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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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城》杂志91年创刊，至今已经刊载了三十多年的文学作品，而且编辑部广泛接纳大学生的投稿，刊载了许多文艺青年的优秀作品——这样扶植文学新人的做法，属实让热爱文学的青年感到暖心。目前中国文坛最前沿的期刊当属《人民文学》和《收获》，所以，我的建议是，有意愿学习写作或者热爱中国文学的同学最好订上一年的期刊来研读学习一番，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既没有经过专业的指导，也没有对文学作品良好的辩识能力。空有文学梦，却走了一条弯路，岂不可惜？我们的错误积少成多，最后在我们写出来的作品中，得以直观的体现。
写作应当实而不华，庄重而内敛。
我觉得文章本应该像一身中山装，可是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写成了花棉袄。可是这样措辞不就优美了吗？倒也没错，不过，这真的是有文采吗？我看不见得。我们写的作文更像是唱大戏，像是扭秧歌；评卷老师像一个观众，站在村东头打远一看，就能瞧见村西头的大戏，因为大红灯笼挂着，穿得花花绿绿，弄得锣鼓喧天，所以打眼一看就是“美文”。
“荡漾的和风吹拂着园林中的花丛麦浪，百样的花草摇摇摆摆怒放着，狂蜂怒蝶在野花间上下翻转地舞蹈着，密林绿水好似在欣欣然地含笑着……它们好像表示从黑暗之中走到光明之路似的在热烈地庆祝着。”
朱德熙先生是语言学家、教育家，上面这一段描写出自朱老先生的《作文指导》，这是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一个学生交上来的作文作业，后来他把这一段引进了书里。
这样“有文采”的作文，再加上名家的大高帽子，欠缺功底的人大概会认定这是一篇优秀的美文吧。
对于这篇作文，朱老的评论是：“除了一连串陈腐的辞藻之外，读者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这真是浪费笔墨……美丽的辞藻往往只是没有灵魂的僵尸。”
再举一个例子：
“设若我的眼由左向右转，灰紫、红黄、浅粉，像是由秋看到初春，时候倒流；生命不但不是由盛而衰，反倒是以玫瑰作色香双艳的结束。
三角的中间是一片绿草，深绿、软厚、微温；每一短叶都向上挺着，似乎是听着远处的雨声。没有一点风，没有一个飞动的小虫；一个鬼艳的小世界，活着的只有颜色。”
这一段厉害了，是老舍的《微神》。初中的时候，我为了看《微神》还买了整本《赶集》。不过在傅雷口中，他是这样评价的：“从前觉得了不起的那篇《微神》，如今认为太雕琢，过分刻画，变得纤巧，反而贫弱了。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
这篇文章在圈子里的争议很大，是件拿得上台面的案例。
为了彰显自己的文采而选择堆砌辞藻是我们爱犯、总犯的毛病，尤其在国旗下讲话、演讲比赛、考试作文里格外显著。他们不合时宜地旁征博引，他们信口开河，“梅花香自苦寒来”什么的东西他们张口就来——这是“有文采”吗？所以，另一群青年人貌似深谙其道，好像是真的做到了不入流俗，去积极追求“有深度”，然后呢，写起文章来动不动就诗云子曰，把几种文体和文言揉在一起，或者把一时慨叹的伟大思想，用慷慨激昂而又模棱两可的言辞记下来，搞得人读起来半懂不懂的，只好说：“看看人家写的多好！你们都得学学！”这下可好，现在又“有文采”，又“有深度”，还不算是“典范”？我觉得当我们看到这样伟大的作品时大可不必自惭形秽，因为只有半瓶醋的人，才这样不会用适宜的措辞来恰当地与人交流。
“有深度”和“有文采”，有时在标题里就能直接体现：
“江山如此多娇，与尔一竞风流”
“以风雪沧桑，鉴中华之光”
……
如果有老师想做课件，花上一节晚课的时间来专门教学生如何能掌握这种提法的话，那绝对是件顶荒唐的事。我要援引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多少先生都喜欢把鲁迅搬出来压人，今天，也叫我用他的话来凑凑字数吧：
“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飘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
“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二心集》）。”
如今看来，许多青年不但没有站在“这里”，却是又站回了“那里”，还有人更怀旧，都快站八股里去了。更可怕的是，更多的人是被引导去的。
谁说不堆辞砌藻、不模棱两可就不是文采，不是深度了？有文采，有深度，应该：
“我踱过松河掩映的林地
直到白昼收尽了暗淡的余光
北极星当空闪耀，我才回家
流传的故事勾起迷人的遐想…… （拜伦《勒钦伊盖》）。”
“或是冬天的长夜
你涨势猖獗
或是当蓓蕾鲜柔
共春光涌泻。
……
享受这世人不解
世人所不屑
能摆脱意乱心烦的
夜间的一切（歌德《对月》）。”
小时候第一次读到歌德的那一刻，我感到不解。我一直认为，诗，应该有许多华丽的饰品，应该有许多诡谲的生僻字，却没想过——以触及读者的心灵为目的，深入浅出，实而不华，这是一种淡雅脱俗的美，是对文字揣摩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达到的高度。我有许多热爱文学的朋友，他们总是把诗歌搞得太过雍容华贵了，对文字，对自己——对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做到最为妥当的审视。
