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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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坡心村的村民有外出经商或打工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前，坡心村有二十多户人家，曾有几户人家在农闲时出外做小本生意。有的到镇上摆卖地方小食；有的贩卖家禽、耕牛等。我祖父曾长期到河头、纪家圩摆卖凉粉等小食。
我十多岁时，有一次随父亲到公益圩亲戚家。父亲和亲戚谈起新中国成立前与目前的生活情况时，亲戚说：
“过去你家里在耕作之余，还做小生意，生活算过得去。想不到公社化后，生活越过越困难了。”
父亲叹息一声：“谁也想不到呀，现在的日子真不好过。”
解放初期，村里有几位青年在农闲时，到雷城用自行车搭客，赚取微薄的客运费。当时雷州交通设施落后，城乡开通的客运车辆很少，人们外出搭坐最多的是自行车。而当时自行车也是稀罕之物。村里几位青年借钱购买了旧自行车，农闲时结伴到雷城搭客。
但没过多久，他们一个个无精打彩回村来了。村里人见到他们，颇感奇怪，禁不住问：“你们都不想搭客赚钱，回来了？”
“还赚什么钱呀，城里管得严，如果不是跑得快，单车差点被公安没收了。”他们不好气地说。
一天搭客赚不了几个钱，如果自行车被没收，那是得不偿失的大事。
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劳动和统一分配的体制，人口流动受到管制，村里没有人敢外出搞副业。
有一年，村里有一青年于春节期间上雷城游玩，被公安部门当流窜分子拘留。公安部门给双水大队打来电话，追查该青年的真实情况。我父亲当时在双水大队当治保员。他当晚从大队回家，该青年的父母已得知儿子在县城被拘留的情况，其母亲上门找我父亲，焦虑不安地说：
“你明天能不能去县城一下，把他领回来？”
父亲说：“我明天就去县城找公安部门，你放心！”
第二天，父亲到大队写了证明书，赶到了五十公里外的雷城公安部门，费尽口唇，才把该青年保释出来。
文革时期，从基屋到县城办事，要到大队或公社开介绍信。到县城投宿亲戚好友家，主人要在当天到派出所报户口。可见当时对流动人口管制十分严格。那时，流动人口被称为“盲流”。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外出施展挙脚，增加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生活。在“文革”期间，左倾农村路线之风越刮越猛，处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投机倒把。当时，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容许任何个体经济、个体经营者存在的，对一切敢于搞个人交易的行为一律视为投机倒把。所以，一些农村的圩市从三日一圩改为五日一圩，只许社员就地出售自留地里的少量农产品，不许贩卖，否则视为投机倒把。
改革开放初期，坡心村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机制，农户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经济收入仍然很低。为改变家庭生活，有的人家养起了鸭子。当时，附近圩镇的鸭苗少，且售价高。村里有的人常到遂城等地购买鸭苗。
刘姓大叔多次骑着自行车到遂城购买鸭苗。遂城有孵化鸭苗专门户，鸭苗价格便宜。从坡心村到遂溪有七十多公里，刘叔一大早便骑车到遂溪去，购买好鸭苗赶回村时，常是深夜了。
刘叔每次去遂城购买鸭苗，便有村里人要他多买一些鸭苗回来。刘叔说：“我多买一些鸭苗没什么，只怕买回来你认为不好。”
来人会说：“哪会呢，谢你还来不及呢！”
我家也曾养了几批鸭子，是在附近圩镇买的鸭苗，每次养二十只左右，养大后运到河头圩出售。母亲喜欢养胡鸭，胡鸭毛色雪白，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常言：“煮熟的鸭子飞了。”比喻有把握到手的东西意外失去了。真实的生活中，一般的鸭子是不会飞的，但胡鸭会飞。
有一天下午五时，我从学校回到家，看到母亲正在找已长大的十多只胡鸭。她焦急地对我说：“快去找一找，胡鸭不见了！”
村里一村民得知我们找鸭子，说：“你家的胡鸭飞到村后的塘里觅食了。”
我跑到村后一公里外的塘边一看：好家伙，胡鸭们正在塘水中游来游去，忙着觅食。
当晚，母亲把胡鸭的羽毛剪短，防止胡鸭再次飞到村外。
有一年，我家还养了二十多只鹅。家鹅与家鸭食性不同，以青草、蔬菜、糠麸等植物性食物为食，尤嗜食青草。因此饲养成本较低。下午放学回家或星期天，我常赶着鹅群到田野吃草。鹅们走路时，队伍排列得相当整齐，一个跟着一个，一摇一摆，十分有趣。有时相互嬉戏，展翅追逐，场面十分热闹。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这首咏鹅诗是初唐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写的，把鹅写得英姿勃发。鹅游于水中或走在田地里，确实让人感到情趣盎然。难怪古代诗人咏鹅、画家画鹅、书家爱鹅，乐此不疲。
养鸭或养鹅只是小打小闹，赚来的钱只能聊补家用。
改革开放后，农村一些剩余劳动力离开故土，有的加入打工族行列，有的在外经商等。坡心村也像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富余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如今，村民大多找到新的生活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