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回声

远古的回声——寻访福田（柳关）大溪文化遗址

——柳下蹊 

01

朔风凛冽，乌云翻腾。

这是197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空旷辽阔的江汉平原大地，从洪湖新滩口到监利半路堤一线，数万民工肩挑背扛，正在挥汗开挖一条大型人工河。几乎看不到任何机械，高音喇叭架在电线杆上，不断播放着血脉涌动的红歌。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劳动号子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人定胜天”的伟人哲理，由不得你不信。

江汉平原，是古长江和古汉江冲积而成的一块大平原，虽然土地肥沃，但也水患频繁，每到汛期，就威胁着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黎民百姓。尤其是江汉平原东部的华中重镇大武汉，更是直接暴露在洪水冲击之下。为了保武汉，保江汉平原，破解长江水患，洪湖分蓄洪区的建设方案很快实施，数万民工历时5年之久，利用冬闲时间吃住工地，挖河筑堤，半军事化推进。一条横穿监利洪湖的防洪排涝河开挖，经由洪湖市新滩口入长江，同时筑起一道几十米高的防洪大堤，成为保卫武汉和大平原的防洪屏障。这条河，当地人称之为排涝河。

在监利县柳关公社大河村宋家潭小队的工地段，一队队肩担泥土、小步快跑的人流，犹如过江之鲫，来回穿梭，虽然是大冬天，北风呼啸，但忙碌的人们依然是单衣薄衫，汗流满面。

取土场的深坑内，忽然有村民大叫一声：“看稀奇啊——”

声音急促而惊悚。相邻工地上的村民们，都伸出脑袋向这边张望，原来，在这湖底低洼之地，竟然挖岀了一些呈红色陶质的坛坛罐罐，似杯似盏。是谁将这些杯盘碗盏遗落在此，又是什么时候遗落在此，并且埋在地下几十米深？

似乎没人理会这些破玩意儿，大家依旧忙乎，大脑里考虑的是尽快完成自己的土方任务，早点回到工棚，吃一顿香喷喷的钵子饭。然而，有一个民工默默放下了扁担，躬下身子，仔细捡起混在泥土中的陶片，用力擦拭。他觉得在这地层深处挖出的东西，多少总是会有点故事的，虽然他只读过小学，但诗书传家的家庭氛围，让他比那个同时代的人多一份文雅与素养。他叫宋志田，大河村宋家潭人，时年三十多岁。

宋志田用心把那些零零碎碎的陶片擦拭干净后，用自己的外套包好，其神态犹如包裹的金银珠宝，对那些稍微完整一点的陶器，他更是小心翼翼。他的举动，让忙着抢挖土方争工分的村民们感到好笑，这些破罐烂瓦，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附近挖河工地上也有村民发掘出来一些古色陶罐之类的稀奇物。整个柳关公社的挖河工地上，人们都在热议着，传说着。这不免引起了村干部的注意。信息逐一上报到当时的监利县领导，县文化部门即刻派了相关人员来到挖河工地，收集整理部分挖掘出来的物件。

宋志田听说这些陶片是很珍贵的文物，便向工作人员交出自己捡拾的器物，工作人员对他表示了感谢，并没有收回他所捡的东西，因为那些陶片如碎屑一般，失去了保存价值，挖出来的这些碎屑太多，随手可捡。

02

1974年春，荆州地区博物馆连同监利县文化局领导，安排专业人员，驻扎在柳关公社挖河工地上，进行抢救式挖掘，大致标定范围6000平方米，清理出灰坑八座，墓葬七座，出土石器有铲、锛、刀、陶器等，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器形有盏、碗、罐、盘、钵、杯等。当时的工作人员根据考古研究，得出初步的论断，这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物。

监利市文化旅游局局长雷鸿介绍，大溪遗址位于长江瞿塘峡南侧和西陵峡，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地区最早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而得名，故称为大溪文化。1959年和1975年间，曾经三次发掘，主要遗址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监利柳关、湖北澧县三元宫等。这些遗址分布在长江中游，距今6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基本以稻作农业为主。

大河村宋家潭遗址出土的八座灰坑中，专家惊讶地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稻草灰烬和谷物壳化石，经鉴定，灰坑里的稻谷是粳稻。灰坑里还发现了鱼骨、兽骨、陶片等化石，由此证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开展了打渔、狩猎、采集等辅助经济活动，并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比例。当然，还有发达的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考古推断，数千年前，监利柳关公社一带，属于广泛的农耕区。

