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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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是一部撕破伪饰假面的硬骨头、高品格之书。小说借由主人公“我”的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勾连故事，使得情节显得不蔓不枝、有条不紊。同时，“我”又作为人物关系的中枢关节，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发生关系，或轻或重地推进情节的发展。
故事的大幕从1988年拉开，一直到1993年，时间跨度大，因此上叙述纵横驰骋，自由洒脱。随着主人公“我”的浮浮沉沉，小说用时间线索分成了两卷，进而两个不同的世界也由此打开。在小说里，安黎老师采用都是多线索叙事，人物登台亮相，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意。另外，线索多头，跟着叙事线索，阅读精力也在不由地汇聚。这样的叙事结构似桔瓣，又犹如一张铺开的大网，还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给人以细密纵深之感。
小说聚焦小人物这一关键词。其实，放眼生活，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因而，书写小人物的命运也就是书写大多数人的命运。小人物的生存境况是卑微的，多数时候还是言不由衷的，他们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这部小说更多地把笔墨放在了书写人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挣扎感、撕裂感、疼痛感。这样，洞彻的世态人情也随之彰显了出来，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有着兼具个性与共性的别样光彩。
主人公曾经的同学刘社会是派出所所长，混得风生水起、人五人六。而柳久东是惯犯，无恶不作，可以说是披着羊皮的狼。世事变迁，看似很难合拍的两个人却后来处得非常好，如胶似漆，令人触目惊心。人心难测，更多留给我们的是血淋淋的现实警醒。
当然刘社会还有另一幅面孔，他大骂自己的亲生父亲，让人觉得痛心不已。小说里这样写道：
“你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你不把地里的庄稼种好,不把猪圈里的猪喂好,却蛤蟆吃过了界盘,拱人家的被窝睡觉来了,还嫌人家的虱子痒你。你种的庄稼宛若秃子的毛发,你喂的猪就像一只皮包骨头的野猫,竟有资格指责 一个国家干部抽烟?真真是拿着碌碡打月亮,不知道轻重,总该知道一点高低吧?”
当然，我们能从这里体察到卡夫卡式的荒诞与戏谑，还有鲁迅式的阴冷与省察。这里的亲情关系不就是另一种异化的呈现吗？这里刘社会对于父亲的态度有何止于厚障壁呢？父亲被迫在这段亲情关系里失声缺席。随着刘社会地位的节节高升，刘父更是卑微到尘土里，将儿子看得无比神圣，极尽讨好。
刘社会还小肚鸡肠，对于曾经的老师更是没有敬意，全然没有昔日的师生情谊，利用职权推诿扯皮，极尽刁难之事。究其因是刘社会记仇，老师曾经收过他扑克牌。这只是表层意蕴，更深次的是嫌弃老师送的礼轻，因而将老师贬损得一无是处。刘社会对待亲近的人尚且如此，由此看来，他的人格早已在名利的腐蚀下扭曲变形了。
除此之外，精彩的描写“我”的老同学冯大林将主人公看作是有用处的：
“只要我不去世或中途调走,总有一天我会变爱为宝,摊上用途的。破棉絮也有塞窟窿的时候,何况我这个喝了几瓶墨水的教师呢。”
在这里，功利主义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准。冯大林把嫌富爱穷的标签贴在了自己身上，并进行了喋喋不休的自我合理化。不仅如此，因为自己是“新潮诊疗所”的老板，趁乱尝到了甜头，就希望着世道再乱一些，多挣一些。这样的心理是病态的，注定也是阴暗的。冯大林与他的妻子陈玲玲可谓是沆瀣一气。两人因为欠人钱，债权人遇到了难处，非但不想着还钱，反而一拖再拖、想敲诈一笔。他们看似是医生，实际上是商人，少了仁心，更丧失了不少做人的原则。
对于饭桌文化，小说也有辛辣的讽刺。在陈玲玲眼里，请客吃饭无非就是托关系还人情。对于请到的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们，自然是不敢怠慢了。小人物眼里的大人物是这样的：“他们能吃喝咱们，是抬举咱们，咱们别给脸不要脸呀。小人物们幻想挤进去大人物的圈子，但在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等现实层面似乎隔着鸿沟天堑难以跨越。
此外，书中还适时引入了童文革这一人物。童文革是官宦人家的工资。他关乎着主人公表哥的工作，他还牵涉着学校程书记的两方木材。童文革住进“我”的宿舍，让人们看到了利益的交换，也看到了“我”反抗的无意义。是童文革让“我”的自尊心一次次受到打击，也是他使得“我”近乎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我”无权无势，只能被现实一点点挤压至逼仄的墙角。
