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妙,本篇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
明明已经是5月的夜晚,本应充斥着响亮的蝉鸣声,河边的绿化走道在往年的这个时节应该布满了行人,可今年的夏天似乎来得格外的晚,5月的下旬依旧是凉风习习,白天倒还好,还能穿单衣,一到晚上就不行,风一吹,就带上来旁边河道的湿气,空气中尽是凉意,单衣恐怕不行,会抖上一抖,所以愿意出来的人实在不太多。
望厦小区是新小区,许多的业主都集中在这个时间段进行着装修工程。电钻声通常是白日里的噪音,勤劳的工人也不会放过晚上的机会,但是通常夜晚是属于静谧的工程的,比如刷漆。
苏妙在春天伊始只要是晴天就会沿着望厦小区跑。这天,是最普通平常的夜晚了,苏妙拐出最常走的绿道,眼前便是几辆警车,闪着警灯晃悠在苏妙的眼前,再远些几个身着警服的交警,围在一块在处理着事故。
苏妙看到的眼中的情景便是这样的:一辆白色的suv的车头与一辆面包车的车头大概进行了激烈的碰撞,两辆车的车头都有很大程度上的损坏,但是那辆SUV的底盘够高,损坏的面积肉眼可见地小于那辆面包车的车头面积,面包车的前部整个都凹陷下去,整个表面都被撞的支离破碎。大概是两辆车的车主都紧急地进行了避让,两辆车更加被缠得难以分开,一起陷在了最路边,如果没有行人走路较一般路面高点的平台替它们挡着,恐怕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Suv车中的是一对夫妻,后面他们打开的后备箱,都是装修材料和工具,才知道这是在望厦小区做油漆装修的工人。
这位丈夫,衣冠楚楚,身上的干净程度与做装修不太一样,他的全身仿佛是刚从澡堂出来的干净清爽,一条次新的牛仔裤没有一点油漆印子,连褶皱都不太有,上衣是一件简单款式的t恤衫套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所以并不被这寒风吹的发抖,面色红润,似乎是被岁月待见的人群,头发利落,是寸头的造型,看着实在与风里来雨里去的装修工人不太一样。
再说这位妻子,头发微乱,头绳似乎已经松动了许久而没有重新去捆绑头发,所以头发都是松松垮垮的,但是这位妻子对自己的头发还是加以修饰过的,是她这个年纪非常流行的亚麻黄色,还烫了卷曲的款式。上身是一件白色的t恤和她的丈夫一样,下身是一条微旧的牛仔裤,牛仔裤的裤脚修着毛边,并且裤子的表面有许多磨痕,大概就是如老人脸上一条条岁月的痕迹,这条牛仔裤,如是。唯一不同的恐怕就是身上的印迹了,这位妻子身上有白色的斑斑点点。
苏妙本着好奇心走过去,人似乎都并没有事,交警围着的人恐怕就是两辆车的车主。
这大概是个诙谐又有趣的情景:交警们戳穿了这个女人的谎话。这位女士害怕要多赔钱,所以谎称和副驾驶上的老公并不认识,是搭顺风车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交警何其聪明,怎么会被这样拙劣的谎言给瞒骗过去,在交警们的再三盘问下,这个女人终于承认了她们是夫妻关系。
苏妙站在事故发生地的周围,交警们的周围,苏妙站的正好是交警的身后,这样恍若一副她和交警们是一个队伍的景象,苏妙背着手,与代表正义的警察站在一起,用轻藐的眼神睥睨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在交警的面前还如此撒谎。
诚然这是闯祸者的自我保护和防御的机制,人通常在危急和害怕的关头,是慌乱和应激的,会自然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说辞和行为,所以也很好理解,归根究底,她并不想被多罚钱。
连交警都没办法认同她:“你隐瞒这个夫妻关系有什么用呢?我们系统一查就查出来的,揭破这个谎言是迟早的事,我们执法的过程都是有实时录音录像的,你说谎都被记录了下来,你也不用狡辩,撞成这样,不会像你说的那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一调查就查出来了,你不需要再撒谎。”
