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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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陇
远远近近，哲贵的小说我几乎都读过。当这些小说以结集的形式又一次展示在我面前的时候，每一篇都像是一位故人。这么多故人聚到了一块，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喜庆。当我把这些“故人”一一重温的过程，许多话语就源源不断地诉诸笔端。
哲贵小说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德炳老师在仙堂小学》。读着这篇文字，一个内心丰富而又非常真实的乡村普通教师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似乎熟悉他的每一个口吻，每一缕气息。这手笔使我自叹不如。后来，哲贵到鲁迅文学院进修，还是不停地写他的乡村教师，非常用功。终于，哲贵的《音乐课》上了全国性文学杂志——《青年文学》。如果说，《德炳老师》把一个乡村教师写活了，那么，《音乐课》则是把一群乡村学生写活了。《青年文学》编辑陈锟给出了二字评语：单纯。《音乐课》写得单纯，读着可爱，但它的价值远不是“单纯”这么单纯，它写出了一种“理想”，那是乡村小学的理想，更是乡村孩子们的理想，这些生动、生猛、活生生的“理想”被哲贵发现了，于是《音乐课》便具备了让人感动的要素。
也许是题材的局限性，哲贵的创作在同类题材上盘桓良久，未能取得新的突破。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专写乡村学校一类的题材，路子太窄，创作空间太小，施展不开。他此前的小说虽有轻灵飘逸之美，思想内容上却是分量不足，且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社会现实。此时哲贵已在《温州商报》工作，随着社会阅历的递增和眼界的拓宽，他也进一步拓展了创作视野。
哲贵开始写民工进城的小说，一篇接着一篇，作品也慢慢有了分量，有了厚重感。哲贵的民工小说开始遍地开花，《十月》《当代》《人民文学》等各大刊物先后刊登了他的小说。
再后来，哲贵不写民工了，写他的信河街，写温州的有钱人。我一辈子没当过富人，虽然并不“仇富”，但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好感，总觉得富人是以财富尺度来衡量每个人的价值的。然而，哲贵笔下的富人给我别开了一个生面，信河街的富人们，似乎总是挣扎在财富欲望和道德底线的边缘，为了在物欲和良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们往往不遗余力，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5年，哲贵的中篇小说《决不饶恕》发表于《人民文学》。在这之前，我和哲贵讨论过这篇小说。说实话，我对这篇小说并不看好。首先觉得有点粗糙，有几个技术环节明显没处理好，更重要的是，看起来不“真实”。《信河街》写的是一个叫刘科的浪荡子，骗走了一个叫周蕙苠的钟情于他的女人５５万元钱，然后销声匿迹。这其中的５０万元是周蕙苠从亲戚邻居那里东拼西凑借来的。周蕙苠为了还这笔钱历尽了艰辛和屈辱。数年后刘科发达了，回到信河街，想把这笔钱还给周蕙苠，并想用更大的回报来补偿她。但是，伤透了心的周蕙苠既不接受刘科的还债，更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偿。一个极度需要钱的女人却拒绝了金钱，而且是那么多的金钱，我认为，这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关于这一点，哲贵的意思是，他所思考的正是这种“不可能中的可能。故事，以及思想”。在哲贵的信河街系列中，一直贯穿着这种创作思维。但我还是认为，小说应该写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故事。
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写了很多篇，从《决不饶恕》之后，《陈列室》《住酒店的人》《金属心》，一篇比一篇好。他还是坚持写他“不可能中的可能”，但已不再粗糙，通过性格刻划、心理描叙，细节铺垫以及各种技术处理，生活中的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文学中的可能。简单地介绍哲贵小说中的故事，你明明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可能吗？但当你真正进入了小说阅读，你顺着故事和人物往前走，你就出不来了，你会觉得，这个故事理应如此，如果故事的发展是另一个样子，反而是“可能中的不可能”了。这时我又发现，原来，对于“可能”和“不可能”的判断，其实是相对的。
哲贵这一时期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金属心》。写的是一个叫霍科的富人，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换了一个金属的心脏。其实在这之前，由于疾病、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无情的商场角逐，霍科的心早已和金属一样变得又硬又冷。换“心”之后，霍科无意中邂逅了乒乓球教练盖丽丽，在长时间的交往中，盖丽丽的真诚和善良慢慢地融化了他那颗冷硬的心。小说的结尾写道：“这时，他很清楚地听见自己左边心室的跳动声。他伸手去摸了摸，似乎有了一丝的温度”。
