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野长》

土生野长

韦 陇

如果寻根，我无法避开那个穷乡僻壤——凤阳。

我在婴儿时曾经背上长个毒疮，毒疮越来越大，眼看就没命了。最后，是一个“畲家婆仙”救了我的命。

根据母亲的描述，我的记忆里始终有一幕这样的情景：夏秋之际的一个傍晚，闪电的强光撕裂厚重的乌云，雷霆万钧，掠人魂魄。一个瘦弱的妇人行在路上，跌跌撞撞，而暴雨如毒辣的鞭子，抽打她的肌肤，以及她背上那个用蓝色布巾捆绑的婴儿。然而此刻，即便是凶恶的雷神站在云端，哪怕面临着五雷轰顶，也不可能阻止妇人的脚步，因为，在前方召唤她的，是一个救命的仙姑……

妇人是我的母亲，那个婴儿，便是我。“畲家婆仙”实际上很可能是百十户山村唯一的畲族医者。不知她用什么方法治愈了我背上的毒疮，让我活了下来。

后来我慢慢了知，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

我爷爷是个乡绅。但是我父亲命硬，四岁死了母亲，八岁死了父亲，从此沦为孤儿。高小毕业后被送去当了三年裁缝学徒。到了十六七岁，因与族中叔伯不睦，被赶出家门，流落到了一个叫“凤阳”的畲族乡，靠着他的裁缝手艺，在这里扎下了根。

被赶出家门，这事并不光彩。可能叔伯对你有偏见，甚至欺负你是个孤儿。但与叔伯不睦，乃至被赶出家门，这个事实本身似乎就有“迕逆”之嫌。因此，父亲从不说流落他乡的真正原因，只说是逃避兵役。青年父亲为自己杜撰了一段“反抗抓壮丁”的光荣历史。故事的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反正是杜撰，知与不知都无所谓。

犹如一粒随风播撒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这种身份确实有些尴尬，也十分另类。后来我上了小学，每次学校要我们填写家庭出身，父亲都要我写“贫下中农”。“贫农”与“下中农”自然是有区别的。父亲高小毕业，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区别，但他只要我笼统填写“贫下中农”。这是装傻充愣，因为真实身份没办法填写，我们压根儿与“农”无缘。我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我们有粮票布票，过年还有肉票，我们既是举目无亲的外来户，却也是那个特定时代让人眼红的“居民户”。

乡民吃不到米饭，我却吃不到地瓜。五、六岁时，我闹着要吃地瓜，母亲无奈，每天打一碗大米饭去邻居家兑换一碗地瓜饭。还不能只与一家兑换，换了左邻换右邻，让邻居家的孩子也能吃到白米饭。于是邻里和睦，皆大欢喜。

生在哪里，就得长在哪里，与那个地方风雨同舟，不管那是个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此所谓“时也命也”。

我的兄弟姐妹每一个相隔着两岁，齐刷刷一排，看着像经验老到的农民在田间插播的一溜秧苗，排列有序，间距相等。据我妈讲，从一岁至七岁的四个孩子都睡在同一张大床上，其中一个在深夜醒来，一声啼哭，其他四个马上回应，顿时交织成婴幼儿大合唱，场面颇为壮观。

所以，母亲的奶水一直没有断。我吃奶吃到四岁。四姐大我十二岁，平时带我的任务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她天天用一条长长的深蓝色粗布织巾背着我四处遛达。可是她走不远，每隔几分钟，我就嚷着要回家吃奶。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时代以及我那样的家境，除了讨点奶吃，还能吃什么呢？可见，吃奶也就权当吃零食吧？

八岁念书。第一天上学，顶着烈日，站在操场上听校长训话，站了近两个小时，两腿酸麻。这让我从上学第一天就开始厌学，此后直到初中毕业，我的学习成绩总体上一塌糊涂。

二哥大我两岁。稍大一点，日常总是他带着我玩。组织一群孩子，满山满野瞎跑，或者打群架。有时候是真打，组织这一地段的孩子，和另一地段的孩子打；有时候则是玩闹，和自己“内部”的孩子一起，释放过剩的精力，可以算是不正规的摔跤训练。