当然，书中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荒诞描写还有弟弟订婚一事而展开，大开大合，心灵为之一震。父亲受传统观念影响深，渴望子孙满堂，后辈人脉绵延。但由于现实的因素，未能如愿，便一心求死，亦或可以说是等死，以至于没死之后极度愤恨，产生了异于常人的心理状态：
“他说叔父不该死，该死的是自己。他说自己的名额被叔父挤占了,也不知自己丢人现眼到何年何月。于是,他吼叫着让给他弄几包老鼠药来,他得快快死去，免得叔父的坟占据他早已看好的那片阳光地。”
对于远方叔父（父亲的远方兄弟）的离世，父亲没有悲痛难过，自然是不正常的。首先竟然是想到了自己的坟地，这样的描写给了父亲以自私自利的侧影，其冷漠也可见一斑。
这部小说对于学校的描写也非常深入骨髓。一是刘校长与任增民女友的不正当关系；二是任增民与段炜暗里的较劲与明里的打架；三是教师任增民的对于不同阶层的学生区别对待等等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任增民去饭店吃饭，却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用自己假想式的权力吃霸王餐。此外，被打受伤后的任增民以住院为荣，在古县长的慰问里忘乎所以，飘飘然，都活脱脱像极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再生。任增民翻身一变，当官后，更是对于来宾筛选一般的精挑细选，还妄图将主人公的挚友许华当作自己的棋子。
爱情多多少少是带有一定的美好色彩。但主人公是是一个穷教师，却和校委书记的女儿燕子产生了火花。这种片刻的交集与其说是一种享受，不如说是一种摧残和折磨。他们的爱情注定是走不到最后的。极为荒谬的是，程燕子为了凸显自己的不可或缺，竟然极力地让“我”以寻死觅活的形式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当然，她的心里也有着根深蒂固的高低贵贱思想，以至于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在小说里，她是自我崇拜者，这也意味着她是个人主义者，这样的人必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周遭的一切的。
细数主人公的人际关系圈，从老同学到学校再到爱情世界，充满着阿谀尔诈。他既不能融入，也不能适应，难以活出自己。这又何尝不是小人物的真实写照呢？诚然，小人物的周围充满各种复杂的关系和圈子。但这一切与小人物没有关系。唯一和小人物有关联的是这些关系都把小人物排除在外，他们是无论如何都融不进去的。
第二卷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我”屡受打击的描摹。调动后的“我”，新单位的明争暗斗与层出不穷的潜规则亦是有过之无不及，彻底看破世事，屡屡崩溃，走向了自我毁灭的边缘。虽然被救回，但作为邻居的救人者却别有用心，最大化利用主人公的剩余价值为自己写表扬信。再有，通过层层关系，只是泛泛之交的柳久东却让“我”帮他妻姐杨菊花泄题作弊，以此为契机，主人公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质的提升。到了主人公父亲离世的当口，叔父不悲反喜，一边念着辈分排位，一边心怀鬼胎，满肚子坏心眼，把主人公当枪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新的单位里，主人公是杨菊花曾经的恩人，但面对杨菊花时，却如履薄冰，如履深渊。杨菊花的小心思是依靠看似亲近的高文渊，这样就有背靠大树好乘凉之感。然而，高文渊虚伪狡诈，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用虚假的亲戚权力外衣包裹着自己，口是心非，其招摇撞骗之态，俨然一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尽管如此，他还在官场里游刃有余，深得杨菊花这一众领导的厚爱。杨菊花对于“我”则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一次次地加以利用之后，对主人公一脚蹬似的踢给了别人。更有甚者，顶头领导崔干板爱慕虚荣，为己私利，直接将主人公的成果占为己有，还把主人公写的好材料改成低质量的文字。
但他的爱情经历可以说是不圆满的。昔日的恋人程燕子假借征婚启事之名，对“我”行怜悯之实，可以说是不道德的。再有，程燕子的妹妹葱花把爱情看作可以买卖的东西，亦或是攀附权贵往上爬的手段。这不是和起初的程燕子又几分相像吗？
程燕子与法院院长公子石永宁的结合可谓是交易的牺牲品。可悲的是，程燕子却自我说服，将石永宁的家暴行为当作为她好：
“也怪,石永宁一揍她,她的饭量就骤增，身体也就发胖——离婚时比结婚时整整增加了十五公斤体重——他揍她她想得很开，她全当他在帮助她消化食物,促进自己体内的血液循环。再说，不打自己老婆的男人能算合格的男人吗?”