正如李敬泽先生说的那样，哲贵的小说通常是寓言式的，在寓言性的叙事中，展开他的想象和洞察。李敬泽对哲贵这一时期的创作是这样评价的，他说：“我猜想，在很多年后，哲贵的这批小说会比现在很多在同一问题上发出慷慨激昂的声音的作品更有价值，因为他怀着同情，但又很可能怀着最深的反讽之意，在小说中验证了他的人物的人性水平”。
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为何哲贵不着力去鞭挞普遍存在的富人的唯利是图和麻木不仁呢？哲贵回答说，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写我的理解和希望，以及理想。
可以说，从小说里，我读懂了哲贵的精神世界，他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理想或幻想。
二、长篇小说《猛虎图》
一部长篇小说，在相隔不长的时间里读了两遍，而且读得那么津津有味，我有点佩服我自己。
哲贵笔下的信河街人物每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因为有了他们，信河街被鼓捣得风云激荡，地动山摇。《猛虎图》是作者对信河街人物的一次集体检阅，而不是集体谢幕。何以见得？在小说结尾处，宇宙网络公司横空出世，这代表着全新的互联网商业时代的到来，也预示着一场更其凶险——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财富角逐游戏已经拉开了序幕。一群更年轻的猛虎正咆哮着迎面扑来，而上一代的猛虎或已一撅不振，无力再战；或在筋疲力尽之后，厌倦了商场的搏杀。但他们是否就此退出江湖，又能否全身而退？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他们将何去何从？长江后浪推前浪，当陈宇宙这一代人登上信河街的历史舞台，他们又将演绎出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他们跟随着前辈英雄们的足迹，是另辟蹊径，还是重蹈覆辙？这些迹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尽的问题，都将驱使哲贵追踪和思索，从而继续他的“信河街系列”。
《猛虎图》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而我一直认为，“好小说”的标准之一是必须“好看”。
不同的读者对“好看”会有不一样的定义，环肥燕瘦，审美各异其趣。故事推进的跌宕起伏，不落俗套，语言的精准流畅，人物的鲜明有趣……这些都是“好看”的必要前提。当然，哲贵作为一个敏锐的青年作家，他的“好看”绝不会只是停留在这些基本的技术层面。我们很难确凿地说《猛虎图》最大的看点在哪里，而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
那么，我也只能说，我是这么看的：客观。
史书记载历史事件，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则往往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利用文学的话语系统，虚构属于作家内心的最客观的故事，赋予历史以当下的意义。小说不是史书，但我想，它应该比史书具有更高层次的真实，因为它直指人心，并以内心的真实返照历史，使历史事件不再冰冷和无情，从而“津津有味”。
人物以及人物内心的“真实”，则来自于客观的对待。哲贵说过，他的写作，首先要求自己对笔下的人物不带任何偏见，即便人物原型来自于现实生活，即便这个“原型”让他感到万分厌恶。这句话说来轻巧，但要在写作中真正做到没有偏差，哪怕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而言，也绝非易事。
《猛虎图》中每个人物的性格既是独特的，又是多重组合型的。陈震东多智而跋扈，王万迁急进而自卑，胡长清沉稳刚毅，计化龙狡诈阴骛，刘发展谨慎守业，黑社会伍大卫，泼皮无赖霍军，还有随波逐流的许琼许瑶，敢作敢当的公交车李美丽……但我知道，这些都只是我对小说人物的片面定性，是“一言以蔽之”的无奈之举。哲贵笔下的人物，并非如此简单、粗浅，这些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非要说清楚，甚至让我感到无能为力。于是我认为哲贵做到了——他对人物没有偏见。
偏见是一种侵犯。对任何一个人物的褒贬，都将侵占读者的审美空间；对任何一个事件的主观评判，都将影响和误导读者的阅读愉悦和审美趣向。所以作家没必要做如此无谓无趣之事，他只要讲好故事就够了。《猛虎图》徐徐展开一幅群虎争雄的图画，在这里，只有力量和智慧的展示、较量、抗衡，虎尾春冰，殊死相搏，生死成败各按天命……人性的美好与丑陋，内心的黑暗与光辉，在故事的推进和交织中如影随形。
商人陈震东和哲贵的信河街，实际上也是当今中国商业社会的一个缩影和历史符号，这段历史或刚刚成为过去，或正在发生。十几万字的《猛虎图》对于这一段风诡云谲的信河街历史只有最忠实的呈现，没有多余的议论，也没有一个字的道德说教，这是多么干净。而正是这种客观、干净的作品特质，使《猛虎图》具备了丰富性、多义性，以及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这是个镜像世界。当心如猛虎的陈震东身受重创伤痕累累，在他的“心识”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老虎，包括他最好的朋友和妻子。也许，只有当陈震东驱逐了他自己心里的虎狼，才能改变他的“心识”世界，让世界回复到原来的平静、平和，乃至有可能找回另一个和风丽日、温暖如春的“镜像”。
——境随心转，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如何善护其心，似乎远比如何功成名就更加值得我们去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