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卧车厢
刊《当代小说》2016年12期头条
□刘枢尧
这是一趟硬座和硬卧混编的普快列车,一般停靠县级以上车站。省城是这趟车的首发站,我在首发站上的车。
傍晚,列车员验过我的票,上车后,一边是硬座车厢一边是硬卧车厢。我走进了硬座车厢,里面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外出找钱的人,几个年轻人在打牌,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荤话,不时爆发出一阵震耳的轰笑声。不断有人举着方便面盒喊“借光”,甚至有人钻到座位底下,伸出一双腿横在过道上。
列车启动后,车厢里依旧不减登车时的嘈杂,突然我明白过来,我是硬卧车厢,却习惯性地往硬座车厢走,坐硬座是我长期养成的习惯。我反身往回走,走到两节车厢接头处才发现门锁住了,我敲敲门上玻璃,还晃了晃我手里的硬卧车票,门对面的女列车员给我开了门,我侧身挤过去,门又迅速关上。
由于迟到,走近硬卧铺位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坐定了,我对上号,发现行李架上已经塞满了行李,我只好把旅行箱塞到下铺床底下,坐在我下铺上的人见我来了,离开铺位坐到了靠窗的弹簧椅上。我收拾停当,掏出手机给六指打电话,电话里乱哄哄的,我问六指,你在哪节车厢?六指说,我就在紧挨硬卧车厢的那个硬座车厢。我说,我刚从那节车厢过来,咋没见你?六指说,别逗了,你会坐硬座?我说,我就在紧挨你的那个硬卧车厢,你来吧。收起手机,我站在过道上,恰巧这个时候硬卧车厢的门开了。过了一会,我看见六指朝我走来。
可以看出由于一年四季的日晒风吹,六指脸上肤色黝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我长期坐办公室,大概没啥变化,六指还没走近我,就认出我了。六指朝我摆摆手,接着又伸出手,我握住六指的手,六指先说,啊呀……老同学,没啥变化呀。我说,你也是老样子,就是老了黑了。你当年可是一表人材,梳着一丝不苟的分头,双眼如电,唇红齿白,身上总散发着高级香皂的味道。我接着说六指,你这些年是咋回事?也不和我联系。六指叹口气说,我过得没你好,没脸见你。
在此之前,六指给我打过电话。六指给我打电话的那天,正好是我五十一岁生日,我以为是谁给我电话祝生呢。我接通手机,里面传来很响亮的声音:我是六指,咱村清明节要祭祖续家谱,你回不回去?六指不等我回话,口无遮拦地接着说,这种事你不回去不可能,除非你不进家谱,记着啊,像你这样的干部,每人最少捐三千元。我和六指是高中同学,我们失去联系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半天才缓过劲来说,你在哪?六指说,我就在省城打工,咱一起回吧。说着,我和六指约定了回县城的时间和所搭乘列车的车次,就结束了通话。
这里介绍一下,我们县位于铁路支线而不是干线上,过去每天都有一趟慢车停靠,现在几天才有一趟普快列车停靠。坐普快列车回我们县要一个晚上,也就是说我前一天傍晚从省城上车,第二天凌晨才能到我们县火车站,正好可以在列车上住一宿。
我和六指坐在我的下铺上攀谈起来,那个坐在弹簧椅上的男人,年龄和我相仿,细眯眼,尖嘴,先是歪着头听,接着偶尔插一句话,后来也加入了旅途闲聊。原来这人在省城开一家小饭店,姓汤,汤老板,汤老板腿有些瘸。汤老板说他不是真瘸,是叫一锅滚烫的开水烫的,说着慢慢撩起裤腿,果然露出了腿上的烫伤。六指就说,都不容易。说着,指指我说,不包括你啊,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我说,你从哪听的,都是些胡说八扯的误导,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累着呢。六指说,反正比我们舒服,要不咱换换?不等我接话,六指说,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汤老板眨巴着眼问我,你在哪高就?六指抢着回答说,人家是干部,坐在漂亮的大楼里,威风得很!