在柳关公社大河村宋家潭墩台遗址发掘中，还发现了七座墓葬。墓葬呈现出两种方式，一种是仰身直肢葬，一种是跪屈式或蹲屈式葬。墓葬内还有随葬品，一般是一个陶器或一个石器，这表明当时的先民们，在丧葬活动中有了回归尘土的文化含义。

后来，经湖北省考古专家进一步考证，正式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考古专家将这里命名为“柳关大溪文化遗址”，此遗址的具体方位，在柳关公社大河村五组，防洪排涝河南沿的宋家潭墩台，距防洪堤脚100米，北临五组村民点50米。如今，在湖北省天门市博物馆展出的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考古地图上，“柳关遗址”四个字被标记着鲜红的五角星，格外醒目。

随着排涝河开挖工程的推进，又发现了与柳关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地点在距柳关大河村8公里远的福田公社薜庙村6组，遗址范围比柳关遗址稍小一点。由此证明，距今约6000年左右，古江汉平原上活跃着一群原始氏族部落，当时的社会特征是母系氏族晚期，过渡到父系氏族的萌芽阶段。

监利境内大溪文化遗址，具有典型的农耕特征。考古资料显示，在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时，不是像黄河流域的先民们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子头，也不是连梗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这种收割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流行，直到近代，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仍在用这种方法收割稻谷。由此佐证了大溪农耕文化是长江中游南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而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工具是杵和臼。查阅有关资料：1973年长江中游宜都市发掘的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痕迹。木杵，是一种长1.4米，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稻米加工工具。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巜周易.系辞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还在长江沿岸众多遗址中，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出土了一些直接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杵。

在很多出土的大溪文化遗址的红烧土块中，里面夹有太多的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另外，在各地遗址发现的各氏族部落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炭化稻壳粉末作为羼合料的，当时有如此充足的稻壳被利用，说明当时稻类作物的种植已经是十分广泛了。

1987年，柳关与福田两个公社合并，设立福田寺镇。福田（柳关）大溪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迹，印证了长江中游监利一带，具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这对研究江汉平原的地理变化、史前文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03

古江汉平原也叫古云梦泽，是由长江之水和汉江之水冲积沉淀而成的一块平原，这里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具备先民们繁衍生息的优厚条件，而在南北两江之间，也自然流洗出了一条古河道，名称夏水，后称内荆河。柳关大河村宋家潭，和薛庙村6组，都位于古内荆河沿岸。先民们在这水泽之地择高地而居，历时数千年，并留下了繁华的生活痕迹。

在柳关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史前泥质红陶器物，保存完好的有十件，如今摆放在监利市博物馆。

第一件是陶器圈足盘，通高6.8，口径18.4；

第二件是圈足陶盘，通高6，口径21.5，底径17.3；

第三件是陶器曲腹杯，通高14，口径17.3，底径10.4；

第四件是夹砂陶釜，通高16.8，口径18.9，底径8.2；

第五件是陶碗，通高5.4，口径13.5，底径8；

第六件是陶碗，通高5.8，口径11.5，底径6.5；

第七件是陶环，通高6.3，口径8.4，底径6；

第八件是陶碗，通高7.5，口径19.7，底径12.5；

第九件是陶碗，通高5.2，口径16.4，底径9.6；

第十件是陶碗，通高7，口径18.5，底径13.5。

监利市博物馆负责地下文物管理的工作人员李毅介绍，柳关大溪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其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是红色，器内却为灰色与黑色。发现的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还有少量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还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实心陶球等。由此证明，在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监利地区一带，上古时代的先民们，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比较发达。

而在福田（柳关）大溪文化遗址发掘之后约10年，1984年文物普查，意外发现了监利境内狮子山龙山文化遗址，位于监利白螺镇狮子山上，面积约1.2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最早因在山东济南的龙山发现而命名，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1987年夏，荆州、监利文物考古专业人员对狮子山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20平方米。断面可见文化层厚l—2米，含较多陶片和马牙、鱼骨骸。出土物有；石斧、本锛、铲、球、镞等。陶器以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居多。陶器纹饰有指窝纹、弦纹、堆纹、篮纹、绳纹及镂孔。器形有鼎、瓮、豆、盆、杯、鬲、小动物和纺轮。专家结论：湖北龙山文化（约4600—4000年）是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原始文化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监利市政协原副主席赵更生曾经担任多年的文化局长，对江汉平原古代农耕文化非常关注。赵更生介绍，就监利境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言，分布在福田（柳关）的大溪文化遗址，标志性文物为谷物壳和稻草灰烬；白螺狮子山龙山文化遗址，标志性文物为陶器。考古资料发现，福田（柳关）遗址出土的泥质红陶，其造型与装饰花纹，与狮子山龙山文化遗址中的陶器，以及黄河流域的河南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发掘出来的器物，外形极为相近，但又各属体系，由此反应了在史前同一时期，一南一北，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所流行的器制，二者存在明显的相互交流的痕迹，说明福田（柳关）大溪文化的形成，是本土文化吸收融合周边文化所产生的。这种包容性和多元性，自然就加快了社会进程的复杂性，从而使华夏文明的霞光初始绽放。福田（柳关）大溪文化遗址，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经由多年对这些古陶片及其古物器的研究考察后的论断。农耕文化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才是人类延绵不绝的最好途径。

