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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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年轻时是镇上出了名的漂亮姑娘，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夸赞长得俊俏，大眼睛，双眼皮，鼻梁不高，但显小巧，眉毛浓淡相宜，像是颜真卿最擅用的长横。
每当过年走亲戚，她扎起辫子，搭在两肩，红绳绑在辫尾，一手挎着篮子，一手夹紧新做好的红棉袄，辫子随着脚步，在肩膀上蹦蹦跳跳。一路上，聚在瓦屋门前的长辈会不时传来一阵低语，说，这是老街东头家的闺女，你看长得多喜欢人。每当声音跃到耳畔，她会侧着头，小跑似的离开，红扑扑的脸颊，不知是害羞的颜色还是街口风太寒的缘故。
上学时，奶奶会给她扎起马尾。她最喜欢奶奶给她梳头。爷爷眼睛不好，是个高度近视的老知识分子，读书都要拿着放大镜趴在纸页上，手上的老茧也厚，梳头常常拿捏不好轻重，而奶奶不仅手暖和，而且会边梳头边夸她，夸她头发又黑又多，扎起后捧在手上，粗粗的，沉沉的，饱饱的，最后，奶奶把从县里带回来的蝴蝶结卡在她头上。她觉得自己是比露水还要新鲜的一朵鲜花。这是童年的她对幸福一词谙熟于心的理解。
她背着奶奶缝的挎包去了镇中心的学校。
她是班里人缘最好的，老师们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写字一笔一画、上课坐姿端正的女孩的喜欢，但人缘好不代表身边一定比别人热闹，男生们往往羞于在人前谈论她，抬头瞧她都要鼓些勇气，当她出现的时候，那些本就热闹的男生会变得更热闹，但他们不会设法把这种喧闹牵扯到她身上，只是不时有余光蜻蜓点水似的落在她身上，男生在看她是否因此抬头。女生看到她头上的新蝴蝶结，喜欢围着她询问来处，在黑绿蓝盛行的年月里，只有她身上常常会点缀那么几处斑斓，像是黄土世界里一抹新鲜的亮色，每周的升旗仪式，女生除了注目升起的国旗，余光总要落在她的蝴蝶结上，看看这次又换了什么颜色，当歌声渐隐，国旗飘驻于杆顶，女生便心安理得地观察起她的发卡，像是在端详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他们与她一同成长，可她常是漂亮而又新鲜的，衣服并不崭新，但洗得干净，像山林里的蝴蝶，生于此长于此，看着大方且得体，美得独特且祥和。
那时，人们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她以及他们的父辈都在为在土地上盖起新房而耕作，人们刚刚知道去外地打工能挣大钱，但真正有这样高瞻远瞩的人在一个镇上都屈指可数，不知不觉间，人们对土地逐渐埋下了一丝倦闷，人们喜欢用骂谁“土”来表达自己除了农耕外为数不多的攻击性。但男生不会说她土，除了她从不与人置气外的性格外，也和她家的住处有关，镇西的老街是每逢露水集时最繁荣的地段，而她家就在那条老街东侧。
在她上学的日子里，当然受过委屈，但校里校外从未与人置过气，有一次，奶奶擦着她头发上已经干硬的泥浆，拍着她脏兮兮的衣裳，问，阿珍，你这都不会生气吗？她一边用手背擦着眼泪，一边哭着摇了摇头。
第二天黎明，天边的霞光初露头角，她跨上昨日黄昏便已收拾好的书包，辫子一跳一跳的，一如往日，干干净净地去了学校。早上的霞光并不刺眼，但升起得很快，黑夜尚未散尽，像彼时的黄昏一样欲拒还迎，她的大眼睛像是一面镜子，迎接阳光的同时也会折射阳光，她总会把自己收到的温暖倒映给旁人，不论这阳光似夏日那般盈余，还是如冬日那般稀少，她像大自然对待万物一样收放自得，容纳黑夜的同时会给黄昏留有余地，看到嫩芽后依旧会对枯叶一视同仁，她把自己的眼泪当作人生中的风雨。她此后的人生中没有经历什么大的风浪，但她赠给别人的彩虹早已不计其数。
