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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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瀚(Hαns)在《阿狸.永远站》中信誓旦旦地写道:“我们的一生会遇到过8263563人，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和3619人熟悉，会和275人亲近，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当你读到他这些精确到个位数的言之凿凿的文字时，你会哑然失笑。笑过后，你的目光定格在“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时，你会黯然神伤。
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人:有熟悉的陌生者，擦肩而过者，青梅竹马者，两小无猜者，心心相印者，长相厮守者，肝胆相照者；也有臭味相投者，狠狈为奸者，眼钉肉刺者；还有……他们的总和，不会像徐瀚(Hαns)统计得那么精确，但数量不少却是肯定的。
我的生命中也经历过许多人，其中的一些人，我愿意把他们称作我的贵人。
1989年9月，我从段家庄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陆良五中就读。那时的陆良五中主要招收高中班，但是每年还招收两个初中重点班，每个班约有五十人左右，学生都是板桥镇各小学通过陆良县统一考试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共有十六个学生(15名男生，一名女生，该名女生还是张老师的小姨妹)在张聪德老师五年多的悉心调教下，幸运地考起了四个。我们所在的段家庄小学是板桥镇洪武小学的一个校点，是整个板桥镇最艰苦最落后最不被人正眼相瞧的学校，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实属不易，实属罕见，可谓是轰动了整个板桥镇。
我考取了重点班，父母自是非常欢喜。9月1日开学，父亲就揣好千辛万苦挣来的学费，背上铺盖，背上大米，徒步二十多公里把我送到了学校。没怎么见过世面的我，走进一个崭新的环境，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新鲜得成了一种压迫，成了一种约束，我变得胆小慎微，收敛起了乡村野孩子的模样，道貌岸然地当起正规学校的学生来。
从此，还没有尝够幸运女神的眷顾带来的甜蜜果实的我，就尝尽了求学路上酸甜苦辣咸的五味杂陈。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放周末假，每个星期日的下午六点钟归校，不说在学校里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单就这一个个来来回回就让我身心俱疲、欲哭无泪。那时候，路上很少有客车，即使有，也无钱乘车。又加上家贫，买不起自行车，星期六中午12点放假，就常常跟着小学时的同学，那时也与我同在初19班的张齐礼坐自行车回家。他和我同村，论辈分我要叫他一声叔的，只是长达六年的同班共读、朝夕相处，我们之间变得不大不小起来。想起汪曾祺老写过的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汪老与儿子多年的相处、交往，父子之情升华成了兄弟之谊。我们则是“多年叔侄成兄弟”了。
犹记得有一次，适逢周六放假，同班的另一个同学，山底下村的郭乔林也没有自行车，我们俩都跟着齐礼坐车。我和乔林挤坐在后座上，齐礼在前面踩。说是自行车，离开卖力地蹬，它是不会自行的。行到查地里村时，路边是一个荷塘，离路面约有好几米的距离。时正是荷叶田田、荷花艳艳的时节，挨挨挤挤的，看不到水。不知是我挪动了一下，还是乔林挪动了一下，自行车失去了平衡，齐礼也把控不住了车龙头，自行车径直向荷塘里冲去。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行车已经倒站在荷塘里了，两个轮子还在空中兀自转个不停。神奇的是，我们三个人也没有狼狈不堪地躺在、睡在或是扑在泥水里，而是笔直地安然无恙地挺立在齐臀深的荷塘里，圆溜溜的荷叶，红艳艳的荷花被我们弄得一地狼藉。我们呢，浑身上下溅满了泥浆、水珠。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以至后来是怎样上的岸，怎样回的家都忘记了。
在初中的三年岁月里，大部分时候都是跟着齐礼搭车，还有的时候与同村同班的树忠、学书搭车，他们成了我初中三年里的“义务驾驶员”，直到1992年升入高一后我也买了一辆自行车为止。如今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只要想起来，我的心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升起无限的感激之情。
他们对我都很好，倒是我，虚荣的自尊心作怪，天生的敏感性作祟，常常与贫困里挣扎的父母赌气。每到星期日吃过早饭后，也不去约他们，我常常就独自背上书包，有时还背上一小袋大米，独自沿着家乡通向响水坝的崎岖小路前进，独自沿着响水坝通向板桥镇通向学校的321国道前行，用“十一路汽车”丈量着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往往是中午出发，到学校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抹去脸上的汗珠，揩去烙印在内心的疲惫，然后就等待着晚自习的到来，在宽敞的教室里，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
有一次，因为下雨的缘故，我两点多钟才从家里出发。父亲要送我，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背上书包，背上一小袋大米，像“壮士”一样昂着首离开了家。到响水坝踏上国道时已经是四点多钟了。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待赶到学校时，一定是天黑了。而这时的天空，布满了乌云，好像故意跟我作对似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背着书包，背着那小袋大米，逆着风，孤独地行走在321国道上。我仿佛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天地间，就像一个黑色的逗点，显得更加渺小，倔强冷漠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孤独地行走着，就这样行走着，不看天，不望地，望着前方，决绝地行走着。
