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红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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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晴好的周末，老徐来电话，这次去刺毛的扶贫点爬山。老徐是同学的同学，刺毛是上学时老徐他们给他取的绰号，一直沿用到刺毛的孩子小刺毛身上。小刺毛们陆续上大学之后，我们这些空巢的老同学工作之余常常约着爬个山，吃个饭，挖点野菜，抱团解个闷。每次不管爬的是那座山，看的是那条河，老徐在群里吆喝一声，大家踊跃响应，有车的出车，有钱的出钱，什么都不出也是自家同学，谁暂时宽裕谁请客，个个心里都有数。总之，进了老徐的“抱团养老快乐行”，一个都不拉下。
老徐说去刺毛的扶贫点我们有些吃惊，难道还有比刺毛更需要抚贫的吗？我们在微信群里调侃刺毛，这次刺毛没有竖起毛来反戈倒戟，只是交代我们汇合的地点，家里有不穿的旧衣物记得带上。
车子从曲靖经沾益出去之后，路越来越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三三两两的人家散落在松林和原野之间，掩盖在前面车辆扬起的灰尘之中，灰尘不停地钻入车内,我们在激烈的颠簸中睡去，又在更加激烈的颠簸中醒来，刺窠刮在车上，像刮在每个人的心上。“到了没有？”同样的问题每个人都问了刺毛好几遍，直到手机彻底没有了信号，刺毛的车才终于在一个村子旁边停下来，他说对面那座山植被不错，他那天上去过，等给学生送完东西就去爬山掐蕨菜。他说着从后备箱提出几个大包，有学习用品，有生活用品，同时让我们把带来的旧衣物也拿上，带着我们径直走进了一户农家。
木质的结构，土基的墙面，青色的瓦檐，这样的房子我去年在沧源深山中见过。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迎了出来，刺毛介绍这是这个村的主任和嫂夫人。我从大嫂的衣着辨识，这是苗族服饰，一问才知道这个村子十八户人家都是苗族，老一辈几乎都不懂汉话，懂点汉话的壮劳力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大嫂也不懂汉话，从我们一进屋她就忙出忙进加火做饭，主任说你们这么大老远来，好歹要吃一口再去爬山，我们一再推辞他很难过，刺毛说那就吃个心意吧。
火塘上方挂着两块腊肉，还有一块肉皮。椽子上很多地方已经破损，烟尘写着房子的年轮。塌陷了一角的旧沙发是刺毛家曾经用过的那组老式沙发，我们都看出来了。沙发上有几本书，新的一本是《摆脱贫困》，旧的是人教版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更旧的是一本万年老黄历。说话的功夫嫂子的饭菜已经上桌，一个韭菜炒鸡蛋一碗五花肉，还有三样野菜，其中一样蕨菜我们知道，另外两样主任介绍是大藤菜和两面针的叶子。大嫂炒完菜坐在旁边绣鞋垫，我们招呼她快过来一起吃，座位不够我们大家挤挤站站没关系的。村长告诉我们，这儿的女人是不上桌的。
刺毛和村长边吃边聊着学校和村里的事，从他俩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村里十一个孩子三个年级一个班，三年级后再转到二十里外的邻村去上四年级，学校一直没来过正规的老师，由他这个上过初中的主任兼校长兼老师，并且是所有科目的老师，每次他一到教办或镇上开会，娃儿们就一整天放了散羊。
主任最担心的不是这个，他说其实只要孩子们来认字，多一天少一天都不是大问题。关键有些人家根本没有让孩子学文化说汉话的意识。孩子们还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不读书不讲汉话，不能和这个社会正常交流接轨，就只能世世代代窝在这儿，一代一代憨下去，穷下去。主任忧心忡忡地看着碗里的菜没有动筷子。
村里人均年收入仅仅2000元，鸡和鸡蛋，猪和烤烟是这个村各家唯一的副业，用它们到集镇上卖了可以换些盐巴钱和生活必需品。鸡都放养在山林，只有晚上回来认家门才知道是谁家的，只有老母鸡带着一窝小鸡仔回来才知道自家的副业又增收了一些。猪都是熟食喂养，粮食大部分人要吃，猪草里掺进去的面食少，猪长得慢，主任说主要也是没钱买饲料。烤烟去年又遭白雨（冰雹），没多少收成，看今年老天能否赏口饭吃，村长看着门外的天空说。
主任家的一部座机电话是这个村和外面联系的唯一纽带，我们进来期间有人从昆明打电话来给他的母亲，大概是说找到工作之类不要挂着的话，他们自己的语言，我们只能从母亲的表情和语气上来猜测。主任和我们说即使出去打工的这些人，因为不懂多少汉话也只能在工地上干些糙活，见不上什么世面也挣不到什么大钱。