拨开层层泥土，璀璨的大溪文化遗址，跨越时空隧道，展露历史的真实面貌。一件件文化遗存，仿佛将往事娓娓道来，把远古的秘密层层剥开，让今天的我们零距离触摸华夏古代文明。

04

弹指一挥间，风云五十年。如今八十多岁的老人宋志田，经常对子孙吹嘘，自诩为柳关大溪文化遗址的第一发现人。

在柳关大溪文化遗址最初被发现时，柳关与福田分属两个人民公社，遗址所在地大河村宋家潭，几经行政区划调整，现在属福田寺镇沿河村。这个墩台原来所属的大河村，在开挖排涝河后一部分村庄迁移到排河涝北岸，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河村属分盐镇所辖。1987年福田寺设镇，将柳关划为该镇的一个管理区，如今为柳关社区。无论迁村也好，合村也罢，宋家潭的墩台名，祖先喊出来的的名字，历时数百年，也见证了此地先民们的兴衰荣辱，饱含着江汉平原上农耕文化的基因，谁也改不了。

宋志田一直生活在宋家潭。他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辛勤劳作一辈子，一有空就把玩那些泥质陶片。为方便种田，也图个清静，他把家搬到了防洪排涝堤的脚下，在防洪林带迈搭起了一个简易的人字形草庐，远离了村子的繁杂与尘嚣，离群索居，孤独自守。

他精心打理好自己的小窝，饲养了一头牛，一头猪，一条狗，以及鸡鸭鹅，虽然地处荒郊野外，但飞禽走兽的叫声此起彼伏，他一个人在这里，过起了新时代的田园生活，他把自己当成了福田（柳关）大溪文化遗址的守护者。大学毕业的儿子知道他对古陶片、古物器的收藏与爱好，给他带来了几本《江汉考古》的期刊杂志，他如获至宝。结合自己收藏的那些古陶片和古物器一一进行对照，于细微处寻找先民们生活的痕迹。

平常时间，他独守在防洪大堤堤脚一隅，披簑戴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简单朴实，形如先民，与鸡鸭鹅同伍，日出牵牛唤狗，耕荒地于夕阳晚照，撒渔网于晨雾迷漫，取鱼于波光粼粼，自由自在，无声无息。人世的一切得失荣辱，全化在了田园生活的恬适与宁静之中。

毎到闲暇时间，宋志田就往监利市博物馆跑，常常在那些完整的泥质红陶展示柜前流连忘返，那专注的眼神，仿佛挟带着千言万语，和柜子里的泥质红陶默默地交流。

宋志田听儿子讲述，京山县城西南约30公里的屈家岭村，也发掘出与柳关遗址类似的新石器文物，以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等为特征。这类文化遗存，在江汉地区分布范围较广，被命名为“屈家岭文化”，比柳关遗址发掘早近20年。如今的屈家岭已不再是京山的一个普通村庄，它划归为荆门市直辖的屈家岭管理区，并建起了“屈家岭文化遗址公园”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博物馆”。其实，屈家岭文化，经学者专家考证，也属于大溪文化的晚期，也就是说，它是江汉平原东部的大溪文化向西迁徙演化的结果，都是以稻作的农耕文化为特征。

而监利引为自豪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啰啰咚》民歌，就是大溪文化经年累月进化演变的结晶。数千年前，栽插时节，在田间劳作的男人女人们接力而歌，你呼我应，自然挥洒，寓劳动于娱乐，展现了先民们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真率性本质。纯原生态的古老民歌《啰啰咚》，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唱，把听众的思绪带到风情浓郁的平原水乡。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腔调，无不浸透了农耕文化的气息与本质，这首民歌几乎成了江汉平原上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宋志田老人告诉笔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洪排大堤宋家潭一带，树立一个“福田（柳关）大溪文化遗址”的纪念石碑。他忧郁的说，可能我们的后一代人，根本就不知道家乡还有这个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的存在，忘却了我们从何处来。

是啊，我们祖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才有如今的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才有现在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