掰棒子

沙湾县东湾公社座落在天山北麓，秋粮作物以玉米为主，受天山山脉北下冷空气影响，这里气温较低，玉米生长期比平原地区长，要到十月中旬才能成熟。到了那个时候，已是深秋，早晚天气已冷。清晨，地里的玉米和路边的矮草已开始结霜，下地干活得穿夹衣了。

我小学就读于东湾小学，位于东湾公社东湾大队九队东边。学校由一个四面用土垒墙围起来的大院、加上里面的几座砖瓦房、外加老大的一块玉米地组成。我上课的教室就是大院东北角的那一间。在这里，我度过了小学时光。我们上小学那会儿，比现在小学生参加的劳动多得多。除了经营校园那块玉米地补贴教学开支之外，每年都会抽出两周时间给附近的生产队收玉米、支援公社秋收，俗称“掰棒子”。之所以叫“掰棒子”，我想，可能是成熟的玉米黄橙橙的、有一尺来长，像家里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的缘故吧。如今我们阿瓦提县，秋天偶尔也会组织小学生给当地农民采棉花，叫“勤工俭学”，人家是给钱的。那时候给生产队“掰棒子”是义务劳动、不给钱，只是中午管一顿饭。

秋天，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一片枯黄，沉甸甸的玉米棒子藏在严实的外壳里、谦虚地低着头，风一吹，整片的玉米秸秆随风轻摆、沙沙作响，“掰棒子”的时节到了。接到上级通知，校长一声令下，全校师生便投入“掰棒子”劳动中。学生则回家准备一个筐子、一个空书包装一只铁碗。筐子不能太大，大了小学生背不动，也不能太小，太小了装不了东西、掰得慢，一般锅盖大小便可。为什么要用书包呢？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只有书包、没有其他包具可以代替！为什么仅带一只铁碗？因为小孩子淘气，打闹时瓷碗容易弄碎、浪费不起！有人可能要问，不带帽子、手套和水杯这些辅助用具怎么劳动啊！不是不带，而是那时候没有这些“奢侈品”！至于筷子，金贵怕丢，家里不让带，吃饭时折两根草梗就行了。

次日，同学们到校，老师指挥着按班级排好队，校长用眼一扫，看都到得差不多了，便发出出发指令。到了地头，老师让大家一字排开、每人占居一行，挨着并排向前掰，掰下的棒子放到各自筐子里，筐子满了就集中倒在指定的空地上。那时候，我是班长，我的好友屈志强是学习委员、甘旭东是劳动委员，我们仨不用掰棒子，像督军一样跟在其他同学后面检查验收。若发现谁没掰干净，就大声的把他叫回来，当面“训斥一顿”，让他补掰。整个秋收，我们仨像电影里旧社会的“财主老爷”一样在后面指手划脚、颐指气使，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内心充满了优越感和自豪感。

其实就在大家在地头排开的时候，我们几个就站在了后面，假装繁忙的样子，东瞅瞅西看看，没任务的我们与有任务的他们一下子“渭泾分明”起来，内心一对比，倍感轻松，掩饰不住一脸的得意。其他同学站在玉米秸秆行列里，皱着眉头嗅着掰棒子时弹起的灰尘，时不时回过头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们大方地接过、贪婪地享受着。其实，我们仨搞验收也不是很认真，通常在后面的玉米地里毫无目的的乱窜，随机发现漏掰的、便大叫着让他们回来返工。这期间，我还掺杂了一个“不可告人”的小心思，就是借“职责”关照同桌马玉红，她大大的眼睛、白白的脸蛋，是我心仪的女朋友。我时常假借检查靠近她、帮她掰棒子，她漏掰了也不批评，她总能心领神会，报以甜甜一笑。接过她的眼波，我的心荡漾起来。当听着班主任的声音走远了，我们仨一使眼色便聚在一起，蹲在一簇浓密秸秆处歇息。根据口转的经验，四处搜寻杆子发红、叶子还没干利索的玉米秸秆，去了叶、用门牙撕掉皮，学着生产队大孩子的样子悠闲地嚼吃里面的糖分，相互炫耀自己的挑选水平、展示自己秸秆更甜的夸张表情。嘴巴嚼累了、透过秸秆听到老师的声音过来了，再匆忙起来、装模作样地继续验收；有时候我们还会预先准备一筐玉米棒子，听到老师的声音就假装吃力地把筐子抬出来，装作偶然碰到的样子，无声地展示自己尽责取得的“成绩”。