四周的人纷纷抬头看我们,发现是故友重逢,又都继续低垂脑袋玩手机。我和六指聊上后,知道六指在省城干装修铺地板砖的活,每天工钱三百元,要有活干,一个月可以挣一万元。我惊了一跳,看来有手艺就是厉害,工匠啊。我对六指说,我每月才挣三千多块钱。六指撇撇嘴说,你那工作体面,我挣的再多,也是个农民工。
这时候,列车突然抖动一下,缓缓停靠,一个小站到了,窗外站台上灯光明亮,有人推车卖零食泡面。这时,在我对面中铺上躺着一个女人三十左右,大波浪卷发,眉形很好,不断在咳嗽,每次咳嗽动静之大让她的头和脚同时翘起来,身体在床板上颠动了一下。这咳嗽声像是要把喉咙撕破,我对着硬卧隔间里的人说,谁有蒜?所有人都疑惑地看着我,汤老板顺手一摸,就从兜里掏出一疙瘩蒜来,我说,果然是开饭店的,不一样啊。汤老板说,这还是下午客人吃饭要的,没吃完,装兜里了。我接过蒜,递给中铺那个女人说,把蒜皮剥了,含在嘴里,不停地咬蒜,把蒜汁咽下去。这是偏方,很管用。
女人歉意地笑了笑,趁机又连咳了两声,然后接过蒜,照我的说法把蒜含在嘴里。十分钟后,女人左胳膊肘支撑着欠起身,探头对我说,果然有用。这时候,我才发现女人不咳嗽了。女人说,蒜汁从嘴里往下咽,嗓子一点不痒了,谢谢你。
我一接受别人感谢就脸红,尤其是女人,也不知道怎样和一个陌生女人搭讪,但彼此有了好感。女人重新躺下,把玩手机。此时的硬卧隔间里挺安静的,不约而同地都在把玩手机,汤老板看着手机新闻说,操——宝马车又撞翻环卫工,蹿了。六指把自己的智能手机打开,用手指在屏幕上刷着说,后面还有跟帖呢,环卫工那么苦,凭啥拿那么少的钱。我头上中铺躺了一个人,用脚后跟磕一下床板嘀咕说,这有啥奇怪,扫地没技术嘛。
六指说我,你的手机也拿出来,有啥新闻让大家欣赏欣赏。我说,有啥新闻,不就是某某城市某某街道发生了车祸,再就是某小三把某大款的老婆杀了或者某大款的老婆把某小三杀了,这样的新闻全世界每天都有,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让闲得无聊的人打发时间,或者给写这些新闻的人找些活干。六指马上咂嘴说,看看,眼光不一样啊。我说,有啥不一样,咱俩在一个村出生,童年、少年和几年青年生活都在一起,都是农民的儿子。六指坚持说不一样。我说,只不过我比你多读几年书,这就像做生意,我们家下的本大,吃的苦多,生意就大;你们家不愿吃苦不愿下本,生意就小。六指说,照你说,我和你就是我们两家的生意?我说,这是个比喻,我们家下的本大,所以我们家生意好,我就比你混得好。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付出哪有收获?你光想坐那不动就和那些拼死拼活的人享一样的福,别说人类社会没有,就是动物世界也没有。
这时候,躺在中铺上的那个女人帮腔说,你说的有理,我就发现每个城市小区里都有一群乡下来的妇女,没有别的事情做,整天花那么多时间坐在小区门口看人,我就想,她们靠什么生活?六指说,靠老公养活。中铺上那个女人说,那她们没有收入是不是也不公平?所有人都沉默了。
六指这家伙就是喜欢钻牛角尖,从一上车就和我抬杠,大概意思就是他多苦,我多舒服,就好像我是欺压在他头上的恶霸。我和六指的辩论不断升级,已经上升到我们高中所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我说六指,你这人真扯淡,总把你对富人的仇恨,发到我头上,我他娘也是一穷人,你看看。说着,我掏出手机说,我用的还是老款诺基亚手机,一百多块钱。六指摇头说,你那是装穷。我说,那你呢?六指噎住了,我……我是装富。我点着六指说,你呀,心态不对。