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后面传来“驾……驾……”的催促马儿行走的吆喝声。我自然地停住脚步，自觉地让到一边，站住，等待着马车过去，好继续我的行程。
马车走到我的面前，却停下了，转向我的是一张苍老的面容：戴着毛绒帽子，脸上爬满皱纹。原来是一位赶车的老人。只见他歪了歪了身子，脸朝向我：“小娃娃，你是要去哪里呀？”当得知我是要陆良五中读书的时候，他下了马车，说：“上车吧，我是大堡子村（是学校边上的一个村子）的，顺路，我捎你去。”他接过我的书包，放到马车上，又接过我背上的大米，放到马车上。然后又招呼我上了马车。我就像一个十足的傻子一样，任随他摆布，任随他吆喝，就这样，我坐上了他的马车，他挥起鞭子，“驾……驾……”地吆喝着马儿前进。我瑟缩着身子坐在马车里，聆听着“哒哒”的马蹄声，风声拂过耳际，向着身后吹去。我有点惊奇，刚刚还乌云密布的天空，仿佛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又变得晴朗无边了，眼看着要到来的雨也不知哪儿去了。
到了陆良五中门口，他帮我把米袋取下，又帮我把书包背在我的身上，转身驾着马车离去了。我注视着他远去的方向，心中却充满了疑惑，他不是说他家在大堡子村吗？怎么朝着相反的方向去了呢？
1995年7月，经过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考。我想，我艰苦卓杰的求学生涯终于要告一个段落了，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收拾一下旧心情，重新上路。
那时高考是在七月，当时说是黑色的七月，还真是黑色。因为七月的天气，动不动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动不动大雨滂沱，浸染得整个世界充满了悲风凄雨，如今高考改为六月初，还真是顺应民心的好举措。说它是黑色的七月，还因为它决定着一个学子的“生死存亡”——要么继续，要么回家。我等寒门学子，只能寄希望考起来，否则唯一的出路就是退路，退回老家以务农为生，复读是无力复读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也对再读一个高三充满了恐惧和厌恶。
我终于端正了态度，谨慎地面对这一次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大考。那时我们被安排到县城陆良一中考试。考点离五中有25公里远，离家有45公里远，住宾馆，住旅社，没钱，回校住，回家住，太远。这可怎么办呢！考试的头一天，我们骑着自行车到陆良一中认考场。那天正好碰到了同班同学李春明，他们也去认考场。他与我是同桌，家在元方桥，离陆良一中只有三四公里远。他毫不犹豫地说，就到他家去住，可以每天骑着自行车去考试，考完试再回家。想想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于是我和同村同班的谢学书就住到了他家。每天早上他母亲起得很早，等到我们起床洗好脸，两个红糖煮鸭蛋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考完试回到他家，他母亲又已经把热腾腾的饭菜摆上了饭桌。
三天的高考，我们过着“皇帝”般的生活。考试结束，我带着疲惫，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向母亲说了考试的情况，说了同学的母亲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充满感激，反复告诉我，要记住别人的好，永远不要忘恩。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大门不出，在家睡了一个星期后，好像疲惫才渐渐消去。直到有一天，母亲上山拾了许多蘑菇，有“干巴菌”、“黄老人”、“”一捏清”（见手青）、青头菌等，我带上它们，骑着自行车行驶40多公里赶到了李春明家。每每想起在李春明家的那些情景，心头就油油地生长出许多温暖来，他们就像我的兄长和母亲一样，人间自有真情在，此情不关风与月。
他落榜了。我有幸考入了不入流的大学，在被曲靖一中的“天之骄子”们戏称为“隔壁大学”的曲靖师专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98年7月毕业，县教育局组织上岗培训。又是在黑色的七月进行，整天下雨，阴霾笼罩着整个陆良城。路面湿漉漉的，鞋子里面进了水，走路自带咯吱咯吱的音乐节奏。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时我遇到了李杰，他和我同一届同年级同专业，不同的是，他在9502班，我在9501班。他哥哥在陆良县媒剂厂工作，受李杰的照顾，我得以在县城里找到了一个免费的落脚处。在他哥哥家，与他同吃、同住、同培训。一个星期的培训结束，身上的那点钱花光了，身无分文的我遇到了身无分文的张齐礼，我们相约回家，还好的是，我老俵那时在卢旗堡砖瓦厂上班，到那里向他借了十元钱付给了司机，才缓解了司机那张一直黑丧着的脸。随之就是工作分配，又是我的同学孙富、肖红生陪着我，徒步60多公里山路找到学校。
是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失意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帮我度过了那些不堪回首而又充满温馨的岁月，他们就是我生命中不折不扣的贵人，当然，这个“贵人”，不是指富贵之人，不是指妃嫔的封号，也不是“贵人多忘事”的”贵人”，是指那些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人。
徐瀚(Hαns)的一句“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这多少让人伤感。在我的心里，不管是那些陌生的面孔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他们虽然失散在了人海，却会时时从苍茫无边的人海里泛起，就像早晨的太阳从茫茫的大海里升起，瞬间照亮了眼前的一切，温暖了每一段寒气逼人的时光。
(原载《爨乡文艺》2021年第三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