在地里不知呆了多久，远处传来“开饭了”的叫声。中午的饭点到了。大家放下手里的活，朝着叫声传来的方向奔去。校长、班主任和其他老师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们大声叫嚷着让大家排好队，把碗拿在手上，挨个经过一辆四挂马车旁，套在车上的四匹马低头吃着眼前最近的玉米叶子，边吃边碎步挪动，把马车带得晃晃悠悠，显得很不稳当，车夫不时的吆喝几声，制止马儿走动。马车边上另坐着两个花白胡须老头，一个手拿马勺负责给学生打菜、一个赤手挨个给学生递馍，每人一份。蒸笼里的白面馒头尤为扎眼，光白不说，个头还大得出奇，一个一斤；大盆子里的菜是葱花炒包包菜，里面有少许绿辣椒丝，还有一点西红柿红瓤点缀，白、绿、红三色相映衬，加上淡淡的清油，可谓色香味俱佳，诱人的菜味直钻鼻孔，馋的大家直咽口水。前面挨到打饭的，纵然一头玉米花子、一身的土，也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后面还没轮到的、着急得动个不停，不时翘首张望，生怕轮到自己时饭没了。

大家打了菜、接了馍，转身寻找三五个相熟的聚拢在一起，也不顾手上的灰土，就近蹲坐在地上就大口的吞吃起来。那个时候，家里生活条件苦，吃不饱饭，更别说吃白面馒头了。为公家“掰棒子”是难得的改善伙食的好机会。吃个大馒头、吃碗香喷喷的热炒菜，抬起袖子往嘴上一抹，再到旁边的大水桶里舀半碗砖茶水，涮着碗边的汤汁和菜叶，咕嘟咕嘟地灌喝下去，像过年一样，真是莫大的享受。要知道，即使砖茶，那时候也是过年才买了招待客人、自己喝不上的。

老师们的饭食比学生好一些。所谓好一些不是像现在说的那样花样多、菜品好，而是他们可以不受限制的随便吃。老师和校长在一起边吃边说，边说边笑，待他们吃好、喝足了，站起身、扑扑屁股上的尘土，漫天的吆喝一声“开始劳动啦”，大家就又回到自己的玉米行子上，接着继续掰。吃饱了饭的小孩子，就像现在中午喝醉了酒的企业工人一样，干活速度明显没有上午快了，他们有的开始偷懒，借着高挑的玉米秸秆的掩护蹲着休息。我和屈志强、赶旭东很快又受领一项新任务，到处“抓”偷懒的人，把他们“揪”出来继续劳动。

太阳离西山一杆子高的时候，气温降了下来，远处传来“收工啦”的叫声。大家停了手，把筐里的棒子倒在玉米堆上、聚拢过来。老师对当天劳动作小结，传达了校长的点评，我们五年级（二）班竟是全校劳动最出色的班级、我们仨也是全校最优秀的“验收员”。想想各自在地里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不由得羞红了脸、惭愧地低下了头。老师、全班同学、还有挤在前面的马玉红却误以为我们是谦虚，巴掌拍得更响亮了……

家里，母亲在灶台上做饭，父亲在往炉膛里添柴。锅里煮的是玉米榛子。玉米榛子就是用石碾子把玉米粒子碾成四半的那种，添上水、在锅里煮一个半小时就炖烂了，届时会冒出一股玉米特有的清香。这时天已晚，院子里漆黑一片。母亲开始盛饭，一人一碗，大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围坐在小桌旁，就着桌子中央的一盘咸菜、转着碗边用嘴唇试探着、捡温度稍低的地方下口喝了起来。那时候，午饭有窝窝头，晚饭没有。因为晚饭过后就睡觉了，吃了浪费，并不像现在的咱们，不吃晚饭是为了减肥的那种。其实，一家人喝了玉米榛子稀饭、晚上肚子还是饿的。

吃着吃着，我就又想起中午在地里打饭的事。

东湾小学全体师生都在地里掰棒子、人多，为了节省吃饭时间，生产队其实派了两挂马车、安排有两个打饭点，相距有三十米远，中间有没砍倒的玉米秸秆遮挡，互相不受干扰。我还注意到，个别“大肚子”学生，吃完第一个馒头时，如果第一遍饭打过了、车上还有多余的馒头，想吃的还可以去领第二个。不过要吃得快，如果吃得慢了，你再“肚子大”，人家车上的馒头都发完了再去领，也就没有了。

