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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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东出发去天池玩，经过阜康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路的右边，想找到那个通往甘沟煤矿的路口。我们都以博格塔峰做了参照物，但我们望的方向或许是对的，也可能完全是错的。车窗外，昔日濯濯童山变成了工业园区或正在被改造。当年尘土飞扬的土路早已换成了高等级公路。从前的阜康县城，从前的甘沟煤矿，不知何时在记忆中简化为路边简陋的卖生活日用品的小茅屋，毛驴落在人群中的粪便，用一把黑豆子治好了腹痛的民间郎中，一泓被绿草宠爱的清亮甘冽的泉，满山正值花期的色彩缤纷艳丽的猪毛菜。
“不容易找到了，变化太大了。”已掉落了三颗大牙的父亲说。我知道几十年来，对这个叫做甘沟的地方念念不忘的，不光是我，还有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们。
我家从甘沟煤矿搬到米东区已近四十年。四十年，实在是不短的岁月，是足以创造奇迹，改天换地的岁月。甘沟煤矿早已关闭停产，曾经贫穷而粗布短褐的米泉县城、阜康县城正变得风度翩翩，现代而时尚，前途无量。尽管天空高远依旧，盐穗木、香藜、盐生草、盐爪爪、昆仑沙拐枣等植物以仿佛从未进化过的执着的样子远远地跟我们打着招呼，可是，从四十年前的记忆里，我们能抓住什么作为寻找那个路口的依凭呢？
有些路口注定会消失的。
还好，我们拥有记忆。尽管我们只能向前走，但回忆让我们明晰生之来处，让我们的心灵获得抚慰并充满力量。
四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某日，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我们一家六口和简单的家什从团场送到了甘沟煤矿。那天是如何出发又如何下车，是如何搬进窑洞，如何睡在大床上的，我已全无印象。第二天，我在母亲的喊声中睁开眼，盯着窑洞顶上的天窗发了一会儿愣后坐了起来。整个窑洞显得有些昏暗。陌生的布局一目了然：两张木板搭起的大床占据了窑洞的三分之一，门边是一面火墙和炉子，火墙与山墙隔出的空间刚好放案板和水缸，一个小木桌，几个小木板凳紧挨床头，脸盆啦，两个木箱一定是放床下面了……“快，起床吧，帮弟弟妹妹把衣服穿好。”年轻能干又美丽的母亲正在擀面条。只要她在，一切就很妥帖。
藏在山沟中的甘沟煤矿距离阜康县城十多公里，只有十来户人家，家家都三四个孩子，每家的老大跟我年纪差不多。没几天，我便与所有的“老大”混熟了。天天带着各自的弟弟妹妹，组成一只浩浩荡荡的队伍，大呼小叫，爬高下低。我们在屋后的山头挖老蛙蒜，到河坝里摘野西瓜，拔甘草根来嚼。最有趣的还是在河坝里捉小狗鱼。有一天白家的老大将一条细溜溜的小狗鱼往嘴里一放，脖子一伸吞下肚去。他说吃小狗鱼能长个子，可以长得像张大个儿那么高，因为小狗鱼会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全吃掉。王家老大和刘家老大一听也一人吞了一条小狗鱼。之后的整个夏天，他们仨都在吞小狗鱼。白老大当时还不到七岁，天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的独门秘方。
可是，白老大的偶像，我们的好玩伴，又高又壮才二十四岁的挖煤工人张大个儿死了。
张大个儿是我家的邻居，比我家早搬来几天。结婚不到一年，整天乐呵呵的。他和他媳妇是甘沟最年轻的工人。我妈在河坝边开了一个大菜园子，摘来的豆角、辣子、茄子、西红柿会送给张大个儿两口子。做晚饭的时间一般比较充裕，有时我妈会特意炒一大锅辣子或者豆角，盛上两碗，一碗里放上一个大馍，喊张大个儿两口子吃。张大个儿嘴甜很放得开，大大方方地端过碗，说香味早都钻到脑子里去了。他往我家门口堆放着的长木头上一坐，就开吃了。吃完了再到锅里舀，一点儿也不见外。他的媳妇比较害羞内向，静静地贴坐在他身边，一口菜一口馍，细吞慢咽。
张大个儿是个投桃报李的人，碰到我妈去河坝里挑水，说啥都要抢过扁担帮我家挑水。我家四个孩子，白天在山上煤场河坝到处野，弄得一身土一身泥的，到了晚上又洗又换，要用掉好几盆水。张大个儿有时就跑家里来看水缸里的情况，如果水缸水不多，他就立刻拿起扁担和水桶，到河坝去担水了。
