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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枢尧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小说
202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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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战俘》


                   (刊于《西南军事文学》20136期)            

                                                            刘枢尧

                                

                                    

我觉得这世间有宿命的味道,我这一生有那么多时间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居然没有死掉。仿佛我的归宿就在这里,一片离我家不是太远的荒僻野地。

在这片荒僻野地上,有一座无碑孤坟,坟上杂草丛生,我就住在里面。我的坟虽然没有墓碑,但我有名字,我叫永福,是我爹给我起的。月黑风高时,我喜欢飘出墓穴围着孤坟走上几圈,时而站立远眺,时而坐在坟头上静思。我望着远处点点灯光的村庄,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活着的时候无儿无女,死了也没有坟墓愿以我为邻。每到清明节看到别的坟头上立上白幡,烧纸叩头我就嫉妒得要死。

我活着的时候以为人死了都要下地狱,都要被兽面人身的小鬼用铁链子牵着脖子去阴曹地府见阎王爷。据说,作恶多端的人要被扔进油锅里炸,还要用大锯把脑袋从中间锯开。我想阎王爷要油炸我,我就在阎王殿上大喊冤枉!

我做好了喊冤的准备,耐心等待小鬼来油炸我,可我等了那么多年也没见到小鬼的影子,更没有见到传说中的阎王爷。虽然我死了,但我的灵魂还活着,在我的尸身还没有完全腐烂的时候,我的灵魂就附在我的尸身里,被一层厚厚的像铠甲样的东西包裹着,哪也去不了。我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材,只用一床粗布薄被和一张烂了边的竹篾凉席包着。土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感到很暖和,就像盖上了厚厚的棉被。我在墓穴里静静地躺着,听着外面四季变化,我的尸身开始慢慢融化,就像冰雪在春天里融化一样。当我的尸身化为一堆枯骨后,我的灵魂就自由了。我飞出墓穴,坐在坟头上看看夜空,看看大地,看看还活着的人们。

    我的墓虽然孤独,但四周聚集了不少萤火虫,萤火虫白天藏在草丛里睡觉,天一黑就聚到我的坟头上喊我出来聊天。我对萤火虫说,从前呀,我们家是这一带的大户,方圆十几里的地都是我们家的,还有一座历时六年建成的大宅院。

可是,好景不长,到民国二十六年,我们家被土匪瞄上了。当时,我们这一带各村都习武练兵,购枪铸土炮,修水围子严阵以待,但我们村最终还是被土匪攻下,我被土匪抓去入了伙,开始了我惊心动魄的一生。我为匪的时候被国军独立团堵在地道里,国军用一根长竹竿吊着一捆手榴弹伸到地洞里,在我们头上晃荡着喊,出来,再不出来就拉弦啦!我们举着枪投降了国军。打日本人的时候,我站在阵地堑壕上撒尿,日军一发炮弹打来,蹭了一下堑壕壁,从我裤裆下面穿过,打在后面的山坡上。辽沈战役时,我一枪未发投降了解放军,雇辆马车就往家跑,马车翻滚到山坡下,马死了,我没死。

萤火虫围着我飞舞,夸我命大。我说我要是命不大我早死啦。我为啥命大,我拍着我的坟头告诉萤火虫,我就是为了埋在这里,才没有死在外面。在我眼里,我这一生没啥遗憾的,至少对我来说,我参加了万众齐心的抗日战争,在与日军作战中我没有投降没有退缩,反而迸发出极大的能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和曾经也许有过的欢笑,这就让我无比怀念这个冷清世界的美好。

    乌云遮月,夜色更黑了,萤火虫显得更加明亮。一群萤火虫不依不饶地缠着我,不让我回到墓穴里去睡觉,非要让我讲故事给它们听。我说我老了,我的灵魂也老了,我的故事就更老了,还是不说了吧。萤火虫们不答应,它们开导我说,你要不讲你的故事,就好像你没有到这个世界上来过一样,你要没到这个世界上来过,怎么会埋在这里呢?听萤火虫们这样说,我觉得有些道理。于是我说,我口渴得很,要喝水。萤火虫们就簇拥着我,给我照着亮,照着我飘到河边在水面上沾了一下水,就算是喝过水了。我喝了水,精神又重新好了起来,也不瞌睡了。我在萤火虫们的鼓励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我自己,我知道这些萤火虫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

                                       

    1937年立春时节,天麻麻亮,土匪就把我们村围了个水泄不通。那年我18岁,刚娶了新媳妇宝花。

宝花是黄北围子大户黄老爷子的唯一闺女,掌上明珠,比我大半岁。据我们家长工喜来说,他去接宝花那天,一辆崭新的、罩着红布幔子的胶皮轱辘大车,在横贯乡村的官道上向我家疾驶而来,沿途尘土飞扬,犹如冒起一股股黄烟。喜来说他怕遭遇土匪,一路上嘴巴里呼出一股股热气,大喊着,驾——驾——驾,马鞭子犹如一条蛇样在马背上甩来甩去,发出清脆的叭叭声。紧随胶皮轱辘大车后的是我爹出钱请的十个骑马持枪的彪壮汉子,这些汉子是我们乡里的民团,都穿着一样的黑布棉袄,拦腰扎着四指宽的牛皮腰带,肩膀上斜挂着粗布子弹袋。他们不停地拍着马屁股,满脸都是兴奋和笑容。

那天早上,我正在和宝花睡觉,就听见村口老槐树上悬挂的那口防备土匪进村的大钟突然“咣当,咣当”响成一片,我嘟囔着刚想从被窝里爬起来,就被宝花摁住了头,宝花对着我的耳朵说,别起来,准是你爹诓你干活呢。我知道宝花还在生我爹的气,我爹不让宝花带过来的丫环伺候我俩,还要宝花和丫环一样干家务活。我又重新躺进被窝里。说实话,我真不想起床,跟女人睡觉的感觉真好,我这辈子就和宝花睡了那么几天觉,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和女人睡过觉。我躺了一会,就听见有人喊,“杆匪”来啦,快操家伙呀!

我不敢再睡了,胡乱穿上衣裤跑到村口,村里许多人都操着家伙跑到村口去围堵。村口用圆木搭成的瞭望塔上,值更人一手拉着钟绳,一手指着村口方向,一边探着身子往下喊,是麻黑七的队伍!

我们村里的青壮年立刻拉开阵势和土匪对抗,老人妇女孩童都躲到了我们家的大宅院里。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们村是清雍正年间从外乡迁过来的,位置是阴阳先生根据八卦和风水之说用罗盘定下来的,位于豫南之南的濮公山北麓,村庄随坡就势,四周土地深厚肥沃,十分适宜农耕。一条白亮的河流从村前绕过去,哗啦啦地流入了宽阔的淮河。早先我们村就是一户司姓家人,住一个大宅子,后来渐渐各自成家,另立门户,就形成了一个有近五百人的大村庄,取名司家围子。我们家位于村内龟背形地貌中心地带,是过去我们村祖上的老宅子。老宅子被我们家买下后,就扩建了司家后楼大宅院,其余各家院落都围在我们家四周。当时,为了防土匪,我们村外围有壕沟,壕沟里有水,叫水圩子。水圩子上有吊桥、更楼,遇到土匪,就高悬吊桥,武装对峙。

土匪的马队咴咴嘶鸣着,村口吊桥对面尘土飞扬,犹如刮起了沙尘暴,汹涌的尘土像潮水样往前冲,土匪的马队很快就聚满了我们村四周。土匪来势凶猛,连平日见了异乡人狂吠不止的狗都屏住了呼吸夹紧了尾巴,跟在人群后面哀鸣着。这次,土匪用马驮来一门迫击炮,隔着春水泛泛的水圩子对着我们村架好迫击炮,调好炮口,然后一个土匪把双手罩在嘴边成喇叭状喊话说,司家围子的,让你们当家人出来说话。

我爹是我们村里的族长,他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地主,一直保持着劳动的习惯。他刻意装着寒酸,处处小心谨慎,从不显山露水,常年穿着带补丁的破袍子。我爹每天清晨都要背上粪筐,掂着粪叉子在村里拾牛粪。我爹被土匪叫去说话的时候,还是他拾粪时的穿着。他流着清鼻涕,对着匪首拱手作揖说,大杆首,有事好吩咐,我们能应承就应承下来。

当时,土匪都自称是拉“杆子”,“杆子”遍地插,最强的一支“杆子”吃掉四周的小“杆子”就成了“大杆子”。每个“大杆子”有百十条枪,人数超过枪数。围住我们村的就是一支大“杆子”,杆首叫麻黑七,长相粗大魁梧,一张铜锣大脸,满脸的疙瘩,据说头发比猪鬃还要硬。麻黑七身边簇拥着缩头缩脑骑在马背上的一圈土匪,土匪用肩膀和脊背迎着风,麻黑七嘴里哈着热气,一手拉着马缰绳,一手用马鞭指着我爹说,本来我不想闹这么大动静,绑你个“肉票”,逼你歪歪缸口倒银子,可你太狡猾!比鱼都滑溜,几次都没绑住。送帖子也不回信,这次只能是上门讨要啦。我爹说,帖子看了,饷钱可以商量,让村里出人当马夫,实在不好应承哈。

我知道麻黑七想绑我爹的“肉票”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年,我们村修建了更楼和水圩子,心想这样一来一定会平安无事,千秋万代可享太平。谁知道土匪的心思正好跟我们的心思相反,他们认为我们村能建起更楼又有水圩子护着,说明里面有大户。土匪的这个判断很正确,我们家不但是村里的大户,还是方圆几十里的大户。我爹这个东家(长工们都这样称呼我爹)把庄稼看得比银子还重要,跟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说,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我们家里兄妹四人,我最小,两个姐姐都出嫁了,一个兄长在汉口念书。我私塾只念了三年,我爹就不让我念了,让我观摩他是如何犁地的。那时候,我还小,就站在田埂上看着我爹把长袍下摆掖在腰里,把赶牛的鞭子也别在腰里。他双手提起亮闪闪的犁铧,用力插到松软的土里,然后他一手扶犁,一手扬着鞭子,开始犁地了。我看见田地被我爹犁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我爹一边犁地一边开导我说,你哥念书,把心念野了,不肯回来。所以,为了让你留下来继承家业,我就不让你念书。我正好也讨厌念书,尤其讨厌晨读,所以我爹不让我念书,正合我意。

后来,我爹老了,犁不动地了,就开始拾牛粪。他拾牛粪还要拉扯上我这个接班人。好几次在拾牛粪的时候,我爹突然屎憋屁股门,他也要憋着往自家地里跑,途中要是遇见一泡稀牛屎他也不肯放过,他会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把稀牛屎捧到粪筐里。要是实在憋不住了,他就把屎拉到粪筐里。我爹的吝啬让我和土匪都很苦恼,我苦恼的是我爹老让我干活,土匪苦恼的是我爹不肯送粮饷。有天,天刚麻麻亮,我爹就喊我和他一起去拾牛粪。我说,咱家还缺那点牛粪?我爹说,娇子如杀子。咱俩早起干活,一院子里的人就不好意思睡懒觉了。家业要一点一点积攒,牛粪也要一点一点积攒,这样咱家的庄稼才能比别人家的庄稼长得旺盛。我只好学我爹的样子穿上破棉袄,背起粪筐,掂起粪叉子去拾牛粪。大冬天的,我和我爹缩头缩脑地刚走出村子没多远,就遇见了埋伏在路边树林里的土匪。几个小喽啰土匪端着枪跳出来,把我和我爹吓得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小喽啰端着枪,扭脸看一个头戴狗皮帽子的小头目,等着发话。土匪小头子正蹲在树林边的河渠沿上抽大烟,深吸一口,慢慢站起来去摸挂在屁股后边的盒子枪,枪还没掏出来,我爹突然嚎叫一声,拉着我,转个弯,绕过树林子,一溜烟就跑没影了。等土匪缓过神来,我和我爹已经逃回了村里。土匪不敢撵进村,只能骂骂咧咧地埋怨我和我爹鞋底抹油比兔子逃得还快。从那以后,我爹就再也不敢去村外路上拾牛粪了。

那天,就在我爹和土匪头子麻黑七隔着吊桥商榷如何孝敬粮饷的时候,土匪们抬来了竹排,往水塘里放,几个土匪举着步枪跳上去,竹排靠岸的一头忽然就沉了下去,土匪们在水里跳跃着走到竹排另一头,竹排慢慢又浮上来了。一个土匪不慌不忙,举起步枪,对着瞭望塔上还在低头观察的更夫,轻扣扳机,“叭”一声就把更夫头上的棉帽打掉了,更夫吓得抱着头傻愣了一小会儿,立刻疯了样顺着梯子噼噼啪啪跑下瞭望塔,边跑边喊,“杆子”进村啦!