这样的说法不仅是自轻自贱，更接近于一种愚昧的表现了。程燕子这样的想法是难以实现真正觉醒的。鲁迅先生为文有“引起疗救”之意，要实现鲁迅先生所说的“引起疗救”，首先得直面现实。而安黎老师在这里直接写程燕子本人对于家暴的看法，你能切实体会到安黎老师是对这样不觉醒的女性抱有同情和怜悯之心的。
不仅如此，主人公表姐也是个苦命人。先是被人用板栗哄骗强奸以致精神失常，尔后又嫁给了于庄庄。他们的爱情也一步步走向了悲剧的泥沼。于庄庄为了自己的作家梦，认为和表姐结婚能刺激他写出好作品。结果近乎是碌碌无为，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装疯卖傻，以疯子的行为对抗着周围的强权。这一切无异于以卵击石。在于庄庄意外离世后，人们非常高兴，只因为他阻止伐树，挡了大家的财路。
退休后的程燕子父亲信了佛，却还继续做着当官发财的美梦。他利用医生，敲诈保险公司和水泥厂，以中饱私囊。值得一提的是，医疗界也并不纯洁。侯大夫也是利用职务便利，捞取油水，下病情结论跟着钱走。这样的人摇身一变，不降反升为院长，让人不寒而栗。冯大林与陈玲玲夫妇二人办了孙思邈医院，继刮宫之后再次凸显商人逐利的本色，请人写文宣传造势，真真假假，以至于真假难辨，吹牛造假的覆水再也难收。彼时如鱼得水的陈玲玲更是把亲情看得等级化、阶层化，实行穷人淘汰制，全然没有了基本的人性。
挚友许华之死对于“我”无疑是毁灭性的。许华心地善良，保持着心底里的那份纯真纯粹。然而，工友小朱讨厌下井，为骗取工伤费，便以此为筹码，一点点博取许华的同情与怜悯。伤残后，小朱精明算计，以伤残为荣，将勤劳视作愚蠢的行为。许华希望从矿井走出，几近波折，无奈又回到了矿井这一原点。现实残酷，良善受挫，他对现实满是失望，终于成了牺牲品。
主人公的身份先后从教师到宣传干事再到秘书，笔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说，笔杆子给了他晋升的可能和空间，使得他一步步走向看似完美的人生。但和许华几乎一致的性格，注定“我”与现实世界是水火不容的。“我”因为揭露现实世界的丑恶，被冠以精神病予以放逐，并安排专人监视，剥夺了人身自由。主人公“我”想死却没有死不成，被邻居拿来的“敌敌畏”（实则是酱油）戏耍了一番。主人公的想死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但主人公终究没有死，成就了小说极大的反讽和冲击。
从上到各类官员，下到与“我”发生或深或浅关系的各色人等，小说里几乎所有人都有有名有姓。唯独主人公“我”没有名字。显然，这是作家的别有用心之处。通过“我”的设置，既是具体的个人，又是泛化的群体。自然，读者在阅读时，读到“我”的遭遇和经历，进入“我”的世界时，就更有代入感，也更能引起共鸣。小说里的“我”当然是小人物。同时，“我”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小人物的声音可能微弱，他们尽管有时候不被待见，但只要有小人物坚持着内心的光亮，这个世界就会有希望。
《小人物》就像刺穿黑暗渊薮的利刃，抽刀间寒光凛凛，然而再抽出刀时，更多的是赤诚、悲悯与大爱。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人心。而这部小说便是人心的试金石。阅读这部小说，就如同恍然一梦，梦里梦外，有镜鉴，有反思，有批判，还有震撼。
作家阎真的作品《沧浪之水》（2001年）、《活着之上》（2014年）等就先后以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而成名。《小人物》出版于2000年8月，无疑是极有先见之明的。可以说，安黎老师的这部《小人物》是描写知识分子不被现实所接纳而走投无路的悲剧。小说里，“我”与“许华”内心里良善的种子一直努力扎根，然而在现实面前，这种子又像大风下将熄未熄的火苗。在这样的现实下，良善因为稀有而弥足珍贵。
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快二十三年了，但这部书的魅力却是熠熠生辉的。特别是鞭挞和拷问人性的世间百态与人情冷暖使人警醒，同时，细部描写又真实得使人振奋，精彩得使人着迷。
统观整部小说，安黎老师仿佛是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分外高明。尽管世态人情乱象横生，官场、商场、情场纷繁复杂，但《小人物》就是人性的实验室，在这里，人的劣根性在进行着排队似的剖析，且鞭辟入里，精彩纷呈。《小人物》直指人性的阴暗面，假恶丑形神毕肖，瞬时无处遁形，将权钱社会里赤裸裸的假恶丑暴露给人们来看，可谓是用文艺之笔来疏通坦途正道，颇见用心良苦之深意。因此上，走近小人物的世界，就是走近人性的检验场，仿佛秉烛在幽微的黑暗里寻找亮堂堂的光明，充盈着探秘般的视角冲击与心灵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