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川先生的文艺情怀

刘剑新

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近些年间曾应省内外数家报刊之约，撰写并发表有关父亲的文章。父亲颖川先生，本名刘维燕，曾用笔名吴雁之、一丁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业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文学评委。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散文短章与文艺评论，深受国内广大读者青睐。

提起家父颖川先生，不仅要说他老人家的文学情结，还要说他与艺术的情怀。他所涉猎的艺术种类，包括书法、美术、音乐、舞蹈和戏曲。

一

颖川先生在散文《笔的变迁》中写道：“毛笔也派上了用场，用于给学生打仿影。我的柳体谈不上规范，但也可以；不然，我再烂漫，也不敢贸然书之。要知道，村中不乏书家；而且，我的身边，就有一位高手。”

早在1951年，家父即执教于蠡县辛兴完小，给学生们打仿影。数年之后，国家破格保送他入保定师范学院中文系深造。父亲以中文系卓异的学习成绩，赢得同窗们的仰慕。他的随堂笔记也高人一筹，既抓住先生讲授中的关键词语和主要论点，又简而不繁，井然有序，常被同学们借去传抄。因此，他特别注意把字儿写好，绝不叫砚友们去读“天书”。这么一来，他的硬笔书法，有了明显的长进。大学毕业后，他重返校园，到河北涿中教书育人；继而搞新闻报道，继而教电视大学，继而从事文艺工作。无论写教案，写日记，写书简；还是写新闻报道，写文学作品，写文艺评论，父亲都自觉地与书法结合起来；尤其坚持写行草，带有个性色泽的行草，甚而将这视为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

家父的行草艺术不胫而走，遐迩闻名。或请他为诗文集题签，或请他为公司或茶馆写匾，或向他求写条幅装裱后悬之于客厅；有的则将他的书简或题字予以珍藏。而这，确乎使家父感到意外。有的资深书法家，称赞家父的行草别具一格，称他是“作家中的书家”。

二

家父颖川先生与美术的结缘，始于少年时代的美术教学。当年，他初执教鞭，校长便安排他担任三、四年级美术教学。教四年级美术，对于“小刘老师”（学生们的称谓）来说，难度较大。一则，那是初小高年级课程；二则，有些学生比他年龄还大。好在他在家打草拾柴放牛之余，不仅读了数量可观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而且还曾潜心临摹《芥子园画谱》，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否则难以胜任。

他深感欣慰的是，三年级学生王运昌，四年级学生杜文章（后改名杜宇舟），艺术素质卓然，但都虚心描摹老师所传授的，诸如《房子·树木·野草》的图样。他俩是父亲的爱徒和挚友。可惜王运昌没等毕业，忽患不治之症而少年早逝。八年后，杜文章考入天津美术学院，成为国画大师孙其峰教授的得意弟子。毕业后，以专业画家的身份，在邢台艺术馆担任领导工作。还曾来涿州，探望自己小学时代的美术老师颖川先生，并赠两帧孙派大写意花鸟画。

家父虽然没在绘画艺术方面发展，但对其艺术理论颇有研究；所以，能为画家的画集作序，撰写多篇有独到见解的画论。

三

家父与音乐的缘分，见诸前后几次精彩的表演唱。本文只举两例。

解放战争时期，少年颖川即随蠡县一支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多场。旨在激励群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保卫胜利果实，为解放全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每场演出中间，均插演他所表演的独角戏《王二小》。那是一出悲壮的，表演唱形式的儿童短剧。他非常入戏，仿佛自己就是那位把日本鬼子引入包围圈，闻名于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化身。若干年后，他将这段演出的经历，写成散文《少年的足迹》，收入《共和国诸子百家传世金榜集》，入选《红色人生——中华儿女回忆录大型文集》。

青春岁月，他执教于河北涿县（涿州）中学，在1963年举办的元旦晚会上，他男扮女装，与同仁张培元出演男女声二重唱《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那时，父亲身材清瘦，扮相俊俏，嗓音甜润，感情投入，动作逼真，活脱脱一个农村姑娘的形象；特别是在演唱中大辫一甩，自然而俏丽，博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有诗为证：