我们家和六指家都在后河村,后河村在两省交界处,距离县城30多公里路。当时,六指家和我们家门对门,中间隔着一条土路。六指爹会做豆腐,我爹只会种地。1981年,我和六指从乡高中毕业,到县里参加高考,考场纪律是我们这些从乡里出来的考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严厉,有武警战士在用白石灰粉撒的警戒线里笔直地站岗,进考场对着照片检查准考证,考场前后都站着别的县的老师监考,这叫异地监考。先宣布考场纪律,随着尖厉的电铃突然响起,开始发考试卷,接着老师手一挥说,开始答题!我的爷,我和六指在乡下,哪见过这种阵势,脑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来。结果我和六指都落榜了。
落榜后,偌大的世界没有我和六指的出路,只好叹息一声,回家劳动。我回家帮我爹种地,六指帮他爹卖豆腐。
起初,握笔杆子的手握起锄把子确实让我受了不少苦。第一天干活下来,我双手就起了血泡,手疼的发抖。有天,我爹从六指家借来一双新皮鞋,在新皮鞋一边又扔了一双臭气熏天的破球鞋,破球鞋的鞋底和鞋帮上沾满了像牛屎一样的泥。我爹指着两双鞋对我说,你要想去城里穿皮鞋,就像李闯王一样往高考里闯。你要想留在家里干活,这双破球鞋就是你的。我爹的比喻太生动了,傻瓜才愿意穿破球鞋,我忙说,你的意思我明白,问题是我怕考不上。我爹说,我是生不逢时,生在读不起书的旧社会,我要读得起书,往前生生我是秀才,要生在民国,我考黄埔军校,可我,现在,纯粹一个爱学习的文盲,你不能再像我,窝囊!就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打定复读的主意后,还没想好去哪复读,我就去和六指商量,想动员六指和我一起复读。我记得,当时六指家拉了一圈青瓦院墙,院门楼也盖得有模有样,院子里有五间高大气派的新瓦房。当时要建造几间这样的砖瓦新房造价很贵,一般人家是建不起的。我家还是三间泥墙茅草屋,墙壁缝隙用稻草堵住,即使这样,风依然透过墙壁缝隙吹到屋里。我敲打门环喊,六指在家吗?“吱呀”一声院门拉开了,六指娘探出头看是我,啥事?我说我找六指有事商量。六指娘说,六指在集上卖豆腐呢。
我知道,六指家做豆腐有祖传手艺,已经传了三代,做出的豆腐白色微黄,柔韧有筋道劲儿。他家出豆浆用石磨不用豆浆机,烧锅用木柴不用煤。六指他爹说他做的豆腐跟别人做的豆腐不一样,即使一样,也要比别人做的豆腐“面相”好。六指爹姓徐,就裁布缝制了一面杏黄旗,将“徐家豆腐”四个字绣上,绑在自行车后货架上,六指骑起来“哗啦啦”作响,到集市上支起自行车摆摊。
那天,我骑着我家的破自行车到集市上找六指,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六指不知道我找他有啥名堂,还以为我是来找他帮我打架。那时候,我没少帮六指和附近几个村的男孩打架,遗留下来一些仇人。六指的生意不好,豆腐没有卖完,我就帮他吆喝,又香又甜的豆腐,咬一口甜掉牙啊。我一吆喝,就有人过来问豆腐价格,嫌贵走了。六指用衣袖在豆腐上来回扇着,赶着苍蝇说,你瞎吆喝个毬,你那是卖西瓜!接着,六指感叹,现在人还是穷,连豆腐都吃不起。我看六指为卖豆腐发愁,就说,复读吧,前村那个谁,不就复读考上了。六指说,毬,还是落榜!我说,复读一年就是考不上,你也缺不了啥,照样可以卖豆腐。问题是,万一考上了,你就可以把花椒娶回家。