作者的意志，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则显得庄严而灵动；用浮夸的语言表达，则显得贫弱而浅显。我非常反感写作的时候为了彰显某些人所谓的文学底蕴而堆辞砌藻，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没有文学底蕴的行为。多少人苦心孤诣学了那么多年写作，结果学来的只是那些藻饰，可是那些东西只是附着在文学的皮毛上微不足道的尘埃，只有用平实的语言将宏大深沉的思想表达出来，才是真正的文采与深度：
“当天傍晚，太阳刚刚落山，史卡文斯基就爬到灯塔顶端，点亮了灯，灯光照在海面上，夜色平静无比。在海面腾起的雾气的笼罩下，月亮四周形成了柔和而完整的彩色光晕。史卡文斯基站在露台上，看着这片平静无波的海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他已经流浪了几十年，到这一刻突然有了归属感，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头被追赶的野兽，狂奔了无数地方，终于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洞穴里，找到了容身之所。此后再也不用担心前狼后虎的危险，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安静地生活。
……
他在露台上站了很久很久，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大海，但是这一次，因为心境不同，他第一次如此认真地看着眼前的大海。他看到了灯光，那灯光通过凸透镜投射出来，在海上形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灯光下，是表面平静实则暗潮涌动的海面，灯光之外，他极目远眺，看到一片神秘的黑暗。
那遥远的黑暗，伴随着翻滚的海浪不断向光亮处奔跑，一个又一个的海浪翻滚而出,咆哮着,一浪高过一浪,潮水涨起，淹没了礁石。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海水的声音，时而响亮如雷鸣，时而低沉如钟声，这是属于海洋的语言，神秘莫测。史卡文斯基静静地听着，仿佛听到了悲哀的叹息声、难过的呜咽声，还有惊心动魄的吼叫声（亨利克•显克微支《灯塔看守人》）。”
“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们坐在壶密布的码头上，两只脚在空中摇摆着，玛格丽特公主码头笼罩在午后长长的阴影里，我们望着脚下的大海浪花飞溅，变幻出膊、腿和亮闪闪的牙齿，我给他讲了个很长的故事，连篇的谎言，温文有礼而不失睿智。我告诉他，有一个人站在海边撒尿，就这样尿个不停，仿佛一条看不到头的舌头，盘绕在人的体内。在玛格丽特公主码头，我们看着费雷杰像一条鲨鱼一样喝着水。他获得了联校比赛冠军那天，水面泛着波涛，明亮耀眼，1956年的一天，就在这个码头，善良的公主双脚踏上这片微的土地，在欢迎仪式上，安放在码头另一边面朝向大海、用水泥加同的四门大炮响了起来（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博西》）。”
我为什么要选这两篇小说作对比呢？我们看到，同样是写码头，同样是拿过诺奖的大佬，一个欧洲人，一个非洲人，不过我们抛开这一点先不讲；这里没有生僻的四字成语，没有一句名人名言，没有一句排比的“好词好句”，小学生都能流利阅读，可谓是“不可圈，不可点”的两篇“没有文采”的文章——那是在演讲稿或者是作文的角度来看的——那还能对？或者说，这还能说对？
就是这样普通的字符，写出了大海宏大苍凉的背景与吞吐万物的包容，写出了史卡文斯基飘零一生，终与大海的孤独与沉默厮守余生的那种五味杂陈的心境。又写出了现实与历史扑朔迷离的重叠错织，写尽了多难的生命与民族的意识相共鸣，相冲撞，最终向命运释怀，甚至是妥协的无奈与悲慨。
这要是我们写呢？记叙、描写、说明、议论、抒情——没了，就这些能用的材料——这不是太少，也太肤浅了吗？然后我们带着这点儿水平去阅读：“这个叫‘开门见山’式开头！……他为什么不用排比开头呢？为什么不用抒情开头呢？没文采！没我写得好！”
多可悲啊，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这就是你们老师教给你们的文采。
“真正美丽的人是不多施脂粉，不乱穿衣服。（老舍）”
我再举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
“苏格拉底：这叫什么逻辑啊？正义的人到头来竟是一个小偷！这样的道理你恐怕是从荷马那学来的。因为荷马很欣赏奥德修斯的外公奥托吕科斯，他说：‘他在偷盗和发假誓上的才能超群。’所以，按照你、荷马以及西蒙尼德的意思，正义似乎是偷窃，只不过这种偷窃行为却是以善报友，以恶报敌的，你是这个意思？（柏拉图《理想国》）”
苏格拉底师徒俩对荷马史诗的意见好像都挺大的，总是把荷马推出来批评一顿。这才叫批判性思维，这才叫敢于质疑。
“和大学相比，我的住所反而更适合思考与严肃的阅读；虽然我不读普通图书馆收藏的图书，但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那些流布全世界的经典……今年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摆在桌子上……（梭罗《瓦尔登湖》）”
