当时的林彪副主席修建的。乌龟壳地上地下两层，顶盖厚度可以防止核辐射，但林副主席最终没有到过这里，后来据说被拆除了。市科委情报研究所有一些技术情报类的内部片，我们时常到他们那帮助放映。我们还到监狱里为犯人们放过电影。在一群穿着囚服的犯人堆中放电影，那种感受怪怪的。那可是一帮罪孽深重的老罪犯，一般刑期都在20年以上，有的据说戴着几十斤重的脚镣还能下水游泳，他们在监狱里还寻衅滋事报复看守人员。在给他们放影时总感到周围都是贼贼的目光，尽管监管干部在旁边站着，放映时我们还是一边眼瞅着胶片转动，一边眼斜瞟着那些人，心里总提防着，怕他们闹个什么事。
那个时候禁封电影很多，遇到哪部影片解封便会掀起一股观看热潮。记得《小兵张嘎》解封那晚，观众特别多，放映现场人山人海，屏幕前后都坐满了人。一些群众被档在大门外，这时急于想进到院子里来，被人簇拥着往前面挤，分区那扇装着铁门的高大门楼被人挤得直摇晃，有些小孩夹在人流中被挤倒想站起来都没有机会，守门警卫见此情景冒险挤进人群抱出小孩才脱离险境。分区周围院墙不时有人翻墙入院，机关管理部门派了人员巡逻，时不时会逮住一些翻墙群众。有些小孩因天黑看不见，还跳到墙边水沟和粪坑里了。个别小孩特调皮，自己跳进粪坑里了，还糊弄院墙外的同伴往下跳，结果一帮子小孩全跳进了粪坑。那天究竟有多少人翻越院墙，有多少人跳进了粪坑，有多少人被挤倒无法统计，只知道放映完第二天早晨打扫卫生，我们光是从分区大门口和放映现场清理出的鞋子就装了一板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国内电影市场每逢新片上市，观众总是一票难求。不像现在只要新电影一上映，全国各地都能观看得到。地方电影公司很关照部队，采取和地方电影院联片放映。也就是一部片子每晚轮流放映，像小时玩击鼓传花游戏一样，上家传给下家。下家把片子从上家接住跑回来，放映的人管那叫跑片。我那个时候经常跑片。跑片有时候用吉普车跑，更多时候用自行车跑。像宜昌城区几家电影院，先跑到解放电影院把胶片用布袋装好后，骑着车子把片子送到我们分区礼堂，等我们放完后，下家九码头电影院再接着跑片到他们那。睛天还好说，下雨天推着几十斤重的片子在雨中跑片，要赶时间又怕胶片被雨水淋着，是很辛苦的活。
跑片用的都是35毫米电影胶片，一盒（圆铁盒）为一本，大约9到10分钟。一部90分钟的电影大约9到10本。一部35毫米电影我们得跑三、四个来回。几家电影院放映员彼此都很熟，他们用的是35毫米座机，体型像个高射炮，后面大箱子里面装的5—6000瓦的灯泡。旁边有个监视窗口，跑片时我们经常躲在那看电影。几趟下来，影片内容也就基本熟悉了。跑片时最怕的是上家放映中出现断片或是机器故障，后面几家都得往后拖延时间。此时现场人声躁动，吆喝声、埋怨声、叫骂声、着急的叫喊声连成一片，有的还在下面倒数10、9、8、7……，只到跑片员抱着影片急冲冲赶回来，底下一阵欢呼，各种声音才戛然而止，唯有放影机“嗡嗡嗡”的声音不紧不慢的转悠着，直到这时，我们才坐下小歇一会。
那个时候，放映队隶属政治部宣传科管理。宣传科负责部队理论、文化、宣传等方面工作，宣传科最多的时候有12个人。我们科长殷茂溪（后任某部政委），因长得像马克思，人称殷克思，是从野战部队来的，理论功底深，熟读《资本论》，地委机关时常请他讲理论课，是分区公认的理论权威。科里的一帮干事田延龙、谭建华、肖亦可、曹明坤、杜斌、许少俊、欧阳惠南、李志刚、李楠、范生安等，都是从各部队来的骨干。他们政治工作经验丰富，抓典型、树模范、搞活动都有两把刷子。有的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学和摄影作品上过刊物或画报；有的多年从事新闻报道，稿件上过大报或大台；有的曾经是分区蓝球队的队长或是宣传队的骨干，都是一方面的强手，可谓人才济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他们在一起让我们这帮子年轻人学到了不少东西。我那个时候放映之余喜欢摄影，科里老摄影干事谭建华与我是同乡，他洗照片的暗房就在我们电影队旁，时常带我当下手，从摄影到暗房冲洗都手把手的教我，让我很快上了道。他有时不在家，我就顶他的缺，自己冲洗照片，也帮人放大照片，有时开会搞活动要拍照，我也当仁不让，成了一名业余跨界的“摄影师”。