《俺是公社饲养员》，高音女声韵味甜。

大辫一甩俏而立，此乃帅哥小青年。

四

家父与舞蹈的缘分，依然始于故乡执教时的青涩少年。起初现趸现卖，都是人家的艺术。随着经验的积累，提升为自编自导。那时他精气神十足，身体矫健，动作自如。他一边教学生们跳集体舞，一边教舞蹈队表演舞台舞。他所创编的舞台舞，难度最大的首推《蒙古舞》。他运用奇妙的舞蹈语言，熔梳鬃欢跳于一炉，纳跑马射箭于一体。健美雄丽，多姿多彩。当年参加全学区舞蹈会演，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后，他再执教鞭，也曾把自编的部分舞台舞，教给河北涿中的学生。往事如歌。我常常听到师兄师姐们讲述父亲当年教他们表演舞蹈的往事。

五

终生苦恋戏曲，几乎成为艺人。

京评梆子老调，无不韵美味醇。

这首小诗，无疑是家父颖川先生戏曲生活的写照。少儿时代，他是本村剧团里年龄最小、戏路最宽的演员。戏迷朋友们称他“戏篓子”。既能救场反串丑婆子（评剧《贫女泪》中的渔婆），又能临时替演一场评剧《小女婿》中的杨香草。全都演出成功，喝彩迭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家父在故乡教书时，每次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于县府礼堂开会的空隙，总有人提议而全体鼓掌催他登台无伴奏清唱。他也不负众望，从容不迫地登上舞台，或“一赶二”唱念相兼的来段河北梆子《汾河湾》；或“一赶二”对唱评剧《贫女泪》选段。不论用本嗓还是真假声兼用的“云遮月”清唱，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此其一也。

家父在第二故乡——河北涿县宣传部任职期间，于大众场合清唱次数最多的，则是用旦角小嗓清唱的京剧《卜算子•咏梅》。而这，几乎成了他那些年间的代表作，知名度自然也高。此其二也。

年过半百，家父在《我和戏剧》一文中写道：“有一次，我和来自岭南、湘江、东北、海岛以及京津冀等地的散文界朋友，从康巴诺尔驱车北上，参观锡林郭勒大草原赛马摔跤盛会‘那达慕’。好客的主人为我们烤制了丰盛而考究的全羊大菜。诚挚豁达粗犷豪放的主人席前用蒙语给我们唱了一支《祝酒歌》。我受朋友们的重托，回敬了一段京剧《霸王别姬》中的南梆子‘看大王’。唱罢，热情的主人——我们的蒙族同胞便走到我的面前举杯对酌。这下子难住了我。我本来就没有酒量，眼前的奶子酒更不敢沾唇。出于尊重兄弟民族的礼仪，我愣把溜尖溜尖的一杯奶子酒，‘咕咚咕咚’喝下去。归途中，那杯具有特殊风味的佳酿，还在我的嗓子眼儿里打转转，也因此引起朋友们的阵阵笑波。”此其三也。

前文皆系家父即兴式清唱，下文则是化装演出。1963年下学期，河北涿中教育工会主席王宝华，动员他和张大方、张培元，排练《芦荡火种•智斗》，三位老师欣然应允。根据身材相貌和嗓音条件，张大方饰演刁德一，张培元饰演胡传魁，家父饰演阿庆嫂。父亲嗓子特好，早年在故乡剧团演出时，就有“气死小金刚钻”（即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贾桂兰）的绰号。他们三位，经过两个来月的排练，亮相于1964年元旦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三位配合默契，演出成功。

这本是留给师生美好印记的佳话。不料在“文革”中，造反派把北京批判张君秋先生的那套火药味十足的言词，也安到他的头上。他却因与“四小名旦”之一的相同命运而暗自感到骄傲。造反派对他的批判，并未夺取他的艺术的生命。

对于家父早年的舞台艺术生活，还须写上几笔。为配合当地农村的征兵工作，剧团要排演一个小戏。而这编剧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接受编剧任务的那天晚上，他躺在炕头，辗转反侧，寤寐思文，“或构思戏剧情节，或塑造剧中人物。这样，一连数日，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既推敲唱词念白，又设计多种唱腔。一个小学文化的青涩少年，硬是编出了那个以唱工为主的河北梆子小剧本《送郎参军》，并且得到演职人员的首肯。”不仅如此，他还“饰演新郎，与饰演新娘子的花旦春平哥珠联璧合，博得台下观众的喝彩”（摘自《我与文学》）。

（原文刊发《人物周报》2024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