她的气质与这个小镇大体相像，但总不尽相同，不像祖辈那样斤斤计较，也不似同龄人那般好大喜功，她的性格有着不言自明的颜色，不像土地一样紧绷，也不似井水那般松软，而是像雪花一样绵延跌宕，与湛蓝色的天空相得益彰。
高中毕业后，她没考上大学，在乡镇小学当了老师，在教书的第三年，经媒婆介绍，被一个穿着破衣服、推着破自行车后面还驮着个破柴锅的年轻人娶回了村里。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相亲，也是最后一次。男生大她四岁，中专毕业，头发有些自来卷，但由于长时间疏于打理，乱蓬蓬的像是个鸡窝。两个人一起去了镇北的油菜田，去了县南的城湖。几个月后，他们搭了一辆长途客车去了洛阳城，从黎明颠簸到傍晚，当她踩着发软的脚步下车时，看到了客车两侧溅满的泥浆。在龙门石窟，她第一次见到了大山。
最后，他们回家去看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媒人。他们结婚时没有彩礼，没有嫁妆，也没有大操大办的酒席，男生买了新自行车把她驮回了五公里外的村庄。多年之后，村头那个苍老的媒人还常念叨这对顺风顺水的新人。结婚之后她依旧在镇上教书，男人去了外地挣钱，天南海北地跑过麦种，昼夜不停地跑过大车，既在城市的霓虹里卖过水果，也在一无所知中误入过传销，最后，从工程测绘员开始，一心一意地搞起了水利。
夏天的蝉一茬又一茬，冬天的雪一阵又一阵，立春前村口的寒风依旧刺骨，惊蛰后墙根的嫩芽准时破土。小满已过，夏日又长，林叶悠悠，秋后落黄。
在她出嫁的第三年，奶奶死了，刚刚在她锄地的时候，脸颊上似乎还含蕴着奶奶手掌的余温。她放下手头的活儿，草草盘起头发，在回娘家的路上已然泪如雨下，奶奶早已不能坐起给她梳妆，她月初回镇上时，还将奶奶的手心贴到自己的脸颊上，说下次赶集再来看你。她虽然早有预感，可以往那虚妄的预兆却坠破了如今真实的生活，那双松松垮垮的手再也无法像小时候那样攥紧，到了娘家，尚未娶亲的弟弟站在屋外正擦着眼泪，她进了屋，看见奶奶的身体还躺在床上，本静悄流淌的泪水，眨眼间泣不成声，泪眼蒙眬间，她看到，奶奶像蝴蝶一样飞远了。原来死亡就是永别的意思。丧事过后，她骑着婚时的自行车，回到了五公里外的村庄。
风吹麦田，麦子高低起伏，像正泛起波浪的大海，虽然她从未见过海。
自从她嫁到这儿，村里的人都夸这家老三娶了个俏媳妇，又漂亮又孝顺，还是镇上的。那年乡镇小学改革，学校把非师范的老师聚在一起，说交一万块钱就可以转正，她放弃了，觉得自己学历低，也不是科班出身，才不配位。
离开学校后，她便安心留在村庄里，陪着不识字的婆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婆婆总在人前人后夸她能干，说她除草耕田，养牛养鸡，洗衣做饭，干得比谁家媳妇都好。
第四年的深冬，墙头的老树刚刚抖落枝头第一捧雪花，她怀孕了。
妊娠前，男人从工地回来，她到县医院，生下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孩子，这个八斤重的婴儿，衡量着她此前每一个朝暮重叠起来的重量，她的脚步从此不再指向自己的未来，而是踏在另一个生命前进的路上，她用此后那个寸步不离的身影来告别那个喜欢蝴蝶结、喜欢奶奶给她扎头的少女。
孩子出生后，男人的工作逐渐稳定，随着公司的迁移，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落了户，单位分了房，凑足了首付，稍作装修便赶忙让她搬来。第三年，她第一次坐上火车，带着两岁大的儿子搬到了百公里外的这个家属院，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楼房。