放映员除了放电影，遇到节日和大的活动还要布置会场书写标语，看管扩音机等等。橱窗每隔一段时间要更新，版面设计和书写都由我们完成。那个时候武汉军区文化工作站除下发一部分幻灯片外，大部分幻灯片由我们自己创作完成。自己写脚本，制作时在玻璃片上涂上广告涂料，等涂料干后在上面画画或刻字，或者通过照片翻拍制成幻灯片，最后自已配音录音整体合成。配音这个环节是我们的软肋，因为没人经过专业训练都很怯场，我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简单以为说普通话不就变变声调，也就把这个活揽了下来。哪曾想，分区大院里有很多从北方来的老同志，放映完后他们就纠我的错，当然更多是冲我这个家乡味很浓的普通话来的。像n、l不分，翘舌平舌不分，前鼻音后鼻音不分，有些地方还f、h不分，弄不清卷舌不卷舌，像“女和旅、泥和梨、男和蓝”不分、“支持”念为“资瓷”“智商”念为“字桑”等等，说实话，当时真有点打击积极性，现在想来，还真得感谢他们，要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帮我练点普通话，后来遇到一些场合需要说普通话时，还真没有那么大胆子张口了。
放映员都具有写写画画的特长，像我们电影队彭华中、张光明、高其胜、颜复喜、吴強、李玉平、彭福培、唐会彬、蔡青、李春生和我都有这方面擅长和爱好。1976年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悲痛，那一年中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三位伟人先后逝世，我们在分区大门、礼堂和营区各要道路口书写了很多大幅悼念标语。毛泽东主席逝世宜昌开追悼大会，几万人的会场，标语和花圈上的挽联很多都是我们书写的。记得最清楚的当时分区礼堂前立有一个很大的毛主席画像，主席去逝后，领导让我在画像两边书写“挥泪继承领袖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悼联，这副悼联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情感，先用特大毛笔写好，再用金箔纸刻出来，金色的字配上黑色悼联显得特别肃目和庄重。写好挂在主席画像两旁，很多人立足观望，干部战士争着拍照留念，其中包括很多地方领导。
青春让我们有过苦涩，也让我们拥有过温馨和快乐。看过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秒钟》的人，一定记得那个寻找废旧胶片做灯罩的刘闺女，其实她的故事在那个时候很普遍，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缩影。人们精神生活需求啊，编织个胶片灯罩充实调节。编织胶片灯罩是要一定技术的，先按灯罩的比例用铁丝做成一大一小两个圈，然后把胶片剪成相同宽度的弧形，用胶丝把一片片胶片穿在两个铁圈上，最中心要有个较小的铁圈安置在灯泡底座，用于支持整个灯罩的安放，一个胶片灯罩就做好了。做好的灯罩光线经过胶卷的折射，形成朦胧的光感，同时将胶卷上的图案投射到整个空间，一种回味时光的感觉油然而生。做一个胶片灯罩需要十几米的废胶片，这种废胶片现在网上几十块钱一米买得到，那个时候买不到，全靠托熟人找关系。当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办法，他们不仅能弄到，还总能出人意外的打造出令人惊喜的式样。有的按胶片原图编织出的灯罩像走马灯似的，有的是在双层胶片中间套别的图样，更显雅致。这小小的胶片灯罩，不仅成为当时一些家庭的时髦用品，也成为一些年轻人友谊和爱情的信物。我的一个战友，当时在部队医院工作，就因为灯罩编的好，获得了年轻医生的芳心，现今还成为我们的美谈。
