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妈的经筒不说话

阿妈的经筒不说话

红孩

潘家园是北京新兴的一座文化地标。我这么说，大凡热爱收藏，喜欢古董、字画的玩家都会认同。其实，潘家园一带形成文化产业聚集区时间并不长，也就二十年的样子。在过去，北京只有琉璃厂，那才是正八经的去处。琉璃厂有大名鼎鼎的荣宝斋，有无数的文房铺子，包括书店。

印象中，潘家园最早发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商热。经商热是紧随下海热的，那下海热呢，则紧随着下岗热。大约1987年前后，人们还好端端的上班呢，不管是国营还是大集体，干劲儿十足，可谁知，老天爷突然变了脸，一夜之间许多工厂纷纷搞起了砸三铁。您要问哪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呗。

潘家园附近有几家国营大厂，北京内燃机总厂、人民机械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东风无线电厂，稍远点的还有北京化工厂、焦化厂、染料厂，至于几百人的工厂就数不过来了。这些产业工人加起来，不会少于二三十万吧。

当时的媒体，或者说政府主管部门，还不敢用下岗这个刺激的新名词，而是用分流用市场疲软用三角债给予解释。但不管怎么说，工人终究是下了岗了。我是九十年代初进入到新创刊的《北京工人报》做记者的。记得刚创刊那天，是在深冬，我和几个同事每个人抱着200张报纸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口免费向行人发放，嘴里还不忘吆喝着”快来看啊，新创刊的《北京工人报》，首都360万工人自己的报啊”，可是，白吆喝了半天，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要报纸的。后来，我见一个戴着眼镜有点机关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就走过去主动往他手里塞，哪知那老兄一听是工人报，马上就把报纸塞还给我，嘴里还很高贵的说道:”不看不看，我怎么能看这样的报纸”!瞬间，我觉得我的血液都凝固了，自己太没面儿了，真想把那家伙叫回来，狠狠地教训他一顿，质问他穿的衣服、皮鞋，戴的眼镜是不是工人生产的。没有工人，大冬天的你喝西北风去吧。可联想到当时产业工人的处境，也实在不好说什么。

两个月后，快到春节了，报社让报选题。我提出采访几家严重亏损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提出到北京手表厂，采访他们是如何兼并北京针织六厂的。据我了解，由于受海湾战争的影响，针织六厂已经连续几年亏损，最近半年接连换了三任厂长，现在的厂长由一名女工程师代理，女厂长跟纺织局领导提出，只干三个月，过了三个月爱谁干谁干。这期间，中央某领导提出鱼和熊掌可以二者兼得，提倡企业间可以兼并重组。这样，就出现了经济效益较好的北京手表厂兼并针织六厂的典型范例。而另一名记者则提出，到潘家园鬼市去采访跳蚤市场的情况。所谓鬼市、跳蚤市场，就是一些下岗工人从工厂家里拿一些服装、百货、旧物早晨或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交易的场所。我记得在九十年代，这样的市场在京城里有很多家，只不过潘家园的比较有名就是了。

对于我们的选题，报社领导都觉得很好。这样，第二天我们就兵分两路去采访。原计划每个人采访两天，后天交稿，然而，当我们真的深入到企业和跳蚤市场后，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北京手表厂在郊区昌平一带，我记得我们家曾经买过两块他们的双菱牌手表，那表虽然比不上老上海，可戴在一般人手腕上，也足让人羡慕的。我采访企业领导，跟他们谈企业重组，他们并没有那么兴奋，甚至有些无奈。其潜台词是，他们并不同意企业兼并重组，因为他们的收入也就勉强开工资。如果非让他们兼并针织六厂，那等于是死鸡拉活雁，既救不了你也救不了我。可市里和中央决定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主要目的是起个表率作用。尽管如此，我还得硬着头皮写，不写，怎么向报社向市里交代呢!

去潘家园的同事回来也不乐观。他们早晨五点多就去了，那时市场还没有形成，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立交桥边自动的摆起了摊位，由于天还没有亮，摊主们各自打着手电筒，一闪一闪的，从远处看，就像坟地里的冥火。地摊上卖的物品有针织品，小百货，也有玉器、瓷器等手把件的，但字画还不多。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还是讲诚信的，所以，这里卖的东西基本是真的。偶尔有人走眼了，也没得怨，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起初，人们对跳蚤市场议论纷纷，说这跟投机倒把没什么两样。也有人说，这些下岗工人、无业游民整天的混在一起，容易引起社会动乱，建议公安工商介入，坚决给予取缔。一个摊主说，我们很不容易，早晨四点多就起来占地方，赶上点子正，可以买个三五十，如果点子背，一早晨也没个进项。说得更惨的，说有一天大伙正在卖货，忽然有人说工商的人来了，人们赶忙猫腰收拾东西，有的人甚至提溜着裤子到处乱跑，跟流氓似的，极其不雅。报社领导问，当地街道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譬如正式弄个市场什么的?同事说，好像有这个想法，但涉及的部门比较多，得慢慢来。