双方顿时气氛紧张,弓拔驽张,村里青壮男人举枪瞄准竹排上的土匪,被我爹按住了枪管。我爹说,不要伤人,那样会结下仇怨。我爹的话一落音,就赢得了很多附和声。我们村里人一看土匪要从四周渡过水圩子上岸,就往我家大宅院里逃跑。我爹也扔了粪叉子,扔粪筐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开始我爹舍不得扔掉粪筐子,可是粪筐妨碍了他逃跑。我爹耸肩缩头逃跑的时候,粪筐里的稀牛屎流了出来,流到他面前的地上,他一脚踩在稀牛屎上,脚下一滑,身体跟不上脚下的节奏,结果肚皮朝上,如同腾云驾雾一般飞了起来,把粪筐都摔烂了。亏得我爹经常劳动,摔这么狠居然没事,我爹坐在地上,大张着嘴巴,呼呼地喘息,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我爹把胳膊绕到背后想把套在他后肩上的粪筐绳子摘掉,可他怎样也够不着绳子。我已经跑过去了,见我爹还在地上坐着,我不能不管他呀,就往回跑,先是帮我爹摘掉粪筐绳子,然后跑到我爹身后,双手抄在他的腋下,用力往上一提,我爹就站起来了。

                                  

那天,我架着我爹的胳膊刚跑进我家大宅院里,两扇院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我爹再也跑不动了,口吐白沫,一头栽到地上晕过去了。家里人七手八脚把我爹抬到屋里,我娘是那个时候农村妇女的典型模样,上身穿着斜襟布褂子,下穿黑布裤子,脚脖子上扎着小布带,足穿黑帮白底的像粽子一样的小脚鞋。我娘因为脚小,行走不便,整日待在家里。她手执一把扫炕笤帚,眼睛装满了忧郁的眼神,她嘴里嘟嘟着,想把我爹身上的土扫掉,最终她还是扔掉笤帚在宝花和一帮丫鬟们的帮助下把我爹臭烘烘的外衣脱掉,抬到炕上又是掐人中又是灌水。

这个时候,我已经跑到我家门楼上,通过瞭望口朝外张望,看见土匪正在往我们村口的瞭望塔上抬沙袋,一个土匪手搭凉棚朝我家大宅院里张望,正好可以望到我家大宅院里的动静。我家大宅院里人声嘈杂,人头攒动,青壮男丁都掂枪或手持长矛、红缨大刀上了瞭望塔,妇女们在我家大院里忙碌着中午的伙食,我家伙房屋顶的烟筒冒着滚滚白烟,空气里能嗅到一股浓烈的鲜美味道。孩童们则全无烦恼,在院子里嬉闹玩耍。

如此热闹的场面恍如家族里的一次聚会,都是叔伯、婶子、姑姑、姨父、舅舅、舅表姑、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这些亲戚聚在一起,虽然大家都知道大宅院已经被土匪围住了,但并没把它当回事。这也难怪,我家大宅院为砖石结构硬山式建筑,分前、中、后三个院子,院院相通,门门相连。外围院墙仅墙基就有一米宽,墙体下半部分用青石砌筑作防潮处理,中间及上半部分用青石条垒砌内外墙面,中间填土夯实。四面墙的交界处用大青石垒成瞭望塔楼,塔楼有三层,层层有瞭望口和枪炮口,观察墙体外面动静。整个大宅院只有一个面向村口的门楼,门楼方方正正,如同一座炮楼。门洞分三层,下层为门洞,出入通行之用,门洞内有楼梯,可到二层和三层。二层和三层均有枪炮口,并存放着填充土炮用的火药和铁丸,土炮架在门洞楼顶上正对着村口。门楼的门楣上有一石匾,上刻“司家后楼”四个正楷粗体字。

那天,直到土匪朝我家大宅院开火,大家才感到问题严重了。“叭-------”的一声枪响,犹如清脆的鞭炮炸响,把我爹从昏迷中惊醒过来,他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阵,忽然诈尸般地坐了起来,把我娘吓了一跳。接着一连串“叭---------------------”的枪声,我爹就顺着炕沿出溜下来,乍开两条胳膊,不知所措地傻站着,嘴里嘀咕道,狗日的麻黑七,真打呀?这个时候,我已经跑到我爹屋里,帮我爹系上裤腰带,我说,爹,把咱家的枪拿出来打吧。我爹犹豫了一下应允了,我立刻爬到我爹炕上,掀开炕头上的一个漆着桐油的大木箱,里面放着五杆汉阳造步枪,枪身上裹着油纸,一层层剥去油纸,显出油光锃亮的枪身,枪管瓦蓝瓦蓝。我发给家里长工三杆,我和喜来各拿一杆,每人都提了一布兜沉甸甸的子弹,我们跟在我爹身后,边走边往弹匣里压子弹。这种步枪我们都学过如何操作,弹匣里可以压进去五发子弹,枪栓拉一下,打一枪。我们手持乌黑锃亮的步枪簇拥着我爹上了门楼,我爹眼睛眯成一条缝,弯下僵硬的腰身,头使劲往前伸着,双腿都有些颤抖了,我和喜来搀着我爹,我们一起通过瞭望口朝外张望,看见村口瞭望搭上已经用沙包搭起了工事,几个土匪的阻击手正趴在沙袋上,双手托枪,不慌不忙,枪身一跳,枪口就冒出一朵小小的白烟。接着土匪拉一下枪栓,一粒弹壳弹出来,翻着跟头掉到地上,弹跳几下才躺下来。

土匪位居高处,从瞭望塔上瞄着院子里各各院落射击,每射击一下,便有人应声倒下。我家大伙房在前院,伙夫命大,肩上扛着半扇猪肉刚走到大伙房门口,“噗”地一声后肩上就中了一枪,弹头留在了猪肉里,伙夫吓得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大喊起来,跑,跑啊!伙夫这才缓过神来,扔掉肩上半扇猪肉,一头钻进屋里,一颗子弹正好打在门头上,泥土唰唰地落到地上。接着一枪击中一个贴墙站着的小孩脑袋,血水从小孩脑袋涌了出来,小孩母亲尖叫一声,从大伙房里冲出来,“叭-------”地一声也应声倒下。小孩的母亲应声倒下的一瞬间双手伸向天空,脑袋耷拉一边,双腿如腾空般地卷缩起来。

我爹大喊一声,他二婶!

很快,院子里乱了套,枪声,喊叫声响成一片,被土匪打懵的人们这才突然明白似的,那些端着步枪还有火铳躲在我们家门楼和院墙四角的瞭望塔楼里和土匪对峙的人,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打呀,兄弟们!我家大宅院就犹如一个巨大的碉堡,响起一阵阵爆豆般的震耳枪声,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子弹打得地上到处噗噗地冒着白烟,打得水圩子里的水面就像开了锅一样,掀起密集的水柱子。一时大意的土匪们被打得四处逃散,有些跳进水圩子里,朝对岸游去,我见一个土匪突然朝上挺了挺身子,接着就沉进水里,水面一阵旋转,中心形成一个凹下去的漩涡,旋涡里慢慢就冒起一片血水。我们五杆汉阳造步枪对准村口瞭望搭射击,一阵抢响几个土匪相应倒下,其中一个土匪中弹后头朝下趴在沙袋上,沙袋松动朝下滑落,最后土匪和沙袋一起从瞭望搭上掉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水圩子里。我们强大的火力很快就把土匪压制住了,逼迫土匪退到了水圩子以外。这时,水圩子边上空寂无人。立春时节的太阳斜挂在天空上,泛着绿光的水圩子,像一块明净的镜面,十分安详地映照着高深莫测的苍穹。水圩子对面是一大片树林子,土匪已经躲进树林深处,惊得一群麻雀唧唧喳喳地叫着从树林里窜上天空,被麻雀蹬踏的树枝颤悠地晃动起来,转眼间,那群麻雀就落在了恬静的水圩子边上蹦蹦跳跳地啄食。

我爹双手握住木棍,略略俯下身子,用木棍把端顶住胸口,眯缝起眼望着水圩子对面的树林,似乎很是认真地瞭望了一番,然后冲着我们狡黠地笑了,吓跑了?我爹刚想站起身,就听见树林那边“嘭”的一声巨响,我们看见树林上空冒起一股白烟,一颗炮弹尾翼带着哨音从树林里飞出来,在空中划个弧线,头朝下落向我家大宅院里,炮弹头一触房脊,房顶立刻被掀掉了。我和喜来赶紧哼哧哼哧地调整架在我家门楼顶上的土炮的炮口,几个长工轮番把火药和小孩拳头大小的铁丸倒进炮口里,长工身体低伏,躲避着从护墙头上飞过的子弹,双手攥着通条,把火药捣实。喜来点着一柱香,问我爹,东家,点炮吧。我爹说,点!喜来把香放在嘴边吹亮了,就点着了土炮屁股上的药捻子。一股白烟腾起,药捻子嗤嗤响着,我们赶紧悟住耳朵躲到门楼里。片刻之后,炮身猛烈跳动一下,一道火光在炸雷般的轰响声中喷出炮口,散乱的铁丸呼啸而出,威力是不小,就是射程太近,打不到树林子里。很快,土匪一炮打来,眨眼间,我感到眼前一片红色,我家土炮被炸飞了,和土炮一起飞上天的还有我家一个长工。长工瞬间离开门楼顶,身体一挺,绷得像棍一样直冲上天空,落下来,又像条鱼样搭在了远处的屋脊上。

还有一个点炮捻子的长工被气浪掀飞,像炮弹一样飞起来,一头撞着我的胸膛,把我撞到了坍塌的墙壁上。我爹从一堆砖瓦碎片和屋顶草席里钻出来,头脸冒血,他见土匪一颗颗炮弹落在我家大宅院里,心疼地坐在地上哇哇乱叫。我爹朝喜来喊,快找件白布褂子来。喜来从门楼顶上的破碎瓦砾上爬过去,爬到门楼设置的内楼梯,发现楼梯被炸断了。喜来回头一看我,指着我的脖子说,少爷,你身上不就穿着白布褂子吗?喜来提醒了我,我爹也催促我,我不知道有啥用,但还是把白布褂子脱掉了。我爹背靠墙坐下,用绳子把白布褂子绑在竹竿上,边绑两条腿边一个劲儿地哆嗦。等把白布褂子绑到竹竿上后,我爹就把竹竿递给我,让我举起来摇晃,我明白举白旗的意思,就一边摇晃竹竿一边朝院墙外面大喊,好汉,别打啦,我们投降!