家属院往北一公里是市中心，往东三百米就是京广铁路线，火车声在她的耳畔日夜不息。她开始以全职主妇的新身份来与这个城市互动，与自己的生命互动，与生命中的另一个小生命互动。很快，她能驾轻就熟地穿梭在菜市场和红绿灯之间，卖鱼的、卖肉的、卖鸡蛋的、她把各家小贩的价格了然于心，谁的质量好，谁的价格贵，几点的时候菜最新鲜，几点的时候菜农会把卖不尽的低价处理，她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比教师的职业更需要深入细致地学习，城市与乡镇比起来，在这儿的每一处生活都需要肉眼可见的开支，她开始记录一天的每一笔支出，百元的稀有，千元的罕见，本子上大多是一块四一把的生菜、三块五一包的十三香、八毛钱的绿豆芽，超市小票里的几分钱也不落下。除了儿子穿小的衣服和穿不上的鞋子，床头的几本日记就是她与生活朝夕相处的全部记录。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八年，八年后，六层高的家属院在拔地而起的建筑群的映衬下已经不算是高楼，儿子变成了初中生，她从全职主妇变成了小面馆的老板娘。
六个月后，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去了距家两个路口远的幼儿园，她开始拥有少许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买了辆自行车，到路南的烹饪学校学习做饭，从素菜开始，再到蒸煮焖炖，她都记在了笔记本上，不过，厨师教煎炸的时候她刻意回避了去，不是与接送儿子的时间相冲突，是她觉得油炸的东西不好。
华北平原上的四季，各地相去不多，只是那些在异乡和家乡两个概念的中折返的人，情绪不免此消彼长，夏季的闷热和冬天的刺骨逐渐被衬托得有所不同，相比于农村的淡烟流水，在城市里寻阴纳凉都成问题，相比于城市的见多识广，农村的不成体系也难值一提。她喜欢玫红和橘黄，先后买过一条红色的长裙和一件黄色的棉袄，她开始戴起发箍，她最喜欢那个两指宽窄、淡粉底色的布制发箍，上面有一圈透明小钻，小钻在太阳下跃起的阵阵光点，是她三十岁的见证。
昼短夜长，昼长夜短，从柳树缀出新芽，再到银杏面掩鹅黄，日落而息的生活已从他生活中淡去，她逐渐习惯了这座城市的日夜，不远处传来的火车声也不似最初那般刁钻刺耳。她送儿子上幼儿园时的动作不再那么紧张和僵硬，儿子松开她手掌的瞬间也逐渐变得稳健且果断。
日子像火车一样过了去。儿子上了小学，学校在离家三个路口处，她与这座城市的节奏逐渐变得如榫卯一样契合，厨艺也小有所成。她让儿子中午放学时和同学一路回家，要求儿子不能吃垃圾食品，但儿子时常会在到家之前把辣条或者冰糕吃完，有时一进门她便会闻到一股辣条味，她想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闻不到味时就抓起儿子的小手嗅一嗅，儿子常会心虚，惨叫着把手缩回去，跑到卫生间洗手，接着耀武扬威似地把手重新伸回她面前。
周末她会带着儿子去半截河玩，初春时最为频繁，一早便骑着自行车，车篓里放着昨夜准备好的风筝和吊床，坐在后座的儿子唱起音乐课里学的歌，但他规矩地唱一会儿便觉得无聊，转而背起男生间口口相传的顺口溜，XX的屁，震天地，一屁崩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换气，闻到这股屁，非常满意，谁放得响，当校长，谁放得臭，当教授……儿子没等说完便已合不拢嘴，自行车也笑得抖了起来，她也乐呵，但赶忙扶好车把，稳住车子。
到了半截河，自行车扎在一旁，她寻两棵间距合适的树把吊床系上，小男孩玩累了，在包里找出口琴，笨拙地吹起《两只老虎》，断断续续的乐声并不让她烦躁，她和儿子一同俯下身子，观察枯枝上透出的绿芽，半截河沿岸全是柳树，远看时，隐约间蒙着一层绿色，但到了近处，却发觉柳枝与入冬时模样并无二样，这似有似无的绿似乎是氤氲在树皮之下，像是即将长大的小孩，铆着一股劲儿在生机肆意的春天里博得自己的领先。一周一周的，渐渐地，儿子脱掉一层层的衣服，也看到了正绽放生机的万物，感受到春天来临时那静悄悄的步伐。夏天时，儿子在林中的小路上奔跑，对着那座有着南水北调标识的高桥呐喊，刺耳的蝉鸣给他和着节拍，儿子在河边打水漂，像她小时候一样。有一天，儿子把头枕在这座桥的栏杆上，两岸的柳树倒映着微风的模样，他挺直了腰，说，妈妈的头发像春天的柳树。