我们都是一些土生野长的孩子，譬如土狗，自得其乐，自生自灭。土生野长，却有着顽强生命力。不像现在的孩子，在上学和下课的路上，被书包压弯了背，回到家里，又像一盆娇弱的含羞草，泡在温室里。

有三个姐姐都是我不认识的。我出生后，大姐已嫁到杭州，直到九岁我才见了她第一面，此后也就忘记了她的容貌。三姐和五姐夭折，更是连一面也没有见着。

后来我们从山里搬家，到一个小镇另谋生路。小集镇离原来山里的家十五华里，依山傍海，溪海相连，山水宜人。对于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乡下人进了城。

母亲没文化，只读过几天扫盲班。但母亲喜欢听书，我就跟随她去。听了几次上了瘾，也熟门熟路了，就自己去。

一部长篇小说要听十几个晚上，每晚二三个小时。听一部《龙凤再生缘》，忠奸善恶，英雄才女，回味无穷。听一部《岳飞传》，梦里都是那金戈铁马之声，怒发冲冠，气吞万里如虎。书场真好，它模糊了时空界限，拉近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让你一时之间忘记了苦恼和困厄，浑然不知身在何处。说书先生多来自外地，有专说不唱的，有说唱结合的。一般情况下一晚上讲说三个回目，说到关键时刻或生死关头戛然而止。有时听众较多，凑的钱较为可观，说书人心里高兴，就又添了一回，让大家听得过瘾，尽欢而散。于是大家三三五五结伴回家，一路上议论，嘘吁、赞叹不止。真个“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

但请人说书，是需要花钱的。一班人围坐在一起，说唱一回，就由牵头的那个人一个一个轮过来凑钱，一般一人出五分钱，有穷一点或小气一点的人，摸索半天掏出2分钱，往盆里一扔，“咚”的一声。那个人就有点不好意思，故意扭头往别处看。但大家并不计较，因为计较也不好意思。可以不凑钱又不会不好意思的，只有小孩。小孩没钱，又夹在大人缝里并不起眼，就忽略不计。因为这样，我小时候听了不少“白书”。其实大人们花钱听书也并不是特别乐意，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经济的办法：自说自唱。有哪一个记性好的，听了一部书，大部分记住了，就可以说；还有哪一个有点文化的，自己读了一本《绿牡丹》或者《七侠五义》什么的，就更有说的资格。这样听书就不花钱了。书场呢？夏天的晚上设在大榕树底下，凉风习习；冬天农闲时设在草垛底下，日照充足。说着说着，听的人越来越多，说的人就有点激动起来，于是也刻意追求起承转合，绘声绘色，俨然说书先生了。说着说着，难免说错了说漏了或是说得张冠李戴了，马上就有人纠正：错了错了，不是这样的。于是经过补充、纠正、完善，一部书也差不多可以说完整了。

听得多了，慢慢悟出了一些门道，对书中故事发展可以预知个十之五六。比如一开始说公子落了难，饿其肌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那一定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落魄书生要是误入了哪一个后花园，准有佳人出来和他私订终身，后来穷书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再譬如，书的开头说政治昌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紧接着必是奸臣把政，国事日非，再接着民不聊生，路有冻死骨。当然最后总会有人惩奸锄恶，力挽狂澜，于是人民有望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故事虽然落套，人们还是百听不厌。现在我想，这不仅仅是无聊。人们嚼着青菜根穿着破棉袄蜷缩在草垛下面听书，会是无聊这么简单吗？我倒更愿意相信，人们在“总是有一个好结局”的书里，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光明和希望。