想着想着，我便动起了脑筋。

第二天劳动，终于等到了中午，待听到附近“开饭了”的叫喊声。我第一个冲出玉米地，跑到那片空地上、抢在打饭队伍的前头。我第一个打了菜、拿了馒头蹲在离两个打饭点都不远的地方独自吃了起来，眼睛却不停地瞟着打饭队伍。等到全都打完饭，稍一停顿，听负责打馒头的老头开口嚷嚷“谁还不够”时，我就掩饰着焦急的心情、快步走过去，从低头拿馍老头的手里顺利地领到一个大馒头，返身回来装进自己的书包里。接着，听到不远处，另一个打饭点也吆喝起来，我闻声跑过去，等离得近了，再放缓脚步以免引起别人注意，以同样的方式再领到一个大馒头。待领了三个，两个打饭点多余的馒头就全都被人领完了。这时我才安下心来、专心致志的享受自己碗里的饭菜。这一天，我不仅吃饱了午饭，晚上回到家还带回来三个三斤重的大白面馒头，一下子装满了全家牵挂的、那个高高挂在房梁上的“馍篮子”，一家人乐开了花。

“掰棒子”的第三天上午，我把自己“发财”的“天机”偷偷告诉给好友屈志强和甘旭东，我们一拍即合，决定“打配合”。我们仨抢着排在队首打饭，趁没人注意，打完饭后在队尾再穿叉排队打一次。听到有剩余馍馍的叫声，仨人第一时间从两个打饭点分头领馍，为了避免引起打饭老头的注意，我们仨互换衣服、相互交叉混在其他同学中间再次领馍。计划进行得很顺利，这一天，我们仨人每人除了正常打到的馒头外，各自还多领了四个，每人四斤，装在书包里满满当当的。我们扣好书包扣子，相互传递着兴奋的眼神，一脸诡异的表情暗暗的为今天的成功庆贺，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成就感。

正当我们沉浸在巨大喜悦之中的时候，忽然两只大手像拎小鸡似的从后面把我们仨给提了起来。巨大的冲击力使我们感动眩晕，惊恐之际，我扭头向上一看，是当天学校带队的瘸腿王副校长！王副校长黑着个脸，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嘴巴里嚼着白面馒头、嘴角还挂着一丝包包菜丝，他用那双鹰勾眼恶狠狠地瞪着：“你们三个可耻的小偷！”吼叫间，一股污浊的口气喷到我们脸上。“坏了，我们的事情败露了！天呐，我们该怎么办啊？”不容我们多想，王副校长呵斥着、让我们仨提上书包站到围坐着吃饭的同学中间去。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是怎样的，但看屈志强、甘旭东的脸色，那是一种灶膛里灰烬一样的死灰色，我们仨犹如待宰的羔羊呆呆地立在原地。

王副校长是东湾小学有名的“厉害”人，据说打伤过不少人，阴森可怕，学生见了他“腿肚子都打哆嗦”。 今天，被他抓到算是倒霉，接下来要怎么惩罚，我们心里恐惧之极，但一筹莫展。他的话，我们不敢不听，我们仨低着头，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往人群中间走去。王副校长显然是嫌我们挪得太慢，一脚跺过来，我们仨的身体撞在了一起、差点集体摔倒。待我们颤悠悠的刚站稳，他又呵斥我们把书包打开、责令把里面的白面馒头都掏出来，一字摆在面前的玉米秸秆上。那十二个一斤重的白面馒头摆在面前，被阳光一照，白花花的一片，好似一股强光刺得睁不开眼。地里收玉米的社员、周围同学的目光像飞刀一样甩过来刺在我们的身上，一些调皮的社员还故作姿态、装模作样地过来辨认这是谁家的孩子、点着我们父母的名字，还时不时的发出一两声怪笑。我们三个“验收员”这段时间那趾高气扬的神气顿时被这羞辱的气势撞击得烟消云散、平时班干部的尊严和威风瞬间彻底的跌落在了地上，任由众人用鞋底踩踏。此时，我想到了马玉红，但不敢抬头张望，不知此时的她身在何处，又会以怎样的眼神看我、如何评价我？此时此刻的我一定彻底击碎了留在她心中的美好形象，她看我现在的狼狈相一定是深恶痛绝、厌恶至极，说的话也一定是难听得“不堪入耳”了吧！想到这，我羞愧得无以复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立刻、永远从这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王副校长一瘸一拐的走过来，拿起一个馒头，挨个狠狠地砸在我们的脑门上，边砸边吼，“你们小小的不学好，想干啥，啊？”面对凶狠的王副校长，我们不敢躲，咬牙硬着头皮撑着，松软的白面馒头本无力，但王副校长硬是用它砸得我们满眼繁星。也不管他是吼问、还是发泄，我们仨谁也不说话，只是强撑着身子勉强站稳，就那么站着，算是对王副校长惩罚的接受，以此争取他的谅解。