一说到花椒,六指眼睛就亮了,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花椒和我们一个村,刚到乡小学当代课教师。花椒爹是乡里干部,花椒这样条件的女孩在我们乡是屈指可数的。她圆圆的脸,白净光洁,夏天喜欢穿一件粉红的连衣裙,百摺笼袖,两臂滚圆,身材稍稍偏胖,过膝的裙摆,露出丰满的小腿。花椒那时候还没说定婆家,但花椒娘已经在村里表示,村里谁家男孩考上大学,花椒就说给谁家,有点比武招亲打擂台的意思。一说到花椒,六指就动心了,他曾告诉我,他最喜欢花椒丰满的小腿肚子。
……天渐渐黑透了,我看见一个村庄从眼前一闪而过,村庄后面衬着一大片黑乎乎的树,看不清是什么树。没多久,外面又下起了断断续续的雨,雨打到窗户玻璃上,迅速汇积成串以一种毫无规则可言的方式滚滑下来,就像不可预测的人生轨迹一样。这时,汤老板看我和六指聊得热乎,插不上嘴,抓住卧铺上的梯子想爬到上铺去休息,一抬腿,“哎呦”叫起来,腿疼的爬不上去,就和我商量换铺位,我知道汤老板是后半夜下车,就说,你又坐不到天亮,占个卧铺浪费,干脆你和六指换一下,差价给你。汤老板居然答应了。
六指换了铺位,心情大好。我说六指,你呀,当年要坚持复读,不也和我一样了?躺在中铺上的那个女人对我和六指的谈话很感兴趣,捂住嘴,一直笑个不停。后来,那女人从铺位上下来去方便,回来就坐在我对面听我和六指闲聊。说我和六指的事可以写个故事发网上,原来这女人是记者。
我说六指,当年劝你复读,我可没少费劲。六指叹口气说,人生难测啊。我说,我第三次劝你复读,是在你家里。那天,我在你家院子里转悠,院墙是新砖垒的,墙顶上面用水泥插满了碎玻璃片。院子角落里是豆腐坊,里面有几口大水缸,大水缸里泡着黄豆。水缸旁边垒着一个两口大铁锅连在一起的炉灶,巨大的铁锅完全可以把小孩子放进去洗澡。紧挨炉灶是一盘石磨,还有一个吊在房梁上的像渔网样的纱布兜,纱布兜下面靠墙边是一个很大的木模子。
我记得,那天你爹正在教你做豆腐,你爹指着大炉灶说,如果生意好就烧两口锅,生意不好就烧一口锅。你爹知道我是来劝你复读,不想搭理我,也不怕我偷学手艺,你爹知道我不学这个。你爹说,豆浆点卤变成豆腐脑后,就在纱布兜里挤去水分,然后舀到木模子里去,摊平,用平板挤压成型,划成块就可以卖了。我插嘴说,还可以做豆腐干、豆腐丝、豆油皮。六指爹说,你说的那些东西我都会做,现在人连豆腐都嫌贵,哪吃得起那些精贵东西。六指爹说着警惕起来,问我,你是不是又来劝六指复读?我说,不是,主要是六指喜欢花椒。
花椒比武招亲打擂台的事,六指爹也知道,就拿眼看六指,把六指看的心里发毛,六指说,那是花椒娘说的,村里男孩谁考上大学,花椒就嫁给谁。六指爹犹豫了,不敢坏了儿子的婚姻大事。我赶紧插嘴说,复读也就一年,耽误不了啥事,万一考上就美死了。
事有凑巧,当时,恢复高考没几年,我们县平均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二,哪个乡有人考上大学,乡领导就有面子,在县里开会腰杆子也硬实,不管考上的学生和自己有没有关系,但重视教育的帽子戴头上了。我们乡连着几年高考都是零蛋,可把乡长气坏了,一摔帽子说,新兵蛋子中个毬,打仗还得靠老兵,办复读班!