晚上睡前，我躺在床上，总是把书里的故事情节在脑子里温习一遍，第二天找几个小伙伴，讲给他们听。

四姐出嫁后生了一男一女。我们一家四口，加上四姐一家四口，八口人合在一处，每月纯收入共45元钱，生计之艰难不言而喻。大约十来岁，为了补贴家用，我和我哥上山割柴草，下海讨海，此外，到处捡破烂卖给收购站，挣个几分一角钱，交到我妈手上。但我不是个能干的孩子，每次讨海，除了带回一身泥，几乎空无所获。有一次我妈为了“奖勤罚懒”，把我哥讨海捕获的一个软壳蚰蠓蒸黄酒给哥吃，让我在一边看着，咽口水。虽然这种耻辱使我刻骨铭心，无奈，我还是不争气，还是空无所获。我妈说我是个“灶鸡”。灶鸡是一种形似蟑螂的小动物，整日没事在灶头窜来窜去。其实我没那么好动，我只是不愿出去玩，整日没事，妈妈烧菜时，我围着灶头转，闻闻香味。妈妈看不过去了，菜出锅时，赏了我一口。除此，我还有偷食的劣迹，那时代没有冰箱，没吃完的菜，挂在楼板下的竹篮子里，我心里记挂着菜肴的美味，馋得忍不住了，搬个凳子站上去，取一点点。有时什么剩菜也没有，挖一点冻猪油享用。

能吃上和猪挂上边的，都是口福，猪油也算。那时节，杀猪算是农家盛典之一。农家一般请屠夫来自家门口宰杀，而后将猪血、猪肠、猪肉杂以葱蒜、豆腐，烧成一大锅，谓之“猪血汤”，馈赠四邻，表示共享喜庆。我家从不务农，也不养猪，所以只吃别家的，愧无回报。

我现在还是爱吃猪肉，吃点水果和蔬菜主要为了营养需要。比如蔬菜，长久不吃，缺少维生素C，舌头或嘴唇出现溃疡，没办法，买一大把青菜，放少量汤，煮熟，一口气吃了，只当是喝了一碗治病的汤药。

一年到头，最记挂的是生日的两个熟鸡蛋。

每年离生日还有一个多月，我就开始倒计时，并且每天要提醒妈妈，妈妈，我的生日还有32天了哎；妈妈，31天后就是我生日了哦。妈妈又好气又好笑，笑骂，没见过你这只馋猫。生日如期而至，这是我一个人的节日，全世界没人能与我分享，这份幸福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两个熟鸡蛋，我慢慢品尝享用，恨不得鸡蛋里没有蛋白全是蛋黄，因为蛋黄结实且好吃。

拥有两个熟鸡蛋的幸福是如此的真实而又执着。但，时至今日，此鸡蛋非彼鸡蛋——现在就算是整只鸡也无法唤出当年的幸福感了呀。于是我常常想，或许，幸福是个美丽的神话，她到处都在传唱，却如此虚无缥缈；她看似就在眼前，却又遥远得让人永远无法企及。随着欲望的不断增多，幸福的目标却越来越远，只给你留下一路的焦虑、失望和沮丧。

或许，幸福——这个美丽的神话，只在最单纯、最无辜的愿望里，只在我们的童心里。

童心逐渐消散，性意识便在自然中萌芽。

又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们依然坐在水泥堤上。正好面朝着李宝的家。那时都是木结构房子。李宝家二楼的窗户开着。灯光下，她和那个胖叔叔并排坐在床上，胖叔叔搂着她的肩，她拿一把小扇子给胖叔叔扇风。大孩子忽然诗兴大发，他依照原来那个顺口溜的“三、三、七”句式，创了新词，教我们一起冲着李宝家的窗口齐声喊：

肩靠肩，手拉手，搂搂抱抱坐床头

我们兴趣盎然，反复吟诵。李宝的妈大怒，把头探出窗外骂，作死啊！有娘养没娘教的野孩子，我认识你们！

大家发一声喊，作鸟兽散。

李宝的妈果然认识我们，第二天她分别向我们的爸妈告状。我们有的被责骂，有的被罚扫地挑水，有的直接被痛揍一顿。我呢，被罚中午不准吃饭。但是，我们似乎并不愿意吸取教训，后来我们这帮野孩子在一起时，类似那样男男女女的话题反而越来越多，渐至成为日常。

十三岁那年，有一次我听说邻居一个16岁的男孩正在和一个女孩谈恋爱。那个男孩平时穿一双雪白的运动鞋，于是在我的眼里更加风度翩翩。那时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赶紧长到16岁，长到那个可以谈恋爱的年龄。

想想吧！16岁，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