                                    四

萤火虫们听到这里,来了兴致,吵吵嚷嚷要去我家大宅院看看,我家大宅院是不是像我说的那么大。哎呀——我说,人的灵魂是不会撒谎的,可是萤火虫们不由分说,已经簇拥着我朝我家大宅院飞去。

我们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还远离县城。现在我们村里年青壮年男女都外出打工,挣了钱就在县城买房,接孩子去县城上学,接老人去做饭。所以我们村现在人烟稀少,只有到农忙或者上坟的季节,人们才会从四面八方回到村里忙碌,忙碌完又都走了,留下一个空落落的村庄。所以我们夜黑来到我们村庄的时候,村庄里亮着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都是些孤寡老人或者是不愿意去县城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的老人。

我家大宅院经过岁月侵蚀,除了墙皮脱落,一些院墙坍塌外,大致轮廓都还在。我家大宅院的后院是我们村的司家祠堂,过去里面敬奉着祖先,陈列着司家族谱,墙上张挂着司氏家训。现在后院里生满乱蓬蓬的杂草,有些地方蒿草有半人深。当年,我举起白旗投降后,我爹就是在这里和土匪谈判的。

我记得那天,来谈判的是土匪的师爷。那天,我打开门楼大门上的小窗口,看见外面站着一个头戴瓦楞棉帽,一张干巴驴脸,两只大小不一的眼睛,眼下垂着两个肉泡,下巴上留着山羊胡须的外乡人。此人穿着长棉袍,外套着一件玄色套扣背心,白袖口卷在外面。来人板着脸孔,似乎装出来一脸庄重神情说,勿怕,仅老朽一人。我家大宅院门楼的两扇木门外包铁皮,铁皮上镶嵌着亮闪闪的黄铜大钉。大门里面有能贯通至门楼墙体内的粗大门闩洞,门闩顶上,要想撞开大门,不太容易。我和喜来拨开门楼的门闩,随着吱嘎吱嘎开张的门扇,那人背着手刚走进来,我就关上了大门,带来人去见我爹。

在去后院的路上,我们家大宅院通道的两侧都站满了人,还有一些人居高临下地手持步枪站在屋顶上。这个时候,我爹头戴黑缎子小圆帽,身穿蓝缎皮坎肩套着棉袍子,坐在司家祠堂厅屋的雕花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土匪师爷刚迈进屋,我爹就起身相迎,双方拱拱手,在八仙桌子两旁落座。我爹把一筒封装好的银元放到桌面上,朝土匪师爷面前推了推,意思是送给他的,好让他在麻黑七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土匪师爷则伸手到怀里,摸出来一把手枪,轻轻放在了桌子上,铁器碰响木器发出了响声。我站在一旁,看见我爹的手脖子一个劲儿地哆嗦着。

这时候,早春的冷空气伴着大风不时劲吹整个院落,使天空忽明忽暗。窗户纸在风中扑簌簌地响着。我爹叹息一声,抽着鼻子说,没有洋炮,你进不来。土匪师爷捋捋山羊胡须迷上眼睛,过了一会儿睁开说,为了对付你们,我们在独立团买了迫击炮,一开炮,没想到你们就害怕啦。我爹不满地说,独立团驻防本县,为的是保安一方,怎会卖炮给你们?师爷笑而不语。我爹环顾左右,神秘地说,这是私贩军火!

冷场片刻,正好喜来从伙房提来一个长嘴大铜壶,肩上搭了一条白毛巾,他放下长嘴大铜壶,又跑前跑后去洗茶碗,给茶碗里冲上茶叶,用毛巾擦去溅到桌面上的水滴,忙得满头冒汗。土匪师爷赞许地冲喜来点点头,喜来立刻点头哈腰地说,师爷,您慢用。

土匪师爷端起青花茶碗,摘下碗盖,轻轻地荡去碗面上的茶叶,吹一口气,啜一小口,吧嗒吧嗒嘴说我爹,这你就错了。自古道,兵匪一家,各取所需,无非就是大洋和抢炮的关系。就拿我说吧,俺明人不做暗事,俺姓张,名志远,字孝祖。现年五十有余,人称张师爷,可谓是博览群书,十几岁就进京科举,是本县秀才。这天下的事,只要你提头,没有我接不上的尾。你一定惊诧,我这一儒生,咋就入了匪?我告诉你,这就是时势!

张师爷果然善谈,但我爹没有兴趣倾听,很是扫了张师爷的兴。张师爷伸手用力一拿捏那筒封装好的银元,银元就露了出来,张师爷抠出一块银元问我爹,不会是铅芯裹了银皮的假银元吧?说着,张师爷把银元用力摔在地上,银元带着悦耳的响声滴溜溜地在地上翻滚起来,然后完好无损地躺下。张师爷这才咧嘴一笑说,真的!说着,张师爷又喝口茶,把茶碗往桌子上一墩,咂咂嘴,把头朝我爹凑凑说,你刚才说,私贩军火?我爹点点头说,不是吗?张师爷摇摇头,叹息道,这独立团驻防本县,你以为是保安一方?我爹又是点点说,不是吗?张师爷勾起手指敲敲桌子,不满地说,独立团驻防本县,实则是为防共。据我所知,贵府大公子司天福可是共党啊,这不会错吧?我爹不由地大汗淋漓,满头冒汗,有嘴也说不清楚。张师爷冷笑着,挺起身子,居高临下地说,我们用国军的炮打你,很合蒋委员长的心思哩,何来私贩军火?

张师爷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去年秋天,从村外赶来几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人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戴着宽边礼帽,蓄着小胡子,胸前还挂着一枚青天白日的党徽。此人自称是县党部的西门干事,倒是和麻黑七有些过节,曾带县民团到山上剿匪,几进几退,死伤惨重,此后,再也没有到山上去剿匪。那天,西门干事带着乡公所的几个随从来到我家,送来一张缉拿共匪司天福的盖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大印的通告,说我哥是被专员公署通缉的共匪,要我爹提供线索协助缉拿,要敢窝藏严惩不贷。我爹当时吓傻了,一口气没倒上来,从椅子上栽下去了。

我爹无奈地摆摆手说,不扯啦,都啥条件?说吧。我爹愁眉苦脸地盯着张师爷的嘴巴,静静地等待着。张师爷咳嗽一下,眼下垂着的两个肉泡不由地颤抖起来,他清清喉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们“逼富援军”只有三个条件:一是每年给我们送三千块现大洋,连续送三年。二是你家二少爷要学当年秦国的庄襄王,替秦国到赵国做人质。我保证三年后准时放二少爷回家,而且你们随时都可以去探望二少爷,保证二少爷饮食无忧。我爹悻悻地说,我就两个儿子,一个被通缉,一个让你们抓去作人质,这不是绝后嘛。张师爷抬起一只手,抹了一把脸说,秦始皇的爹都可以作人质,你儿不可乎?还有第三个条件,出一个马夫,任谁都行,帮我们喂马。

司家祠堂厅屋里的众人面面相觑,鸦雀无声。我爹面露难色,腮帮子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着,低头不语。张师爷冷笑道,不答应就开炮轰城尽净,老夫与你们同归于尽!我爹叹口气,也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千年的皇历呀,也查不到让草民去作人质。接着,咬咬牙,自顾自地说,罢了罢了,是富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爹便和张师爷讨价还价,最终张师爷让一步,答应连续交两年现大洋,就放我回家,张师爷点名要喜来去做马夫,说他手脚麻利,做事有板有眼。

现在人们对现大洋也许没啥印象,其实现大洋就是银元,每块银元重263000块银元就是78000,重156斤。那天,当我和喜来把一麻袋银元抬到张师爷面前的时候,张师爷捧起一把银元,慢慢松开手,银元从他手里落下来的声音就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响个不停。我爹站在一边心疼地龇牙咧嘴,抓耳挠腮,浑身哆嗦个不停。张师爷清点完银元,就自己动手扎紧麻袋口,一挥手,我和喜来就各抬着麻袋一头,从驴屁股后面把麻袋甩到驴背上。就在这个时候,宝花突然从屋里跑了出来,她一边哭,一边把腋下的纽扣上系着一块白布手帕揪下来抹眼泪。我娘也走了出来,她没走几步就坐在了地上,双手拍打着地面哭嚎。那天,我低头朝我娘走去,感到全村人的目光都投射到我身上,我想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想在众人面前太窝囊。我忍着泪,感到自己脚下很不得劲,我走过去扶起我娘,拉着宝花的手说,好好照顾咱娘。宝花点点头。我含泪看看天,咬着嘴唇说,咱家遭此大难,我不去,谁都活不了。宝花说,我知道,我跟你一起去。我说,那是狼窝,你一个女人家咋敢去?张师爷在一边催促说,又不是生死离别,过两年就回来啦。再说,随时都可以去看,走吧走吧。我只好跟着张师爷走,宝花一把拉住我的手不肯松开,眼泪汪汪地说,我已经有孩子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我想等我回来,我就当爹了。我和宝花的手不由地紧紧拉在了一起,不肯松开。我娘央求张师爷说,你也听到了,孩子有身孕,缓一年去吧。张师爷走过来,扳着我和宝花的手说,我已经让步了,再扯下去,外面等不及就开炮啦。我心如刀绞,看见宝花那哀怨戚戚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宝花那眼神,我致死都没有忘记,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见过宝花。

                                   五

虽然麻黑七没有难为我,但我在土匪窝里神思恍惚,度日如年,一个长着两只紧靠鼻梁的滴溜溜转的小眼睛土匪,一刻不停地跟着我,我到那他就到那,我去拉屎,他就悟住鼻子蹲在一边。我心情烦躁地说,你老盯着我干啥?我拉不出来。小眼睛土匪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我叫他跟屁虫。我说,跟屁虫滚远点!跟屁虫说,七爷说你是俘虏,让我看紧你,怕你跑了。

麻黑七的山寨隐于大山深处一座废弃的寺院里,寺院名“海会寺”,由于香火不旺,僧侣到别的寺院去了,只留一老僧看守,老僧圆寂后,便荒芜了。寺院里好多地方已被荒草覆盖,有些院墙被雨水冲涮而塌毁。但寺院的庙堂、房舍还算结实均以水磨砖对缝砌筑,砖、木、石雕及精美匾额比比皆是。这里群山环绕,群山在云雾氤氲中层峦叠峰,苍莽蜿蜒,置身寺院,四周壁立千仞,怪石嶙峋,奇松异柏倒挂崖壁,河谷中水流潺潺,崖畔泉眼点点。

寺院山门下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用青石铺垫的台阶,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台阶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县民团曾来此围剿,攻到山门下,上边一阵滚木擂石,吓得屁滚尿流,不敢再来。有天,我和跟屁虫坐在寺院山门的台阶上,身后院子空地上竖着一根旗杆,旗杆尖上飘着一面杏黄旗,旗子上绣着“劫富济贫”四个字。风把旗子刮得哗哗啦啦乱响,我双手捧着脸,望着山下远处村庄里那些袅袅上升的炊烟,陷入在一种麻木的煎熬中,若干的往事在我脑海里涌现。

我迎娶宝花那天,宝花乘坐的罩着红布幔子挂着暖帘的胶皮轱辘大车刚驶进我们村,村口就点起了冲天炮。喜来勒住了马缰绳,驾辕的马立刻停止了狂奔,踏着小碎步,拉着胶皮轱辘大车缓慢地走在村里街道上。一群孩童跟在大车后面,刷刷地拍手喊,新媳妇,入洞房,睡新炕,吃新馍,来年生个胖小子!