王副校长亲自下马处理学生，班主任和其他老师当然不敢多问。

不久，大家吃完了午饭，又去掰棒子，打饭的马车也走了，吃饭的地方变得空落落的，只有我们仨孤零零的站在那淡淡的秋风里。屈志强偏过头看看我，咧嘴憨憨地偷笑；我也扭过头看看他，意思是都是我出的坏主意，让你们受罪了，抱歉地笑笑；甘旭东则面带哭相闭目不动。王副校长没让走、没让坐、没让我们随班劳动，我们谁也不敢动。秋风时紧时慢的吹在我们的身上，枯黄的玉米秸秆摇摆着沙沙作响，似乎也和其他人一样在无情地嘲笑我们。太阳已经偏西，站了一个下午的我们，腿部肌肉酸痛难耐。

“对我们的惩罚够了吧，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不会再犯了！”

“王副校长求求你了，你快回来放了我们吧！”

果然，王副校长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去劳动吧，以后别再这样了！”王副校长原谅了我们，我们仨大喜，奔向玉米地深处。

“嘶嘶！”远处传来马的嘶鸣声打断了我的遐想，身边除了无精打采的屈志强和甘旭东，哪儿有王副校长的身影？

掰棒子的动静远去了，原野放松了紧绷的神经，渐渐的听不到同学的嘈杂声。生产队马车把成堆的玉米棒子也拉走了，四周除了偶然飞过的麻雀和风吹秸秆的摆动，就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了。多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啊，但我们没这个胆量，我们担心王副校长突然从哪里就会冒出来，加重对我们的惩罚。

太阳就要落山了，一抹粉红色的余辉凌乱的洒在了天际。晚风冷了，刮在身上不由得打起阵阵寒噤；玉米地的深处暗了下来，干枯的秸秆发出的莎莎声似乎有野兽在里面窜动，或许真的有呢！爸爸说过，东湾这地方以前狼很多，经常夜间出来偷吃牧民的家畜，“这玉米地里，不会真的有狼吧？”想着想着，心里愈发害怕起来，可一想到王副校长那张狰狞的面孔，竟然还是不敢挪动半步。“王副校长，我知道错了，你在哪儿啊？”甘旭东显然害怕到了极点，崩溃之际发出了带着哭腔的哀嚎。

天黑了下来，在旷野天籁的杂音里，远处隐约传来“二小！二小”的呼喊声，侧耳仔细一听，那不是幻觉，那高亢悠长的声音是妈妈的声音，妈妈在叫我呢。再也顾不上害怕王副校长了，我捡起地上的馒头，迅速塞进书包，边答应边向妈妈的方向奔去。屈志强、甘旭东也回过神来，胡乱的塞了馒头，撒开两腿就往外跑。

这件事，我们仨都保守了分手时的约定，没有向家人透露。

次日，我和屈志强、甘旭东仨人一碰头，索性不去“掰棒子”了、上山掏鸟窝去！

这是1981年的事。这一年，我、屈志强、甘旭东三人都12岁。

第二年，我告别了小学时光，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东湾公社中学；甘旭东也上了中学；屈志强因父亲病故、家里失去了劳力，回家放牛去了；马玉红则失去了联系，那段青涩记忆化作一个美丽的童话。再后来，我上高中、考了大学，然后是工作。每当回家探亲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我的小学老师，唯独没看过王副校长。

多年后的一个下午，在石河子大街上，迎面走来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我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并准确叫出了对方的名字，是马玉红。回忆当年往事，马玉红依然清晰的记得，她说那时候的她并不认为我们“领馒头”丢人，倒是展示了睿智，只是不知道王副校长会怎么对待，因这事为我担心得一宿都没合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