他像一块磁铁，吸引着甘沟煤矿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吃过晚饭后大人们都坐在家门口聊天。张大个儿的身边总是堆着一群孩子。小子们喜欢猴在他身上，跟他嬉笑逗弄，又抱又挠，他对这种亲热的纠缠来之不拒。白老大最喜欢猴在他身上。玩得正来劲呢，张大个儿突然故作惊讶地说：“白老大，你咋还穿开裆裤呢？小鸡鸡都跑出来了！”白老大赶紧低头看自己的裤裆，发觉被耍了就大喊大叫着用拳头使劲捶打张大个儿。张大个儿对付直到天黑还赖着不走的小子们很有一套。“掏鸟蛋喽。”他作势向靠在他身上的小子的裆裤摸去，小子们就会受惊一般尖叫着飞快地跑开，然后散去。
张大个儿死于一次矿井事故。瓦斯爆炸发生在夜班，张大个儿上的是白班。领导喊救人的时候，张大个儿冲在了最前面。他把一个昏倒的工人扛出了井口，执意再下井去救人，下去后就再也没上来。听到爸爸跟妈妈小声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已是早晨了。等我跑到井口的时候，张大个儿正被几个工人从井口抬出来。他们把他放在地上，他的双臂向上伸着，好像还在抱着什么。在被抬上来的几具遗体中，他的脸是最干净的，能看到本色的皮肤。
这是我第一次眼见死亡，但我并不害怕。张大个儿头七那天，几个妈妈们说小张晚上回来了，因为屋顶上的狗叫得很厉害。我把这个说法讲给白老大他们听的时候，白老大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我们也都跟着哇哇大哭起来。
新老师到来的消息，是周老大站在河坝上，拼了命似地吼出来的。我丢下弟妹，怀着狂喜从河坝里飞出，一口气儿跑到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煤矿唯一的一排平房里，和教室紧挨着。在新老师到达之前，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趴在这两间平房的窗户上往里看。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凳子；教室里的桌凳是新的，由长木条搭出来，透着木香。
一个长相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门内，我的眼神和他的眼神撞在一起。哦，老师！他的眼神很温和，整个人光芒万丈。那一天的记忆在见到老师的这一刻戛然而止，后面我是怎么跑开的，其他小伙伴都来了没有，老师跟我说话了没有，全都像被抹去了一样，不留半点印象。唯有老师安静立于门内的画面定格于脑海，历久如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找不出答案。
后来每每想起这一幕，都忍俊不禁，当时的我该有多愣多傻啊。脚趾有露在鞋子外面吗？衣服上的补丁有几种颜色？对了，脸上手上，是不是还沾着河水或是泥巴？那个跑得气喘嘘嘘的野丫头，是不是吓着老师了呢？
没错，从七岁到八岁半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想上学，想得都快疯了。可甘沟煤矿没有学校。每天晚上关于上学的想象渐渐将我送进梦乡，白天带着弟妹们到处玩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间会填满忧愁和焦虑。
父母联合其他家长向单位打报告申请建校。这让我有了盼头，临睡前的幻想也多了底气。上过高中的父亲开始教我认字写字。有一天，他搭拉煤车去了阜康，给我买回了几本小画书。它们成了我的宝。我看小画书的劲头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没多久，我便认完了上面所有的字，然后开始添油加醋地丰富着画书里的情节，把名字好听的女子当成自己，在故事里行走。这是我一个人的游戏，很秘密，我乐此不疲。
他——我的启蒙老师，刚刚高中毕业不久，听从团部的安排来到僻远的山沟，将我们这些渴望上学的孩子从焦急的等待和忧愁中打捞出来。他的到来，几乎是神圣的。因为我们已经等得太久，野得太久，急需一方课桌，一支笔，一本书来安顿心中燃烧着的对知识的渴望。
冬天的夜晚，我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妈妈坐在旁边纳鞋底，她时不时地把浸在油中的捻子拨一下。我不知道昏暗里的弟妹们在做什么，我只记得与妈妈分享那微弱闪烁的光亮的情景。
在当初所有关于上学的想象里，并没有冬夜里简陋的油灯，也没有一场大雨后稀软的不得不下脚的泥路，没有将周老大打出了鼻血后心中升起的害怕，没有离家二十里住校的孤单和想家的眼泪……
记忆喜欢删繁就简，却并不影响人生这出长剧的起承转合。有一天我豁然开朗，那个难忘的镜头是有批注的：不管有多少困难在现实里发生，上学都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