婚礼在我们村郭家宗祠里举办,酒席摆了几十桌,我穿着做工精细的新衣新裤为族人们敬酒。席罢,我心急火燎地去看宝花,她头上顶块大红布,身穿绣着梅花边儿的红棉袄端端正正地坐在洞房炕沿上,旁边站着她带过来的随身丫环。丫环见我进来,喊我一声少爷,我嘴里“哼哼哈哈”应着,上去就把宝花头上的大红布掀掉了。宝花不好意思看我,把脸扭向一边,她两鬓各耷拉下一片黑发,像是乌鸦的翅膀,把她那张泛着红混的小鼓脸儿夹在当中。起初几天,我按照我爹的吩咐带着宝花去我们村里各家各户认亲戚,等把村里各家各户拜一圈后,生活就恢复了平静,犹如一场大戏之后,留下一个空旷的场子。那段时间,我指着村口的瞭望塔和悬挂在槐树上的巨大铜钟告诉宝花,村里各家轮番在此值更,发现匪情就敲钟,一敲几里外都能听到。我又指着村子外面大片的土地告诉宝花,那些都是咱家的地,由于路途遥远,长工给麦田浇水都得骑着马去。

风渐渐大起来,一只老鹰被风刮得侧歪着翅膀像一片旋转的树叶,急速朝山崖下滑去,我望着像流星一样滑去的老鹰,叹口气,我知道我即便像老鹰一样自由我也不敢逃跑,我跑了还会被抓回来,因为麻黑七的迫击炮太厉害了,我们打不过。那天,山门下的台阶上突然连滚带爬地跑上来一个在山脚下守护马厩的土匪,那土匪爬上来就气喘吁吁地说,出事了,出大事啦!我和跟屁虫一头雾水,跟着那土匪去见麻黑七。麻黑七住后院,正和张师爷坐在八仙桌旁吃饭,那土匪进屋,顺手在门后水缸里用瓢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喘口气上来说,七爷,独立团来要迫击炮,人就在山下。

迫击炮可是麻黑七的宝贝,没这玩意,他就不敢攻打我家大宅院。麻黑七吃惊不小,不敢耽误,从墙上取下挂着的驳壳枪,领着一伙土匪朝山下急匆匆跑去。我也跟着去了。跟屁虫拦不住我,一跺脚,掂起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撵下山去。

来人是独立团新上任的军需官,黑瘦面皮,嘴唇上留着胡须,中等个头。灰布军装笔挺,腿上的高筒马靴锃亮,腰里束着宽皮带,皮带上挂着枪套,枪套里露出乌黑锃亮的半截枪把。两个头戴钢盔斜挎冲锋枪的士兵正抬着迫击炮的底盘往马车上装,马车上已经装上了迫击炮的炮管、两脚炮架还有几箱炮弹,另有三个士兵站在马车旁边持枪警戒。麻黑七急眼了,拔出驳壳枪顶在一个抬迫击炮底盘士兵的后脑勺上,威吓道,给老子放下!正在警戒的士兵训练有素,眨眼工夫转过身,冲锋枪端在胸前的同时,枪栓哗啦一阵响动,黑洞洞的枪口都对准了麻黑七。军需官拔出手枪顶在麻黑七脑门上说,老实点,我们可不是民团。张师爷一看这阵势,赶紧出来打圆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不就是一门炮嘛。麻黑七收起驳壳枪,恶狠狠地剜了张师爷一眼说,你说的轻巧,没有炮,谁还怕咱?张师爷嫌麻黑七没有脑子,不满地说,咱可不能为了一门炮得罪独立团。麻黑七一瞪眼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不偷不抢,掏钱买来的炮,说拿走就拿走,还有天理吗?张师爷急了,提高嗓门说,商量着来嘛,不然对双方都不好交待。麻黑七冷冷地说,那你掂量着办吧。张师爷急忙辩白道,你看你,你是当家的,还得你和人家商量个办法。麻黑七气呼呼地走也不是,商量也不是,嘴里飞出一口凶狠的唾沫说,商量个屁!张师爷当着众人的面顶撞麻黑七,让麻黑七感到心中窝憋,便撒手不管了。这边张师爷对军需官毕恭毕敬,敬烟敬酒,还吩咐厨房准备了一桌子酒饭。

酒菜一上,双方气氛缓和下来了,军需官这才大倒苦水:原来商城起义红军和“黄麻”红军会合,在大别山一带成立了红三十二师,独立团奉命进驻本县协同县民团布防,又遵上峰指令协同国民第四师进攻鄂北红军,第一次和红军真刀真枪的较量,独立团连遭痛击,损兵折将。团长暗地里拨弄小算盘,把倒卖军火,报成是围剿红军损失。不料这猫腻被人告发,团长被枪毙了。新团长要集中炮火成立迫击炮排,一清点数目不对,一追查就查到了麻黑七头上,新任军需官因此来讨要,并传达团长训令,如若不给,就地剿灭。

这可就麻烦了,一个强要一个不给,针尖对麦芒,好戏还在后面呢。我乘张师爷劝说麻黑七和军需官去屋里谈判的机会,就去找喜来,喜来在这里喂马。这个马厩在寺院的山脚下,隐蔽在一片树林茂密的山坳里,前院是守护马厩的土匪居所和仓库,后院是马舍。我到马舍一看,里面有五槽草料,马打着响鼻在吃草料。马的毛色五花八门,有白有黑,有红有黄,都是本地的土种马,还混杂着几匹骡子,鞍具破旧,有两匹马根本就没有鞍具,只在马背上搭了一条麻袋。我问喜来你都干啥活?喜来说,就是铡草料,担土垫圈,用扫帚刷掉马身上的土屑粪疤。喜来偷偷劝我,这里有个后门,出去后门就是树林子,我把那小兔崽子引开,你逃跑吧。我说,我早想过了,把那小兔崽子干掉,我就有机会逃跑。可是跑也是白跑,他们有迫击炮,咱村打不过。喜来比我大半岁,叹口气说,也是,那可苦了弟妹了。我和喜来正聊着,突然听见前院轰隆一声巨响,跑出去一看,一间屋子炸塌了。原来张师爷把军需官和五个士兵劝进屋里喝酒,一个士兵出来撒尿,麻黑七也跟着出来,一使眼色,一个早有准备的土匪把捆在一起的四颗手榴弹扔进屋里,张师爷和那几个国军官兵当场被炸死,那个撒尿的士兵听见爆炸声,知道不好,撒丫子逃了。几个土匪骑马撵出去,只听到一阵冲锋枪响,只跑回来几匹马背上没人的马。

麻黑七这才意识到独立团果然比民团利害,知道闯了大祸,还白白把张师爷的命也搭进去了。麻黑七立刻把手下百十人分成三个队,每队又分成三个班。队有长,班有头。班头听队长指挥,队长听麻黑七指挥。我和跟屁虫编进了同一个班,也都发了武器。土匪抬着迫击炮扛着炮弹箱退守到寺院里,马匹也强行拉到寺院里,马匹上台阶就很困难。一般是两个土匪在前面扯拽马缰绳,两个土匪在后面凑马屁股。马脖子被拉得拼命朝前伸,根本顾不上尥蹄子踢人。马被土匪连扯拽带推搡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折腾了大半天,才把马匹都弄到了寺院里。把马弄上去了,再看一眼陡斜的台阶,就发愁到时候马咋弄下去呢?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全顾不上了。喜来继续喂马,土匪们严阵以待独立团来报复。

                                    

说到麻黑七和独立团在山里对峙,昼伏夜出的萤火虫们又来了兴致。我知道萤火虫喜欢栖息在潮湿多雨且杂草丛生的沟壑及树林里,而麻黑七的土匪窝正好属于这种环境。我拗不过萤火虫只好乘夜离开我家大宅院朝麻黑七的匪窝飞去。一路上我跟在萤火虫屁股后面仔细观察,发现萤火虫的发光器在尾端,一闪一闪地发光,那光在漆黑的夜里贼亮,但是一点也不烫。

等我们飞到麻黑七的匪窝一看,山门上悬挂着一块巨大牌匾,上书“海会寺”三字。寺院山门紧闭,旁边有个售票窗口,门票80元,成旅游景点了。山门紧闭当然难不住我们,我们飞进去。我发现院子里栽满了松树,偶尔传来几声夜鸟鸣叫,更加让人感到寺院的静谧。寺院里青砖铺地,很是干净,连砖缝里也没有一根杂草。寺院大殿的梁柱门窗都刷了明晃晃的油漆,但是模样和过去相差不多。我领着萤火虫们在寺院里转悠,像个导游样讲解当年土匪和独立团是如何打仗的。

当年,当独立团的一个连攻到寺院山门下的时候,我们已经用沙袋垒起了工事,还把迫击炮支了起来,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迫击炮,很是感兴趣。操作迫击炮的土匪叫独眼龙,在吴佩孚军队里当过炮兵,能用一只眼睛瞄着竖起来的大拇指目测距离。独眼龙给我介绍,迫击炮由炮身、两脚炮架、底座及瞄准器四大部分组成,炮口可根据目标位置调节高低和方向,瞄准器是个玻璃镜子,上面刻有方向分划和高低分划。独眼龙吩咐我从炮弹箱里搬起一颗像条大鱼样的炮弹,我发现炮弹屁股上带有尾翼,我翻来覆去看着说,炮捻子呢?独眼龙笑话我说,这是洋炮没有炮捻子。打你家的时候,我就瞄准你家的土炮,把炮弹从炮口扔进去,炮弹底火撞到炮管底部的撞针,炮弹就飞出去了,一炮就把你家的土炮炸飞了。

正说着,麻黑七一边扎紧腰带,一边收束衣服,深吸口气,从院子里竖立旗杆的圆形石礅上跳下来,活动着腰腿说,弟兄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之是天无绝人之路,都给我可劲打。打跑独立团,我给大伙发现大洋。几个土匪起哄说,七爷,现在就发吧,我们的手都痒痒啦。麻黑七掏出驳壳枪用枪管顶一下自己脑袋上的帽子说,现在不能发,发了就没想头了。没想头,别说打仗啦连他妈的走路都没精神。土匪们正说笑着,突然身后扫射来一排激烈的重机枪子弹,我听到枪响立刻趴到地上,子弹像刮大风一样呼啸着从我耳边擦过去,飞起的小石子划破了我的脸,我连滚带爬钻到石桌下面,顺着枪声望过去,原来独立团在寺院后面的山崖上偷偷架起了一挺重机枪,居高临下,一览无余。重机枪手毫不吝惜子弹,把大量的子弹像下冰雹一样倾泻到寺院里,打得地上噼里啪啦地乱响。独眼龙正低头调试炮口,被密集的重机枪子弹击中后腰,瞬间就把腰打断了。这时,寺院山门下的独立团士兵听到重机枪响,突然从树林子里冒了出来,举着枪,枪口吐着火舌往上冲,土匪哪里见过这种前后夹击的阵势,一窝蜂地逃了。

我也被打懵了,稀里糊涂地跟着麻黑七逃跑,独立团士兵在后面大喊,别让他们跑了!麻黑七吓得屁滚尿流比谁都逃得快,他带领我们躲进隐藏在后院墙角里的地道。地道里漆黑一片,散发着潮湿泥土的霉气味,我一伸头就撞倒了潮湿的洞壁上。这个时候,麻黑七“哧啦”一声点着一根火柴,举过头顶照着亮,火柴快烧到手指头了,又接上一根火柴。麻黑七趁着亮光,寻找到地道洞壁上的一个洞,把手伸进去掏出来一个用油布包裹着的火把。麻黑七撕掉油布,点着火把磕磕绊绊地带着我们朝前摸,没走几步,发现前面坍塌了,我们顿时都傻眼了。

这个时候,喜来在洞口外面喊,出来吧,地道前几天就塌了。国军说了,除了七爷,其余人只要投降一概既往不咎。麻黑七恶狠狠地朝洞口开一枪,骂道,妈的,看老子出去咋收拾你。我也装腔作势地端起步枪朝洞口开了一枪,麻黑七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鼓励说,给我冲出去。我汗都下来了,我说,七爷,恐怕不行吧。其余人也附和说,七爷,想想办法吧。还有人嘀咕,要是师爷在,兴许能想出办法来。

地道外面传来独立团人说话的声音,说是要往地道里面扔手榴弹,土匪们一听都吓得要死,抱着脑袋拼命往里面挤,挤不到里面的就爬在地上。但是过了一会儿,还没动静,我们的眼睛也慢慢适应了地道里黑暗的环境,借着地道口的亮光,我们看见一根竹竿慢慢伸了进来,竹竿头上捆着两颗手榴弹,在地道顶壁上晃荡。两颗手榴弹的弦都系在一根绳子上,绳子顺着竹竿伸到了地道口外面,外面人就抖着绳子喊,再不出来就拉弦啦!