她每一句话都像为这场事故狡辩,争取脱身的机会,但是只要她冷静下来一想,她的借口和说辞都充满了拙劣的味道,谎言就像是一个幻彩的泡泡,早晚会破灭的,自己跻身在泡泡的防御机制里,为了获取片刻的当下心态和安宁,她就什么都不管了。她被执法的人员围着,狼狈地暴露在自己制造的谎言当中,她的撒谎和狡辩在别人眼里满是拙劣,这也仿佛奠定了她在周围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撒谎的形象大概占了80%。
可她一走动,是一瘸一拐的,朴素的牛仔裤上破了好几个小洞,应该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擦伤的,苏妙这样想道。她的嘴角还挂着几丝鲜血,但是在被揭穿的过程中,她一直在微抹自己的嘴角,仿佛那个抹掉的行为是为了捍卫她当下的自尊和羞耻心。冷风吹过,苏妙依稀看到她抖了几抖,她身上只有薄薄的一件t恤,并没有任何外套帮她抵御此时的冷意。
苏妙对她剩下20%的印象只是同情和怜悯,她在人群中站了那么久,撒着谎、被揭穿、流着血、擦拭着。苏妙只是盯着她裤子上的伤口,在流血,她的伤势不允许她行动自如,只得强撑于另一条腿,比较艰难地行走。她肯定有痛感啊,可是此刻,痛楚似乎被其他的剥夺了,连叫痛的资格都排在最次。微微蜷缩着身体,痛楚融入了颤人的凉风中,冷痛交织。
询问完毕,交警们循例给两辆车的相关人员都测了酒精。测试完毕,并没有检测到酒精含量。之后,交警打电话叫来了拖车,在困扰于事故发生的道路的名字的时候,苏妙及时地帮忙说明了具体的位置,这也使苏妙觉得在此时不是置身于局外。
苏妙自然地站在了交警的对面,和那位女士更近了。苏妙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位女士脸上有刮擦的血痕,可是她用她的手随意地抹掉了。这时,交警终于察觉到她的伤痕,立刻恢复了安慰的语气,问她:“你身体没事吗?你的嘴角一直在流血,你需不需要先去医院看看。”他们问了她几遍,但是这位女士不为所动,仿佛就是觉得自己身上的血、伤口都是可以带过的微小的事,远没有现在的事故和面临的处境更让人揪心。
这时,一位从头到尾没有讲过什么话的男子说了一句话,他的这句话像一把玄色寒光剑划过长空的颤冷和锋利,让人顿时不寒而栗。他站出来说:“她身上的伤口不是撞伤的,而是发生事故后被她的男人打的。”他用平静又带有控诉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并且重复了两遍,连交警都愣了几下。苏妙只是觉得当时的头脑有点轰炸的意味,虽然不是火山般的惊险,但苏妙就感觉像站在鞭炮的旁边,突然走过一个人点了引线,突然轰炸了出来,在空中炸开了花的惊心感。
这时旁观者们的目光才聚集到这位女士的丈夫—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从头至尾,在交警们询问妻子、拆穿妻子谎言的时候,整个过程中没有说过一句话。像苏妙这样的旁观者对此的印象,只是觉得他仿佛是一个乖张的小狗,摇尾乞怜的乖觉。不狡辩、不撒谎,只是静静地立在那儿,一言不发,给周围人树立了一种乖乖听从审判、听从裁决、听从命令的感觉。苏妙从头至尾都没有觉得这个男的有什么不对劲,他多像一个老实人的模样,他没有撒谎,他只是立在那儿,他并没有任何的辩驳,仿佛交警怎么处理,他都认同和接受。
这位男士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他觉得不合理的始终是妻子的差错,而在交警来到之前,他已经发泄了这股怒气,对妻子开车的怒气、对这场事故的怒气、对他们必须等候在原地等待交警的怒气。之后,他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交警和路人面前一声不吭,他刚刚才通过一场暴力舒缓内心的暴戾。此时,他只需要伪装。他必定料准这个妻子不会多事,他似乎已经驾轻就熟,正如施暴者拿捏并掌控着受害者的自尊心,有谁愿意自己的痛楚被盘剥和昭告?
对这位女士来说,苏妙不明白的是,究竟是身上的伤更痛,还是自己被家暴的事实曝光在大众面前更痛,是身体更痛,还是自尊心更痛?
