疙瘩花是我们本地人的叫法,它的学名叫洋花菜,花椰菜。这是每一个寻常人家饭桌上最寻常的一道菜,而于我,于那个年代,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回忆和回味。
记得那是82年的春节,村里开拖拉机的叔叔用洋芋种去外地换大米,带回来两个疙瘩花,给了我们家一个。看着残损绿叶包着,像花又是菜的它,问是什么菜,叔说不知道,馆子里吃着好吃就用洋芋种换了两个,问怎么吃,叔说用新鲜猪肉拌着炒,炒的时候要掰开切碎。这下难坏了母亲,我们家养的几头猪都是赶在过年之前就卖了,用来置换我们的新衣服、新对联、新书包,没有新鲜猪肉怎么炒?同样卖了过年猪的叔叔在过年的头一天让堂妹送来一块火腿,一块很小很小又被切成两半的腌制腊肉,堂妹说这是她外婆刚送来的,一家分一点配着那个白花炒。
母亲就在除夕那晚给我们做了这道菜,白生生的花朵配上红彤彤的火腿,这新鲜新奇的搭配远远胜过青松毛和红对联给一家人带来的喜悦。吃进口里的刹那,疙瘩花和猪肉混合的香味充盈整个口腔,我确定,它是我长这么大吃到过的最美味的佳肴。看着一家人都爱吃,两口以后我放下了筷子,那时我和父亲母亲有一种无言的默契,大的、好的、没吃过的,都先让给爷爷奶奶和两个弟弟吃。
我甚至觉得它会不会就是山珍?想想是用洋芋种换的又觉得太廉价了怕不大可能。树上结的?应该是吧?只有大树才能托住这么大的分量,一颗树上会结几个这样大的呢?带着回味和想象,以至于往后的每一年春节,我都憧憬着,叔叔再意外地送来一个。
一晃六年,再次见到疙瘩花是88年上大学到了另一座城市,报到的第一天,排队打饭的我远远看到食堂窗口师傅抡起大勺舀起白花花的它,像它?好像是它?就是它!就是这种颜色,就是这种形状!记忆中至今都还留在舌尖的味道,口水随着唤起的记忆不自觉地在口中转悠。我一个健步冲到打饭的窗口问师傅这是什么菜,师傅扬起勺子递到我面前:“疙瘩花”,后面的男生以为我插队拼命地敲打着洋瓷碗在抗议我插队。我一边退回原处一边咀嚼重复“疙瘩花”三个字,这名字真形象呀,一小个一小个的疙瘩紧密而有序地用他们的洁白簇拥成一朵花,开在一个十八岁少女的视角里,开在农村和城市的差距里,乡下孩子视为珍馐的蔬菜就这样寻常大众地走进了学生食堂。
那天我独独要了两份“疙瘩花”,在校园的长凳上津津有味地回忆回味着久违了的感觉和味道。后来和打菜的师傅熟络了,一到打菜的窗口,没等我开口,师傅见到我就说:“两份疙瘩花!”每次师傅都要再加半勺,虽然加上的半勺吃不完也分给了另外的同学,但我还是感动于师傅的懂得和温暖。那时这道菜学校每周能吃上两次,有时素炒,有时串荤,我一如既往地打两份,慢慢地,同学们都知道了我的习惯和秘密。
一天,同宿舍的小芬回来跟大家说,我们班的男生暗地里给每个女生都取了绰号,大家急切地竖起耳朵,什么小兔子、大文学、小妖精……七个人的绰号都说了,一个宿舍七双眼睛都看向我,小芬顿了又顿,为难地看着我:“还是不说了吧。”我们七个人同时着急:“说,说嘛。”我也很好奇我在男生那儿是怎样的印象。小芬鼓起勇气边说边跑出宿舍:“疙瘩花”,回头又加一句:“太过分了!我去问问是谁取的。”男生们顾自顾地在背后叫着“疙瘩花”,一叫两年,我依然故我地每周吃两次疙瘩花,一吃两年,一次两份。
后来,这个领头给我起诨名的男生成了孩子的父亲。我的疙瘩花成了我们共同的疙瘩花。记得他从厨房里挥舞着锅铲出来问我信不信他只用疙瘩花就能做出满汉全席,记得我们商量着有一天下岗了就开一个以疙瘩花为主菜的馆子,记得我们憧憬着等有了孩子小名就叫“花花”,记得生病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吃,他骑摩托车到百里之外,我们上学的地方给我买疙瘩花……
再后来,随着餐桌上蔬菜的丰盈,我不但能餐餐吃到白色的疙瘩花,还能吃到青色的疙瘩花,当我自己都可以种出疙瘩花的时候,生活慢慢淡化了我对疙瘩花的偏爱。但这些经年的往事连同我记忆中疙瘩花的情愫,像光阴里的老照片,像我的亲情,我的爱情,藏在时间的久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