就这样我和六指在乡高中复读了。
到乡高中报到后,问题来了,学校缺钱,想在我们这些复读生身上拔毛,费用比在校生贵,零零总总加在一起把不少家里穷的复读生吓跑了。我把钱的事给我爹说。我爹头顶毛发稀少,脸黑长,高颧骨,长眉毛,耷着眼坐在矮凳上抽烟,桌上用筲箕扣着吃剩的菜碗。我爹先把烟抽干净,直抽到烧着手指头了才恋恋不舍扔掉说,烟我不抽了,可以省下些钱。接着望着桌上的筲箕,眼珠子吃力地转了一圈说,卖粮食。说着,我爹去里屋往口袋里挖粮食。我家囤粮食的是个用竹篦围成的圆筒,底部垫着木板,我家粮食本来就不多,很快就挖到了底,发出“咯咯嘎嘎”的响声。我娘泪花在眼眶里打转说,以后吃饭咋办?我爹把粮食口袋扎好说,走一步是一步,到时候再想办法。
我爹把家里口粮卖了,从此我家连吃玉米粥都成问题,为节省玉米面就往玉米粥里搅一种绿绿的尖叶小菠菜,这是我娘去滩地里挖的一种野菜,野菜和玉米面一煮玉米粥就不稀了。那段时间,我爹说不抽烟也不完全对,只是不再掏钱买烟了,遇到有人让烟还抽,可是谁会给一个农民让烟?我爹开始在抽烟上动脑筋,他发现好些人抽烟不爱惜,还剩小半截就吐掉了,我爹就捡烟头,把烟头拆开倒出烟丝,再用纸把烟丝卷成烟抽。有次,六指爹嘴角一撇,“噗”地吐掉一截烟,烟头在地上冒着烟,我爹跟在六指爹身后,我爹偷偷弯下腰拾烟头,刚把烟头拿在手里,六指爹就转过身说,听说你把口粮卖了……。六指爹双眼盯着我爹的手不动了,我爹尴尬地笑说,还冒火呢,别烧着孩子的光脚了。我爹说着把烟头扔到了路边。六指爹笑笑,背了手走,边走边说,你娃要考不上大学,你可就把人丢尽了。我爹楞了好半天,看六指爹转个弯不见了,才四下看看,赶紧把刚才扔到路边的烟头捡了回来。
当时,乡高中增加了编外复读班,宿舍不够,就在学校空地上仓促搭建泥墙茅草屋,当宿舍,在墙上凿一个洞,洞里嵌一个旧窗户框子就是窗户。每天早上起床被子上都落一层草屑。那草房质量很差,一脚就能跺塌。
我们的教室是个旧仓库,在学校边上,我和六指的座位临窗,扭脸就能看见外面的树林,树林对面就是乡小学。一看到乡小学,六指的学习劲头就上来了。当时,六指喜欢用手蘸上水梳头发,把头发梳的溜光,脸上还抹雪花膏,胳膊窝里涂上香皂,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六指在穿上也讲究,他来复读时新做了蓝华达呢上衣,衣领上别着两颗曲别针,而我穿着破衣服,肩膀上还缝着补丁,和六指一比,我像个长工,六指像地主家的阔少爷。还有在吃上我和六指差别也很大,那时候在学校吃饭要交粮票,农民想要粮票就得用粮食换,我爹怕用粮食换粮票吃亏。就让我带馍袋去学校,不吃学校食堂。那时候,一到开饭时间,大家都往食堂跑,我是无精打采回宿舍吃馍,有时候馍放时间长了发霉,我也舍不得把发霉的馍皮揭掉,直接吃掉,啥事也没有。只是长期啃干馍胃受不了,整天冒酸水。
有次我回宿舍吃饭,发现挂在床头的馍袋没了,吓出我一头汗,我在宿舍里急得团团打转。突然,六指用肩膀顶开门,端回来一脸盆捞面条。我说,看见我的馍袋没有?六指说,都发霉了,扔到学校猪圈,喂猪了。把我气的够呛,六指用眼睛指示我说,吃捞面条吧,你要吃不完给老拐留些,老拐也是个困难复读生。借用高尔基的话说,我扑在捞面条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呼呼噜噜,稀里哗啦,把六指惊得目瞪口呆,我蹲在地上,一口气把一脸盆捞面条吃了个精光,连汤都不剩,等我想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大腹便便站不起来了。我扶着床沿试着站了几次,几次都失败了,我每次站起来腰只要一直,肚皮就绷紧了,感到肚子里的捞面条就往喉咙眼上涌,不敢吐也舍不得吐,赶紧收起肚子坐下,脸色苍白,脑门上冒虚汗。没办法,最后大家把我抬出宿舍去找老师,老师大声呵斥,咋回事?抬我的人说,吃饱了撑的。晚上睡觉,我不敢躺也不敢趴在床上,只能蹲着,我是在床边蹲着睡了一晚上,中间只要歪倒,立刻就会疼醒,那次真是差点把我撑死。