土匪们这才举着枪纷纷爬出地道,我也举着枪向独立团投降。地道口站满了腿上打着布绑腿,头戴圆形布军帽,帽子周围有一层护布,折叠起来,用两颗钮扣固定在正面。士兵们都端着枪,面孔严肃。麻黑七是最后爬出来的,看他那副鼻涕淋漓,歪着脖子,塌着腰蹲在俘虏群里的可怜相,很难让我想象出他过去耀武扬威的风光与体面。这个时候,空气中飘荡着硝烟的呛人气味,一个身材瘦削,脖子上挂着望远镜,脚上穿着高筒皮靴的连长问,哪个是麻黑七?麻黑七自知罪孽深重,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冷汗涔涔而下,双手抱拳跪在地上转了一圈说,饶命啊。又爬到连长高筒皮靴下,磕头说,长官,卑职愿归顺大人,做牛做马。说着用衣袖擦连长高筒皮靴上的泥土,连长没有理会他,一脚踩在麻黑七肩膀上说,你胆不小啊,敢炸死军需官。麻黑七说,不是我扔的手榴弹。连长提高嗓门说,扔手榴弹的那小子呢?麻黑七哆哆嗦嗦地说,刚才……被你们打……打死了。连长掏出手枪顶在麻黑七脑门上,麻黑七一看吓哭了。连长朝后退了退,一扣扳机,砰地一声,子弹从麻黑七的左眼穿进去,眼珠子一下翻出来挂在了脸颊上。麻黑七一头栽倒在地,双手悟住眼睛翻滚嚎哭。军官又对着麻黑七后脑勺补了一枪,麻黑七脑浆溅出,腿脚乱蹬,脸朝下趴在地上慢慢不动了。

我一看麻黑七死了,土匪窝被端了,我可以回家了。我忘了自己的俘虏身份,站起来对打死麻黑七的连长说,长官,我是司家围子的,放我回家吧。连长把手枪放进枪套里,我一看就放心了,连长是不会枪毙我了。连长用手一指我说,打扫战场,干活去!我想也许干完活就会放我回家。我干活特别卖力,还带领独立团的士兵到麻黑七屋子里去翻东西,果然在一个大水缸里翻出了我家的那一麻袋银元。

连长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夸奖我说,你立功啦,回去给你弄个班长干。我一听赶紧解释说,我啥也不干,我要回家。我看喜来和连长怪热乎,就对喜来说,帮我说说话吧。喜来就帮我说话,说我是司家二公子,是被麻黑七劫上山的人质。连长皱着眉头说,越是公子,越要为党国出力嘛。喜来说,我替他去。我有些不忍,拉拉喜来衣角,喜来明白我的意思,就给我说,我回去也是干一辈子长工,还不如当兵出去闯荡一下。闯好了,兴许还能光宗耀祖哩。那个连长不听我啰嗦,说我们不能白死几个弟兄,你们这些俘虏必须补充进来,这是军令,违抗者就地枪毙。

收缴了土匪的长短武器,抬着迫击炮,我跟着独立团的队伍往南边的县城走,一路上看到绿树环绕着的村庄,村庄外的田野上油菜花盛开,麦苗嫩绿可人,我就想到了我们家的田地,想到了宝花,我低下头哭了。我管不住自己的心,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队伍外面,就往北边我们家的方向走。我每次走出队伍都会被人拉回来,喜来拉过我,跟屁虫也拉过我。那个骑马走在队伍前面的连长,一勒马缰绳,便掉转了马头跑到队伍后面,一鞭子把我抽进队伍里,训斥道,你敢逃跑,就是逃兵,军法处置!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说,你们这是抓我的壮丁啊。这时,部队走上一条南来北往的官道,一个老先生站在路边大声呵斥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打鬼子,哭什么!我愣了一下,何来鬼子?

                                  

独立团在我们县城北郊休整的那段时间里,我才知道了一些外面的事情,原来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军步步设防,节节败退,先失华北,又失东南。据我们连长说,南京已被日军攻下,蒋委员长带领南京国民政府退守陪都重庆。此时日军一个师团正朝我们县迂回过来,意图打通长江,直达重庆。

县城里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南下逃跑,我们独立团根据上面的作战计划在此阻击日军,能顶多长时间就顶多长时间,掩护主力部队在后面布防。我们独立团的上级是暂编第七师,是隶属第一战区序列的杂牌部队。当时暂编师是各大战区自主招募的队伍,属于临时番号,战后予以撤销。我们在县城北边挖战壕挖交通沟,还在南北官道的一个三岔路口用填满沙土的麻袋摞起半圆形的重机枪阵地。三岔路口前面有一颗歪脖树,从歪脖树往东拐五十里就是我们村司家围子,往西拐就是过去麻黑七的匪窝。这个时候官道上每天都要出现大量逃难的人群,过去一阵子,又是一阵子。人群里夹杂着马车、牛车、驴车还有大量的木轮车,木轮车一边篓子里坐着孩子,一边篓子里放着被褥和锅碗,女人肩膀上搭根绳子在前面拉,男人在后面弓腰推着,半大孩子拉着大人的衣襟跟在后面急匆匆地走。那天,我在逃难的人群里发现了我们村的私塾先生,我跟先生读过三年书。我穿着国军二等兵军服,肩上挎着带刺刀的步抢踮起脚尖挥着手喊,先生,是我,是我!先生穿着褴褛破烂的长衫马褂,听见有人喊他,就抬起头四处寻找喊他的人,他认出是我,大吃一惊,从人群里一瘸一拐走过来,一把拉住我说,咱村出大事啦。我这才发现先生腿受伤了,鲜血把破烂裤管都染红了。我喊来卫生兵给先生包扎,还把我的水壶拿出来让先生喝水,先生仰起脖子咕噜咕噜喝够了水,才一抹嘴巴给我说起来。

日军的先头部队来的很突然,村里来不及逃跑的人都躲进了你家大宅院里,我焦急地问,我爹我娘还有宝花呢?先生说,你娘还有宝花早几天前就跟村里一些女眷去了汉口,说是到表亲戚家落脚,躲避日本人。你爹舍不了家业和村里几十号人留在了村里。日军扔手雷炸开你家大院的院门,端着刺刀,逼迫人都到院子里站着。我听收音机(收音机是那个时候的稀罕物,地主家里也没有——刘枢尧注)里说,日军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我料想躲到屋里不起事,就爬到你家房顶上。鬼子果然把每个房间都搜查一遍,把人都撵到院子里,然后要他们靠墙站着。大家惊慌不安,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你爹被日本人拉出来,叽叽呱呱连说带比划说是要粮食,你爹精打细算一辈子,把一粒粮食看得比天还大,哪里舍得交出来,打躬作揖捶胸顿足装糊涂。日军一恼火就用刺刀捅你爹的肚子,一连捅了七八刀,每捅一刀,鲜血就溅了出来,你爹没喊几声就死了。接着,站在人群前面的日军也动手了,端着刺刀往人群里捅,有的肚子都被捅穿了。我吓得趴在房顶上慢慢朝墙外爬,从房顶顺着墙壁滑下去,把腿也摔坏了,幸好我会水,轻手轻脚渡过壕沟,钻到树林子里躲到天黑,这才逃出来,现在腿上还火辣辣地疼。

送走私塾先生,我坐在重机枪阵地上望着我们村的方向发呆。我想不到,我爹就这样没了,我哥生死未卜,我娘和宝花也逃难去了,真是家破人亡呀。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那个在路边大声呵斥我的老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打鬼子,哭什么!我用手抹了抹脸,脸上湿漉漉的,我举起手指端详,手指上居然沾着眼泪,我不相信这是我的眼泪,用手再抹,手指湿得厉害,像刚从水里捞出来,我怎么流泪了?我看着自己的手指,开始还强忍着,只是无声地抽泣,抽泣了一会,我就控制不住大哭起来。这时,一架日军侦察机飞临独立团驻地上空,飞得很低,能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和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我愤怒地跳到机枪阵地上,端起步枪大喊着,来吧,狗日的东洋鬼子。我一边喊一边朝日军侦察机射击。不远处山顶上的独立团重机枪阵地也响起了呱呱的射击声,声音急促地连成一片,日军侦察机慌忙拉高,还从飞机上丢下两枚手雷,在半山腰爆炸,浓烟滚滚,遮没了一片树林子。

到了开饭的时候,当官的独自吃,当兵的以班为单位都伙在一起蹲在地上吃,吃食就放在中间地上,一大木盆糙米干饭,就着一盆撒了盐的煮白菜吃。就这还不够吃,没吃饱的士兵就踢翻了饭盆骂,扯鸡巴蛋,扛枪打仗,临死也不让吃顿饱饭!连长从帐篷里钻出来,脖子伸很长,眼睛瞪很大,训斥我们,闹什么呢,啊?我站起来哈哈腰说,连长,吃不饱啊。其他人立刻附和说,就是呀,吃不饱怎么扔手榴弹,手一软,扔到自己人头上咋办?连长走到我们面前看看,盆里都是空的,就喊炊事兵班长,班长唯唯诺诺报告说,长官,县政府已经好几天没给咱送粮饷了,再不送就没吃的了。连长一听急了,带上我赶着马车去县政府要粮食。

我们县四周峰峦起伏是个古县城,一弯清净见底的淮河水穿境而过,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县城有四个古城门,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在县城的交汇处,就是县城的中心。街道中间铺着长条青石板,街边以卵石砌之。大街两旁多是青砖黑瓦的店铺,也有一些茅草顶的店铺夹杂其中,店铺外面,一拃多宽的棕色木门板靠墙整齐码放,晚上一块块安装成一面墙,白天一块块摘下来,门面全部敞开,既有利于展示商品,又方便顾客进出。店铺后面是一片挨着一片的深深老宅,老宅后面还有大深的巷子。

那天,我赶着马车,连长坐在马车后面,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我们到十字街口遇见县里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正在散发《告同胞书》,募捐钱银,演讲唤起民众共赴国难。

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门楼,有县民团士兵站岗,也没敢阻拦就放我们的马车进去了。我是头一次进县政府大院,有些好奇,左看右看就问连长,长官,咱这是进了县衙吧?连长装出一幅见过世面的样子,撇撇嘴说,这算啥?我去过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着好几个县呢。我羡慕地说,长官就是长官,见过大世面哈。过了前院,穿过一个拱形半圆门便到了县政府后院,里面乱糟糟的,一些人屋里屋外地忙,把东西往停在院子里的几辆马车上装,连长找不着管事的人,就拦住一个打杂模样的人问,咋回事呀?那人说,县政府要搬迁,说是要撤到山里面去。我背着大枪在院子里面转悠,遇见了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头戴礼帽,衣服上兜外面晃荡着怀表链子的人,我觉得眼熟,跑过去一瞧,是西门干事,我就大喊起来,连长,这有一个当官的!连长跑过去劈头盖脸地问,省政府有令,粮饷从县财政中拨给,你们为何短缺我们粮饷?西门干事看来知道这个事情,赶紧解释说,粮饷从来不敢短缺,只是负责粮饷的人跑了。连长说,我不管那么多,谁耽误军务我就枪毙谁。说着,连长就用手枪顶着西门干事的后腰去找粮食。西门干事汗都下来了,讨好我说,小兄弟我认识你,你叫司永福,你哥是本县通缉的共党。不过,我现在通知你,国共合作了,本县对你哥的通缉取消了。

连长踢了西门干事一脚,骂道,娘希匹,你通缉谁呢?西门干事怕连长再踢他,往前急跑几步,扭过脸来说,我没说你,说的是这个小兄弟的哥。正在这个时候,轰的一声巨响,接着是一连串的轰响声从县城北边传来,西门干事愣了一小会儿,突然大喊起来,日本人攻城啦。西门干事喊着,突然一个急转身就跑了,连长正抬头朝传来爆炸声的方向观察,没料想到西门干事会跑,就抬手一枪,枪响的时候西门干事刚好拐进一个院子里,没打着。我枪栓一拉撵过去,院子里空无一人,我就对着空院子放了一枪,跑回来报告连长说,妈的,让他跑了。