放电影的时光是美好的，在那个美好时光里，我们也曾做过一些“出格”的事。分区院子里有一帮子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家属子女，特别占强，时常与我们有点小摩擦。这帮小子特“坏”，最坏的敢在机关澡堂顶上把屎尿拉到水池里，引起大家公愤。每到我们放电影时，他们要不带着一帮院内孩子和院外的孩子打斗，要不故意用身体档住银幕瞎晃悠，要不找我们放映员岔子闹事。有一次放映完后他们借故辱骂我们，我们自然不会轻饶他们，队长张光明一下冲到他们跟前，举着拳头就要动武，并严厉警告谁要敢再骂，天王老子我也饶不了他，这帮小子看到这阵势害怕了。张队长是个粗中有细的人，知道他们会恶人先告状，把此事告诉他们的父母，便在当天晚上先人一步到分管行政的领导把此事作了汇报，之后那个子女的父亲受到了批评，经过此事后这帮小子有所收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部队对文艺宣传抓得很紧，强调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一方针要求下，分区机关宣传干部下基层为兵服务，为群众服务蔚然成风。像我们宣传科人员每年都在基层抓典型，树样板，搞各种竞赛评比，大部分时间泡在基层。我们电影队也一样，到军营、到工厂、农村、林场、煤矿和边缘山区，把电影送到最基层。热火朝天的军事训练场上，边缘地区的农村、山高人稀的露天矿井，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当时，分区按国防战备要求，重点抓好民兵队伍建设，在宜昌树立了多个民兵典型单位。其中，宜都古老背镇民兵营、五峰牛庄乡民兵连和后来的宜昌开关厂、宜昌造船厂等都是响当当的民兵样板单位。一次，我们到誉为“高山红哨卡”的五峰牛庄民兵连放电影。这里地处两地(宜昌、恩施)四县(五峰、长阳、 巴东、鹤峰)交界之地，社情复杂，没通公路没通电，属人迹稀少的贫困山区。我们扛着放映机往山上爬，两旁是悬崖绝壁的岩石，光溜溜的，令人望而生畏。山里刚下过雨，我们穿着凉鞋，踩在烂泥糊浆的小路上，鞋子经常被陷泥泞中，走一步气喘吁吁。山里没电，我们带的发电机有一两百斤重，把这么个大家伙弄上山，可费了老大的劲。多亏了牛庄乡民兵连老连长，带着几个年轻民兵半路接我们。老连长身材高大，曾传闻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对付三个土匪，在当时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人背着发电机，其他人把放映机装进背篓，像接力一样背上山。那天山里气温低我们冷得直哆嗦，村民就像当年迎接部队进山一样用最暖心的方式迎接我们到来，火塘里的火烧得旺旺的，山里好吃的摆满一大桌。我们不顾满身疲惫，在满是泥浆的稻场架起银幕，把小发电机发动，当闪烁的灯光亮起，喇叭声音响起，方圆数十里的山里群众像过节一样赶来看电影，欢声笑语在山乡的夜空久久回荡。
当时神龙架林区还属宜昌管辖，我们每年都要到这里慰问放映。第一次到林区我们坐的是解放牌军车，从襄阳、房县、谷城方向进入。坐在无顶蓬的后车厢，一路沐风栉雨，蓬头垢面。到了最险的那段弯路，道路崎岖无比，两边是深沟险壑，往下看三十几个弯，让人胆颤心惊。司机小心翼翼开着车，越是靠近林区气温越低，我们几个人穿的单薄衣服实在抵不住急剧下降的气温，便急中生智把随车装载的几捆布匹拆开后往各自身上裹，一个个裹成了大布熊，肥臃得可爱。到了林区驻军所在地，才发现这里的官兵早都穿上了皮大衣。在林区，我们不仅为驻军官兵放映，还下到林场为伐木队放映。那个时期神龙架林区还没大面积开伐，沿途可见茂密的参天大树，最粗的树几个人才抱得拢。神龙主峰林海茫茫蔚为壮观，燕子洞上空密密麻麻的燕子凌空飞翔。车在路上走随时可见野兽出没，和我们随行的林区武装部人员都带有手枪或半自动步枪，遇到山羊、免子什么的，打上一只便可捎回改善生活。有时晚上开着车灯走，前面路上就有兔子沿着车灯直线跑，只要稍为瞄准就能打中。途中也曾遇到筑路工人炸山放炮，冲天而起的石块从空中带着嗖、嗖、嗖的呼啸声砸在我们车旁，溅起一个大坑，偏一点就砸在我们车上了，真够惊险的。在林区我们为伐木工放映，工人们说放映队送去的电影如久旱的雨露，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对我们而言，到他们那里和他们接触，才深切感受到这些长年累月在深山老林的伐木工和当地群众的不易，他们勤劳、勇敢、坚强令人起敬，女青年陈传香就是其中一位。