说到这里,女记者替我担心,她问我,你没有留下后遗症吧?我说,后遗症到没有,第二天没吃东西,慢慢就好了。说着,我去方便,火车运行的速度明显加快了,火车咔嚓咔嚓向前走着,车厢接头处的声音更为激烈,我伸着脑袋朝外张望,是山区,列车一个山洞接一个山洞地钻。
回到硬卧隔间,别的人都躺铺上去了,女记者拿出吃食,摊在两个下铺中间的桌子上让我和六指吃,女记者说,你们接着说,对了……。女记者忽然想起什么,挠着头问六指,那个花什么椒,你和人家有结果吗?女人就是对情感问题感兴趣。我说六指,你给人家说说,弄不好还可以给你写个故事发手机上。六指一听说要写故事就害怕了,故意装瞌睡,我就替六指说,那时候,六指的穿着打扮都是给花椒看的,每天早上的早读,六指都要拉我去乡小学大门口对面的树林里背书,六指一边看书一边瞄着乡小学大门。有时对小镜子挤脸上的粉刺,绷起嘴巴拔胡子,他下巴上本没啥胡子,好容易摸到一根刚冒头的胡子拔不掉,就让我帮他拔。我没时间剪指甲,指甲长,长指甲夹着胡子猛地一拔,把六指疼得跳起来。有次,花椒从乡小学大门出来,六指“呼”地一下从树林里蹿出去,拿本书装模作样在路边读,花椒连看也没看就从他身边走过去,让六指很失望。
更失望的是半年后,花椒结婚了。花椒结婚那天,在婚礼的鞭炮声中,还有唢呐锣鼓声,两种声音搅和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发聋。迎娶花椒的队伍从我们乡高中门口路过,我们这些大龄复读生也糊里胡涂沉浸在花椒的喜庆中,早把花椒娘承诺的比武招亲打擂台的事忘了。花椒结婚那天,鞭炮没少放,尤其是路过乡高中的时候,鞭炮放的格外密集,一个钻天猴没放好,炮仗窜到了教室里,打到黑板上,把老师吓得“嗷”一声跳到教室外面去了。六指呲牙骂道,扯谎诓人啊,说话不算数!打那后,六指开始失眠,眼里布满血丝,头发也不梳了乱糟糟的象个鸡窝,大眼看去,活象一个恶鬼。六指脾气也坏了,不再那么宽厚,接着他就退学卖豆腐去了。
女记者不禁长叹一口气,没精打采地说,没意思,那哪叫爱情?就是单相思。接着问我,你呢,为了复读还受了哪些苦?我说,学校后来让买复习资料,我没钱,后来我爹不知道咋知道了,找六指爹借了50块钱给我买资料,可是一个月后六指爹进黄豆需要钱,就让我爹还债,我家一时半会还不上,我爹就去县里卖血。
那天,我娘左等右等不见我爹回来,就去路上迎,走呀走,路上不见人影,忽然,路的尽头,跌跌撞掩走来一个人,跌倒爬起来,爬起来再走,我娘心里一紧,赶紧跑过一看是我爹,忙把外衣脱下,披到我爹身上。我娘问,你不是骑自行车去县上的吗,自行车呢?我家那自行车破旧不堪,值不了十块钱。我爹头脑发晕,路在眼里打转,他嘴一张,又合上,张一张,又合上,有气无力说,自行车……卖了。这时我娘才发现,我爹的鞋帮已裂开了,裂口处露出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指头。那次,我家总算把六指家的债还上了。
那年,过春节的时候,闻到村里人家煮肉的香味,听到村里人放炮过年,我心里不是滋味,让父母跟着我受苦。我爹站在家门口,看到六指爹骑着摩托车,车后架上驮着半扇猪肉。我爹嗅嗅鼻子,指着六指家说,就他家飘出来的肉味厉害,我听到我爹肚子里“咕咕”叫了两声。我家为了我复读,过春节也舍不得割肉,吃白菜煮萝卜,我爹夹起一块萝卜说,就当这是一块肉,吃到嘴里,是不是有肉的味道?我娘也吃了一块说,是的是的,真有肉的味道。我眼里含泪说,爸妈你们放心,等我考上大学,让你们天天吃上肉!