按照报社的要求，我们把文章都写好了。可领导说，这两篇文章不宜公开发表，只做内参上交到市总工会，再报到北京市委。至于市里怎么决定，我们只能是服从。当然，我们的文章不会白写，照样计入工作量。面对这样的决定，开始我还想争论几句，认为媒体就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如果不这样，问题就不会得到很快的解决。领导毕竟吃的咸盐比我们多，说，新闻无禁区，但发表有纪律。这是红线。

半年后，我离开了这家刚创刊不久的报社。二十年后，《北京工人报》更名为《劳动午报》,据说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很感念这家报社的几位领导，是他们把我从农场调到这里，由此成为一名职业的新闻工作者。2012年，当我的一篇文艺评论获得第22届中国新闻奖时，我的内心还是相当激动的。记得那天我从京西宾馆出来，走在喧闹的长安街上，我多想对着天空喊一嗓子，我成功啦!然而，刹那间，我又终止了这样的荒唐的冲动，我问自己，你真的成功了吗?如果那一纸证书就证明你成功了，该有多么可笑。要知道，在长安街奔流不息的人群中，不知有多少人，人家在不同的行业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果都喊成功，中国梦不早就实现了吗?

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成立后，我断断续续去过几次。1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陪我侄子去潘家园买刻章的石料。没想到，遇到我八十年代在朝阳区文化馆一起学习的文友老田。老田原在酒仙桥一家国营大厂工作，当过销售科长，为人精明又不乏实在。老田告诉我，企业不景气，他提前办了内退，家就在附近，他没事喜欢逛潘家园，久而久之，就对石头、玉器来了兴趣。后来，他干脆在杂项市场也租了个摊位，卖起小文玩。我问他发财没有，老田一笑，说，发什么财?随便玩玩而已。我又问老田，小说还写吗?老田说，早就不写了，写出来也没地方发表啊。我劝老田，别灰心，你的京味儿语言那么好，只要题材对路子，不愁没地方发表。老田人很讲义气，给我侄子一大塑料袋的石头。那些石头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鸡血石、蓝田石、寿山石，但已足够我侄子学习用的。

跟老田重逢后，我们联系便多了起来。我帮他先后到几家报刊做文字工作，也介绍一些写作的活儿给他，挣钱多少不说，主要是想让他开阔一下视野。大约四五年前，老田一天突然找到我，说他现在特有写作的冲动。我说，我就等你这个感觉呢。我早就把你写作的题材帮你设计好了。老田瞪着一双牛眼望着我，说你赶紧告诉我。我说，你听好了，三年内别的什么都不要写，你就写潘家园风情录，系列中篇小说。如果你能写出十个八个，我保证你出大名。到时，我不仅帮你联系出版社出版，还帮你开研讨会。老田一听，心情很振奋，他说就这么定了。

自从听了我的话，老田就不再去潘家园练摊儿了。他一门心思写他的潘家园系列。果然，在不到一年时间，他陆续写出了三篇，其中第一篇我给推荐到《鄂尔多斯-小说精选》发表。后来，这篇小说还获得天津”文化杯”梁斌小说奖二等奖。有了这篇小说垫底，老田逐渐来了感觉，他又陆续写了几个中篇，只可惜不是潘家园题材的。这让我有点遗憾。还好，他的《天桥葛爷》等三篇以自然投稿被《北京文学》看中，先后发表，还被《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年元旦刚过，传来老田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消息。我听后感觉头都大了，这怎么可能?前年老田还能骑自行车到天津呢!可是，接连几个朋友告诉我同一个消息，让你不得不相信。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后来，我见到《北京文学》的编辑王秀云，聊天中得知是她从自然来搞中发现了老田，并极力向主编推荐的。特别是在老田去世后，他们还发表了老田的一篇遗作。我说，老田要是地下有知，他也该知足了。我记得老田生前多次对我说，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另一个是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如今，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他却匆匆走了。我有时在想，人干嘛走得那么急呢?这人世间还有多少快乐等待我们去享受呢?

前几日，黑龙江的一位文友来北京，让我陪他去逛潘家园。我们逛了两个多小时，也没什么可买的。走到文玩杂项市场，在昔日老田练摊儿的那个地方，有位藏民打扮的阿妈，她手里摇着转经筒，两眼直直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好像在寻找等待什么。我猜想，老阿妈是在寻找她的孩子吗?或者是在寻找买家?猛地，我想到老田，说不定她真的在寻找等待老田呢?因为，以老田的性格，他有可能跟这位老阿妈交上朋友的。本来，我想上前问问老阿妈在等什么人，可我看着她僵硬的眼神，感觉她不会跟我说话。道理很简单，我终究不是她要寻找要等待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