对与梭罗而言，荷马史诗又成了对人影响巨大的经典。我们知道，中国商朝才有甲骨文，也就是说，在商朝以前，就算有文学作品诞生，也不太可能流传下来（我国有《格萨尔王传》《勒俄特依》等民族史诗流传下来了，但是并没有荷马那样有影响力）；两部荷马史诗的厉害之处就体现在这里，荷马创作他们的时候，欧洲还没有普遍出现文字呢，如此恢宏的长篇史诗竟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可见他的伟大——那么，为什么千百年来文学家们都对它褒贬不一呢？
由此可知，耐人寻味，耐人琢磨，耐人推敲，可褒可贬引人深思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好的作品值得研究的地方，不是它的生僻字的读音与注释，不是它的华丽藻饰的圈点和背诵，不是它的吸引读者的开头和结尾，而是对文章的思想价值的解读与剖析，高屋建瓴，用文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作品，而不是以判卷老师的眼光来看待作品。所以，对文学作品抱有一种严谨、严肃、严格的态度，这就显得格外重要：
“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韩非子•难一》）”
孔鲋批评道：
“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与韩、赵、魏伐郑，遇陈恒而还，是时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晋四卿皆在也。后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孔丛子•答问》）”
大致意思是韩非讲了一个孔子的故事，然后孔鲋的意思是那个时间点孔子早就去世了。这让我联想到了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动不动就举一个“故事”，或者写“曾经有一位哲人说过……”，也不知道是哪个哲人说的，就跟《我是猫》里的那个迷亭似的。
为什么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还会蔚然成风？因为不重视。内因外因都有。许多人并不重视读书，虽然我们打小就被教育“要多读书”，可是这“书”貌似默认为教辅书，这一点，可算是家长、学生、老师统一意见了，也真是不容易。其实也没错，课外书读多了会反感写作文，那是很痛苦的一种病——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不重视读书，只是知道某本书名气很大，某个作家名气很大，一到写作文的时候，这下可好，买赎还珠，把作者的名字往那儿一写，狗尾续貂，就愣说这话是人家说的，也无所谓自己到底读没读过这书，了解不了解这个作家，反正这样糊弄过去就是了。
浮夸空洞的演讲辞调和刻板迂腐的应试文体是青年文学教育的天空上两朵挥之不去的乌云，他们正在肆无忌惮地摧毁青年文学的根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没人能发现他们，没人把他们当回事儿，更没人能治的了他们——才叫这种事蔚然成风。青年的文学教育，应该以接纳老师认可的高标为榜样，可是如今广泛地被评为典范的“优秀作文”之中，鱼目混珠，多少作品既“有文采”又“有深度”，这种东西是幼稚甚至低级的。我想，教育出这样的青年作家，将来文坛不是还得收拾烂摊子么。倘若堆辞砌藻就是文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考试默写辞典呢？要是模棱两可就是有深度，那还不如把卷子撕下去一半，好让谁都读不懂了事；学生没有文学辩识力，那是正常的，老师再不把当年考研攒下的功底和素养拿出来要求我们——那还莫不如在文学教育中把这一环剔掉，免得好好的，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误入歧途，搞得我们心里都不痛快，这样还不好？
任由这样发展，将来文坛必定凋敝萧条。清末民初就没了的东西就这么登堂入室了，给人见了还不贻笑大方？这可好，搞得小孩子分不清良屡，弄不清是非。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一篇“优秀作文”应该是：字好看、有小标题、“有文采”的开头和结尾、“有文学底蕴”的标题、有成语和名人名言……为什么？谁说好文章应该是这样的？谁这么权威？又是谁这么有自信呢？马尔克斯开头没深度、海明威写得没文采、果戈里题目起的不好、梭罗写流水账了——是么？如果文学教育是这种标准的话，那么中国还培不培养作家了？或者说，还能不能培养出作家了？谁能培养？谁又能养活呢？如果马生下来就给它剁成了跛足，那么就算是千里马，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发现不了千里马的问题，而是压根就没打算去发现千里马。
我们笑范进，笑他能作“天下之至文”，却连大文豪苏轼都不认识。这不过是因为考试考孔孟，而不考苏轼罢了。现在呢，我们考试考苏轼了，我们自然是识得大文豪苏轼了，可是，仍然在课本之外的那些大文豪，又有几人能被我们所熟悉呢？我们的写作，我们的文学教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文采，深度——结果弄巧成拙，非要把八分之七的冰山全部翻过来给人看，好像是故意要人都知道，我们其实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承认冰山原则，那就应该以此为依据写作文、判作文，而不是为了幼稚的文采而花花绿绿的唱大戏，学生写得舒服，老师判得方便，那么作文教育不如没有。几百年兜兜转转，还是那一群人，被坑的还是那一群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