女记者替我着急,问我,你后来考上大学没有?接着,女记者一伸手说,你别说,让我猜猜。一定是考上了,对不对?我说,当然考上了,还是全县文科状元,我要考不上咋活呀。那受的罪,比六指现在苦一万倍。晚上,自习课熄灯后,我在两边太阳穴上抹清凉油,弄得满教室都是清凉油味,呛得我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反而不瞌睡了。我点着煤油灯在教室里熬夜复习,油灯的光,把我的脑袋放大,投到坑坑洼洼的土墙上,看起来像个巨大的怪物。晚上吸一肚子煤油灯的烟,早上俩鼻孔都是黑的。夜里,我经常疲惫不堪地学着学着就睡着了,还梦见自己考上了大学。奇怪的是,我还真考上了。
这时候,六指已经坐到靠窗的弹簧椅上,一只胳膊支在紧挨窗户的狭长桌子上,没精打采地说,我承认那时候你比我苦。我说,你忘了,有次我回家拿馍袋,看见你坐在家门口的躺椅里,躺椅边的圆凳子上摆着茶壶还有一盘酱牛肉,你看见我回来,故意喊我,大学生。说着,你捻起一片牛肉悬在嘴上,眼睛看着我说,想不想吃?我不由自主地咽下口水,知道你是在眼气我。那时候你已经退学回家了,当时我真想吃一口你的牛肉片,要知道我已经好久不知肉味了,可我还是把脸扭到一边,逃回了家。
六指有些不好意思,搓着手偷笑说,我知道你周末要回家拿馍袋,就故意坐在门口躺椅里馋你。我说,你是把我馋的够呛,不过我现在也眼气你。六指茫然地抬起脸说,你眼气我啥?我说,你挣钱比我多。六指说,我那活又累又脏,还受气,你愿意干?我暗想,六指误会了,不是我干不干的问题,而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干,我有我的工作。至于说我眼气他,那是客气话。我稍稍缓口气说,哎呀——我的话你没听懂,不管咋说,你眼气我工作体面没道理,我那是拿命换来的。女记者在一边突然一拍桌子叫到,六指,你咋不做豆腐了?说着,女记者又咳嗽起来,就赶紧剥蒜往嘴里含。六指说,现在豆腐生意不好做,一是做豆腐的人多了,二是吃豆腐的人少了,现在有那么多好吃的谁还吃豆腐?所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铺地板砖。
最后,女记者总结道,你俩也别抬杠了,甘蔗没有两头甜,六指是先甜后苦,你是先苦后甜,基本算是扯平了。六指现在嫉妒人家也没道理,人家付出那么多,理应过得比你舒服。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有付出必有回报。
六指无话可说,就嚷嚷着要睡觉。这个时候,车厢里的灯闪了几下,是要熄灯的信号,六指一个急转身站了起来,脑袋在中铺沿上磕了一下,但他还是抓住卧铺上的梯子麻溜地爬到上铺,将被子盖在身上,想想直接睡了似乎不太好,就对我说,熄灯了,你也睡吧。六指话音未落,车厢里的灯刷一下灭了。
火车到我们县是第二天凌晨,女记者还要往前坐,在我和六指准备下车的时候,女记者突然问六指,你为啥叫六指?看来记者都有刨根问底的职业习惯。六指高高举起右手,他右手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明显的疤痕。六指说,我右手的第六根小指头割掉了,所以我叫六指。
火车缓缓停靠在我们县火车站,这给我带来一些回忆,一些疲惫心灵的休憩。我听到了来自县城四周零星的鞭炮声,听上去犹如铜钱大的雨点打在铁皮鼓上。在我们县,清明节这天是一定要到祖坟上放鞭炮,越早越好。天慢慢放亮,鞭炮声也密集起来,把清明节的早晨搅和的一片热闹。
……此后,我和六指联系依然不多,偶尔联系,只是匆匆说几句话,然后就各自忙去了。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太突然,我没料到会出这种事。我也是读了报纸后才知道的,说六指杀人了,我不信,找人打听,六指确实杀人了,杀的是富人汤老板,我信了。汤老板在省城买了新房,让六指给新房铺地板砖,铺好后,汤老板嫌地板铺的不满意,要拆掉重铺,俩人争执,六指气恼不过,头脑发蒙,用铺地板砖的榔头把汤老板敲死了。只是六指没想到汤老板那么不经敲,只敲一下,就死了。
巧的是,和我坐一个硬卧隔间的女记者和汤老板住一个小区,女记者写了报道,说六指是嫉妒杀人。我想,汤老板要不坐那趟车,或者不在那个硬卧车厢里,他就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