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这个人很好—纪念杨奔先生

写上“杨奔”这两个字，我感到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心痛。我与杨奔先生非亲，而且非故，因此我不得不去追寻这种心痛的真正根源。

好友简少微几次跟我说，我们要写一篇纪念杨奔先生的文章，这事不能不做。简少微说的“我们”，是指他和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表面文章呢？把纪念写在心里不好吗？积淀了有些时日，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事我是要做的。不是为杨奔先生做什么，而是为我自己，这于我是一种渲泄。释放心痛、惶惑，还有忧惧，尽管我们都面临着同一种写作困境——与杨奔先生接触太少啦。

这个孤独的老人啊，有谁和他过从甚密呢？如果有，他就不孤独了。

我对杨奔先生的了解，与其说来自于他本人，勿宁说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文章和口碑。现在的人和人啊，有目的的互相吹捧铺天盖地，极尽肉麻之能事，而在对其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要他说一句公道话肯定一个人的优点，往往会吝啬得一毛不拔。一个让所有的人都说好的人，你能想象吗？可是我敢肯定你听不到关于杨奔先生的一句坏话。我想，也许有人想说杨奔先生不好，但是他不敢说，因为如果他说了，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

当然，这很不公平。

我第一次见杨奔先生，是在他的散文集《深红的野草莓》首发式上，当时有许多人拿着这本书请他签名，我也请他签。他写了几个字：“黄伟龙同志留念”。落款，日期，非常简单。其后我们慢慢有了接触，他一丝不苟地修改过我的小说，我也有几次认认真真地向他讨教过问题。向前辈请教问题我是很放心的，他不会笑我们无知。因为我们年轻，本来就无知嘛。后来我参加本县的一些文艺活动，只要有杨奔先生在场，我都会在他离开时送送他，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有几次清晨见到他出来散步，我也和他一起走，送他回家。为什么呢？也不为什么，无非是“执弟子礼”的意思。每次他都很诚意地邀我进去坐坐，可我一次也没进去，主要是觉得他累了，应该休息了，还有一个原因，我深知他的沉默，两人对坐，怕冷场。有一次一起用餐后，我要送他回家，他执意不肯，他说的一句话我不能忘记，他说：“我心里会不安的”。

我回味着他的话，只好目送他离去。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我和杨奔先生是不是有了多一层的“交往”了呢？或者说，杨奔先生对我是否有了多一点的认可呢？可是当我拿着他的另一本散文集《霜红居夜话》给他签名时，他思忖了一下，还是写下了那几个字：“黄伟龙同志留念”。落款。日期。并没有增加哪怕一个表示关系更为亲近的字眼。说实话我是个心眼比较小的人，当下心里有点难过，我想，这可能说明杨奔先生对我还不够认可。对此我有意见，当然我知道我的人品与杨奔先生还有差距，但是我想对他说，杨奔老师您可是个博古通今之人，岂不闻“人人皆可为尧舜”吗？

这话，我终于没说。我认为，做个好人是件简单的事，就像写个“一”字，你把这一横写正写直就行了，相信谁都能做到。也许世上好人不太多，那不是人们做不到，只是，与名利相关时，更多人“明智”地服从了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选择损人利己，蓄意混淆视听。

都说杨奔先生这个人很好，却没有谁愿意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他的人生充满坎坷，他的晚年是那么的孤独！

我想，也许我不仅仅是伤痛他的离去，更是伤痛在我心里和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旋律，可能将成为绝响。但我记得托尔斯泰说过这样的话：善是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的，因为，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是善，如果善有结果，它也不是善。

杨奔先生是个博学之士，也许他天上有知，看到这一段文字，就又看到我的无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