我终于理解那些辍学孩子及其父母的无奈，虽然物质生活上的幸福仅仅是个指标，但对于这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来说，活命是头等大事，哪来粮食喂养知识细胞。我更理解一村之长之艰难，一个乡村教师之不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辛酸。
我吃惊，在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还有这样的边缘群体，它刷新了我之前所有的认知，我拿筷子的手有些颤抖，吃惊之余是震撼。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主任走过这几十年？这几十年，他一次一次摸黑去做家长工作让辍学的孩子返校，一次一次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来给孩子们垫付学费，一次一次去镇上询问有没有懂汉话会说苗语的老师愿意来村里，一次一次在昏暗的灯光下给孩子们批改作业，一次一次，年复一年…… 这是怎样的坚持和付出！我想到了焦裕禄，想把一切高尚溢美之词都用在主任身上。不，这些太花哨的堆砌他不需要，他要的仅仅是村里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上学的孩子能有个好老师。他一直担心自己陈旧的观念怕误了孩子，他一直说要是他哪天爬不起来这些孩子怎么办。
从我们进屋他一直咳嗽，刺毛要他下次进城记得去检查一下，他说，没什么，不碍事的。
那天，我们没有爬山，每个人都给孩子上了半节课，那天，我们回来得很晚，车身被刺棵画了最写意的图画。那天回来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我真想有一只马良的笔，先画一条笔直的公路通向城里，一个带着阳光、带着爱心、带着知识、带着外面世界的老师向孩子们走去。再画一间明亮而宽敞的教室，不，不够，还要一辆车，让孩子们周末也来城里看看什么是高楼大厦，什么是钢琴古筝，什么是陶泥沙画……我还有个心愿，想把主任和嫂子请到城里，请到家里，嫂子，您坐上席。
后来我们常去，常常带一些糕点和文具，也爬山也给孩子们上几节课。去年再去送校服，主任古铜色脸上的喜悦按不住，他激动地告诉我们，一个从这个村走出去的学生打电话和他说今年师范毕业就回村里来教书，真替主任高兴，替孩子们高兴，替这个村的未来高兴。
临走，主任安慰我们说，国家现在的政策这么好，慢慢来，你们回去安心工作。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安过，看到了，就不能背过脸去。他们就在不远处，就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可惜我们能做的杯水车薪而已。
每次从村里回来，我们常常联合起来用各种各样的话语把刺毛打扁了搓圆了，直到他求饶：“大哥大姐们，我尽力，我尽全力，我只是中国行政区划中最小的吏。”我们也常常把我们中可以称得上有钱人的老蔡约来，老蔡一次次和我们说，弟兄姊妹们，救急不救穷，扶贫先扶志，我送几套校服几个书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
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常常遗憾，那些挥霍一次就是草根百姓一家年收入的大款们，那些吃喝一次就是失学儿童一年学费的官爷们，希望他们能躬下身来看看自己身边的村庄和孩子。他们离我们这么近，他们就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我们有什么权利来这样希望别人呢。
又到了春暖花开踏青的日子，还在睡梦中老徐的电话就来了。今天去村里爬山，八点中老地方集合，刺毛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才下车，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向刺毛，刺毛故意清了清嗓子，顿了一下：“之前给孩子们申请的少数民族失学儿童专项扶贫款下来了，同时下来的还有国家统一配发的学生营养餐专项补贴。还有，还有，不要站在这里说话了啦，我们去看看孩子们的新老师吧。”
此时阳光正好翻过山坡，洒满校园每一个角落。
后记：此文写于七年前，而后没有再去过村里。刺毛后来调往别处。去年辗转听到很多好消息，村里18户人家均已脱贫，孩子们搬进了新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