连长带着我找到临时存放粮食的仓库,大门锁着,我趴在门缝上往里面看,果然有成布袋的粮食。我用肩膀扛扛,又抬脚跺,大门纹丝不动。连长就骂我,你咋那么笨,发给你的手榴弹是用来吃素的?连长这一提醒,我就从挂在屁股后面的手榴弹袋里摸出一颗手榴弹来,扭掉手榴弹木把上的盖子,小拇指拉着弦子说,连长,我扔了。连长说,你慌球啥,等我躲远了你再扔。等连长躲到一堵院墙后面,我就一拉弦子,手榴弹冒出一股白烟,还咝咝地响,我把手榴弹放在门下面,转身就跑,约莫着快爆炸了我就一个前滚翻趴在了地上,身后轰隆一声,仓库大门被炸飞了。随后,我和连长赶着装满粮食的马车往回赶,希望在开打之前让弟兄们吃上一顿饱饭。

                                      八

在我的记忆里那天霞光满天,风和日丽,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我这么一说,萤火虫也跟着紧张起来,连屁股上的灯都不闪了。我说要不要去我们当年打仗的地方看看?萤火虫们望着灯光闪闪的县城告诉我,县城里人工光源带来的冲击,已经没有它们的栖息环境,它们哪儿也不去,就在“海会寺”景区里听我讲故事。

我说好,那我就继续往下讲。那天,没过多久,远处的官道上就出现了日本人的装甲车和汽车,汽车头上架着机关枪。鬼子开路的装甲车发现了我们的前沿阵地,插着太阳旗的椭圆形炮塔转过来瞄准。几个穿黄呢子军服的军官从装甲车里钻出来,他们人手一把指挥刀,人手一架望远镜,在那里不可一世地观察地形。一个戴白手套的鬼子军官胳膊一挥,汽车上的鬼子兵纷纷跳下来,呈散兵线摆出攻击阵型。

连长在战壕里跑来跑去,吩咐我们说,这是鬼子的先头部队,等靠近了再打,连长是西北军的老兵一点都不紧张,可是我们这些新兵蛋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害怕手直哆嗦,跟屁虫紧挨我趴着居然吓尿裤子了。很快鬼子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端着带有雪亮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在机枪掩护下,嗷嗷叫着冲锋。子弹吹着哨子,呜呜地从我们头顶飞过,还有不少子弹打到战壕上噗噗作响,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土腥味。

我们设在三岔路口的重机枪阵地率先吼叫起来,子弹像雨点一样飞向鬼子,冲在前面的日军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一排排倒下。鬼子的火力也很凶猛,刚才还在我身边打枪的独立团士兵,突然没有了动静,我扭脸一看,满脸是血已经死了。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人在阵地在,杀一个够本,打狗日的。”一个鬼子军官半蹲在地上,举着指挥刀指挥机枪手射击,我最痛恨当官的,就瞄准鬼子军官射击,打一枪骂一句,狗日的麻黑七,子弹把鬼子军官的帽子打掉了,鬼子军官吓得一下趴到地上,脑袋转来转去寻找打枪的方向。我又打一枪骂道,狗日的西门干事,居然敢抓我哥。这一枪打在鬼子军官脸前的地上,吓得鬼子军官赶紧把脸贴在了地上。我一拉枪栓,接着骂道,狗日的连长。这一枪正中鬼子军官脑袋,一枪毙命。不巧这个时候,连长弯着腰从我后面经过,一脚踢在我屁股上说,你骂谁呢?我抬手指着前方说,我骂鬼子呢。正说着,一发子弹射过来,从我头顶嗖的一下穿了过去。我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被打穿一个洞。连长就说,妈的,你小子命真大!我说,这是一枪还一枪,刚才我把鬼子的帽子也打掉了。

鬼子的试探性进攻很快就结束了,战场上又恢复了平静。我们赶紧补充弹药维修战壕,独立团运输队一人一辆独轮车,往前线运弹药,一箱100发子弹,这种大屁股子弹步枪和轻机枪是通用的。慢慢的,鬼子的后续部队赶到,调集来几十门山炮,对着我们的阵地狂轰滥炸,进行炮火覆盖。在鬼子还没有开炮之前,我岔开双腿站在阵地堑壕上冲着鬼子撒尿,突然一个黑东西犹如老鼠一样贴着地面飞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那黑东西蹭了一下堑壕壁,就从我裤裆下面穿过,打在后面的山坡上爆炸了。连长在战壕里抓着我的脚脖子,一把将我拽进壕沟里,日军密集的炮弹就从我们头顶飞了过去,落在后面,掀起的气浪把帽子都吹掉了。炸弹爆炸的瞬间好像把空气都吸光了,我大张嘴巴就是吸不到空气,眼看快要憋死了,空气又回来了。

鬼子的山炮比我们的迫击炮打得远,他们能打着我们,我们的迫击炮够不着他们。我们的战壕被炸塌一大片,重机枪掩体也被炸塌,我看到肩膀上套着荷叶状垫布的喜来和送弹手把重机枪抬到炮弹坑里躲避炮弹,再有别的炸坑就搬到那坑里躲避。我亲眼看见日军的炮弹在战壕里爆炸,脆弱的血肉之躯在瞬间变成了碎片,鲜血淋漓的人体碎肉被爆炸冲击波刮过来牢牢地粘在了我脸上。我们战壕后面的房子都砸毁完了,树枝上挂着人的胳膊还有腿,哪儿都是血。炮轰过后,鬼子的坦克冲上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见过坦克,我们阵地上还有几挺老旧的马克芯重机枪,这枪是水冷的能装8斤水,枪管都打红了,子弹打在坦克钢板上叮当乱响,连个弹痕都没有留下。独立团的迫击炮在我们后面打坦克,但是这玩意打出去的炮弹是抛物线,要想在抛物线下落的时候,准确落在日军坦克上,难度相当大。眼看日军坦克就要冲上来了,连长命令我们,不要打坦克,打坦克后面的鬼子。我们就一起朝坦克后面射击,居然把跟在坦克后面的鬼子打跑了,只剩坦克往前冲。连长跳出战壕高喊着:“大家不要动,沉住气,等它再近些,冲上去用手榴弹炸毁它个狗日的!”,连长掂着四颗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连滚带爬朝坦克滚去,扭脸仰躺在地上观察着坦克的方向,等坦克到了身边,一拉手榴弹弦,就把一捆手榴弹扔进了坦克的履带里,轰隆一声,坦克的履带断了,趴在原地动弹不得。连长做了示范,我们就学着连长的样子去炸坦克,有人扔完手榴弹就把铁棍、步枪甚至是丢在地里的粪叉子插进日军坦克履带里,履带居然就被卡死了。一些胆大的士兵爬到原地不动的坦克上,拔掉顶部的天线,从瞭望口往里面扔手榴弹。日军后面的坦克就朝前面的坦克开炮,一炮就把我们的士兵打到了天上。

日军后来还有飞机助战。为了对付日军飞机,独立团早就在附近山顶上设置了重机枪阵地,因为山顶视线开阔,日军飞机一从地平线上露面,山顶上的重机枪阵地就能看到,马上做好对空射击准备。我亲眼见山顶重机枪手对着天空不歇气地和日军飞机上的机枪对射,飞机被打下去一架,冒着黑烟栽到山里。最后,山顶上的重机枪阵地也被日军飞机炸毁,无一人生还。

当时,独立团依靠山形地势,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军殊死抗争,枪弹横飞,杀声震天,每一个阵地都在反复争夺,鲜血染红了阵地。日军飞机俯冲下来见人少就用机枪扫射,人多就撂炸弹。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轮番轰炸,把我们压得抬不起来头。轰炸过后,日本兵端着刺刀,大声喊叫着,几十人一队,几十人一队地杀奔过来。我们的阵地几易其手,日军刚攻上我们的阵地,经过惨烈的白刃战,我们又将日军压了回去,像钉子一样守在阵地上。我们受过射击、劈刺、修堡垒挖战壕挖交通沟等军事训练,还跟连长学过西北军刀法。刀锋朝下,用刀背强磕刺刀,待刀扬起顺势劈下,这就是西北军总结的破锋八刀的第一式。鬼子最怕我们的大刀,尤其怕砍掉脑袋。我们阵地上存放了许多大刀,专门用来和鬼子打白刃战,有空就磨刀,一边磨,一边用手指头试刀刃的锋利程度。经常是鬼子冲上来,我们来不及给步枪上子弹就挺着刺刀迎上去,我不喜欢用刺刀就抡着大刀上。那天,一个矮个子鬼子和跟屁虫对刺,扑哧一下就把跟屁虫的肚子刺穿了。我轮着大刀冲过去解救跟屁虫,那家伙已经拔出血淋淋的刺刀对准了我,我发现这家伙训练有素每做一个规范的劈刺动作,就会喊一声,喊得我心里发毛。我的大刀和鬼子的三八大盖一撞击,我的手臂就隐隐发麻,大刀都差点震掉。我思模着打不过这家伙,就想办法,我猛地往地上一蹲,那家伙一刺刀就捅到我肩膀上,我抡起大刀朝那家伙下身一扫,那家伙的腿就被我砍断了,我再上去补一刀就结果了那家伙的性命。那天,鬼子进攻特别猛烈,黑压压一大片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我们子弹打光了,阵地再次失守。

那天,我没来得及退出阵地,就跳进一个坑沟里,坑沟里都变成了黄金色,上面铺了一层黄澄澄的子弹壳,我脚踩上去就滑倒了,顺势拉过坑沟边的几具死尸,有独立团的也有日军的盖在自己身上,盖了好几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用刺刀捅着一具具独立团的死尸,看还有没有活着的。我听到旁边传来了呻吟声,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呻吟声没有了。我顾头不顾腚,钻在死尸下面,把屁股留在外面,日军上来就用刺刀捅,在我屁股上各捅一刀,我双手插到泥土里,咬牙挺着一声不吭。我就想,妈的,我给麻黑七当过俘虏,给国军当过俘虏,就是死也不能当日本人的俘虏。日军以为我死了,等独立团补充好弹药反冲上来,就把我抬下去,送到了后方医院。

                                  

这次阻击战我们独立团打出了气势,但和师部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师部跑到哪里去了。协防我们的暂七师一个加强营被日军击溃,把我们紧邻大山的右翼暴露给了日军,幸好得到新四军驰援,我们独立团才没被日军包饺子,退到我们县的深山里休整。日军没有料到,一个杂牌部队居然打得如此顽强壮烈,让日军不但损失了飞机还损失了坦克。

随独立团转移到深山里的还有我们县的县医院,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临时搭建了许多草棚,有独立团伤员也有新四军伤员,有的被炸飞了胳膊,有的被崩断了腿,不少重伤员夜里昏昏睡去,第二天一早已经叫不醒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药品,绷带用完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就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来替代。生活也十分艰苦,每天两顿红薯饭,但是生活再艰苦也没人埋怨,打鬼子是我们的共同心愿,生命随时都可以牺牲,吃点苦算什么。

深山里天气凉,半夜,我被冻醒了看见身边一个伤员身上盖着棉被,便爬过去“趁趁被子”。第二天醒来,我发现同被窝的伤员已经死了。当时,我是肩膀和屁股受伤,由于缺药我的伤口化脓了,不能坐也不能躺更不能站,只能趴在床上。我身边的铺位很快又送来一个脖子被打烂的伤员,穿着一身灰布军服,赤脚穿一双草鞋,有一大截脚杆露在外边,脸上满是血污,大约有二十多岁。我爬到新来的伤员身边打招呼,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新伤员脖子上缠满了绷带,嘴巴还可以用,就说,我是新四军。一听他是新四军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我知道新四军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次帮我们撤出了战斗。我拿起一个军用水壶放在耳边晃晃,里面是空的,就朝草棚外面喊,喜来,喜来。喜来头发凌乱,穿着脏得发黑的灰布军服,腰里束着一条宽宽的老牛皮腰带正在捣鼓收音机。收音机天线全拉出来了还是哧哧啦啦听不清楚,喜来就站起来一手举着收音机转着圈儿寻找信号,扭脸问我,啥事?我说,给我水壶里灌点水。我把水壶朝外举了举。喜来不情愿地放下收音机,掀开稻草帘子接过水壶说,才给你灌过水,又喝完了?喜来虽然嘴里埋怨我,可他还是给我灌水去了。我在草棚里喊他,你再给我要点橡皮管,洗干净!喜来也没问我干啥,就说,知道了。