1975年，神农架林区宋罗乡19岁的女青年陈传香，随生产队社员们到山上刨洋芋，女社员李守芝到树林里解手时突然看到一只金钱豹正扑向一只山羊，吓得她大喊“老巴子来了!”地里干活的男女老少听见呼叫，一个个四散逃去。金钱豹掉转头将来不及跑掉的农妇柯正玉扑倒，此时陈传香看到金钱豹正张开血盆大口对准柯正玉，生命危在旦夕。她想也没想，从金钱豹侧面扑过去，骑到金钱豹腰背上，右手扳住金钱豹下巴，左手扭住金钱豹头部，用尽全部力气，将金钱豹腰骨压断，活活将金钱豹打死。陈传香为救乡亲，赤手空拳将金钱豹打死，成为打豹女英雄。也就在那一年，我们带着部队首长旨意到她家里慰问放映。陈传香的家就在伐木队旁的岩边边上，有点像林海雪原中看到的用很粗的圆木一垛垛“拼”起来的房子。她面目清秀，对人热情，紧锁的眉宇间始终蕴含一股英气。她带着我们到她家屋后的打豹现场，告诉我们那只公豹死后，山后茂密树林里不时会传来母豹呼嚎。就在那一刻，我们对眼前这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子充满敬佩之情。那里的老百姓很少看电影，当我们将制作的陈传香事迹幻灯片播放时，他们惊呼陈传香也上电影啦！后来，陈传香打豹事迹经《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电视、广播广泛报道，还被画成连环画，搬上了小学生的课本，成为闻名全国的当代“女武松”式的传奇人物。
在那些充满激情的日子里, 人们诚实劳动，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念想。电影队也一样，凭着一腔青春热血，一次次到基层一线为部队和群众放映，不仅屡受好评和表扬，还获得一次集体三等功。走到大街上，总有地方群众热情招呼。好多年后，我有一次到宜昌商场买东西，商场服务员对我说，我认得你，你是分区放电影的！让我好生惊讶，心里涌起一股久别的温情，暖暖的。
光影流转，时代变迁。如今，电影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露天电影到如今的超五星电影院，表面上看是放映技术的变革，实际上却是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印刻着时代变迁留下的痕迹。三年军中放映员经历，就我而言，不但学到了技术，受到了锻炼，也亲身体味了时代变迁带给自身的变化。经过三年的淬火历练，我入了党，提了干，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胶片时代那纯白的银幕，与我们的青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和一帮在分区电影队工作过的老哥们相聚宜昌，大伙寻找、缅怀曾经的军中放映生涯，追忆那些与电影相伴的美好年华，无不感怀匆匆流逝、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这些老哥们到地方后，有的到政府部门或企业任职、有的到电视台或书画培训机构从事宣传和教学活动，虽然都已年愈花甲，彼此仍能感受到青春无悔的激昂。
青春的土壤中，只有记忆是潮湿的。黑白银幕下放电影里的故事，已离我们久远了，但它留给人们清澈的、旧日的时光和温情；曾经的欢颜和泪水，几代人的光荣和梦想，却仍然值得回味与留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