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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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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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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蜃楼今何在

1980年代初期,南方沿海地区小工业生产工厂如雨后春笋遍地冒出来。我父亲是供销员,来来回回跑上海。

父亲每次远行,必有邻里托办上海货,小者如食物、化妆品、药膏,乃至针线之类,大者如高压锅、手表等,那时候,但凡上海货都是好货。置办这些不但无分文可赚,还得贴补时间和公交车费,纯粹为了乡邻之谊。当然,为此邻居孩子都很羡慕我。有一次,我告诉大我二岁的叶前进,我要随爸爸去上海。叶前进当即赌咒发誓,说如果有一天他也能去上海,就是死了也是值得。他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告诉他这一消息太过残忍了。

正常的行程,我要先坐车到温州,再从温州码头上船,经两昼夜航行才能到达上海,但因为父亲从上海采购了一车铁皮回来,我便坐了这趟回程车,虽然也是一路颠簸,灰头土脸,却是省钱省时不少。路上还有一位年轻女子拦车,说是平阳的教师。让她坐在我身边,一路上倒也减少许多寂寞。

一个人住在父亲包订的奉贤旅馆,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父亲原是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供销员,不料我整天喝酒,读唐诗宋词,回来后成了一个胖子和半个诗人。我特别喜欢沪菜,炒鳝糊、炒肉片、炒腰花、糖醋排骨,都非常好吃。父亲给了我三百元,一个月不到被我吃个精光。父亲慨叹我与商道无缘,从此不再带我出远门。

再有一件妙事。我父亲有个生意上的朋友住在奉贤旅馆边上,没事我便上他家里看电视。他女儿十六七岁,与我年龄相仿,恰好在我吃饭的餐馆工作。她每天下班后,没事就坐在我边上与我一起看电视,跟我说说话儿。我便三天两头的去。有一天路上遇见,两个人打了招呼,我跟她说:“晚上我要上你家看电影,你在家吗?”她一脸迷茫:“电影?哦,你说的是电视吧?”我说:“是啊”。我心里反而怪她:那不是一样的吗?真是死脑筋!

看得出来这个姑娘也喜欢我去她家,只是,但凡有外人在,她就不与我说话。别人问我是谁,她也不答,不介绍,大概嫌我是个乡下人,又把电视说成了电影。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就再也不去她家了。

原以为从此不会再去上海,孰料缘分未尽,次年冬天,我应征入伍,还是去了上海。先是在吴淞口接受十个月的入伍训练兼轮机技术学习,而后分配到停泊在虬江码头的一艘大型登陆舰上。

但我并不喜欢上海。上海冬天特冷,夏天特热,况且黄浦江的水也浑浊,外滩也不过如此,更何况,那时人均住房面积好像只有八平方米,民房看上去很旧,很拥挤。年轻男女没地方谈恋爱,一到晚上,路上、公园里、屋檐下,三步一对,五步一双,到处是谈爱或偷情的人,让人感到那似乎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春天里的猫狗发情。还有我身边的上海的战友,我也不甚喜欢,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我们这些“乡巴佬”,动不动就用上海话骂人。我倒觉得他们很没教养,又俗气又土气。

水兵兵役期5年。三年不到我就借故“病退”。见识过了这个颇负盛名的上海,知道它绝不是我的海市蜃楼。退伍后,我也很少跟人提起上海这个城市。有一次遇到叶前进,问他现在做什么,他说当了供销员,主要跑江苏、上海一带。我问他记不记得自己说过,如能去一次上海“死也值得”的话。他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说,那不过是个玩笑话嘛!

我想起他当年的神态,觉得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但他这么说我是理解的,因为他已经见识过了。凡见识过的事,大多不过如此。

老上海已经让人羡慕成那样,现在的新上海就更不必说了。近年来,身边不少有钱的朋友,有的住进上海,有的住进杭州,拥有了户籍,成了上海人或杭州人。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上海,现在应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大都市了。无论是老上海还是新上海,向来都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但我发现如今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我的另有一些有钱的朋友,他们把目光盯向了乡村,他们在乡村买了地,建了别墅——他们连县城都不愿待,何况大都市?

看来,时代真是不同了。

我在想,无论人们向往哪里,都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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