我们连满编是一百人,现在只剩下三十多人。喜来是机枪手,机枪手在战场上很危险,是鬼子火力攻击的重点,他居然活了下来,还毫发未损。喜来送来水壶和一小节输液用的橡皮管子,我用水壶里的水把橡皮管子再洗洗,然后把橡皮管子插到水壶里,吸一口尝尝,没有异味,就对新四军伤员说,喝点水吧,兄弟。新四军伤员头不能动,嘴巴干得发白,我把橡皮管子塞到新四军伤员嘴里,把水壶举高,水就流到新四军伤员嘴里了。喂完水,我说,我叫司永福,是本县司家围子的。新四军伤员喝了水咂巴咂巴嘴说,我是山那边湖北的,叫我柱子吧。我说,柱子兄弟,我哥叫司天福,在湖北汉口读书。抗战前,国民党到我们家里通缉他,说他是“共匪”。柱子一下来了精神,睁大眼睛问我,你哥真被通缉了?我说,那还有假,把我爹都快吓死了。柱子就给我分析说,能被国民党通缉那可不是一般人物,像我他们就不会通缉。接着,柱子就小声说,既然你哥在我们这边,等伤好后,你就跟我一起走吧。我为难地说,我爹死了,我娘和我老婆逃难去了,等打跑了日本人,我想回家。柱子就说,那好吧,我帮你打听你哥的消息,一有消息,我就想办法往司家围子送信,也许我还会去找你呢。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草棚子抵挡小雨还可以遇见大雨就漏了。我们浑身淋透了,柱子脖子上的伤口又裂开往外流了不少血,蜷缩在湿被窝里瑟瑟发抖。我怕他死了,就让喜来去喊医生。医生把我和柱子转移到帐篷里,帐篷门口点着一盏明亮的汽灯。医生检查了一下柱子的伤,说他失血过多,需要找人献血,不然就没救了。医生验了几个人的血型都不合适,虽然这个时候我感到鼻子堵塞,脑袋发晕,我还是把袖子捋起来说,试试我的血型。医生说,你行吗?你的伤也不轻啊。我说,没事,来吧。一试血型正合适,我就趴在一张行军床上等着献血。一个细眉白脸,嗓音清脆的护士用手摸摸我的脑门,然后用酒精棉球给我的胳膊消毒,扎紧橡皮管子,我的手张开再攥紧,胳膊上的血管蓝幽幽地发出亮光。护士担心地问,你发烧了,行吗?我催促着说,扎,扎,快扎。鲜红的血液顺着针头抽到大针管子里,再换个针头,注入到柱子体内。我就趴在一边喊,再抽,再抽一管。喊完我就想,柱子兄弟啊你可不能死,你死了咋去找我哥呀。

我的伤反反复复治了一年才好,中间伤口愈合又裂开了好几次,主要还是医疗条件太差。那次阻击战我们连长也负伤了,胳膊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穿了个洞,连长的伤比我好得快。一年后,连长穿着缀有上尉领章的灰布军装,腰上别着手枪,对我们说,接上级电报,咱们独立团整编了,整编为挺进第一纵队第二团,我还是连长,你们还是我的兵。

我们开始游击战,还邀请新四军来培训我们打游击战的技巧。当时,我们除了偷袭我们县的鬼子,也偷袭别的地方的鬼子,反正是打到哪算那。当年,日军占领我们那一带后,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前方后方捉襟见肘,顾头不顾腚,就修建了许多炮楼,鬼子就蜷缩在炮楼里,再以这些炮楼为点,以大道小路为线,组成严密的炮楼群。我记得一到庄稼收割的时候,鬼子就出来抢粮,他们像黄鼠狼一样,在收获季节需要储备一年的粮食。而农民在这个时候就要和鬼子比赛,要快收快碾快藏起来。为了帮助农民收粮食,我们就用迫击炮打抢粮食的鬼子。

我们连分到五门迫击炮,一门迫击炮配备一个班的人,一人扛炮管一人扛迫击炮的底盘其余人扛炮弹箱。那年,又到鬼子枪粮食的季节,我们踉踉跄跄下山,找庄稼地多的地方打鬼子。我和喜来在一个炮班,喜来是炮手,喜来在麻黑七那里跟独眼龙学过打炮,据说独眼龙能用迫击炮打水里的鸭子,所以喜来打炮的手艺也不差。我们头戴树枝编的草帽,埋伏在庄稼地外边的树林里。我们发现鬼子很狡猾,农民收割的时候,他们不抢,农民把割下的粮食拉到路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抢了。

我摸到一片槐树荫下,几个农民正在那里休息,喝瓦罐里的水用粗布毛巾擦汗。槐树荫外面,阳光毒辣,像一片片白色火焰在麦田里燃烧,一些农民正在地里弯腰抢收,挥汗如雨。在他们四周是成片割倒的麦子,有人将麦子收拢成捆一堆堆地摆放在地里等着运走。我像农民一样盘腿坐在地上说,假如鬼子来抢粮食……。一个农民立刻吃惊地爬起来抻脖子瞪眼,边往四周看边说,鬼子在哪?我说,假如鬼子来了,你们就跑开,我们好开炮。打跑鬼子,你们赶紧回来把粮食拉走。

我交待完,那几个农民就不休息了,又跑到地里去干活。那天,我们埋伏在树林里,农民都在麦田里抢收庄稼。由于没有发现鬼子,天又热,我就背把大刀拿着水壶去河沟里灌水。刚到河沟边,一个鬼子突然冒了出来,我急忙从背上抽出大刀,谁知这个鬼子突然用中国话说,兄弟,我不是鬼子,我也是中国人。我把大刀举起来对着鬼子的脖子,再仔细一看,这家伙穿的是伪军的黄衣服,我就厉声说,你来这干啥?伪军说,鬼子都在远处树林里藏着,就等农民把粮食拉到路上来抢。我缴了俘虏的枪,押到我们埋伏的地方,让俘虏指给我们鬼子埋伏的方位。喜来对俘虏说,我们不杀你,放你回去,你要不想当汉奸,就说这里埋伏了好多八路。俘虏对天发誓一定照办,我们就放了俘虏。我就问喜来,你咋让他说我们是八路呢。喜来说,鬼子怕八路,不怕我们,懂吗?我说这个我早知道了。

放走俘虏,估摸着俘虏已经到了对面树林子里,我们就把迫击炮支起来,把炮弹箱全部打开。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开始把割下来的粮食往路上拉,鬼子也有了动作,对面树林子里哗啦啦飞起一大群鸟。喜来学着独眼龙的样子用一只眼睛瞄着竖起来的大拇指目测树林的距离,然后对着迫击炮瞄准器调试炮口,调好炮口,就往炮管里放炮弹,我们全都捂着耳朵蹲下,炮弹砰地一声就飞出去了,准确地落到对面树林子里,把一个鬼子从树林里炸得飞了出来,一头栽到了河沟里。我们不歇气地把全部炮弹打完,鬼子果然吓跑了。后来,鬼子被我们打怕了,就提前动手,使用镰刀收割快要成熟的庄稼,拉进炮楼里自己碾打。别看鬼子一个个横行霸道牛皮哄哄,其实在他们国家也是种庄稼的把式,是可恨的日本军国主义把这些日本农民变成了杀人魔鬼。

                                  

日本人野心太大,但兵力有限,从弹丸岛屿来到泱泱大国,就像蛤蟆掉进池塘里,再扑腾也到不了岸边。我们在大山里转来转去,好多次都转迷糊了,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

我们奉命进大城市接受整编,沿途是一片欢腾景象。路上遇见几位乡绅,身穿长衫马褂,头戴滚花瓜皮帽,后面的民众则抬着一头刚刚宰杀的生猪,生猪全身披红挂彩,到部队驻地去劳军。进了城市,鞭炮声经常炸响,一队又一队踩着高跷的民众兴高采烈地经过,大标语到处都是,花花绿绿,格外耀眼,比如“庆祝光复!”、“中国胜利啦!”等等。我还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报童飞快地跑过,把一份套红的《号外》扔进饭馆,转眼间就没了影子,只把“号外,号外”的童音留在了大街上。

当时,我就想我可以回家了,可是我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县的方向,上面突然来命令,我们团番号取消,等着被别的部队接收。晚上睡觉我们都在一溜炕上,头朝外躺着,我半夜出来撒尿,提着裤子溜到兵营门口,想溜出去,两个站岗的宪兵突然用枪对着我说,回去!我赶紧哈哈腰说,长官,我出去撒尿。一个宪兵长官从旁边屋子里钻出来,二话不说,给了我一个耳光骂道,想逃跑呀,滚回去!

有天,吃了早饭,上面传令集合,集合以后来了一群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从上到下全身检查一遍,刷掉一批老弱病残,身体不好的不要,我们连居然全都过关了,还发给我们每人一张飞机票。那天,我们拿着飞机票集合,一个不知道是哪个部队的官,拿着花名册点名,点完名,就换衣服,一色的绿哔叽军装,还有皮鞋,钢盔,美式汤姆枪,比独立团的装备好多了。我们被带到飞机场,往哪儿去都不知道,也不许打听。只见飞机场周围堆满了成箱的弹药,堆得像山一样一垛一垛的。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又要打仗了?我问连长,咱这是去哪呀?连长看看四周说,妈的,我也不知道。第一次坐运输机,我们都很新鲜,飞机往哪飞我们也搞不清楚,从飞机上往下看,飞着飞着就有人说看到大海了。最后,有戴表的人说飞了3个小时,落地,被带着去吃饭,然后登上轮船,继续走,在海上晃荡了好几天,一上岸,东北到了。

辽沈战役开打,我们哪有心思打仗呀,都不知道这仗是为谁打。抗战时我们是为中华民族打仗,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这样惨烈,这样悲壮,这样万众齐心众志成城。可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腐败了,当官的忙着搞接收,打着没收汉奸财产的幌子,抢着捞好处,我们连长就揭发说,你们知道吧?咱们老团长就捞了不少好处,我发现他有一小布袋金条。我们见解放军就没有目标的逃跑,部队全都跑乱了,我们一个个面色惨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说话,我们都不知道解放军会咋样对待我们,在担心着自己未来的命运。后来,我们退到沈阳城里防守,城里乱糟糟的,我们也找不着营部了,但是我们连的人到是心齐,没人跑丢。解放军在城外就用铁皮喇叭向城内喊话:蒋军弟兄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脱啦。希望你们再也不要替蒋介石卖命了,立即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愿意当解放军的,我们欢迎,想回家的,发给路费。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就开始思模着咋样投降解放军。我们躲在碉堡里面分析当时的形势,喜来分析说,这仗要是国民党打胜了,那还是当官的得好处,咱们当兵的啥也没有。要是解放军打胜了,我就可以分到田地,所以我不打解放军。我们连里都是贫苦出身的农民,只有我一个富户,我就说,我哥和我跟我爹不一样,我哥抛弃田产参加八路,我对田产也没有一点兴趣,要不是我们家的田产给我惹祸,我也不会被土匪抓去。所以呀,把土地分给农民,大家一样贫富,土匪抢谁呀?立刻有人反驳我,到时候就没有土匪了。我说,那就更好,我最恨日本人,其次是土匪,妈了个把子。

