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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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一是在英利小学的学农分校度过的，饲养、栽培、种植、积肥，这些是我们的学习内容，学校农场的十多头牛、几十头猪和几百亩耕地成为我们的“责任地”和“试验田”。培养“有理想、有技术”的新型农民，是学校的办学宗旨。
高考，这个陌生的名词，我是从下放在学校农场养猪的冯平老师口中第一次听到的。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在他那个昏暗的草房，他压低声音向我讲述他参加1959年高考并考上师范学校的经历。他眼中充满期望，鼓励我平时多看书籍，以待有朝一日有机会参加高考时派上用场。那时我懵懵懂懂，只是将他的话在心底留下了一丝印记，却并未真正放在心上。
1977 年，我们回到学校本部读初二。那时还处于“学制要缩短”年代，初二已是初中毕业班。与初一不同的是，课程调整为半农半读。而就在这时，正如冯平老师所预计的那样，高考制度奇迹般恢复了。这一消息恰如一阵春风拂过冰封的湖面，学校瞬间泛起了希望的波澜。课程表上删除了学农课程，撤销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办公室，原本下放在学校农场的老师也陆续调回我们毕业班任课。
那时，学校的教学资源极度匮乏，我们手中仅有那特殊时期浅显的课本，没有任何辅助资料。从“牛棚猪栏”回归的三位老师，仿佛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他们将满腔热忱毫不保留地倾注在我们身上。仅凭记忆，他们将自己读师范学校时积攒在脑海中的知识，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油印出一本本珍贵的学习资料。资料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每道题，都承载着他们的期望与心血，成为我们通向理想彼岸的桥梁。
那时候，学习文具极度紧缺，练习本堪称奢侈品。在教室里，我想方设法节省纸墨。练习本先用铅笔写一遍，然后在写过的页面再用墨水笔书写覆盖，只为能在一页纸上多做几道题。在家里，我用竹枝在泥土地面比划做题。母亲看到被我划得一道道密密麻麻划痕的地面，心疼不已，便找木匠做了一个小黑板，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练习空间。
1978年初夏，应届初中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中专学校部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点燃了我追逐梦想的激情之火。为了备考，我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奋力学习。清晨，我披着晶莹的露水，在微风中轻声背诵知识；中午，我顶着炎炎的酷暑，在闷热的教室里埋头苦读；夜晚，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忍住蚊虫的疯狂叮咬，专心钻研习题。面对着那厚厚的书本，在内心深处默默告诫自己：多学一些，就离梦想更近一步。老师也常教诲我，只要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梦想终会成为现实。
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全公社高考设两个考场，其中一个设在我的学校。校内 8 间瓦房教室、6 间茅草屋教室全部设为试室。由于座位紧缺，不得不安排考生二人坐一张桌子，一间试室安排考生一百多人。
考试那天早上，母亲天还未亮就早早起床，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精心准备早饭。她用平时舍不得吃的花生油，炒了一碟喷香的咸菜，又将热气腾腾的米饭捏成饭团，仔细包好，给我带往考场做午餐。接着，她帮我收拾好文具，眼中满是关切与期待。
一路上，尽是母亲的叮咛，她一直把我送到村口。那时天未全亮，我回头看到晨曦中母亲单薄的身影在不停向我招手，我眼睛湿润了，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动与不舍。
到达考场，早已人头攒动，考试室外汇聚着来自全公社方圆 40 多公里，历经十年沉淀下来的那个时期的莘莘学子。他们中，有历经岁月沧桑、或已为人父母的“老三届”考生，有带着坚韧与执着的上山下乡知青，有面庞上洋溢着青春自信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像我一样满脸稚气、略显青涩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我一手紧攥准考证，一手牢牢握着笔、尺子和圆规，步伐坚定地迈进了那间简陋的茅草屋考试室，满怀信心地投身于这场决定命运走向的高考之中。
走出考场那一刻，我如释重负，但迎来的是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漫长且令人备受煎熬的时光。每一天，我都会在村口不停地徘徊，心中无比期盼着邮递员能为我带来充满希望的佳音。
直到有一天，邮递员带着那份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我家。当母亲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刹那，只见她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刻，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我明白，录取通知书不仅仅是一张纸，它承载着父亲的牵挂，饱含着母亲的期盼，是我走出农村的通行证，更是我追逐梦想的入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