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家乡坡心村有二十多户人家,居住条件最好的是张家,住的是高墙深宅大院。还有几户庞姓村民,居住砖石筑成的房屋。其他村民的民居很简陋,基本上住的是茅草屋。茅草屋俗称“草屋”,因矮小简陋,顶盖稻草或茅草而得名。其建造以筑土墙为主,称为“舂墙”,即两边用平行的木板竖起,在木板中间用泥土灰沙混合而成的“三合土”筑成墙,再用竹子或木条扎架盖上稻草(或茅草)为屋面。
村中的民居也有少数茅草屋的墙是用泥砖砌成的或石块砌成的。制作泥砖时,先从田中挖泥搅成浆,再把泥浆做倒入上下留空的木模里,抹平上面之后把木模取出。每块泥砖一般比现在的红砖长、宽、高一倍左右,也有比较小、薄的。房屋高度一般5米,墙厚0.5米。制作泥砖的时间大多在冬季,因为这时候气候干燥,利于晒干。
我十多岁时,有几次由父亲领着,带着锄头、水桶等到村前的地里挖土拌泥制作泥砖,作为建牛栏之用。泥砖经晒干或风干后,即用牛车拉回。每块泥砖重量有十多斤,搬运十分费时费力。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力气活。
每一座土墙草房民居都是座东向西,为正宅一座三间,一侧或两侧有厢房,前有围墙和小门楼,俗称“徒口宅”。这种布局的房宅主要是为了防盗防虎。民国前雷州匪患严重,虎患也严重,民众生活不易,为此,居住安全是第一考虑要素。每房面积一般约十二三平方米。厨房相当简陋,通常是一间小房,或者简单搭一间茅棚,建各种炉灶即成厨房。水缸多数露天,放在厨房外面。
我童年时,全家和伯父一家居住在一座四合院里。伯父一家居住在东面那三间草房,属泥砖砌成的祖屋。我家居住西面三间土墙草房。这三间土墙草房是父亲结婚后分家出来建造的。祖母和我们一起居住。
土墙草房在村里显得破败,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房顶烂了只能修修补补,一遇狂风暴雨,全家人如临大敌,惶然不安,生怕土墙坍塌或屋顶被掀掉。
雷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三面临海,每年都有几次台风侵袭。我六岁那年,雷州突来一场强台风。台风从傍晚时分呼啸而来,整个村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台风在后半夜越刮越猛,越刮越烈,像千军万马在怒吼,又像一头怪兽有恃无恐地撕碎、吞噬它经过的村庄。猛然间,只听“轰隆隆”几声巨响,我家房项的稻草被风刮走,房内顿时成了一片泽国。父母亲立即带着我们转移到了伯父家,我们惊魂未定,一夜也不敢合眼一会。
第二天早上,台风过后,村里村外满目苍夷,一片狼藉。不少人家的房屋受损严重,倒伏大树和折断的树枝阻塞了道路,农作物大片倒伏或折断,种植业损失惨重。
这场强台风,在我儿时留下了难以抺灭的记忆。我们说“人定胜天”,人类面对大自然灾害,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长期以来,狂风暴雨给农家的茅草屋带来严重威胁。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夏天,下了几天暴雨,双水溪水徒然暴涨,村里成了汪洋泽国。由于排水渠道不畅,大水漫上了墙跟几尺高,土墙面临塌倒的危险。不少人家的屋里也进了水。为保住房屋,全家人轮流上阵,手持面盆等用具,把屋内的水戽出。
我家房屋也受到大水的威胁。夜里,父亲急得团团转,说:“坏了坏了,这雨还下个不停。”
我和姐妹们坐在床上,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从屋里走到屋外,又从屋外跑回屋里,提醒我们说:“今晚谁也不能睡着,要提防房屋倒塌。”
母亲焦躁不安,说:“这老天存心不让人过日子了!”
村中有几座旧屋在这次暴雨中塌倒。听到传来旧屋塌倒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我一阵心惊胆战。几户人家的院子围墙也在这次暴雨垮下。
谢天谢地,我家的房屋在这场风雨中保住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母亲省食俭用,在村北张家豪宅前面建了一座有一厅两房和厨房、小门楼的土墙草房。这一年,村里的刘成享、张忠良也建了有一厅两房和厨房、小门楼的土墙草房。
我在这座新建的土墙草房里,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
村民在很长的时期里,居住条件一直得不到改善。改革开放后,村里实行生产承包制,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很快解决了温饱难题。1980年,全村家家户户开始有余粮后,便请人或自行打砖烧窑,建起了砖墙瓦房,改善了居住环境。我家也建起了砖墙瓦房。
自此,村民居住在坚固的砖墙瓦房内,再也不怕狂风暴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