又过了几年，儿子到了小学高年级。有一天，她发现儿子在偷拿衣柜里的钱，想到自己先前不时会在家里找到一些玩具，她开始注意儿子背着她在学校门口买玩具接着偷渡到家的行为。那一天，早晨细雨朦胧，清早如傍晚一般昏沉，雨落得又急又密，像行人匆匆的脚步。儿子穿着五色雨衣，和她在入校的拐角处挥手告别，这条路名叫育才路，小朋友们会沿着这条路径直入校，她往往和其他家长一样在此止步，而这次她想看到儿子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她猜的没错，儿子不时回头，拐个身子进了路对面的小卖铺，她匆匆合上雨伞，三步并作两步，在儿子从雨衣兜里拿出被水微微打湿的一张五十元时，拧住儿子的耳朵，她抢过纸币，攥在手里，儿子吓傻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她说，你站着干啥，现在给我上学去，回家再跟你算账。儿子走出小卖部，再一次汇入戴着红领巾的孩群中，儿子走得缓慢，背影像是要奔赴刑场。她注视着儿子越过保安身前，踏入校园，而后雨已将她的刘海尽数打湿，她撑开伞时，发觉纸钞已被她攥成再难展开的一团。
她的白头发似乎是从那一年开始长的。
后来，她又发现儿子偷拿她钱包——一个泛着黄斑和黑渍、皱巴巴的塑料袋子——里的钱，那晚，她把儿子在床底、被褥下藏的玩具悉数摆在客厅，各式各样的模型，有逼真的袖珍摩托，有兰博基尼和布加迪，问儿子买这些东西的钱是哪来的，儿子眼神躲闪，沉默不答，每当她音调升高，儿子胸膛总会一抖，她当着儿子的面，举着实木板凳，把一地玩具砸得四散而飞，儿子终是不忍心看着玩具一夜尽毁，说，妈，我再也不偷偷拿钱了，我错了，你别砸了。她看着儿子，把板凳扔到一边，在墙角处碰出噔嗵一声，跟疯了似的，把所有本该向儿子发的火一股脑地撒在自己身上，她好伤心，说，都怪我，没教好你，把你教成了个小偷、教成了个贼，说着一个巴掌扇到自己脸上，接着又是一巴掌，她打着哭着，儿子崩溃了，大哭着扑过去，撑住她扇向自己的手掌，大喊，妈妈你打我吧，你别打自己，你别打自己，儿子双手握住她的手腕，想让耳光落在自己脸上，可根本拗不过母亲惩罚自己的力气，儿子哭着跪下求她，她停下，将脸别过一旁，情绪上的抽噎依旧继续，胸口起起伏伏，已有皱纹的眼眶已是通红，大眼睛里血丝连片，像是红色的蜘蛛网，儿子哭得喘不过气。她红色绒袄在腋窝处露出棉花丝，是她第一次去洛阳时买的，如今也染上了为人母的憔悴。
自那次起，她开始爽朗地给儿子零花钱，儿子对于钱的举止也逐渐落落大方。
儿子六年级时，刚刚在外地干完南水北调支线工程的男人回了家，本处事业上升期的他刚得几日清闲，工程验收时却出了问题，坍塌事故造成民工伤亡，上到分公司老总下到男人这种职员，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惩罚，几个主事的领导有的贪污受贿被抓进了监狱，有的因挪用公款而倾家荡产，有的因知情不报而受到牵连。男人算是幸运，也算不幸，被吊销了到手没几年的建造师证书，原本事业蒸蒸日上的他一下成了无业游民。
等到儿子小学毕业，男人和她商量，托关系把男孩送到市区边缘的一个寄宿制初中，一周回家一次，男人把这些年挣到的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用来买了一辆五菱面包车，一部分拿来租了个四十平方米的店铺，加盟了家重庆小面馆，算是开了个夫妻店，她的身份也从全职太太转换到了个体经营户，自她成了老板娘起，她头上只留下了两样装饰，一是黑色皮筋，二是白头发。