这位妻子的丈夫悻悻地接受交警对此时这场交通事故的调查。他知道这场暴力不会在此次拥有权力代表正义的交警的调查范围之内,他不需要道歉,需要道歉的是他开车的妻子,为这场事故买单、被责问、被拆穿,他只是一个副驾驶上的人,他只需要扮演一个一言不发、不撒谎、不对抗的角色。自上而下,从始至终地陪笑,微笑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出错的,他并没有撒谎骗任何人,他的笑并没有任何的错误,还有助于缓解当时处境的尴尬,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他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那个被撞车主的“多嘴”,不然,他的暴力是不为人知的;不然,被口诛笔伐的必然是他的妻子,他不会被注意到、他的暴行不会被注意的、他的虚伪不会被揭穿。
但是,被揭穿的那一刻,他那张虚红的脸上,依然还是挂着笑,他笑的弧度更大了,他没有任何的不知所措,仿佛他只是被点到名字被注意之后的尴尬。
在那个情境背景下,一个施暴者不需要因为他的暴行而道歉,而一个被施暴者却要在那边被指责、批判和认定;一个施暴者不会因为他的暴力和故意伤害的行为受到惩罚,一个被施暴者却要为暴力而买单。
她撒谎,她应该为她的谎言受到批评。
她的身体遭受到了暴力,施暴者却没有一声道歉和受到任何的讨伐遑论惩罚。
这时候,起初那个戳穿女士谎言、说话声音中气十足的那个交警静默了片刻,他接下来说的话比他戳穿这位女士谎言的时候更加笃定和洪亮。他先是把肩膀前面的执法记录仪关闭,然后和那位女士说:“你也去打他吧,我支持你,至少,你去踢他一脚,我把记录仪关了,你去,你打还回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你快打还回去。”
另一位年轻的交警察觉到他的“失言”,只是稍微放低了声音,告诉他的同伴说:“好了,好了,别说了,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在此时,她为丈夫被揭露的暴行而感到无所适从,仿佛是架在她头上的十字架轰然倒塌,她无所适从的根本不是丈夫的暴力本身,而是这件事被在场的所有人知道。就算有人帮她,站在她这一边,她仍然没有说什么。对别人的帮助和别人的关注和在场所有人注意力的转移,她从始至终没有一句的控诉和反抗,没有一句对丈夫的指责和评判,她被驯化地非常“听话”,纵使在公权力代表者、象征者的面前,她都没有一句指责和怒骂,连生气的情绪都看不见。
她也没有什么尴尬,也没什么反应,只是把话题自然地过渡到她的车保险身上,这是被丈夫和生活压迫的女人,她的背上没有有形的枷锁,但是有无形的锁铐锁着她的魂灵,一方面,她承受和习惯着丈夫的暴力;另一方面,她必须承担生活的重担,她受伤后油漆的施工进度、需要赔偿被撞车主的钱,需要修理自己车的费用。
又或许,是生活的重担压制住她反抗的神经,她或许沉沦在暴力中,无法反抗。生活太痛了也太苦了,她的生活没有被谁拯救,这场暴力也没有人制止。她依然被困在生活压力之下,依然被迫接受着丈夫的暴力。丈夫也是维持生计的一份子,或许她不敢反抗的是生活。
可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是究竟是怎么样的生活剥夺了一个人天生对暴力的抵抗和控诉?
一个被施暴的女性对暴力的行为又如此冷漠和自我麻痹。她是否有觉得暴力、挨打这件事本身是一种道德的悖论?她是否知道她有生命权、人格权、健康权,她是否有意识察觉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事实是她“平静”地接受了暴力。身为一个受害者,身为一个被施暴者,她习以为常地接受了暴力,对暴力全盘接受。她没有抗争和进行一声的控诉,甚至她变相地纵容着这个社会暴力的发生、她变相地默许了暴力的发生的合理性。
苏妙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的情况会亲自看到。在这一天,仍有女性平静地接受暴力在她们身上发生,连一声求救都没有,连有声的控诉的都没有。
在现在,不断地有各行各业的女性在社会上艰难地为更多女性同胞去开辟席地、证明女性的力量、为女性去争取和捍卫女性权利的同时,这位女士默许甚至纵容着这样暴力事件的发生,她纵容着社会暴力性质和暴力事件的存在,她保护着一个暴力分子,就算她遇到了交警—同样也是正义的代表者,她都未曾控诉和哀怨,她甚至从头至尾丝毫未提过这件事。
暴力事件不是从受害者口中得知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五味杂陈,为当下,被施暴者的麻痹、为施暴者的挑衅。可到底是被暴力麻痹的人会“幸福”一点还是对暴力有触痛感的人会“幸福”一点呢?
故事的最后,苏妙接到了家人催促她回家的电话,便走离了现场。到家中,这件事仍然在脑中挥之不去,她当即发在了自己的社交平台,脑袋中突然闪过了一个想法。突然,她翻出了之前她受伤用到的酒精、碘酒和医用棉球,打包好骑着电动车驶出去。
十点了,整个大路上都没有声音,很寂静。苏妙赶到事故的发生地,只剩下一些汽车撞击时留下来的碎片,他们全部都离开了。只有苏妙一个人提着碘酒在原地停滞了好一会儿,苏妙只是看看地上的碎片、看着手里没送出去的碘酒、想到了那位脸上腿上都受伤的女士。
风吹过来,更冷了,苏妙不禁抖了几抖,裹紧了身上单薄的外套,调转车头想赶快回家。
回家的路上,她突然想起来:今天是5月19号,这个日子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可今天恰好是妇女保障法第二次法律草案向全体人民征求意见和建议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