很快,国民党军队的局势像从山顶滚下来的坠石一样,不可收拾,部队已成惊弓之鸟,不论谁大喊一声解放军来啦,立刻举枪投降。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高官富商纷纷逃亡。后来,我们慢慢了解一些解放军的战场政策,分起义、投诚和被俘三种,我们当然要选择起义了,可是起义就必须和解放军取得联系,这个有些难度。我们就天天盼望解放军打进城来,结果解放军很快就打进来了,只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还在一些区域抵抗。我们躲进路边一个破仓库里,一天突然闯进来一个大官带着几个卫兵还有姨太太,那姨太太穿着花色的棉旗袍,烫着大卷发头,一看到我们居然捂着脑袋尖叫起来。那当官的佩戴少将军衔,我们本能地立正敬礼,少将定下神来,指着我们连长说,带着你的人,跟我一起去飞机场。我们知道少将是要我们保护他逃跑,他一上飞机就不管我们了。我们听说一些逃跑的国民党军将领跑到飞机场,飞行员先是发动几次飞机,说是飞机有故障发动不起来,飞机上的行李可以不拿下来,人都要下去推飞机,等飞机发动了大家再上来,不然大家谁也走不了。于是,飞机上的国民党军将领和家眷们犹豫再三,只能下来。可是,等所有人下了飞机,飞行员突然关上舱门,飞机轰然一声滑向跑道,然后飘飘然地飞走了。那些国民党军将领人不但没有逃走,连贵重的细软也让飞机带走了,在跑道上奔跑着、呼喊着,然后捶胸顿足,放声大骂。

连国民党军将领都上不了飞机,何况我们这些小兵,我们都站着不动,少将的副官提着一个大皮箱子,把大皮箱子往地上一扔,掏出手枪想命令我们走,不料大皮箱子落地,居然开了,散落出一地黄澄澄的金条。我们一看就管不住自己的手了,一扣扳机,蒋委员长装备给我们的美式汤姆枪真叫那个好啊,红头绿屁股子弹敞开了打,打到连发上,哇哇叫着跟小孩哭一样,眨眼功夫,对面的人全倒了。我们一窝蜂上去抢金条,连长就在后面踢我们屁股说,都别抢啦,把这些金条上交给解放军,算我们有立功表现。连长一说,大家都停下了手,我一直都在想着回家的事,回家路途这么遥远没有路费可是不行,于是我偷偷藏了一根金条。

那天,我们打死国军少将后,连长就派我和喜来去联系解放军,全连换个地方继续躲藏。我把少将的白衬衣撕下来一块揣在怀里当白旗用,就和喜来到空旷无人的大街上去寻找解放军,转过一条街突然看到有一队解放军贴着墙飞跑。解放军也发现了我们,黑洞洞的枪口一下对准我和喜来说,不许动,举起手来!我飞快地从怀里拽出白旗举过头顶,我怕解放军看不清楚,就哗哗地摇晃着说,我们是国军,来起义的。解放军收起枪,走近我们,我一看有些失望,只有一个班的解放军。解放军班长问我,你们有多少人?喜来抢着回答说,一个连。解放军班长鼻子哼了一下说,就你们这点人,只能算是投降!我知道解放军是嫌我们人少,懒得搭理我们。可是我们起义心切,就软磨硬糙硬拉着解放军到我们连躲藏的地方去,还离老远我就大喊,连长,解放军来啦!连长一听,慌忙跑出来,后面跟着一个提大皮箱子的士兵,连长太激动把大檐帽都跑掉了,赶紧捡起大檐帽扣到脑袋上,一路小跑到解放军面前,一个立正,敬礼说,报告,我连全体官兵向解放军投降!喜来一听急了,在一边提醒说,连长,是起义,不是投降。连长立刻改口道,报告,我连全体官兵宣布起义。解放军班长想了想说,不能提条件,你们勉强算是火线投诚。

连长想再争取一下,估计是有些害怕,就站在队伍前面给我们喊口令,准备架枪,一二三,放下!连长话音一落,地上“哗啦啦”放了一片枪。连长又喊,后退三步走。我们又后退三步。喜来不愿意了,发牢骚说,我们上交金条,应该算起义,怎么就交枪了?还有人喊,我们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缴我们的枪,没有道理嘛!解放军班长听了纳闷,国民党军怎么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就让喊的那伙计唱,那伙计虽然不是那么准,还真是唱出来了。解放军班长也迷糊了,就说,你们算起义还是投诚,我说了不算,让我们首长给你们定吧。

我们问枪还有金条咋办?解放军班长想了想说,你们自己拿着吧,我们就扛枪跟着一个班的解放军去报到。到了报到地点,上交了枪和金条,还说我们是火线投诚。正巧这时,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过来,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领头的是个红脸汉子,敞怀披着黑皮衣露出里面的黄军服。红脸汉子的身后跟着几个穿黄军装怀抱卡宾枪的战士从俘虏队伍前经过。喜来知道来了解放军大官,上去拦住去路,把我们连的情况说了一番。红脸汉子也没生气,边听边笑咪咪地看着喜来。等喜来说完了,红脸汉子问,说完了?喜来抬头挺胸,一个立正说,报告首长,汇报完毕!红脸汉子这才说,起义都是成建制的起义。喜来赶紧插话说,我们就是成建制的一个连。红脸汉子哈哈大笑起来,我说的成建制是一个师一个军甚至一个兵团。就你们这点人,还不够塞牙缝的。然后大声对我们说,愿意留下的可以参加解放军,想回家的发足路费。红脸汉子说完,指着喜来说,你呢?喜来说,我一个穷人能去哪?当然是参加解放军啦,不过不给我们算起义,心里不舒坦。红脸汉子哈哈大起来,一拳捣在喜来肩膀上说,跟着我吧。喜来立刻高兴地敬礼说,是,谢谢首长!红脸汉子见我一直哆哆嗦嗦,就问,你呢,是留还是走?我一见大官就紧张,嘴里嘟嘟囔囔说,我……想回家,我娘和我媳妇……都不见了,我要回去找……找她们。红脸汉子立刻让人给我发路费,开通行路条,还额外给我开了一张和平解放证明。我不知道这和平解放证明有啥用,开证明的人就给我解释说,有这证明,你回乡就可以享受起义人员待遇。我激动得手乱抖,还是解放军好啊,我盼了多少年,终于可以回家了。那个解放军大官,看着厉害,心眼很不错,于是我偷偷问跟着红脸汉子的人,他是你们啥领导?回答说,他是我们师长。我的妈呀,我是头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么大的官。看着喜来乐呵呵地跟着红脸师长走了,我就想,也许这个师长会知道我哥的消息。我想撵上去打听,脚却不敢动,我还是没有那个胆量。

                                   十一

当时,凡是国民党军人,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我还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只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扣掉了。这时候,解放军已经大批进城,在震天的锣鼓声和欢迎声里,一辆一辆军车在大街上鱼贯而行。我到黑市把金条换成了大洋票和银元,就到沈阳火车站去买回家的火车票。我发现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几乎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都老老实实地排在各个售票窗口买票,人都排到了火车站外的广场上。

当时,火车站广场外面挤满了农家用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我雇了一辆马车,南下山海关,打算进关后,再坐火车也许就没这么多人了。开始马车上是我一个人,后来陆续上来一些人,都是和我一样的国民党军俘虏。出城后,路两旁是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慢慢的我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发现了我们连的人,还有连长,他们都穿着解放军的服装,很神气的样子。我就喊,连长你参加的是谁的队伍?连长大声告诉我,我们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打老蒋,南下解放全中国。有解放军战士就问我,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坐?我身上披着一条军用毛毯,头上戴着没有帽徽的军帽,回答说,我是蒋匪军。这样一说,解放军就知道我是俘虏了,就一言不发地走了。有解放军战士挡了路,马车夫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我一看解放军纪律这么严明,这么听老百姓的话,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想我要是不急着回家找我娘和宝花,我就参加解放军了。

快到山海关时,马车夫把一直抱在怀里的长竿马鞭子举起来,啪啪地甩着,马害怕,耳朵都直愣起来了。我说,伙计,这是山路,慢些跑吧。马车夫不以为然又甩一马鞭子说,没事,得驾——!马车又朝前猛地一蹿,正巧路面是倾斜的,马车轮子一边突然悬空,接着就翻滚到了山坡下面。我被腾空甩了出去,犹如跳水一般,就在我快要落到山坡上的时候,我就势翻了几个滚爬起来了。马车如同轱辘一样翻滚着,马车上的人全甩出去了。可怜的马架着辕和马车一起翻滚到了山下的河里,慢慢漂走了。马车夫满头冒血,还摔断一条胳膊,号啕大哭,妈了个把子,我吃饭的营生没了,我咋活呀。我留些回家的盘缠,把剩余的大洋票和银元都送给了车马夫。我在山海关爬上火车,走了没几站就不走了。我又雇辆驴车继续南下,后来啥也雇不着了,我就步行,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走到了豫南之南水网密布的原野上。原野上的天空飘游着大团的白云,云缝隙里露出来的天格外地蓝,进入我们乡地界后,我又看到了我阔别多年的家乡土地。我太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了,我抄近路走在几乎被野草遮没了的田埂上,我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好像四周有无数的眼睛在窥视着我。当时已是春天,我满身泥土,还穿着棉衣,棉衣破了,露出了里面的棉絮。我记得,那是一个多雾的早晨,浓浓的白雾像纱帐一样将我们村四周的丘陵包裹着。远处河上起了层白雾,像轻烟一样飘忽。河岸边是大片大片的油菜田,清晨的油菜花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不断地钻入我的鼻子里。油菜花上还带着露珠,早起的蜜蜂,有几只已经在上面落足了。这幅安静的清晨画面使我产生了幸福的感觉。

我看到我们司家围子村还是老样子,只是吊桥没了,变成了一座木桥。我一眼就看到了我们家的大宅院子,就急匆匆地往前走,离村口不远,几个小孩在油菜地里割草,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都站在地里打量我。

我推开我家大宅院门,里面空空荡荡的许多地方都塌了还长满了杂草。一个妇女从我家门口经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当时就坐在我家门口的石礅上,对那个妇女说,我是永福。那个妇女一听,哇哇叫着跑了,边跑边喊,闹鬼啦,大白天闹鬼啦!

从各个房屋里跑出来许多人,都围着我看,有我本家亲戚认出我来了,眼睛睁得像牛卵子一样大地问我,你是人还是鬼?都说你已经死在外面了。我强忍着怒气问,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嘛,还站起来做了几个活人的动作给大家看。我又问,我娘还有宝花回来了吗?众人都摇头说没回来。我心想完了,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娘和宝花还没回来,也许真是死了。但是,我不甘心,两个大活人咋能说没就没了呢,我打算继续等我娘和宝花回来。

那段时间,我们村已经进行完了土地改革,划了成分,我们家的所有田产抗战胜利后,都归到了我伯伯和叔叔的名下了。我爹死了,没有成分,我的伯伯和叔叔们都被划成了地主,我一无所有,划成了贫农。虽然有人质疑,但也有人站出来替我说话,说我被土匪抓去,没有一丁点财产,比贫农还穷,谁个能比?好像划成贫农是应该的。这样一说,我好像还要感谢黑麻子,要是没有他我就是地主了。

回村我就住在我家大宅院里,我家大宅院由于死人太多,是个凶宅,没人敢要,就闲置了。我在我家大宅院的门楼里住了没两年就死了。死前,我坚信我娘和宝花会回来,她们即使不回来也总该有个信吧。还有我哥也该回来吧,我哥回不来,那个叫柱子的新四军战士也有可能来找我。假如他们都不来,喜来要是能活下来,肯定会回来。我为了准备招待这些人的吃食,就去河里捕鱼,把鱼晒成鱼干,可以保存好多年,我就是在捕鱼的时候不小心淹死了。

故事说到这里,我彻底累了,我说我要回去睡觉了。萤火虫们留恋“海会寺”景区的美好环境,不愿意跟我回去,我就自己回去了。我趁着夜色返回我的墓地,发现我的坟墓变了,变得又高又大,不但添了新土,坟墓顶上还放了花圈。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墓前居然还竖了一块石头墓碑。我飞过去一看,傻眼了,墓碑上写着:抗战老兵司永福之墓。我过去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对国家没有用的人,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跑来给我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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