前两年，生意不可谓不红火，中午和晚上两个饭点，小店里挤满了顾客，她在外面记账收拾碗筷，男人在里屋煮面配底料，两人前脚赶后脚，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是夜里十一点还有生意，待到收拾好一天的碗筷，凌晨时能回家已是少有。每夜她都会把当天一口袋零钱瘫在客厅，数出一日的营业总额，再减去早晨的本钱，一天的收入便出来了。
那段日子，晚上男人总说起他的独到的眼光和明智的决定，饭店的生意来钱真快，没等男人说完，她便已沉沉睡去，男人也累，连夜里打呼噜的余力都没了。
小饭店能挣快钱，可快钱不意味着可以稳定增收，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小饭店所依托的有两种客源，一是对面中学的学生潮，二是附近百货批发市场的路人潮，然而中学在那一年改为食堂集体就餐，与此同时，阿里巴巴横空出世，电商出现，网购兴起，批发市场的客流再不似先前那般人满为患。
小面馆第二年生意便不如第一年，当男人看到面馆盈利的上限时，他对体面的在意逐渐从金钱的短暂夺目中闪出身来，一过饭点便回了家去，再不复最初的热情，晚上收摊时免不了抱怨这日薄西山的生意，身边的朋友听闻科班出身的男人正在以卖面条为生，话里话外都是说他屈才。男人的焦虑占据了饭点忙碌之外的所有细节。逐渐，小面馆里收钱和煮面都成了她一个人的事。
半年后，男人经朋友介绍跳槽到一家国企，进入事业的第二春，相比于男人上一份工作的坎坷，这次春天来得更舒展些。
这时，她七十岁的母亲去世了，听闻噩耗，她和住校的儿子打过招呼便赶回了家。
母亲患上脑出血已有七年，第一次脑溢血之后便不能说话了，像一块喑哑的玻璃，后来情况恶化，头上数次开刀，左脑一侧有着明显的凹陷，看起来像是大雨过后被碾过的泥坑，摸起来像是一个蒜臼。随着病情的反复，玻璃上的裂纹已如蜘蛛网一样密集，母亲的死亡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如今，母亲呼出的最后一口气随着镜子碎裂的齑粉一同向远空荡去，她看着火化后的母亲被装在棺材里，用钉子钉固四周，埋入土里，成了华北平原上千万的千万坟头之一，坟西种了棵松树，坟东种了棵柏树，那棵万年松是她亲手所种，那棵柏树是她弟弟栽上又培的土，曾经母亲膝下的一子一女，如今的鬓角都已猝不及防地添上了白发。
她在家住了十天，直到丧事忙完，收拾好情绪，黎明一如既往地铺在眼前。
到了城市，她正式开始一个人经营小面馆。早上起来骑着自行车去面条铺买热干面，后面驮着硬纸箱，去菜市场买葱蒜，到店里，先虚掩卷帘门，把纸箱子卸下，在门口摆出禁止泊车的路障，再拖地擦桌子，配足能应付晌午客流的料碗，最后将卷帘门彻底抬起，打开门，迎接第一位客人。当她起身目送最后一位客人离开，收摊时，常常已是凌晨。因为店里只有她一个人，客人再少也显得手忙脚乱。
热干面馆来到了第三个年头，智能手机普及，扫码支付开始流行，彼时她还用着按键手机，思来想去终究没有下定买新手机的决心，只是将男人的收款码放在店里。她对这种新事物的兴起并不信任，可她口袋里能数出的收入越来越少，不知从哪一天起，她晚上不再细数当天的收入。
儿子擦着分数线考到市里的重点高中，这是她开面馆的第四年。
这时，电商开始崛起，人们尝到了网购的甜头，周边饭店赖以生存的百货市场主顾们一个个另寻出路，市场里关门的店铺越来越多，自己的商铺尚且难以为继，租房做生意的小商小贩更是如坐针毡，他看着恒定且冷寂的房租，总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大不如前了。
小饭馆的命运就是，越红火时越红火，越冷清时越冷清，刚开店时一早便会摆出去的折叠木桌，已荡上无心擦拭的灰尘，酒架最高层的那几瓶牛栏山依旧是那几瓶，空调的温度也没有先前那么精准，夏天不够凉，冬天不够暖，当店里没人时，她一人也不愿再开上空调，当人来时打开，空调的风尚未吹满屋子，客人便吃罢离开。
她是最不会做生意的生意人，当她为门可罗雀的饭店而忧心忡忡时，疫情来了。
