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留雁声

我在周家湾客居的日子里，有幸结识了一位知识女性。

那是一九七六年，我中学毕业后，寄居在周家湾的姑母家里。姑母一生生下九个儿女，最后活下来只有一个女儿，小名幺姑，比我长三岁，我呼之幺姐。幺姐识字不多，长得还算周正。在我孩提时代，姑母就把我“要”过来了，大人们说是“娃娃亲，倒插门”。不过这件事始终没有挑明。长大以后，村里的青年人时不时拿我开玩笑，说我是“小女婿”，我大骂他们在“放狗屁”。而幺姐对这样的玩笑话从不计较。记得幺姐在煤油灯下为我绣过几次袜垫，并当着我的面对一位向她求爱的人进行了拒绝。尽管当时我还不到17岁，不过我想，一个弟弟怎么好开口与一位表姐谈情说爱呢？

然而这件尴尬的事总算有了结局，而这种结局并非我所能预料。

当年的下半年，队长推荐我当了周家湾小学的教师。小学坐落在朱家墩的楝树丛林里，与姑母家一箭之遥。一天，队长叫我晚上到他家里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队长姓周，叫有开，是我姑父的远房兄弟。据说他曾是武汉南洋烟厂的一个车间主任，一九五九年过粮关，带着全家人自愿回到了农村。

已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去他家已经很晚了。队长一个人坐在桌边喝酒，他的斜对面坐着一个姑娘，城市打扮，十八九岁。队长似乎很生气，说，架子不小呀，请都请不来，又用筷子指着斜对面坐着的那位姑娘说：这是雁子，武汉花楼街的，我楼上项老师的女儿。现在要下放到新疆，想在我们村插队。农管局有规定，不能收。除非婚嫁，才能收。雁子今年19岁，要才有才，要貌有貌，你是喝墨水的人，我替你做主，明天你俩去农管局登记结婚，开证明，然后雁子好去转户口。

我没有思想准备，但又不能“摔”队长的面子。因为我落户到周家湾并能当上场办小学的教师，全靠队长跳上跳下。我说，好。但有一条，我们相互并不了解呀。队长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结了婚，关了灯，就了解了。我红着脸说，还有一条，我得对姑母说一说。我把“姑母”二字说得很重。队长似乎听出了话音，说，你怎么去说？嗯？说得好，扯个直；说得不好，幺姑不喷你的涎。我说还有一条，我只有十七岁呀，不到结婚的年龄。队长大手一挥：你怎么那么多条条款款，多报三五岁不就得了吗，这事就这样吧。

望着这位萍水相逢的女性，我虽非怜香惜玉之人，然而我十分同情、怜悯这位水灵灵的姑娘。临行前，我说，我十分感谢叔叔，我只得把她领回去了，真戏假做，行么？我想上大学呀。队长又大手一挥，说，行，只要能转户口，什么都依你。

我将雁子带回家里，对幺姐说，这是雁子，你要好好待她，我们现在是名义上的，将来她要回城的。

至此以后，雁子就住在姑母家里，我就住在朱家墩的学校里。我不能趁人之危行不义之举。既然上帝都在乱点鸳鸯谱，那么我就有保留意见的权利。我的这种绅士风度得到了全村人包括幺姐的赞誉。我真没有想到，幺姐对雁子那么的好，她们总是在一个田里栽秧，割谷，一起开工，一起收工，一起坐在煤油灯下，唱着那首凄婉的《雁南飞》。

我们这种名义上的夫妻维系不到二年，一九七八年七月，我被推荐到桂子山上的一所大学读书去了。

现在回忆起昔日的“初恋”，我不曾想伤害两个女孩的心，然而似乎伤害了两个女孩的心；我不曾想让人牵挂却得到了两个女孩的关爱。尤其是后者，我从内心感激与怜悯她。正是她，帮我寻来了大量书籍，伴我在那条庄村的田塍上苦读夕阳，怀着进取向上的心；也正是她，把我送到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的门口，含着泪给我慢慢地削那枚苹果，说我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

往事如烟。事隔多年，尽管我已为人夫，已为人父，但我每每回忆起那一望无际的茅草地，想起那空阔秋天的雁阵，和一个都市女孩哀婉、清冽的歌声，我请求上帝再也不要戏弄他的子民，我在遥远的蜀川蓉城为她祝福。

她的名字叫项敏丽，小名雁子，1976年毕业于武汉一中，1979年返城，11月29日是她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