她在家里陪着即将高考的儿子，近半年足不出户，小饭馆的生意彻底停滞，每个月的房租却是一分不少。半年后，儿子成年，考上了大学。她把饭店重新开张，然而疫情让人们习惯外卖与网购，稀少的客源让她度日如年。
最后，在男人的催促下，她把面馆里的电器和餐柜一并变卖，当钥匙交回到房东手上时，房东说，你要是继续租的话，咱们房租可以降一降，她心里突然颤了颤，似乎有一肚子话想要急促地倾诉出来，可她不知从何说起，就像一根粗大的毛线找不到那处微小的针鼻，她匆匆换了话题，窘迫地与房东告别。
那晚，她从面馆里最后一次走出来，把卷帘门放下，没有上锁，扶好白天被风吹倒的自行车，踢起脚蹬，拿绳子把买菜的纸箱子拴在车座后，箱子里放的是她收拾出的最后一批杂物。
她朝着相邻的几家店铺顿了几下，一同做生意的街坊如今已经换了几茬，还留在那里的只有一家夫妻打印店和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饸饹面店。她最初的邻居是一家大脸鸡排，开店的是个胖乎乎的女孩，没生意的时候总会跑来笑嘻嘻地喊她姐，长得又可爱嘴巴又甜，她只能那么喜欢这个鸡排女孩了。
鸡排女孩和她相处久了，逐渐感受到了这个中年妇女的一尘不染，女孩嘴边最常挂着的话就是，姐，你咋那么好啊，我没见过比你还好的人。女孩常常跟她吐槽家里人又怎么数落她，一会儿说她没出息，一会儿说她嫁不出去。这几年，她帮鸡排女孩介绍过两个对象，不过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前年的一个中午，鸡排女孩给她掂了两份鸡排，说门面转让了，不干了以后，准备回家考县里的公务员，找个稳定些的工作。
她回过神来，眼睛有些干涩，打了个哈欠后，方才察觉风中已稍稍掺了些凉意，她告诉自己，以后再不开饭店，累死个人，就算有的那点好也都过去了。
想了一会，她似有似无地把刚刚的自己否定，心想，好什么好。
那晚的路灯把她映得忽明忽暗，影子起起伏伏，她推着车，高高扎起的马尾辫在后背一起一伏，马尾蓬起时，能看到后背上被汗沁透出了不规则的一块，在灯光下变了颜色。在脚步的一路探照下，她打开家属院早已紧闭的铁门，吱拗一声，在深夜像火车一样悠远，像是有一滴水落在了她的眼睛里，眼神轻轻漾出几尾波纹，如月光一样空明。
到家后，打开灯，她意识到，小面馆和她老板娘的角色一样，再也不会亮起，她要告别这段人生，她在社会上唯一的身份湮灭在这一片黑色里。
干生意的那些年，她对经过耳边的火车早已不再有情绪上的起伏，火车早已像红绿灯一样平等地存在于她的生命中。儿子上大学，逐渐明白事理，时隔三年才给父亲道了歉。父子和好，是她抛开小面馆之外所获得的唯一圆满。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常常是几个月不回家，随着成年，他的骨架已经长开，后背和肩膀逐渐宽大了起来。男人四十而立，事业比之先前已经是有所为，单位从省会迁到天子脚下，她属兔的，想来也到了不惑之年，可这不惑之年却给她带来无止境的困惑。
饭店不干后，她赋闲在家，再次感到火车经过时床板和沙发的微微震颤，每每如此，她常会感到自己心里的不安，像铁轨一样，虽然坚固，但却颤颤巍巍，她不知如何向自己解释这一无是处的生活，这忧心实在是无稽之谈，只是隐隐觉得，她的不安似乎来得有理有据，像在肠道里不时渗出苦水，让她心神不宁。
她守着空家，其间找过零零星星的散工，工作并不繁重，但她一日下来总是身心俱疲。
这样的日子捱过了一年，她的头发愈来愈白，头发掉得越来越多，稀疏的刘海根部已经露出明显的滩涂，鱼尾纹和黑眼圈愈发沉重，沉重得每晚都把她拉入梦中，拉着儿子的小手，站在小面馆门前，向络绎不绝的客人一遍遍地解释今天饭店关门，歇业一天。
她早已告别年轻，或者说，现在就是她最年轻的时候。如今她依旧是美的，是不出彩的漂亮，是不显眼的整齐，是一种疏松的美，如她这半生一样，既没有灯光舞台所渲染的华丽身姿，也没有浓妆艳抹所铺陈的精致五官，大眼睛里虽然有了些杂质但并不浑浊。她能看到自己，是孙女，是女儿，是妻子，也是母亲，是一个经过半生的自己。
入秋时男人回了家，趁着中秋节，开车带她和儿子回到镇上的娘家，昨夜到，明天走。
黄昏时她去到母亲的坟前，买了三刀黄草纸，拿百元钞在纸上比着压了压，拿指甲在黄纸表层理了理，引燃后，往火焰上三张三张地添，她不停地说，妈，我回来了，妈，我回来了，妈，你妮儿回来看你了。
焰心一时旺一时垂，火苗一时高一时低，火舌像在吞吐着什么，不时传来枯叶燃烧的噼啪声，有的灰烬留在地上，有的灰烬漫在空中，像是一个女人飘荡着的凌乱白发，单从头发看，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一样憔悴。
姐弟俩在坟头两侧各自种下的松树和柏树在夕阳的掩映下微微摇动，一同摇动的还有她现已稀疏的刘海，喷过啫喱水的刘海一绺一绺地曲在前额，看着畏手畏脚，像是在害怕着什么。
弟弟种的那棵柏树已经长得能供一人纳凉，而这万年松早已不是她最初种下的那棵，这些年里，万年松种上又枯死，枯死再种上，就是种不活，这棵万年松弟弟刚刚帮她种上一年，尚未见枯萎的迹象。
两棵同时种上的树如今却大相径庭，种不活的松树像是母亲对自己的惩罚，她望向四周的百亩良田，一马平川的田埂一眼可以看到天际，赤红的晚霞将视野尽头的座座坟包染成铁锈的颜色，看着别家老人坟前宽大的树荫，一派生机勃勃，像是秋收万颗子的景观，她不由得悲从中来，想到妈妈生前吃了一辈子苦，死了也没有享福的命，她大哭道，妈，你不让这树活是不是怨我嘞，说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阿珍咋还不来？咋还不来哎？咋还不来哎？妈，你别生气了，我来看你了，你让它活吧……此时她像是一个请求母亲原谅的女孩，脚尖朝内，双手垂前，因为犯了错误而委屈地抹着眼泪，眼眶通红，眼球里的血丝像是在晚霞里浸了浸，眼袋像是装上了露水的重量，显得沉甸甸的。在她哭泣的时候，风把面前的松树吹得摇了摇头。
纸钱烧尽了，远处的残阳吐出最后一抹余霞，穿过树枝，越过田埂，在她头上织成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最后，余晖散尽，坟前的最后一粒火星在黯淡的空间中隐去。
天空步入了夜晚，平原上处处困闲，人们一边相聚一边永别，目送着一道道血脉承转尘间，在与某种存在分离的同时，迎来某种心灰意冷的希冀。
晚上她睡在母亲曾长久卧病的床上，枕头里塞的是碎麦秸，一翻身就会有浅浅的声响，在梦里，她梦见头痛的母亲在深夜里磨牙，看到自己小时候睡觉的模样，身体里生长的骨骼正在悄悄作响，夜里总觉得发寒，似乎有露水下在她身上。刚入秋，夜变长了，但也没有愿想中的那样长。等天胧亮时，她终于把被窝暖热了。
太阳起得很早，一点一点地驱散露珠余下的寒气，母亲说她不疼了，她的骨骼也停止了生长，街上传来稀疏的鸣笛和轮胎的摩擦声。她起身做饭，一米六二的身高，和大腿高的压水井有着血脉相连的默契，几间苍老平房上跳跃着清晨的阳光，红底黑墨的福字将门框衬得更低了些，她侧着身子，提着晃荡但不溢出的水桶进了厨房，阳光还没投进屋里，暗涌的朦胧色正缓缓将她的背影隐去。
晌午要离开时，她匆匆忙忙地检查行李，检查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有什么话忘了说。男人边与岳父寒暄边打开车门，突然从副座飞出一只橘黄色的蝴蝶，拍打着羽翼，应是昨夜不小心飞进来的，在车里懵懵懂懂地徘徊了一夜，这蝴蝶飞过熙攘的一家人，忽快忽慢，像是心中七上八下，最后似要停驻在她的头上。男人见状，伸手赶了去。儿子注视着这只略显突兀的蝴蝶，似乎在哪里见过，却又从未见过。她看着蝴蝶一点点飞远，看着它跌跌撞撞地飞来，又举棋不定地飞走了。
《蝶恋花》，首发于《牡丹》202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